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上海银行公会成立，标志着上海银行业从初创走向成熟的开端，上海银行公会作为同业领袖，其在联络同业之感情，维持公共之利益，促进银行业之发达等诸多方面功不可没。本文欲就其成立初期之相关文化活动作一探秘，鉴往知今。
文化雏形：精细而务实
最早拟议成立上海银行公会的是上海信成银行，时间还得追溯到清宣统元年（1909年），由于没有得到当时银行界的响应，拟议并无下文。
1915年张嘉敖任中国银行沪行副经理时，鉴于“上海各国银行林立，中国金融机构幼稚，乃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陈光甫，浙江地方银行实业银行李馥荪、钱新之等创意组织公会，以为彼此联络维持之机关。适大清银行清理处将以苏州河畔之客栈房出售，中国、交通、盐业、浙江兴业、浙江地方实业及上海商业储蓄等六银行因鉴于上海无适宜之堆栈，商贾寄存货物诸多不便，为推广货物押款起见，竭力主张此项栈房由中国银行承购，再由六银行租用，合租一上海公栈，凡寄存货物于该栈者，均可向六银行抵押借款，以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为集会之所，每日流行经理均赴该行午餐，会议公栈及押款事项，为上海银行无形结合，彼此联络之第一步”。这里说的六家银行经理在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每日共聚午餐，商量公栈及押款事宜，既是上海银行业开拓银行业务的合作之始，也是上海银行公会形成的发端，上海银行公会的成立时间即依此说，至今正好是100年。
而上海银行公会对外宣布的正式成立时间为1918年7月8日，会址设在香港路4号，会员银行除了前述7家银行外，新增聚兴诚、四明、中华、广东及金城5家，总共有会员银行12家，同年10月19日举行盛大的开幕式。上海银行公会成立的最初立意在其宗旨中是这样说的：“至于该会进行方针，则以联络同业之感情，维持公共之利益为前提，……故其拟办事项为筹设票据交换所，以便交换银行各种票据，组织银行俱乐部，……订立同业规约，……”
文化理念：开放而深远
《银行周报》第二卷第五十一号（1918年12月31日）刊载了梁任公的答谢致辞：“天下事物无不进化，研究金融运用之方法，以欧人为鉴，可省周折；……近来有可喜之现象，即商人对于自身之厉害，能详细打算，自成一势力，不为政治所摇动，如北京纸币停止兑现，而上海犹能独立，……”
这里说的“北京纸币停止兑现，而上海犹能独立”是指中国银行沪行经理宋汉章、副经理张嘉璈抵制北京政府纸钞停兑令一案，时间是1916年，当时北京方面的判断与上海方面差异甚大，而北京方面因处政治权力中心，主其事者不免受权力制约而无法独立判断行事，上海方面则因处全国金融之中心，更兼宋汉章、张嘉璈勇于任事，深谙信用对于银行业不啻比生命更重要，且对于金融形势的判断较北京为优，因此坚持付兑，并获成功。经此一役，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声名大振，宋张二人实已成为业界领袖，其主事上海银行公会亦已顺理成章。
这段讲话发表于上海银行公会成立2个月之后，犹如一部家训，为上海银行公会指明了生存和发展的方向，因为经济的金融的问题，最终都会和政治相关，梁任公在此先作一剖析，意在鼓励银行公会的独立思想，并影响政治，共同造福于国民。可谓高瞻远瞩，立意深远。纵观上海银行公会后来几十年的发展历程，无不暗合斯教，很难说这仅仅是一种巧合。
上海银行公会成立之初的立会思路并不完善，其公会理想或者说其行业文化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形成的，这在其他任何行业都是一样，但是银行公会的一批主要领导人员的素质决定了其立意可以到达的高度，张嘉璈、陈光甫、李馥荪、钱新之等银行界精英，俱为留洋学生，他们的教育背景决定了他们的视野及其开放的心态，当其聆听中国近代史上伟大的思想家梁任公先生对银行公会的一番言论后，不啻有一种醍醐灌顶的猛醒，其在后期的公会活动中遵行此道也就成为一种集体的默契，这批精英人士齐集筹划主事上海银行公会可以说是不仅是上海银行界的幸事，也是中国银行界的一大幸事。
文化传播：专业而广博
