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评价排名报告能够迅速提升报告编制机构的地位和影响力，这是因为智库排名体系总是能够赢得关注和欢迎。一方面，每家智库都希望获得更高排名。那些名列前茅的智库热衷于在社交媒体和网站上宣传自己的领先地位。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起初对宾夕法尼亚大学版《全球智库报告》不屑一顾，但被该报告多年排名为“美国第一智库”后，他们已把这个成绩挂在了网站的显著位置。另一方面，公众的眼球总是更容易被简明扼要的排名所吸引，因而每次智库排名的发布总是能吸引大量媒体的跟踪报告。这种高曝光率也让编制智库排名报告的研究机构（他们本身也是智库）获得了与众不同的话语权和社会影响力。因此，像《全球智库报告》这样的智库评价排名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本年度已经发展到在全球80多个地点同步发布的规模。
但是，对智库进行综合评价和排名也是一项需要勇气的工作，这是因为，它们总是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批评。对智库从业者来说，评价体系永远无法让每家智库都满意。那些未能如愿上榜或排名低于自己预期的智库总会愤愤不平，公开或不公开地指责评价体系的各种不科学不合理。而在专门研究智库问题的专业学者眼中，无论设计者们制定了多么理想的评价程序，多么复杂的评价指标，邀集了多么广泛多么权威的评审专家，智库评价排名体系也永远无法令人满意。特别是，如果评价者希望将全球各国智库用一个排名体系“一网打尽”时，智库排名和现实之间的先天矛盾更是无法调和。正如德国汉堡大学政治科学教授帕瑞克·克勒纳撰文指出，目前的智库评价排名存在着令人担忧的问题，尤其普遍的是智库概念界定含糊不清和评价排名方法论缺陷等问题。
智库评价体系第一个主要争议是智库组织的界定问题，也就是将哪些机构纳入智库名录。很多人都知道，英美学者传统上将智库限定为独立于政府政党的非营利的政策研究机构。然而，进入21世纪以来，当英美主要智库问题专家将视野扩展到世界各国后，他们发现如此狭隘的智库定义已经无法满足多样化智库发展模式的需要。事实上，首次发布的《全球智库报告2008》就将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政府背景的研究机构列为智库的一分子。该报告在2015年专家问卷中，甚至将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也列入政党型智库的候选名单。可见，智库的界定标准已经非常具有包容性。
当然，我们也不能将智库的概念无限扩大化。如今的智库评价排名报告里经常出现一些并不具备“政府外脑”这一智库基本属性的组织。例如，在《全球智库报告》里提及的一些“智库”其实是全球性倡议组织；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其实是一个国际合作组织；而马克斯·普朗克研究会其实是德国一家向基础科学机构提供服务的学会。在国内的一些中国智库报告里，我们经常能见到诸如自然之友这样的NGO组织，以及一些专业协会、商业管理咨询公司甚至企业联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也常被作为智库整体看待。虽然这些组织也拥有影响政府决策的职能，但必须明确，并非所有试图影响决策的机构都可以被视作智库。
智库评价体系的另一个主要争议是如何评价智库的政策影响力。“影响力”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抽象的概念，我们很难证实智库是否真的对决策者产生了实际影响。英国著名智库问题专家戴安·斯通就曾评价道：即使我们能够证实撒切尔夫人经常向亚当斯密研究所咨询，布莱尔首相也听得进费边研究所和公共政策研究所的建议，我们也不能证明英国首相们确实是因为听了智库的建议而做了某个决定。美国智库的评价者一般用智库专家出席国会听证会作为评价指标。但是，即使智库专家被邀请出席听证会，也并不意味着专家对国会决策真的产生了影响。因此，智库评价者们做的所有努力，都是将“智库影响力”的概念简化为“有助于智库实现影响力的行为”。而那些对智库影响力评价的技术性批评也大多集中在这一逻辑环节。
与此同时，我们很难找到反映不同国家智库影响政策程度的普适性标准。已故美国著名国际政治学家霍华德·威亚尔达指出，美国政府基本靠政策备忘录运行，如果美国国务院或国防部的官员在给总统写备忘录时面前恰好放着你的研究报告，假如他们又恰好将你的分析和观点写进了备忘录，那你就有了影响力。在中国，学界普遍认为，领导批示可能是证明智库发挥了影响力的标志性行政事件。可见，由于各国的政治运作大相径庭，体现智库影响力的直接证据在各国存在相当差异。
值得指出的是，智库影响力不只是针对决策者而言。智库的社会倡导行为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转化为最终的政策影响，不仅很难衡量，而且在各国也并不一致。在美国，媒体影响力较大，所以智库影响了媒体就能够间接影响决策。相对地，中国智库借助媒体间接施加于政府决策的影响虽然还比较弱，但正在逐渐增强。
虽然当前的智库评价体系仍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争议，但我们不能否定智库评价排名体系的社会贡献。首先，智库评价排名被媒体广泛报道，能够促使全社会，包括政府决策者和普通公民普遍熟知并接受智库这类新兴社会组织。其次，智库评价排名体系逐渐形成了一个相对公认的价值体系，如追求影响力、保持独立性、提高研究质量。这些价值共识促进了智库行业规范和行为准则的建立。再次，智库评价排名的兴起促进了智库之间的竞争，智库的资金资助机构也能够通过参考智库排名来评估资助资金的使用效率，并最终提高决策者对智库的鉴别能力。最后，智库评价排名报告本身也是一类智库研究产品，多套智库评价体系共存能促进智库评价排名报告之间的质量竞争，推动智库科学评价和智库理论研究的发展。
我们还应该看到，智库评价排名体系一直在进步和完善。这些年来，首度推出就饱受争议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全球智库报告》通过不断细化排名子系统、扩大专家库规模、增加提名评审轮次来提高报告质量。上海社科院在借鉴《全球智库报告》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特色推出《中国智库报告》，并在2015年度的报告中根据国家高端智库试点工作方案，更新了自己的智库名录。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其发布的《全球智库评价报告》中特意没有将自己列入，以体现公正客观。零点国际发展研究院的《2014中国智库影响力报告》和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发布的《中华智库影响力报告2014》分别从丰富影响力概念内涵、客观测量可观测指标、吸纳港澳台智库成员等方面做文章，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因此，我们不应该因为目前的智库评价排名报告还不成熟就低估它们的发展前景。
智库评价排名体系仍然有相当大的发展空间。目前，国内外大多数智库评价排名报告都以“智库影响力”为基本标准。随着新的智库评价排名报告的不断涌现和相互竞争，智库评价排名机构将会逐渐找到自己的特色概念和增长点，形成细分市场。智库评价机构应拓展思路，寻找更有价值的评价标准。例如，评价智库影响力和智库声誉就可能需要设计出完全不同的指标体系和评价程序。一方面，评价机构可以重点考虑智库有特色的行为作为评价排名的标准。例如，上海大学智库产业研究中心公布的“中国智库十大事件”就属于此类尝试。去年，英国一家专门关注智库的公益网站“onthinktanks.org”推出了一项最佳数据可视化使用智库竞赛，以奖励在国际上使用新兴数据可视化和传播技术来推广其政策思想的优秀智库。另一方面，评价机构还可以以现有的智库报告数据库为基础，对国家或地区进行评价。例如，新加坡国立大学两名学者去年在《全球智库报告》的基础上，设计了“国家智库效率指数”。又如，英国智库“政府研究所”去年在结合《全球智库报告》和其他60多个国家层面数据库的基础上，推出“国家软实力排名”。这些思路和尝试都是智库评价排名体系可能的发展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