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新年伊始，沙特阿拉伯就在1月2日宣布处决了47名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这其中有三个人属于什叶派，而在这三个人中有一个相当有争议的人物，他就是谢赫·尼米尔·尼米尔（Sheikh NimrAl Nimr），他曾在伊朗受过教育，是一个什叶派宗教人士，同时也是沙特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对沙特王室多有批评，数次入狱，在沙特的什叶派民众（占总人口约10%）中颇有影响。2014年10月，因支持沙特反政府示威者，沙特当局以其在沙特国内寻求“外国干预”等罪名，判处尼米尔死刑。据西方学者透露，去年11月当沙特媒体暗示可能会对尼米尔实施死刑后，美国曾提醒沙特这将引起严重后果，因为伊朗对尼米尔非常重视，全世界的什叶派民众亦对此非常关注。但最终，沙特并未听劝。尼米尔的死刑被执行之后所引发的事情，并非出人意料：沙特在伊朗的使领馆被攻击，在伊拉克巴格达新建的沙特使馆亦被袭击，在沙特本土、南亚地区和也门等地发生什叶派民众的抗议和骚乱。随后，沙特宣布与伊朗断交，引发巴林、苏丹、阿联酋等国与伊朗断交或降低外交关系级别。影响随后进一步扩大：沙特和伊朗往来的民航被禁飞，伊朗宣布禁止2016年的朝觐，并要追究2015年朝觐中什叶派信徒死亡的问题……显然，沙特和伊朗之间的矛盾由此公开化和表面化了，这为本已动荡不安的复杂的中东局势平添了新的变数。
对于沙特和伊朗之间最近出现的紧张关系，通常存在一种看法，说这既是长期以来两国或两大民族（波斯与阿拉伯）作为地区性重要力量在地缘政治上博弈的表现，又是逊尼派和什叶派这两大伊斯兰教派历史性冲突的延续与激化。不过，历史地看，沙特和伊朗之间的关系并不是这么简单。
一
所谓沙特和伊朗分别代表的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由来已久的教派冲突问题，并不是一般人想象的那么具有持久性和严重性，更非不同教派必然要发生冲突。教派问题在伊斯兰早期历史上出现的时候就是源于政治分裂，到现在，主要也还是政治问题。历史上，什叶派作为少数派，长期处于“在野”地位，具有较强的悲情意识和反抗精神。11世纪末，什叶派中还形成过以暗杀著称、后来被蒙古人所消灭的阿萨辛派。16世纪初，伊朗出现跟突厥人有密切关系的萨法维帝国（Safavid Empire），以什叶派为国教，从那时起到现在伊朗成为什叶派的主导性国家。现在，伊朗接近8000万人口中90%以上都是什叶派。与萨法维王朝长期处于竞争关系的是突厥人创立的奥斯曼帝国，后者奉行的是逊尼派，在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逊尼派在中东也不似今天这般四分五裂。
还有一种看法是把沙特与伊朗之间的矛盾说成是阿拉伯人与波斯人两大民族之间长期博弈的延续。这需要一点解释。我们知道，阿拉伯人的崛起是在公元7世纪，也就是伊斯兰教创立之后。在这之前的一千年时间里，波斯人可是地中海世界的大玩家。在7世纪后半叶，波斯的萨珊帝国被阿拉伯大军所征服，伊朗这块领土遂开始了一个长期的伊斯兰化过程。自8世纪中叶开始的阿巴斯王朝虽然是个阿拉伯帝国，但波斯人在其创立和发展的过程中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况且阿拔斯王朝定都巴格达，此处本就属波斯文化圈。波斯文化不只是在阿巴斯王朝，包括在奥斯曼帝国、蒙古帝国的不同部分、印度的莫卧儿帝国以及中亚的不同王朝中都发挥过巨大且深远的作用，这也是今天伊朗人民族自豪感的一部分。从民族意识的角度来说，伊朗人向来自视很高，将阿拉伯人视为蛮族；在16世纪奉什叶派为国教之后，伊朗人越发愿意强调与大多信奉逊尼派的阿拉伯人的区别，说伊朗人信奉的什叶派是一种经历过本土化的宗教。但不管怎么说，这样的一种民族意识并不必然成为当下矛盾的直接原因。