1917年“张功权、宋汉章、徐寄廎、盛竹书、钱新之、陈光甫、孙景西、李馥荪鉴于灌输金融知识之必要，集议创刊《银行周报》，社址商借中国银行余屋两间，张君公权躬自主宰，七月张君赴京，公推徐君寄廎兼管社务。创刊之初，请诸君青来担任撰述，邀徐君永祚及沧水分担编撰”。1917年5月29日，《银行周报》第一期出版，于是公会尚未正式成立，公共事业已具规模。办报经费由七家银行（中国、交通、盐业、浙江兴业、浙江地方实业、上海商业储蓄及中孚银行）分担。
《银行周报》是上海银行公会有意识建立的一个对外交流平台，早期版面除了介绍上海及国内各埠的金融商况外，有较大篇幅用于介绍西方世界的经济学、银行学理论以及外国银行的成功经验，打造了一个学习西方、交流经验、收集信息、传播知识的高效平台。早期专栏文章如徐永祚的“外国汇兑说略”、徐沧水的“论银行公会及支票交换所”、“美国的信托事业”等都是当时银行界所急需了解的信息。
《银行周报》创刊于1917年，一般认为其是中国最早以银行冠名的杂志，也有人认为应是《中国银行业务会计通信录》（1915年）。但后者是一家银行所办的企业报，是内部刊物，甚至其内容不得泄露给行外人知晓，而前者是整个银行业的一份纲领性的刊物，正欲知道的人愈多愈好，所以前者成为中国早期最有影响的金融刊物，而后者则湮没无闻。
这份周报的发行量从最初的几百份很快上升到近万份，从拨款办报到自负盈亏，读者范围也很快从上海一地，发展到世界各国，以一份专业刊物而取得这样的成绩，在当时堪称“报界传奇”。这和上海银行界制度设置步趋于西方银行的进程是一致的，也是和上海银行界整体显示出的一种实干、担当及进取的精神面貌是一致的。上海银行界精英以高出一般士绅团体的知识背景，追踪先进的西方银行经验，反思自身的制度设计，对于错综复杂的经济环境作出合理的改良与适应，奠定了银行业的社会地位。反观其他行业，即便如传统的上海钱业公会，其成立虽较银行公会为早，但其机关刊物《钱业月报》则创刊于1921年，晚于《银行周报》4年，其间虽然有行业习惯的不同，如钱业向来以领袖一言为行动之指标，且行业习惯约定俗成，并不注重档案记录。但是对于新事物的认识和判断与银行业有差距，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文化互动：人本而温暖
上海银行俱乐部虽然于银行公会成立初即有拟议，但是正式成立却要推至1925年4月2日。1926年3月28日举行第一次年会时发文《上海银行俱乐部年会记》刊于《银行周报》第十卷第十二号（1925年4月6日）。
银行公会开创之初即拟议建立银行俱乐部。其旨意深远，非单纯图谋银行行员之享乐，实际是一个重要的交际窗口，意在搜集各界信息，交换智识，内图发展，一致对外，充分显示了其百业之首的气度。上海银行公会这种开放式的运作思路，在今天还有借鉴学习的价值，只是学其外在的形式容易，其真正的核心在于这批银行家群英厚实的学识底蕴，这却轻易不可以学到手，唯有沉下心来，读书思考，多方探求，遮可近之。
在筹建上海银行俱乐部的过程中，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上海银行公会的会员行大陆银行行员蔡引之在《银行周报》（第八卷第五号）发文“银行公会建筑体育室及设立俱乐部之商榷”，文中说上海银行界同人至少在2000人以上，没有一个高尚娱乐之所，所以“强健有为之躯干，随以日趋衰弱也”。银行公会对此责无旁贷，所以在设立俱乐部的时候应该考虑设置一个体育室。不知是听取了蔡先生的建议，还是公会原有此打算，后来俱乐部里确实有弹子房、洗浴室等配套实施。
文化探研：坚韧而创新
早在1910年，上海银行公会的主干成员徐寄廎，以及杨介眉、姚德馨、王恭宽、谢芝庭等参与组织名词研究会，意在统一银行会计科目名词，以方便银行界。经过两年的讨论，集有《银行会计科目研究》一编，由《银行周报》刊行，并提交全国银行公会第二届联合会公同研究。至第三届银行公会联合会议时，上海银行界提出以六个月为限，统一全国银行科目名词，经过京津沪汉四公会调拨得力人员合力审定，终于在1924年4月全国银行公会第五届联合会议详细审定后，于当年7月1日起，所有全国银行公会会员一律通过，上海银行公会复刊印《银行会计科目》审定稿颁布全国同业，遵照执行。惟此事历程漫长，始料未及。
统一银行科目是惠及全行业的基础工作，在上海银行公会的倡导及京津沪汉四家行业公会的通力合作下，经过长期的修改完善，终于得以在全国范围内通过执行，由此可见上海银行公会的坚韧毅力，其远见卓识强化了上海银行公会作为行业领袖的首倡之功。
再如1922年8月成立的票据法研究委员会。第二届银行公会联合会在天津召开，会上杭州银行公会提出请订颁票据暂行条例，北京银行公会提出请颁票据法案，1922年8月，上海银行公会领命，为编订票据法，组织票据法研究委员会，当月《银行周报》编辑《票据法研究初编》供委员会专家参考，1925年2月《银行周报》发行《票据法研究续编》，票据法研究委员会由上海银行公会徐寄庼、徐振飞、谢芝庭、杨介眉、孙景西、吴韵斋等组成。
