以中为心，守中治边，强调中心的守和边疆而治是中国古代王朝世代积累的陆权时代的边疆观，这与以边为心、以边固中，强调他者服从与自我统治的西方殖民国家的海权时代的边疆观形成巨大的差异。这一差异主要源于中国人在漫长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历史中总结的“大一统”天下观。因此从“大一统”的天下观入手，挖掘其对边疆治理的影响，就成为今天我们解决诸多边疆问题不得不思考的首要问题。本文拟在此方面做一探索，不足之处，在所难免，以求教于方家。
一、“大一统”天下观释义、起源发展及原因分析
（一）“大一统”释义
“大一统”天下观是中国人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总结出来的国家观念。有学者认为“大一统”由“大”与“一统”两个词汇组成。其中“‘大一统’之大，有两种含义：一是表彰、赞许；二是扩大、张大。”[1]大一统的统字，其意如下：“统者，始也，总系之辞。”[2]“依前者，‘大一统’当为‘表彰一统’、‘倡导一统’之意；依后者，则‘大一统’应为更大范围、更高层次、更加完美的一统。”[3]即“总持其本，以统万物”[4]，“一统”为“大”。“后来也有人将‘大一统’的‘大’理解为形容词，认为‘大一统’就是‘大的统一’、‘高度的统一’，即描绘、形容统一的程度或规模。”[5]但无论操汉语的人对“大一统”的理解有多么细微的区别，从宏观角度来说，大一统就是对国家一统的推崇。从大一统的内容上来说，台湾学者李新霖认为：“所谓一统者，以天下为家，世界大同为目标；以仁行仁之王道思想，即一统之表现。”[6]大陆学者何星亮认为传统中国大一统观念包括：“ ‘大一统’的地理观——天下观；‘大一统’的政治观——政治一统；‘大一统’的思想观——思想一统和‘大一统’的民族观——华夷一统。”[7]由此可见“大一统”天下观不仅包含一统思想，而且也包含一统的地理范围和如何达成一统目标而采取的行动。这样的观念直接影响了中国人对国家的理解和建立国家的过程和后果。
（二）起源、发展及定位
从中国汉文史籍记载来看，最早的有关“大一统”的记载不是在中国的统一时代，而是在走向统一之前的春秋战国时代。这从诸子百家的言行当中可以看出。如孔子在《论语》为政篇中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康有为解释道：“孔子之道有三统、三世，此盖藉三统以明三世，因推三世而及百世也。”[8]因此孔子总结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9]道则主要表现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的秩序和规范；孟子答梁惠王“天下恶乎定”以“定于一”[10]的目标就是建立“君仁臣义， 君民同乐， 风尚淳朴，百姓亲睦”[11] 的仁和国家；荀子的思想也体现出一统的内容，他说：“故天地生君子， 君子理天地。君子者，天地之参也， 万物之也， 民之父母也。”因此“一天下，财万物，长养人民，兼利天下，通达之属，莫不从服”；[12]法家认为“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13]阴阳五行则认为“天者，百神之大君也。”“天者，万物之主也。”“唯天子受命于天”；[14]墨子则主张：“天子为政于三公、诸候、士、庶人”；[15]“管仲相恒公，霸诸候”的目标也是为了“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16]韩非子则认为“ 一栖两雄”“一家两贵”“夫妻共政”则是实现大一统的障碍。以上话语充分反映了战乱时代士大夫阶层对大一统国家的期盼。但由于战乱丛生，民不聊生，他们的主张难以实现。当然也正是因为春秋战国时期的战乱使上至天子下至庶民意识到大一统的和平国家才是民众幸福生活的保障。另外此一时期诸子百家的大一统学说也为秦汉时代的大一统帝国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和行动基础。
秦汉的统一，使大一统从理想变成了现实。而秦汉统一王朝从地理到文化上的一统实践，则进一步巩固和完善了“大一统”思想。如成书于此一时期的各经中，“《春秋》最显，《春秋》之中，《公羊》最显，《公羊》之中，‘大一统’”[17]。此时的“大一统”天下观与春秋战国时期相比，更加完善和具体。如《公羊》的开篇即用始解释统，用五始解释大一统。始有“五始”，即指“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也”，其中“元者气之始，春者四时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公即位者一国之始”[18]，前两句讲天道，后两句讲人事，最后一句则是居于天与人之间的王者的使命就是完成大一统。