二
从现代史的角度看，沙特和伊朗的关系时好时坏，并不会因为前述的教派或民族意识问题而必然发生冲突。沙-伊关系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至今也经历了一波三折的变化。
首先，在二战后的一段时期里，沙特和伊朗的关系并不差。伊朗的巴列维王朝与沙特等海湾国家同属王权政体，尤其都对美国很倚重。伊朗是美国的盟友，沙特与美国长期以来更是维持了一种“特殊”关系，简单来说就是美国确保沙特王室的安全，沙特保证与美国站在一边，尤其是在地区利益和能源问题上与美国保持一致。在这个时期，沙特和伊朗在意识形态和对外关系上具有共同利益，基本上可以说这段时期伊朗与沙特的关系是和缓发展的（当然，这并不是说伊朗与包括沙特在内的海湾阿拉伯国家没有矛盾，在岛屿归属和海域划界方面确实存在利益纠葛，但这些问题大部分获得了妥善解决）。
其次，1979年霍梅尼领导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对于伊朗和沙特的关系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伊朗革命提出了“不要东方也不要西方”的口号，它一方面反对王权政体，另一方面强调输出革命，尤其是利用每年朝觐进行革命宣传，对沙特造成了严重的干扰和威胁。尤其是伊朗为了突破国际和地区层面上对它的制裁与封锁，非常看重各穆斯林国家的什叶派，对他们进行团结和拉拢，还经常煽动他们闹事。伊朗的什叶主义路线对它与逊尼派统治的国家之间的关系产生了不良影响，伊朗也由此被说成是一个奉行教派扩张主义的国家。
伊朗革命尤其是其意识形态输出加剧了沙特的不安全感。沙特对美国承诺的保障逐渐失去了信心。当然，这并不是说沙特要摆脱美国，双方在军事和经济领域的合作仍然很密切，只是沙特的对外政策日趋“自主”。为了对抗伊朗的影响，沙特作为逊尼派大国，一方面加强对瓦哈比主义（沙特的国家意识形态）的支持，另一方面组建了海湾合作委员会来遏制伊朗。沙特视周边海湾国家为自己安全的屏障，因此，像巴林这样的小国，其王室是逊尼派的，但民众超过一半是什叶派，沙特对巴林的稳定是非常关切的，还时不时帮助巴林“维稳”；对位于自己南部的也门（逊尼派和什叶派人口各占一半），沙特也是非常关切，自1962年以来，只要有必要，沙特就会干预也门事务。在两伊战争期间，沙特还支持伊拉克对抗伊朗。1988年沙特和伊朗断交。
再次，后霍梅尼时代，沙特和伊朗关系一度得以调整和改善。在霍梅尼去世和两伊战争结束后，1990年代初伊朗开始调整期内政外交。伊朗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就保持了中立立场，并迅速恢复了两伊战争期间与沙特断绝的外交关系，与其他海湾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得到了改善。这也是伊朗经历了革命的激情之后国内务实派势力逐渐上升的反映（霍梅尼之后的两位伊朗总统都属于务实派和温和派）。1997年，哈塔米当选伊朗总统之后，伊朗与沙特之间的关系得到了进一步改善。比如，1997年12月，沙特王储阿卜杜拉亲王出席了在德黑兰举行的第八届伊斯兰会议组织（2011年6月改名为伊斯兰合作组织）首脑会议，这次会议尤其强调了伊斯兰世界的团结；1999年中，哈塔米又率团访问了沙特，推动两国关系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强调两国要在各领域加强合作，共同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由上可知，很难说教派冲突或民族/国家博弈一直支配着沙特和伊朗之间的关系，它们之间既有竞争又有合作，既有紧张也有缓和。伊朗长期以来都是当之无愧的中东地区大国和强国，在经济、人口和军事实力上处于优势地位，但沙特在体量上无法与伊朗抗衡，尤其是军事实力上，不是一个级别，说沙特与伊朗长期在中东地区争夺主导权，这种观点似是而非。不要忘了，逊尼派统治的大国和强国中过去有伊拉克，现在还有埃及和土耳其，他们虽然各因自身问题而暂时陷入困境，但不管怎么说，沙特并不是中东地区最强大的逊尼派国家，也并非一直有跟伊朗抗衡或争夺主导权的野心。
