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学术委员会主席、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无疑是近年来在中国最具公共影响力的政治学者之一。《中国模式：经验与挑战》、《未来三十年：改革新常态下的关键问题》《中国崛起不可承受之错》是郑永年今年以来出版的三本新书。4月7日，郑永年教授就这些新书中谈到的问题在北京接受了《时代周报》的专访。
一、社会阶层可能正在固化
时代周报：你一贯强调中产阶级的重要性。但从目前人口占比来看，中国的中产阶层仅占成年总人口的10.7%，大大低于全球水平的14%。而在发达国家，中产阶层比例都较高，澳大利亚为66%，新加坡、日本也均有六成以上的成年人口进入中产，美国、韩国则占四成左右。中产阶级对中国的发展意味着什么？
郑永年：以前我写过，中国改革分三步走：从经济改革到社会改革再到政治改革。现在，我认为该进入以社会改革为主体的阶段了。如果现在不把社会建设好，十年、二十年以后会更麻烦。我比较高兴地看到，五中全会以来、包括“十三五”规划里，中央一直在强调扶贫、建设小康社会、建设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评价政府的成绩，最重要的就是看它有没有建设好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
时代周报：眼下热门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有没有可能促进中国中产阶级的发展？
郑永年：通过“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培养新一代的企业家，这当然非常重要。中国的企业家，上世纪80年代是一拨，邓小平南巡后是一拨，再到本世纪的互联网、IT行业培养起来的这一拨—那么，新一代的企业家在哪里？我们现在还不知道。通过“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可以培养新一代的企业家，大量的微小型企业可以解决一些就业问题，更重要的是，可以培养中国的中产阶级。
但问题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能不能带来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单凭“双创”是不行的，还必须配合财政、货币、外贸等各方面的支持。关键是，还要看看社会上的“双创”到底在做什么？互联网金融本来是服务于实体经济的，但现在有多少钱从实体经济流入互联网金融了？要就事论事，不能光围绕概念。
时代周报：有舆论认为，目前中国的社会阶层呈现越来越固化的趋势，你同意这种判断吗？
郑永年：某些方面是，但我认为不能说是全面的固化。在北大、清华这样的高校里，农村学生越来越少，年轻人创业越来越难，从这些方面来讲，社会阶层是固化了，但是从比较长的历史来看是不是这样，还需要观察一段时间。
刚才提到的“双创”运动，再加上教育体制的改革，可以使整个中国社会更加开放。我们把权力分为三部分：政治、经济和社会。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永远是最强大的，很容易固化起来，任何一个社会都有这样的倾向。所以体制的建设、体制的开放很重要，体制不能固化。
时代周报：你在《中国崛起不可承受之错》中写了一句话：“普通中国人并非天生憎恨官员和富人；相反，普通中国人敬畏权力，向往富裕，为此也完全能够接受权力和财富不均匀的分配。”这是否可以理解为，中国社会对贫富差距的容忍度比西方社会要大？
郑永年：这要分绝对贫困还是相对贫困。我的这句话是针对相对贫困来说的，也就是大家生活得都还不错的前提下，如果邻居家比我强，我可以接受。但一旦陷入绝对贫困，中国人的平等心是非常强的，所以扶贫很重要。
二、儒家家庭观只剩下在我们意识里
时代周报：说到扶贫，本届政府更重视具体社会目标的达成，比如扶贫，比如普及教育。你在书中也谈到，中国经济在发展的同时缺乏社会保护机制。当下政府应该把更多的精力财力放到建立社会保护机制上吗？
郑永年：中国社会没有被保护好，是我一直的观点，我一直在批评，我们没有把社会领域和经济领域分开来，该市场化的没有市场化，不该市场化的反而高度市场化了。
时代周报：比如中国家庭的“原子化”？你提过，在中国的市场化过程中，社会结构经历了较之西方更剧烈的、不可逆的“原子化”过程；但与此同时，有着几千年儒教传统的中国，家庭、家族观念依然比较重，个人从家族成员那里得到经济、职业上的支持是很常见的。这是否足以作为一种观察社会结构和阶层流动的视角？
