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31日的跨年夜，本来应该是个欢乐祥和的夜晚，然而对于德国西部的科隆、北部的汉堡以及南部的慕尼黑来说却是一个纷乱之夜。12月31日随着零点将至，科隆广场上聚集了大约1000名醉酒的青年男子，他们分拨向周围的女性靠拢，威胁并洗劫她们的财物。这些男子还对女性进行性骚扰，当晚至少有一名女性被强奸。
据科隆警察局局长阿尔博斯的描述，截至当地时间1月6日，警方已经接到118宗报案，其中也包括手机、钱包失窃案，这些男子“从相貌上看大约来自阿拉伯国家或者北非地区”。所有证人也都证实了这一描述。最令人不敢置信的是，此次案件的攻击者有可能是有组织策划的。汉堡在跨年夜当晚也发生类似的性骚扰案件。同时，德国联邦情报局以及法国情报机构获得情报称，恐怖分子可能准备对慕尼黑两座火车站发起袭击，随后慕尼黑警方在跨年夜紧急封锁这两座火车站。
这些事件在欧洲引发了多米诺效应。首先德国民众陷入了恐慌与愤怒的情绪之中，这使默克尔政府的难民政策再次遭到非议，德国的恐慌氛围于是波及北欧诸国的难民政策，导致北欧各国紧急加强边境管制，这进一步引发了各界舆论对《申根协议》甚至对欧洲一体化进程新的质疑。
德国纷乱的跨年夜 民众对2016充满焦虑
恐怖袭击的威胁、成千上万名难民的到来、欧盟内部不断增加的疏离与矛盾，这一切都增加了德国普通民众对未来的恐惧感。人们不敢出门欢度新年，不敢到人群聚集的地方，即使是各地节日的集市也被恐惧与愤怒充斥着。这种氛围还将会持续到2月的狂欢节、甚至每个盛大的节日。科隆方面是否会从安全方面考虑取消一年一度的的狂欢盛会呢？这对德国民众传统的生活方式会带来多大的挑战？德国舆论调查机构所做的一项调查显示，与去年的调查结果相比，德国人的情绪有了明显的变化。多数德国人对今年的前景充满忧虑。55%的受访者承认他们对2016年表示担忧。而去年的调查中做出同一回复的人数比例只有31%，2013年的比例更是低到28%。未来问题基金会专业负责人莱因哈特甚至将这一现象称作“德国式恐惧的回归”。
此外，民众强烈批评了德国警方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与警力不足的问题。事发当天夜里，在科隆火车站巡逻的警察表示，当晚有人将点燃的烟火扔向人群，警方迅速驱散了人群，但开始时警方并未注意到同时还发生了大规模的性骚扰案件。据当时在场民众描述，“科隆警方敏感度还是低得令人匪夷所思，我一个平头老百姓都觉得这里很乱，警方居然也没有增派警力，估计是他们见得太多了，因为每年科隆隆狂欢节都是乱得一塌糊涂，以为没什么事”。
时至今日，德国警方也无法确定嫌疑人的身份和准确的人数，但猜测作案人员更有可能是此前一直在火车站附近从事不法活动的北非裔惯犯，也可能是前些年进来的难民、或者移民二代。德国联邦司法部长马斯在柏林表示，“这起有组织犯罪事件已显然超出以往的规模。”鉴于此，科隆警方决定在狂欢节期间安装移动视频监控摄像头，防止类似跨年夜这样的案件再次发生。但民众对德国警方的毫无警觉还是极为愤怒和不安，并呼吁政府必须拿出应对新问题的有效措施。
默克尔急于把此类件事与难民问题撇清关系
目前，德国总理默克尔指示对此事件彻查严办，但同时也警告民众不要将难民当做此次事件的“代罪羔羊”，并呼吁民众不要盲从怀疑难民。由此看出，默克尔急于把这件事与难民问题撇清关系。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移民对于德国的经济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未来的德国，是否能够继续成为欧洲的主导力量，仍然基于其经济实力。然而德国社会正面临人口老龄化的严峻趋势。在2013年，德国20岁到35岁年龄组人口数量为4920万，而据德国联邦统计局的最新统计预估，这一数字到了2020年就将下降到4880万。因此，只有净移民能继续流入且规模足够庞大，才能解决德国的劳动力人口下降问题。
