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了，我不会讲过年话，想来想去，只好选了这个话题——“商界不宜仿官场”，希望不会扫了各位的兴。转型怎么过坎，涉及到很多方面，其中一方面是我们的观念与思维，还有心态与文化氛围。
这个题目来自一些直接观察。因为工作关系，我们和官场有一些交道，和商界也有一些交道。教出来的学生，一部分到了政府部门，一部分到了企业，当然还有部分在学界。
我的观察不算严谨，只是一个印象，就是我们的商界，似乎比较喜欢仿官场。
昨天晚上听说这里有个“主席团会议”，我就冒出一个问号：干嘛叫“主席团”？一个主席还不够，还来了一个团？当然正和岛还不错，各地叫岛邻机构，不那么官化，但“主席团”，是不是就有点过过官场瘾的意思？
还有动不动就叫“峰会”，还不是从官场移过来的？当然不过一个名，也不是什么太大的事。我只不过觉得这些小事情跟这次年会讨论的怎么渡过转型的坎儿，多少有一些关系。所以利用这个机会，简单讲几点我的思考。
一、官、商究竟有什么不同？
首先文明国家无一例外，有官又有商，一个不能少。但是官商之间的关系，在不同国家差别很大。这样我们先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有官商两界？或者问，官和商究竟有什么不同？这个问题追下去，还蛮深的。今年去世的诺贝尔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他最后关注的是国家理论，就是经济学到底怎么看制度演化里国家、政府、官场的作用。
简略讲，国家、政府或者我们习惯讲的官，其实就是一个掌握强制权——或者更严格讲叫合法强制权——的组织。这么一个唯有国家才掌握的权力，实质就是有权给其他社会成员、机构、组织，不管他们乐意不乐意，强制性地增加成本。通过这么一招，来维持国家主权、社会安宁和市场秩序。
大家想，收税、发命令、管制某些行为、禁止某些行为、还有对违禁、违令、违法之辈，给予处罚、限制人身自由，甚至剥夺生命，概括起来，都可以叫“强加成本”。国家的权威、“官”之威风，就来自唯一得到此种授权。
经验说，一个文明要没有这一套，授权给“官”唯一行使合法强制力，恐怕就要乱套。
那么什么是商界，什么是企业？商界、企业立足于市场的自愿。文明世界再大的公司，再大的老板，手里也不会有强制力，无权强加成本给他人。
商界、企业之权，是财产权之权，是权利（rights）之权，不是权力（power）之权。
商界和企业靠什么发展？靠基于自愿的契约，靠给顾客、客户创造、增加价值，提供好产品好服务，吸引别人掏钱来买，由此赚取收入、获得利润、积累资本和财富，也产生影响力。
所以官、商非常不同。最根本的差别，就是合法强制力的配置，现代文明就是不会把这唯一的合法强制力配置给商界和企业，一定把放在国家。
当然，合法强制力拿在官府之手，怎么监督，怎么关进笼子，涉及一套现代现代法治、民主发展的大学问。不过，官商之间的这条界限总是要清清楚楚的。
所以，商界不宜仿官场。首先就是仿不了，不管怎么看上去像，讲到底还是个仿制的赝品。讲到底，合法强制力不会、不应该、也不能配置给商界。其次，商仿官仿成了习惯，会伤害商界、企业、企业家发挥自己真正的长处。
大家看官场特征是什么？第一条就是要严格讲政令统一，讲令行禁止，讲上上下下保持一致。
还有，行政权力系统要把权力边界划分清楚，行政范围很确定，要“画地为牢”，讲地盘，谁也不能越雷池一步。厦门市政府就关厦门的行政，邻市、邻县的事，管不了也不能随便去管的。
训练有素的官员，根本不会随口去讲行政范围之外的问题，哪怕有极其高明的想法，也只好放在心里。
再有一条，官场讲命令、讲服从、讲纪律、讲规矩。要把不能出错放在前面，否则国家机器的运转，就会出问题。所以官场文化，一般不大容忍官员个性。
官员出场，连着装都要求一样。为什么？那是“制服”呐。反正要承担行使唯一合法强制力之重任，非有这么一套不可。喜欢不喜欢，没有这一套，不成。
商界企业仿官场那一套，就没必要了。至于心向往之，仿仿官场来过瘾，我看还有害处，主要就是可能歪曲企业功能，窒息企业家精神。
刚才讲了企业不靠强制力，无权给别人强加成本。企业要靠在市场创造价值安身立命。是不是创造了价值，要别人说、别人认，要顾客说、客户认，不能自说自话。