正是因为《春秋》中《公羊》篇对大一统天下观的贡献，因此成为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朝统治阶层的“大一统”思想的根本。为此董仲舒在其“天人三策”中称：“《春秋》大一统者， 天地之常经， 古今之通谊也。”[19]《汉书·王吉传》也称：“《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20]在“大一统”天下观的指导下，秦汉帝国开始了大一统王朝的治理实践。如在治国理念方面，“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制度上，“车同轨，书同文”。具体表现在统一度量衡，统一货币，建立郡县制等等；在国家体制上，实行中央集权制。在对待边疆不同族群方面，以屯田、和亲、质子、结盟等各种和平方式进行统治；在对外关系方面，通过丝绸之路与西方国家建立经贸、文化交流合作关系。中国大一统国家由此奠定雏型。
然而，纵贯中国古代历史，通过春秋战国时期的战乱和秦汉时期统一，中国人从理论到实践上意识到“大一统”的观念和实践对中国民众生存与发展的利大于弊，因此大一统天下观逐渐深入人心。虽然从以后中国历史发展的脉络来看，“大一统”天下观并没有保证中国一直处于“大一统”的国家状态，中国古代国家的实践也呈现出“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发展态势。用谷苞先生的话说：“自秦汉以来，中国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这两千年当中，统一的时间约占三分之二，分裂的时间约占三分之一。”[21]因此，尽管“大一统”天下观经过春秋战国的战乱和秦汉朝的统一实践得到中国人的认同和推崇，但“大一统”国家内部不同生态区域的社会文化因素需要进一步融合的事实表明，“大一统”天下观通过分分合合及统一逐渐代替分裂的历史成为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立国思想根源。
（三）“大一统”天下观根植中国的原因探析
纵观人类各国历史，没有哪个国家的人民希望在分裂和战乱中生存。但至今为止地球上仍有许多国家仍处于分裂与战乱中。大一统并不是每个国家都能做到的事情。中国人自古以来期许“大一统”国家与中国人所处东亚特殊的生态环境和地理位置有关。中国人最早兴起的地方是几大生态区域的交汇地带。因此中国之名就来源于“中”。从已知的考古和历史资源来看，中国最早的人类北京山顶洞人、陕西蓝田人、云南元谋人、辽宁红山人、内蒙古河套人都生活在长城沿线和藏彝走廊沿线，以后兴起的仰韶、龙山、马家窑、三星堆、金沙、鄯善洋海、苏贝希、楼兰、定日[23]等地的文明也均分布在长城、藏彝走廊和丝绸之路沿线。由于长城、藏彝走廊和丝绸之路地带的生态环境易于古代中国人汲取两种或以上生态环境中的自然资源来维持生计，且多种生态环境的连接地带易于交流与合作，而这些地带又恰好处于中国海拔、纬度、气候的第二台阶上，即温度、湿度宜于人类生存，山不太高，又有充足的水源。因此居于这些过渡地带的中国人自然就以中自居，并在技术和能力提升的情况下向四面发展。最终使中国成为由四大生态文化区域构成的国家。这四大生态文化区域分别是：灌溉农业区域，包括珠江、长江、淮河、黄河、辽河、松花江、黑龙江等平原区域；高纬度低海拔游牧区域，包括蒙古高原及阿尔泰山以西、天山以北地区；低纬度高海拔畜牧区域，主要指青藏高原；绿洲农牧兼营区域，包括宁夏、甘肃、新疆戈壁沙漠地区。[24]可以说中国人从源头上来说为同种，但随着起源地带人口越来越多且这些地带作为多种生态交汇地带的地质条件易引发诸如地震等自然灾害，因此中国人就逐渐向东南西北迁徙，形成历史上东夷、北狄、西戎、南蛮的居住格局。这种分类，只是因迁徙到不同生态区域的中国人适应自然环境而创造出的从生计到信仰的文化特征而为。但处于不同生态区域的中国人却并不能真正互相分开，一是因为有共同的起源地，二是因为他们自古以来通过起源地带建立的从生计到信仰的互补生活使他们无法分开；三是因为他们在经历分裂与统一的反复实践后，从皇帝到平民都意识到“大一统”天下观对中国人的生存的重要性。鉴于以上中国人的生活实践，最终中国人选择“大一统”的国家形态，并通过不断完善“大一统”的国家体制来维护。这便是中国人“大一统”天下观能够深入人心的客观原因。
即历经战乱的切肤之痛又享受统一国家福祉的中国人，对“大一统”天下观有着深切的认识，因此“大一统”天下观则成为中国人看国家和世界的根本价值观。自然而然，从帝王到平民代代相传的意识中，对处于国家领土边缘的边疆，就是“大一统”国家重要组成部分，因为这些地区处于国之国的交界地带，比中心区域更易于产生分裂与战乱。因此中国人自古以来便以“大一统”天下观为前提，出台治理边疆的种种方略决策和具体措施。具体来说，“大一统”天下观对中国边疆治理的重大影响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边疆观的影响