三
那么，现在沙特和伊朗之间的角力现在非常突出，这又是怎么发生的呢？这还要回到本世纪初，回到美国的角色以及中东地区格局的变化上。
本世纪初对中东局势影响最大的首属“9·11”事件。“9·11”后新保守主义主导了美国的对外战略，美国先是干掉了伊朗东部阿富汗的塔利班，之后又推翻了伊朗西部的萨达姆，从而使伊朗在东西两个方向上的威胁大为减轻。小布什政权也将伊朗视为“邪恶国家”，推行大中东民主计划，伊朗感受到新的威胁；与此同时，伊核问题自本世纪初以来也成为美国制裁伊朗的新议题。伊核问题的扩大化使得伊朗的周边国家感到威胁，伊朗也因此受到新的制裁。但不管怎么制裁，伊朗的政权看起来还是稳固的，相反，很多逊尼派国家反而显得脆弱，尤其是2011年以来“阿拉伯之春”席卷中东，多个逊尼派国家出现了政权更迭，而伊朗反而没事。
奥巴马自2009年上台以来，正赶上严重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同时中国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美国处于相对衰落期。美国学者注意到了奥巴马与小布什的不同，后者相信军力可以左右政治结果，而奥巴马的对外政策工具则是耐心和外交努力。奥巴马因其“柔性”外交受到批评，就像小布什因“穷兵黩武”而受到批判一样。在2015年，奥巴马通过外交努力取得了四项重要的成绩：（1）达成伊核协议；（2）与古巴恢复外交关系；（3）达成全球气候变化协议；（4）与亚洲签订了一项新的贸易协定。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项目主任布鲁斯·琼斯说：“奥巴马通过耐心和不懈的外交努力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可以取得的成绩上，他确实作出了很多努力。但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奥巴马政府常常低估军力是一种可以左右政治结果的重要巩固，而动用军力肯定能够在叙利亚奏效。”
奥巴马政权上台伊始就开始反思和调整小布什政府的中东政策，并考虑把战略的重心转移到亚太地区。奥巴马当局与穆斯林世界和解的信号在2009年6月4日的开罗大学演讲中已经表露无遗。奥巴马在演讲中说：“我来到这里是要在美国和穆斯林世界之间寻求一种以共同利益和相互尊重为基点的新开端──基于美国和伊斯兰教并不相互排斥、不必相互竞争的真情。不仅如此，它们相互重合，拥有一些共同原则──公正与进步的原则；容忍与全人类都有尊严的原则。”奥巴马呼吁结束周而复始的“怀疑和争议”，对于伊朗，他还在演讲中表示，伊朗应该保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但同时应该更多地参与到核不扩散协议中来。
就在美国寻求与穆斯林世界和解并逐渐从中东抽身的过程中，出现了伊拉克的教派矛盾、叙利亚危机、伊斯兰国问题，包括现在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的库尔德问题。中东地区发生的动荡也使美国意识到，以政权更迭为目标的政策不但对伊朗没有效果，而且肯定会引发更多的混乱。这是奥巴马当局考虑改变对伊朗政策的重要背景。同时，伊朗本身也有和解的意愿，长期的制裁和低迷的油价已经使伊朗陷入严重的经济困难，温和派的哈桑·鲁哈尼在2013年6月当选为伊朗新总统，也为伊朗调整其对外政策、解决伊核问题提供了新的契机。在上述背景下，才出现了现在备受瞩目的伊核协议。