企业没强制力这把“刀”，就无权说我做这门生意，别人一律不准碰，独家生意、强买强卖，不好也只能说好。
企业家领导企业，工作地基截然不同于官场，所以非有旺盛的企业家精神，否则难以在竞争中立足。按熊彼特的说法，谁承担创新职能，谁就是企业家。这里创新有个前提，就是市场竞争是企业物种生存、发展的基本环境。
讲来讲去，还是企业家手中没有强制力，产品要不好，人家不买帐，那叫一点办法也没有。或者你的产品还不错，但冒出来更好的，“既生瑜，又生亮”，那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唯不断改善产品、改善服务，控制成本，开发新品，不断取悦消费者、顾客、客户。
所以创新重要。何谓创新？那就是向一切可能的方向探索，以满足市场需求和潜在需求。厦门的企业家可不仅仅为厦门消费者服务，不限于考虑赚厦门市场的钱。任何企业、企业家都可以打全天下的主意。这跟行政思维鲜明不同。从这一点看，官商极其不同。
我们在座各位都读过不少优秀企业家的故事。最近一条新闻，是带动全球电动车潮流的特斯拉老总马斯克，所领导的另一间太空探索公司，于12月22日上午9点将自主研制的火箭“猎鹰9号”发射升空，向着“可回收太空火箭”又迈进了一步。
马斯克的故事大家都知道，31岁那年带着从网路公司赚得的1.8亿美元创业，公司定位居然是“从人类角度来看，本世纪需要解决最大的问题”，包括“可持续能源“和“太空开发”，探索“实现星际之间永久移民”的商业化途径。
有可能问，他算老几啊，又不是联合国秘书长，怎么去想人类问题？不过这正是企业家精神，跟官员思维大不一样，无远弗届、百无禁忌。做企业就不要那么受制于行政的条条框框，不是联合国秘书长也可以考虑人类某种需要的商业化满足。
中国也有这号企业家。马云起家的那句话，“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也可以笑话他是谁啊？当年谁也不知道他是谁，又不是商务部部长，凭什么敢想天下生意？
生意首先就是“生出一个主意”，有那么一个想法。这是商业行为的基础。没有好的商业主意，或只有同类主意，不能花样百出、出奇制胜，就影响商界活力，影响企业竞争能力、甚至威胁生存。
商界仿官的最大代价，是企业家思维受官场文化侵蚀，对等级的关注压倒对市场、消费者的关注。想不到的、谁也想不到，甚至根本就忘了还可以想一想。
想到的、看明白了的，那就层层刮风，层层跟风成风，所有“峰会”一个调，同样的口号一起喊，满大街刷一样的标语，不搞成过剩产能那叫不算罢休。
大家看看我们的市场，高位下行、转型困境、去库存压力山大、产能严重过剩，当然这些成因复杂，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不过追根溯源，从商界思维的角度看，是不是跟我们商家喜仿官场，因此多多少少把本不适合商界的思维方式、信息传递模式等等过多移植进来有点关系？否则，各位怎么解释一头是严重的库存、产能过剩，同时另一头发生如此夸张的中国消费者的“暴买”？
所以我想提一个问题，用国家强制力搞生意，恐怕不是一条可持久的路径。国家、政府、官场直接搞经济，直接配置资源，虽然对很多后起之秀难以避免，甚至一时可以风光无限，但假以时日，会不会越来越得不偿失？
中国近代搞官办企业、官督商办，后来国家工业化又搞清一色国有企业，有得也有失，不过终究发现，还是不能由此奠定中国经济的持续国际地位。
国企改革要“政企分开”，同时鼓励民企发展，讲到底就是国家的合法强制力不能再用错了地方。在这样的经验背景里，让我们的思考再进一步，争取官场与商界之间不同的组织特征、思维模式、信息传递方式鲜明有别，振奋企业家精神，过好转型这道坎。
正和岛年会对话环节
贾国龙（北京西贝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这两年我们的发展还是挺顺利的，今年开了52家店，明年计划再开70家。其实这个行业竞争挺激烈的，但我们一直保持一个比较快的增长速度。我们的梦想是要做一个像麦当劳和星巴克一样的国际品牌。
我们的愿景是全球每一个城市、每一条街都开有西贝，并且成为顾客最爱用餐地。中国这么大的市场机会一定有，我计划先在中国做成1000多家店，然后我就能往国外走了，现在特别听听周教授的建议。
周其仁：我是你西贝莜面的常客，我提不了什么建议，你的本事比我大多了。
