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发展模式的出现，对于世界而言是一场石破天惊的历史巨变。在过去300年的人类历史中，可以说，只有四个历史事件的重要性可与中国崛起相比拟：一是18世纪的英国工业革命；二是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三是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四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崛起。这四个事件塑造了19世纪与20世纪世界格局。当前，人类社会正处于一个数百年难遇的“巨变时代”。中国兴起将带动21世纪全球秩序重组，带动非西方世界全面崛起，由此全面提升了非西方世界国家在全球协调与治理体制内的发言权，西方国家独占人类历史舞台的时代即将结束。“巨变时代”呼唤“中国政治学”。
一、美国学术界的知识源头出现了问题，以致战后主流政治家问道于盲
美国的政治学研究的主要问题在于：一是完全效法新古典经济学，沦为应用数学和应用统计学；二是没有理解科学知识的主要探索对象不仅限于经验世界，更主要的是经验世界现象背后的产生机制；三是没有理解知识活动的目的，在于发掘真实世界的构成本质与基于必然性的因果机制，而不是发现经验性规律；四是不能够理解社会结构的存在有时间与空间的局限性；五是没有理解社会结构与行动之间具有相互构成关系，社会科学知识有转化行动的作用。
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谬误在于，其关注的历史经验局部而且片面。国际关系英国学派的代表人物近年来对于英语世界的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进行了深刻的反省与检讨，认为主流理论存在着五种偏差与谬误，即当下主义、非历史主义、欧洲中心主义、无政府主义倾向、国家中心主义。主流国际关系学者只研究最近300多年以西方为核心的主权国家体系，而对超过千年以上的东亚政治秩序等，则处于无知状态。
比如有学者以1592年-1598年中朝两国抵御日本丰臣秀吉入侵朝鲜的战争为界限，探索历史上中国权威的文化根源，提出为什么在这次战争之前以及在这次战争之后，尽管中国、朝鲜、日本这三个东亚国家拥有发动大规模战争的军事和技术能力，但却保持了300年以上的和平状态？要回答这样的问题，以西方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就无法作出合理解释。因为这涉及东亚地区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制度，这个制度以藩属国家正式承认中国文化的优势为基础，这样中国就形成对于周边国家的一种微弱的权威。中国“微弱的权威”地位维持了东亚地区长时间的和平局面。
二、西方政治学对于现存世界秩序欠缺批判能力
支配美国政治学的意识形态立场主要有两个：一是自由主义偏见，认为最好的制度一定是尊重个人的自由与选择，是民主、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自治相结合的制度。二是西方中心论，认为历史进步与落后的坐标只有一个，非西方世界不是已经向西方模式靠拢，就是处于顽抗西方模式的过渡阶段，除此之外没有别的选择。这两个预设立场，阻碍了他们认识与理解当前的历史剧变，压缩了知识活动的历史关联性。
其一，由于受到意识形态偏见的影响，美国的中国研究也难免误入歧途。表现之一：永远在找寻中国体系发生危机的线索，不相信这个体系有可能长期动态稳定；忽视了现存政治体制与时俱进的技能提升与机制调整，这些机制调整包括国家治理能力、调和社会多元利益、精英选拔与培育、内部权力制衡。表现之二：指鹿为马，生搬硬套自己的概念，比如资本主义、私有化、后集权主义、市民社会等，拒绝承认行动主体所奉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诠释架构，拒绝相信“中国模式”有启示意义。
其二，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大多数学者在不自觉地维护美国的霸权。国际关系研究中的“霸权稳定论”、“安全的困境”、“自由制度论”、“民主和平论”，为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的合理性提供理论基础。“典则理论”假设西方国家所推行的价值观行为准则，可以成为普遍性的规范，基本上忽视非西方世界可建立新的协调与合作模式、体制。他们只能用自己的功利主义动机与行为模式来理解非西方国家的行动者，无法理解中国宣称的“决不称霸”与“和谐世界”理念。
其三，无视当前国际秩序的明显缺失。当前，全球秩序是美国支配的霸权体系与西欧推动的法治体系的混合体，这个秩序面临重大难题与危机，主要表现在：美国盛世下天下不太平，宗教、文明、族群、领土冲突不断；全球环境与生态失衡的危机持续恶化；全球经济严重失衡，西方国家举债度日，国际货币体系动摇，金融危机不断涌现；全球化的利益与风险分配极度不均，贫富差距、知识与数位差距不断扩大，弱势群体被边缘化；富豪阶层与跨国企业拥有制定社会游戏规则的最终权力，国家的利益协调与保护职能日益空洞化。