郑永年：我个人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最遗憾的一件事，就是对中国家庭的冲击。我特别关注农村，关注那里的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改革开放后，农村人口开始流动，但制度保障并未及时跟上，许多家庭异地分隔。这么多年，人们在谈政府做什么、市场做什么、非政府组织做什么，为什么没有人谈论家庭的作用？最近这几年倒是有人提出“家庭养老”的概念，但现在还是没有有效的政策来提供保障。
中国原有的儒家的家庭观念，现在只剩停留在我们的意识里。所以我认为下一个阶段一定要把家庭的建设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有了家庭，中国人就不会“原子化”。至于家庭究竟要怎么建设？应该学一学别的国家。
三、投机互联网不如提升专业主义
时代周报：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各项改革深化后，GDP保持了很长一段时期的高增长，现在各方面的增长动力明显减弱。在讨论后发工业国的经济增长时，学者往往会提到“全球化机遇”和“国内市场自由化”这两种力量的驱动。你认为对中国来说，哪个是更重要的经济增长驱动力？未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应更依仗在全球寻找新机遇还是进一步释放国内市场活力？
郑永年：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发展靠的就是内部改革和对外开放。80年代，西方的里根-撒切尔革命导致了新一波的全球化，中国刚好赶上了，并且成为了这波全球化的主力。从经济学上说，就是国内的生产要素通过全球化得到了有效配置，中国抓住了这个机遇。
未来中国经济改革关键是：增长点在哪里？我想无非还是继续改革和开放，通过改革促开放，通过开放促改革。这些年说经济结构调整，因为以前“三驾马车”中的投资和出口下滑了，于是就说要建立一个内需社会，但是要注意，内需社会的确表明国内市场有很大的潜力可以挖掘，但不等于说对外贸易就不重要了，中国依然是最大的贸易大国。投资也一样，依然重要。四万亿之后，大家对投资谈虎色变，讨论问题时很多人往往走极端，其实我们需要的是平衡：进出口的平衡、投资和消费的平衡、内需和外贸的平衡。
时代周报：你在书中提到，印度和中国具有可比性。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有学者指出，印度的传统制造业因为其严苛的劳工法难以发展壮大，而中国凭借低人力的成本优势成为制造业大国。你怎么看两国未来的经济发展潜力？
郑永年：中国有强大的经济动员机制，印度的民主、法制还有传统的种姓制度、价值观念，都倾向维持现状—当然，现在印度的城市化、工业化也在进行。有一点我认为值得注意：尽管印度的教育普及率不及中国那么高，但是印度的专业主义精神比中国好。中国这么大的动员机制，这么低廉的劳动力，但是产品的质量提升速度并不理想。
刚才说中国要建立一个内需社会，实际上这些年来，中国已经发展出了“外需社会”，电饭煲、马桶盖、感冒药都要跑到日本买，这是很说不过去的。这几年，我最担心的就是中国的专业主义提不上来。前几年，刚开始慢慢强调一点专业主义了，但这两年搞大家玩互联网、玩金融，许多人又变得很投机，不愿意踏踏实实做技术、做“工匠”。专业主义越来越差，这是个很大的问题。
中国制造业面临的困难也跟这个有很大关系。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每十年产业升级一次。在中国，三十年以前用农民工，三十年以后还是用农民工？
时代周报：为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中国正在加快资本账户的开放进程。你怎么看中国在保障经济金融安全和提高国际话语权上的权衡？
郑永年：资本账户开放肯定是大趋势，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大国，想在世界经济舞台上扮演更重要角色，开放是必然的，但是有两个条件：一是能保证国内的可持续发展，不要把资本账户开放当成在某一阶段一定要实现的目标；另一个条件是管理能力，从去年的金融动荡来看，我们的金融管理能力还需要做很多的功课。
不能为了资本账户开放而去资本账户开放。如果国内不能做到可持续发展，不能真正崛起，没有做好制度建设，即便通过各种机制跑出去了，也是不可持续的。内部的可持续发展是根本，外部地位的提高自然会来。
时代周报：中国政府前些年常提“增量改革”，是否只有在保持发展、把蛋糕做大的环境下，改革才是可行的？
郑永年：中国现在面临很多问题，如果还在发展，就是发展中的问题，如果发展停下来，问题可能暴露得更明显。“增量改革”是很重要，但“增量”的方式也很重要。蛋糕一直在做大，但分配得越来越不公平了，也是不行的。中国肯定会保持发展，蛋糕会越做越大，发展依然是硬道理，但问题是要什么样的发展？如果发展过程中，不公平越来越严重，就会出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