外来移民对于国家发展的影响力，上世纪就在德国有所体现：在1950年代，主要的外来移民来自土耳其、意大利以及希腊，他们成为当时西德劳工市场的主力。到了1990年代，前南斯拉夫的难民，波兰以及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移民，成为新一轮填补当地劳工市场的主体。在2015年，德国已经成为继美国之后，全球第二多吸纳外国移民的国家。但和上世纪有所不同的是，如今来德定居的移民，更多的来自阿富汗、叙利亚以及非洲。无论如何，至少在默克尔总理看来，德国没有道理不向这些数以十万计的难民伸出援助之手，因为在过去多年的发展经验中，外来移民对于德国的贡献，令其受益匪浅。
此外，更大的考验超越经济层面，而且上溯到近代以来德国引以为豪的价值观。难民危机正考验德国的核心价值观——自由、平等、博爱。欧盟的《申根协定》不仅便利了劳动力自由流动，也为移民与难民提供了便利。但自由是要付出代价的，难民无法被遣返，寻求政治避难很被难拒绝。然而这对默克尔政府来说是政治正确性问题，是人权平等的信仰问题，也是法治国家如何体现责任感与安全感的问题。因此，即使消化不了也不能拒之门外。
但此类事件与难民问题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德国未来的地位，不能完全建立在接收难民的掌声之上。《金融时报》指出，“冲向德国的难民危机很可能预示着默克尔时代的终结”。因为这些事件不仅助长了右派团体要求停止接纳难民的呼声，而且德国公众的焦虑情绪正在上升，执政党内对默克尔的批评也越来越多。巴伐利亚州长、基社盟主席泽霍费尔近日再次公开向默克尔“叫板”，要求为德国设定每年接收20万难民的上限。对此，默克尔虽然表示将协同各方采取一定限制措施，但对设限一事坚决不松口。但右翼势力认为，“对不符合申请标准的难民必须坚决说不！对违反当地刑事法律的难民应坚决驱逐出境！这与种族歧视无关，因为接收他国难民不能以牺牲本国大众的利益和公共安全为代价、不能以牺牲民众的行动自由为代价、更不能以牺牲儿童与妇女的权益为代价。”
德国犹太人社群领袖舒斯特认为很多寻求避难的人出身自 “仇视犹太人和不宽容”为特征的文化。的确，德国的弱点是太执着于宗教自由。虽然宗教自由与相互宽容是好的，但对于世俗化进程缓慢、宗教上相对更为保守的难民社会来说，宣传宗教自由意味着一种冒犯。德国在物质上虽然能给予难民一些帮助，精神上等于把难民隔离在落后愚昧的社区里自生自灭。许多难民、移民，乃至他们的子女进入德国以后并不能融入当地语言、文化、社会关系等方面，很容易被边缘化，甚至走上犯罪道路。
许多参加IS的欧洲青年都是移民或难民二代，包括前不久袭击巴黎的恐怖分子也是，他们虽然出生在欧洲，但是在穆斯林的社区里长大，与主流社会格格不入，欧洲的繁华近在咫尺却远在天边。长期的教育都不能改善这些年轻人的境遇，短期内大量难民涌入会带来什么后果可想而知。长期的融合尚且不能消除隔阂，短期内难民只能选择抱团，引发群体事件和有组织的违法犯罪的可能性就会大大提高。除了这位犹太人社区领袖之外，巴伐利亚执政的基社盟也在这一问题上，与默克尔领导的基民盟分歧日益加深。默克尔正从巴伐利亚州的盟友那里，感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要她改持更强硬的立场。