由于“大一统”天下观经过中国悠久历史的洗礼后深入人心，因此它对边疆观的影响表现如下：
一是边疆统一观。这在许多王朝末期面临边疆危机时体现最甚。我们以马大正先生总结的清末以来面临边疆危机时从政府到学者对边疆的观点来说明。他说：“清中叶以来迄今，中国边疆研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曾出过三次研究高潮。19世纪中叶至19世纪末，西北边疆史地学的兴起是中国边疆研究第一次高潮的标志。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边政学的提出与展开，是第二次边疆研究高潮的突出成就。20世纪80年代中国边疆研究第三次研究高潮出现的标志是研究中实现了两个突破：一是突破了以往仅仅研究近代边界的狭窄范围，开始形成了以中国古代疆域史、中国近代边界沿革史和中国边疆研究史三大研究系列为重点的研究格局，促成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大发展。二是突破了史地研究的范围，将中国边疆的历史与现状相结合，形成了成果众多，选题深化，贴近现实的特点。”[25]首先为什么在边疆出现危机时才涌现出研究边疆的热潮，这绝不是因为希望边疆分裂和动乱，而是希望通过著书立说唤起人们保卫“大一统”国家的意识；其次从著作本身关注的疆域史、边界沿革史等内容来看，为中国边疆统一找到历史源头和证据。其他历史时期的边疆著作也如此，这里不再一一列举。至今边疆统一仍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的边疆观念，这一观念也浸透在学者的著作中，如吴楚克教授指出：“中国历来需要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以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国家才能和平发展。”[26]因此国家的统一最重要的表现就是边疆统一。边疆统一也是“大一统”国家的真正一统。
二是国家认同观。近些年来出现了比较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的研究热潮。其原因在于中国边疆多为少数民族居住的事实使一些研究者认为边疆出现不和谐事件与民族认同有关。但有些学者认为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之间无法比较，因为他们分属不同实体和概念，还有一些学者更认为无论民族认同或国家认同的研究都是假命题，因为一个人不认同自己的老祖先便是无根之人，一个人不认同自己的国家也是无国之人。但这样的研究却没有因此停止。其原因就是在边疆不断出现危机时，绝大多数中国人，无论他或她属于哪个民族，都会强调国家认同高于民族认同。如周平教授认为：“在边疆地区，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联系是不可分割的。两种认同的关系问题，尤其是国家认同在两种认同关系中的地位问题，是典型的边疆问题。因此，在边疆治理的过程中，必须处理好两种认同的关系，尤其是要维护和巩固国家认同的优先地位。这就是边疆治理中的认同整合。认同整合的关键，是强化边疆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建立有利于多民族国家稳定和统一的认同关系结构。”[27]即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高度重合，有利于边疆统一在“大一统”的国家中。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冲突是全球多民族国家面临的主要国家安全危机”[29]也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在边疆危机面前强调国家认同其实是“大一统”天下观对中国边疆观影响的现代表达。