坎不管多大，不要一起过，各过各的坎，因为每个产业是不一样的。前一段时间都说互联网，马云把全中国的实体店冲的一塌糊涂，但就是这个冲，冲出了好多机会。为什么？实体店的租金下去了，下到一定程度，就非常合算了。
这两年，大家在做互联网的时候，很多实体店做的很好，比如“名创优品”这两年开了1100家实体店，年销售额做到50亿。我带学生专门访问过“名创优品”西单店，挤都挤不进去。
任何时候不要被一股风刮倒，一定要从实体出发各过各的坎。
我们喜欢听大报告喜欢喊口号，我还是强调那句话“政治上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搞市场是不对头的”，像熊彼特当年说的，向一切可能的方向探索，千万不要共振，千万不要没那个病也吃那个药，你是什么病就吃什么药。
还有一点，中国企业在（经济）下行的时候，手起刀落的永远差，至少跟美国企业比差，不敢砍，一个东西抓在手里不敢扔也不敢切掉，所以整个国家结构转型老这么费劲，政府有政府的问题，企业有企业的问题。事情投错了就切掉，精力不被拖在一个没有希望的生意里头，可能走出来更好一点。
肖知兴（领教工坊联合创始人）：月有阴晴圆缺，经济有冷暖、上下，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大家一定要有平常心，中国既然走市场经济的道路，周期就是不可免的。
我想特别提醒大家的是，中国各行各业的竞争水平其实是相当低的，很多做企业的人不是自己选择成为企业家，而是因为一些很偶然的原因，比如当初找不到进入体制的门路，这跟成熟市场经济条件下，放弃体制内工作，放弃约定俗成的职业生涯，选择去做创业的人是完全不同的。
很多同质化，很多非常低的竞争行业的水平，都跟这个是分不开的。不过，只要你沉下心来，回到价值创造的基本点，坚守公司核心价值创造的逻辑，就不会有什么坎，各行各业只要深挖一层、两层、三层，都是一片蓝海，一望无际的蓝海。
我还要提醒大家的是，不要自画牢笼，自己给自己下限制。好像我是泉州的，我就只做泉州，我是福建的，我就只做福建，我是中国的我就只做中国吗？资本没有国界。
我做企业，就以企业利益为大，企业就是我的天就是我的命，中国成本那么高，我为什么不去缅甸？中国官场那么难对付，我为什么不去英国？资本没有国界，大陆之外还有一个海外中国，政治中国之外还有一个文化中国，这才是真正的大中国，世界中国。大家脑子要开放一些，观念要新一些，努力去跟世界接轨。
地球2/3的面积都是蓝海，大家没有什么坎，只要回到企业的价值创造的本质，一定会做得越来越好。
李宁（李宁有限公司董事长）：对我来讲，最大的问题是同质化的问题，这个同质化就是商业模型在过去十几年，产品、商业模型都很同质化，使得空间做的越来越小。我们知道，这些问题导致我们在要转型的时候，面临很大的难度。
老要转型，怎么转？要转型就要找到新的商业模式，然后技术、门面、市场空间要重新转，那需要时间培养。在你还没有培养出来的时候，可能企业就已经死了，有时候会想我要转型吗？还是找一个我认为还有发展空间的去提升，或者说去改善？如果这个模式不行再怎么改善也只能越来越差，挺纠结的。
周其仁：我更纠结。李宁刚才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词“同质”，为什么困境这么大？就是同质，你要反思同质是从哪儿来的？同质，首先来自于想法太一致，听不懂做不了，一听懂一起上一起做，这是对创造性最大的一个（伤害）。
公司做大以后，一定要解放董事长以下的各个层次的人，不要说整个公司最高的想法就是你的想法，你职位最高、想法最先进，这不行，这是官场文化，一定要把你下面的才智解放出来。有时候我们没办法，不见得年轻同志没办法，问题是我们的公司文化允不允许。
我研究过张小龙的故事，微信的开发不完全是最高层定了以后才上，而是底下的产品经理有很大的自主空间，看准了资源就可以打。很多在硅谷的以色列人，他会很坚定的要求老板把资源调过来，支持他打一仗。
这种文化，跟官场是不同的。官场就是一级服从一级，只要官大就得听他的。在商界，这个东西是很不必要的，在公司治理过程中，如果想要让公司内的创新资源激发出来，就一定不能被行政一级压一级的东西给抑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