四
从沙特的角度来说，它希望能够维持中东地区的平衡，沙特并不是非要做地区的主导国家，它的核心利益在于维系海湾阿拉伯国家的稳定以及沙特在那里的影响力，并确保自己内部的王室统治的安全与社会秩序的稳定。但是，过去这些年来，伊朗的变化使得沙特感受到了威胁。首先，一个欲拥有核武器的伊朗本身就是个大威胁；2005-2013年艾哈迈迪·内贾德担任伊朗总统期间在核武器等问题上高调的不妥协姿态，更是加剧了人们的担忧。其次，2003年，逊尼派的萨达姆政权倒台后，通过伊拉克遏制伊朗的平衡局面被打破了，伊拉克在民主化之后变成了一个什叶派主导的脆弱国家，伊朗在伊拉克进而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迅速上升，这是沙特等海湾国家特别担心的。因此，当2011年叙利亚（人口大多数是逊尼派，但统治集团是什叶派）发生危机后，沙特、卡塔尔等逊尼派国家坚决支持叙利亚反对派，力主推翻什叶派的阿萨德政权。在叙利亚，伊朗自然是支持阿萨德政权的，沙特和伊朗在叙利亚问题上的立场是针锋相对的；在对也门的政策问题上道理也是一样的。这个时期还有一个因素，那就是逊尼派大国埃及也发生了动荡，政局不稳、国力衰落，这相对使得沙特地位在中东凸显，担当起逊尼派国家领头羊的角色。土耳其虽然是地区强国，但在教派问题上一直坚持平衡策略和“超脱姿态”，避免过度卷入教派冲突。
一个即将崛起的伊朗对沙特等国家来说也是严重的威胁。随着伊核协议的达成，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为伊朗“松绑”，使伊朗有了复兴的可能。本就极具潜力的伊朗被认为是全球最后一个大型新兴经济体，其与西方关系的“正常化”必然带来实力和影响力的上升。地区国家将不得不调整政策，适应一个重返国际舞台的伊朗。土耳其最近也在紧锣密鼓地加强与沙特和以色列的关系，这背后不能不说有着对伊朗的担忧。那些紧随沙特与伊朗断交的国家也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表达了自己的立场和关切。
沙特自身并无单独遏制伊朗的实力，眼见着美国也日益靠不住了，沙特自然要想更多的办法来应对。沙特当然不会不知道处决尼米尔会引发什么样的反应和后果，尽管沙特一直强调这是它的内政问题，不容外国干涉，但是，很显然，沙特这么做也是要释放一个对外的信号：过去这些年来，伊朗及什叶派在中东地区的扩张，已经令沙特忍无可忍，如果美国不调整其对伊朗的“纵容”政策，沙特将拉起自己的队伍“单干”。
五
沙特和伊朗关系的恶化，对于中东地区的动荡尤其是反恐形势来说，有一定的不利影响。沙特和伊朗在打击伊斯兰国这个问题上尽管各怀鬼胎（比如，沙特支持叙利亚反对派推翻阿萨德，伊朗要维系阿萨德政权），但至少在表面立场是趋于一致的：沙特本国受到伊斯兰国的多次威胁和袭击，伊朗要支持受到伊斯兰国威胁的伊拉克的什叶派政权和叙利亚的阿萨德政权。现在，两国“撕破脸”，对反恐形势会产生一定程度的不利影响。
此外，教派问题作为政治工具和大国博弈的手段，会使得宗教问题越来越带有非理性色彩，尤其是在不同宗派杂处的地区，在地区和国家层面上的政治博弈，自然也会波及到社区层面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引发具有“族群冲突”性质的社会矛盾，挑战地方社会的安定、秩序与治理。
历史地看，沙特长期对外输出瓦哈比主义，伊朗支持黎巴嫩真主党，他们各执一词，各有各的道理，但都对地区乃至更大范围的局势产生了复杂的影响；现在，伊朗说沙特处决尼米尔是“中世纪般的野蛮行为”，与伊斯兰国无异；沙特指责伊朗“支持恐怖主义、在中东制造骚乱和推行教派主义”。这其中的是是非非，又该如何评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