票据法研究委员会在上海银行公会下属机构中人员级别最高，因为此事直接与票据交换中心的创设有关联，所以银行公会极为慎重。而与之配套的是，1922年1月，《银行周报》汇集历年所刊关于票据交换所的研究资料，刊行《票据交换所之研究》一书，共上海银行公会组织票据交换所筹备委员会及各方参考。
票据法的研究和票据交换所的研究都是成立票据交换所的配套工程，唯有理论研究成熟可行了，则建立票据交换所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这比盲目地边干边摸索要先进，这也是银行公会务实精神的体现。
名词研究会、票据法研究会在配合银行业的制度完善，促进经营走上正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后来的统一行市、筹组票据交换所等等都以研究会的形成来组织执行。至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要求社会各界行业公会集体改制，上海银行公会对此存疑，最终策略性地选择了将上海银行公会改组为上海银行研究学会的缓兵之计，以待观察其他行业改制后的情况再作决断。可见研究会的设计已经被银行公会巧妙用到应对错综复杂的外部压力的地步。
文化形象：诚信而和谐
上海银行公会的机关刊物《银行周报》（第十一卷第39号）十周年纪念刊上，罗列了公会刊发的专著共二十六种，如：《上海金融机构一览》、《银行年鉴》、《票据交换所研究》、《票据法初编、续编》等，在当时是银行实物，在今天已经是研究中国银行历史的重要资料。上海银行公会于此显示出来的收集各类学术资料并加以分析研究，最终将研究成果公开发布以利同业的文化精神，不仅让当时的银行业受惠其中，甚至泽及后世，这种敬业精神必然会获得当时社会及后世学者的尊重。
上海银行公会在企业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所付出的努力，尚不止于上述书刊的印行，其还曾对银行员工的投机行为及时发出针砭劝告，《银行周报》（第五卷第35号）“须知投机之为害，小则名誉损失，大则倾家亡身，其危险有不堪设想者”，“惟有各银行对于行员，随时加查，并勤加劝阻，以冀不生行险侥幸之想”，“倘有再发生投机行为，除由本行照章斥退外，并报告本会，由本会通告在会各银行，弗予收用，以示共弃之意”。这样的劝告在今日亦是如此。亦曾颁布银行家座右铭以鼓励同业奋发向上，如《银行周报》（第十二卷第二号）“一、银行贵在自立根基，无所依赖，本此精神于既定之主义方针，谨严遵守，平素尤宜时备不虞，小心经营。二、当经营重任之要职者，宜其人格识见超越侪辈，更须具有专心致志，与银行同其始终之觉悟，自信率真，尤为必要，平时更须以努力与忍耐贯注其精神于所经营之事业，结果必能使内外翕服绝对信仰也。”“九、银行与主顾均应量自己之实力，破灭之根源即由于过分所召”。凡此种种，有百条之数。
不过，有些分析在今天看来也是没有跟上时代的进步，如《银行周报》（第八卷第1号）“银行和顾客的关系”一文中，竟然把顾客分类为一、未成年人，二、妇人，三、精神病人等等。把妇女的信用置于未成年之上，还低于精神病人，这种对顾客的分类显然不合时宜。
《银行周报》（第八卷第五号）提出银行广告文字不能仅限于银行的介绍，而应务使民众知晓银行的具体业务，让民众知道自己可以和银行发生关系办理业务。银行窗口的设置提出过具体的指导，虽然今天业务发展已经不敷使用，但在当时对统一银行业的行业形象还是有重要意义的。这些小细节正是银行业企业文化的一部分，对于行业的良性发展所起的作用也不可小觑。
结语
上海银行公会在初创的十年间，还曾制定了上海银行公会章程，使得入会会员银行共同遵守同一游戏规则，且制定了上海银行业的营业规程、统一行市、颁布相关公告，成功完成了其建会之初定下的建立票据交换所、建立银行俱乐部的目标，联络同业感情，维护公共利益，发展银行业务，竭尽所能，劳苦功高。上海银行公会逐步积淀的文化内涵，使其成为社会各界行业公会的模范标杆，其塑造的行业文化形象，使得银行业在社会上毫无疑问处于高端地位。金融行业虽然摆脱不了逐利的内核，然而诚信、双赢、牺牲以及道义为先和引领时代这些标签，终于奏响了上海银行公会的主旋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