更为严峻的是，由于涌入德国的难民急剧增加，德国社会正在发生分裂，仇外情绪和针对难民的袭击事件也猛增。据统计，2015年共有约百万难民进入德国，是上一年的5倍。德国联邦内政部的统计称，2015年发生的难民袭击事件是前一年的4倍。每天至少有一人成为排外暴力的受害者。因为德国一年需为难民花费210亿欧元，德国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资源吃紧，这势必在其它方面实施紧缩政策、减少开支，这都会对德国原有的贫困人口造成冲击。难民和国内低收入群体之间有可能发生“社会福利”的争夺战。《德国之声》评论指出，“难民危机正在撕裂德国社会。”
北欧诸国重启边境管制 《申根协定》陷入尴尬境地
鉴于性侵事件的余波，北欧诸国在新年伊始就进一步加强临时边境管控。瑞典政府强制要求从1月4日起，交通运输企业对所有来自丹麦和德国的火车、汽车乘客进行身份证件检查，如果搭载无有效证件者进入瑞典将会受到处罚。作为对瑞典恢复边检的反应，丹麦政府于1月4日也宣布自即日起，丹麦在与德国边境启动临时边境管控，目的同样是遏制难民涌入。
丹麦首相拉斯穆森表示，“随着瑞典实施边检，将会有更多难民转而在丹麦提出庇护申请，这会对丹麦产生重大的负面影响。”瑞典和丹麦间重启边境管制意味着，在这两个北欧国家间旅行的游客必须出示护照，这是五十多年来的第一次。虽然挪威不是欧盟成员国，但是和丹麦、瑞典一样属于申根区成员，没有护照或移民的限制。为此，挪威近日出台新的移民政策草案，计划遣返进入申根区的无签证难民，尤其是从瑞典过来的难民。挪威官员表示，“该法律草案将使挪威成为欧洲庇护政策最严苛国家的之一。”
北欧各国之间这种相互推脱、相互扯皮的现象在欧洲内部愈发显著。有福同享而有难不同当，成为外界对欧洲的笑柄。北欧国家此举将给欧洲南部的国家带来压力。挪威难民理事会高级顾问內瑟说：“挪威正在选择一种孤立的政策，它没有看到，如果申根区的每个国家都用同样的方式阻止难民，那么难民都会滞留在希腊和意大利。”德国外交部发言人谢菲尔警告说，“申根区将处于危险之中，人员自由流动是欧盟的重要原则和最大成就之一。”
此前，德国、法国和奥地利等申根国家均加强了边界管控，令《申根协定》陷入尴尬境地。空前的难民潮史无前例地冲击着《申根协定》，越来越多的申根国家筑造起新的“柏林墙”。欧盟担心这一措施会开启欧盟国家间难以阻止的雪球效应，因为随着瑞典、丹麦等国加强边境管控措施，更多国家会加入恢复边境管控的队伍中去，欧盟《申根协定》下的人员自由流动将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欧盟政策难以统一 欧洲一体化进程步履维艰
整个2015年充斥欧洲媒体的主要新闻就是欧洲难民潮，难民与欧洲民众的冲突、难民与欧洲各国警察对峙的事情几乎每天都在上演，欧洲面临着二战以来最大的难民危机。不少欧洲国家甚至出现战争难民、经济难民、非法移民甚至恐怖分子裹挟在一起的情况，使得欧洲难民问题的解决难上加难。而由于欧盟缺乏统一层面的有效管控，难民问题持续发酵，并冲击着欧洲原有的安全、社会、文化、经济和政治秩序及一体化进程。
正如欧洲议会议长舒尔茨不久前接受德国 《世界报》采访时表示，“欧盟内部有多股力量企图将欧盟分裂，其后果将是惨重的，因为这将导致一个民族主义的欧洲、筑起边境高墙的欧洲，使欧洲大陆倒退回过去。”从债务危机、乌克兰危机到难民危机，各种危机渐渐暴露出欧洲一体化的诸多缺陷：有共同的货币，却没有共同的财政政策；有共同的边界，却没有统一的移民、难民政策。如果说乌克兰危机是在考验欧洲一体化的起点——和平与谈判，债务危机是在考验欧洲一体化的成就——团结与力量，难民危机就是在直接考验欧洲的良心——欧洲如何防止难民冒着生命危险涌入欧盟国家，甚至惨死在路上，造成巨大的人道主义灾难。
2016年，欧洲的难民政策依然步履维艰，这种境况将对欧洲政治的整合产生深远影响，各国国内政治中左派政党将面临更大的执政危机，同时右派极端政党可能进一步壮大，欧洲的福利国家体制继欧债危机后再次受到考验，欧洲一体化进程将会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