三是以和为主的治边思想。靠什么来达成“大一统”国家的边疆统一呢？与西方发达国家利用坚利炮船打开殖民地国家大门不同的是，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不善于用武力解决国家争端的国家。尽管我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成书的《孙子兵法》的36计中的上上策就是“不战而屈人之兵”，但和为贵、和而不同、天下大同是我们选择和维护“大一统”国家的传统方略。汉唐史籍中就有许多显示汉唐王朝以和为贵的个案。如唐太宗所说的“四海如一家”“胡、越一家”“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若施之德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30]等就充分体现了此点。另外，边疆少数民族愿意来入贡，中央王朝则以赐物以回报；如果不服，朝廷也不追究。在今天看来，这不失为一种明智之举。因为边界过于明确就易生冲突，这是物极必反的辩证道理。虽然有些边疆少数民族没有内服，但他们仍在边疆居住，成为中国与其他国家的缓冲地带，有些冲突或矛盾就通过缓冲而得以缓解和最终逐渐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制定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实际上就是中国传统边疆方略的延续和发展。在和平不能实现的时候，中国从不主动发动战争。在西方史籍中，将建立蒙古帝国的成吉思汗描写成战争发动者。但无论从蒙古史籍、汉文史籍中都可以看出，成吉思汗第一次西征的主要原因则是花剌子模边将杀害了他派往中亚进行商贸交流的500名和平商人而致。蒙古帝国作为中国古代王朝之一是中国内部融合、边疆拓展的集大成者，其求和不成才诉诸武力的边疆治理方略则是中国“大一统”天下观的最好体现。
（二）对边疆治理方略的影响
以“大一统”天下观为指导的边疆统一观则在中国历代王朝边疆治理过程中发挥着指导作用。具体来说“大一统”天下观对边疆治理决策或措施的影响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守中治边。这是方铁教授总结的中国古代边疆治理方略。“中”即内地，指以中原为中心的农业区域。自从秦汉时期实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沿国方略以后，内地在长达几千年的封建统治时期，一直遵循“以儒治国”的传统，中国内地民众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社会中各司其职、各得其所地生活，统治者也按照儒家思想所倡导的“仁、义、礼、智、信”来管理社会，这就是守中表现所在。对于边疆地区，则采取了多种手段治理。我们从中原王朝实行过的边疆治理办法的顺序来说，先后经历了以夷治夷、羁縻之道、土司制度、改土归流等方式。方铁教授则将中原王朝治边的具体方法总结为和亲、誓盟、教化、互市等四种形式[32]。可以说，随着中原王朝统治力量的壮大和发展，他们治理边疆的手段逐渐由间接统治向直接统治过渡。中国内部的分裂时间也越来越短，和平统一时期则越来越长。因此中国之所以能够发展成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是中心与边疆不断融合的结果。
因俗而治。早在先秦时代，中国人就以平等之道对待周边族群。如《礼记·王制》日：“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提倡因地制宜地统治周边“四夷”地区。羁縻之道、以夷治国其实就是中原王朝从周边少数民族地区学习到的因俗而治措施。如崔明德教授认为：“中国历史上较早提出‘羁縻之道’概念的并非汉族政治家，而是少数民族政治家。”[34]他举的案例就是前秦国主苻坚。苻坚曾对其臣吕光说：西戎荒俗，非礼义之邦。羁縻之道，服而赦之，示以中国之威，导以王化之法，勿极武穷兵，过深残掠。”[35]实际上边疆少数民族在长期守边的过程中积累的治边之道更具有可行性。如乌孜别克族通过以商通边而使边疆民众安居乐业，维吾尔族在历史上实行的伯克制度，保证了绿洲农业社会的秩序和规范等等。因此因俗而治不仅使边疆地区保持丰富多彩的生活样式，而且使边疆少数民族有尊严地在保护传承自己传统文化的前提下为国戍边。
多元一体。纵观中国古代历史，对边疆的治理走过先民开垦边疆并自我治理、中央王朝与边疆族群共同治理及最终边疆逐步纳入国家管理体系的三步曲。如早期西北戎、羌就是自我治理的代表，他们曾在中国西北建立过自己的政权并管理一方区域。以后随着中央王朝的强大，“对边疆地区采用了既互相矛盾又相辅相成的两种治理模式，即‘因俗而治’与边疆内地一体化。”[36]但近代以来，“由于国际和国内形势的剧烈变动，清朝政府不得不改变传统的治边观念，在政治制度上采取将边疆与内地一体化的政策，试图加强对边疆地区的控驭能力。”[37]最终形成费孝通先生所说的“多元一体”格局。其中多元是指各民族在不同生态区域创造的文化多元，一体是指我们共同生活在国名为中国的国土上，政治、制度、国体上属于一体。
回顾历史就是从历史中吸取经验和教训。尤其当今天我们面对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家边疆发展演变为由陆疆、海疆和空疆组成的“硬边疆”和国家利益内缩或延伸出硬边疆的“软边疆”组成的复合性边疆的时候。本文通过中国自古以来的“大一统”天下观及对边疆治理影响的梳理，也许以下几点对我们今天边疆治理具有一些参考意义。