其四，对美国例外主义熟视无睹，国内政治拒绝放弃美国在世界上的唯我独尊地位。比如，美国是唯一没有批准“海洋法”的国家；是唯一没有参加“京都议定书”的国家；是唯一可长期维持庞大贸易赤字的国家；是唯一可以将海外用兵或驻军的费用转嫁给盟邦或地主国的国家；是唯一可以全面监听全球网络与通讯的国家。而且，美国国会长期杯葛联合国专门组织的预算；美国国会搁置国际货币基金认股权改革方案；反对美国释放“网络域名分配与编号公司”的监管权。
中国发展模式及其实践，震惊了西方主流经济学，也撼动了国际机构对于经济发展与治理的话语权。中国发展模式让许多发展中国家思考，如何在社会公正、可持续性发展以及自由市场竞争效率之间取得平衡。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可能在美国式资本主义与西欧式民主社会主义（福利国家）体制之外，开创了第三条道路。
中国政治模式在引导社会追求最佳公共选择上有其明显的功效，能够平衡程序、能力与结果三个环节。中国经验在西方代议民主体制的经验之外，开创了另外一种取得“政治正当性”的可能选择。中国政治模式的实践经验，对现有的比较政治理论构成知识上的挑战。政治学者必须重新检讨“民主”与“非民主”政体的传统二分法，应该用广义的“良好治理”指标，用能够有效达成“社会最佳选择”作为判断，来比较各种政体的表现以及正当性基础。当使用这些本质性的指标来比较不同政治模式的优劣时，我们才会对于政治体制的“程序”、“能力”与“结果”三者予以同等的重视。
基于主权国家原则建构的国际秩序认为，国家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符合自然秩序，强调普遍化原则，普世套用一个标准。但在中国传统的天下体系世界观看来，“独善其身”并不可取，“兼善天下”、“己立立人”才是理所当然；局部与整体是有机的联系，无法分割；追求局部利益不能危害全体。“多元一体、和而不同、休戚与共”才是合理的自然秩序。相对于中国传统天下体系世界观，主权国家原则下的形式平等是一种“伪善”，它让强权摆脱了对于弱小者的道德义务，为实际上的支配与宰制提供掩护。中国传统承认位阶差序才能确立位于上者的特殊责任，确立大对小、强对弱的扶持义务。
在这种背景下，学术界应该多研究“大历史”与“结构转型”。应该思考我们正处于什么样的历史发展阶段，我们从哪里来？可能往哪里去？我们所处的时代受什么样的历史趋势主导，又蕴含与累积了怎样的趋势转折与结构转型动能？要能提出根本性的问题，比如：我们现有的知识架构与分析工具是否能帮助我们回答这些大问题？我们熟悉的概念与理论是提升了我们的视野还是遮蔽了我们的视野？我们熟悉的研究议程是否仍具有时代关联性？
当今世界处于社会治理巨大变革前夕。网络社会和大数据时代的来临，让公众、社区、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互动方式面临根本性变革。大数据时代的来临，让利益攸关方的多方协商与政府政策制定可以机动结合、及时反应，有百年历史的西方代议民主与政党政治模式将被迫转型。
四、中国思想的“新转型时代”已开启
杨光斌在《中国社会科学报》撰文指出：从张灏先生把1895年—1925年间称为中国政治思想的“转型时代”（即西方的各种思想、概念开始抢滩中国思想市场，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式微）算起至今的这一百年，可以大致划分为三个时期，也就是三个30年。
第一个30年：西学1.0版，即从晚清到民国时期。这个时期除了个别概念，比如费孝通的“差序格局”，基本上都是西方社会科学的初步学习者。这一时期的社会科学教授与其说是学问家，不如说是政治活动家，关注的多是中国向何处去的大问题。因此，西学中的各种思想在中国可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既有德国的马克思主义，也有英国式的多元主义如基尔特社会主义，“西学”中包含着彼此冲突的思想和学说。
第二个30年：照搬苏联模式阶段，即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这一时期主要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多是苏联专家培养出来的，研究领域也主要集中在马克思主义的三大学说，即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对于这一时期的理论工作者而言，诠释经典作家的经典文本是其主要工作，以意识形态语言来做社会科学研究成为这一时期的典型特征。
第三个30年：西学2.0版，即改革开放以后的一段时期。这一时期成长起来的学者大多是“留学生”，要么在西方读学位、进修，至少读的基本上是西方社会科学和政治思想的书，西方几乎所有代表性名著都翻译到了中国。如果说第一时期的“西学”尚是一个多元的矛盾概念，这一时期的“西学”则主要是自由主义的一家之言。
可以说，没有自己的概念、理论、方法所构成的“话语权”，构成了百年中国社会科学的总体性特征。这也意味着思想的贫困，进而危及国家安全。在他国化百年之后，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时代应该到来了，“游离中国”的社会科学应该“回到中国”了。目前，中国思想的“新转型时代”，即社会科学的自主性时代已经开启。自主性的中国社会科学无疑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取向，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是“中国的世界”而不再是“世界的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