“大一统”天下观仍然是我们边疆治理的指导思想。“大一统”天下观是中国人自古至今在统一和战乱的实践中不断摸索中的真理。对中国来说，“大一统”天下观是国家观。中国近代以来遭受西方国家入侵及殖民统治的历史表明，穷国、弱国注定被动挨打，只有全国各族人民凝聚起来，建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努力发展经济社会文化各项事业，才能立足于地球。对全球人类来说，“大一统”天下观就是全球观。因为在全球化的今天，地球上所有国家的经济、社会、文化、政治、外交等活动不得不互相联系，且因地球人口的不断增长和资源的不断减少，每个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因此“大一统”天下观也是世界上所有国家建国立国和和平相处的根本宗旨。
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并法治化。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不仅是因俗而治的延续，更是因俗而治法治化的表现。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保证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属于国家的前提下，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项事业的建设方面具有自治权。这就给予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各个民族极大的自治权力和权利。今后则需要在法治化前提下将民族区域自治法进一步细化、使之操作性、可行性、针对性更强，更加有利于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各族人民实现“权力共享、责任同担”，即“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权要切实保障；对少数民族人口过半县要酌情帮扶；民族自治地方的政治权力结构要适当调整；民族贸易政策的享受要一视同仁；民族自治地方的主体地位要更加突出。”只有这样，中国各族人民才能团结一致，共同为中国的发展贡献力量。
文化多元和政治一体。“文化是人类不同群体在维持和创造幸福生活过程中积累起来的经验、智慧的象征符号以及所代表的价值、理想和信念。”因此它是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发展的产物。文化多样是生态多样的表现，也是生态决定的结果。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事情。我们不能在适合放牧的草原上种田，也不能在适合农耕的地方放牧，更不能在海里放牛养羊。但我们却能够通过交流和合作共享文化的成果。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种田人有肉吃、有奶喝，放牧人有米面、有蔬菜。因此文化多样性是人类文明丰富的表现，也是人类能够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也是人类能够生活下去的理由。因此多元的文化让人类的生活能够丰富多彩。但是不是这些外表呈多元化的文化会成为国家的离心力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尽管文化形式多种多样，但文化中蕴育的价值、信念和理想因人类需要在地球上共同生存发展而具有同质性，这就是对真善美的追求和对假恶丑的摒弃。而人类真善美和假恶丑的标准则基本一致或相似区域基本一致。而这种文化价值上的一致性反映在建立国家的指导思想上就是就是“大一统”天下观指导下的政治一体。表现形式多样的文化是国家兴盛的表现，政治一体的作用在于保护、传承和发展多元文化，而不是促进文化趋同化。趋同的文化是人类文明退化的表现。因此政治一体与文化多元是国家繁荣发展安定和平的必要条件。
以上就是“大一统”天下观对我们今天边疆治理的启示。大一统天下观在中国从中心到边疆的实践过程证明：这一观念因边疆作为国家从地理到文化的边缘地带自然存在弱化的现实，这是国家发展过程中不得不面对的事实，解决的方式只有在国家机器的保护下尊重理解和认同多元文化并保护由此而来的族群、职业、性别、年龄多元身份，这是日益现代化且逐步后现代的中国继承大一统又适应全球化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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