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韩合作早有历史，且有成效，基于物质及其生产的中日韩合作，可谓根深叶茂，富有久远的未来。这是中日韩克服困难，重新走在一起的根本动力。中断三年的中日韩领导人会谈重新启动，标志着东北亚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安全模式”再次得以尝试。中日韩合作顺应历史潮流而动，可谓大道行思，取则行远。
11月1日，中断三年的中日韩领导人会谈重新启动，标志着东北亚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安全模式”再次得以尝试，相信各方能走出适合21世纪全球化时代特征的新道路。
东北亚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比较特殊。从历史纵向看，冷战结束近四分之一世纪，虽然东北亚地区经济相互依存越来越深，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但冷战时代遗留的安全结构上的对立至今并未消除，由此形成了经济相互依存，而安全相互对立的二元结构。从空间横向看，中日韩几乎同步跨入市场经济改革道路，构建了相互补充，互为依托与支撑的产业结构，共同扮演着世界制造中心与实体经济中心的关键角色。特别是在东亚金融风暴后，中日韩同时参与了东亚更广泛的区域合作进程，发挥了积极的推进作用，促成了太平洋西岸的多辅多轴型区域合作机制。
作为东北亚地区最主要国家，中日韩不仅在经济、产业、贸易及其区域合作上担当起了关键角色，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在地区非传统安全领域中也扮演起探索新合作模式的角色，确立了时代典范。我们知道，中日韩虽然一衣带水，互为比邻，有着悠久的人文交往史，但彼此间也存在深刻而复杂的历史认识和领土争端问题。尤其是，在传统安全领域，日、韩分别为美国的同盟国，且是美国为盟主的双边军事同盟国，日美韩关系既紧密又微妙，致使地区安全结构显得更加复杂。一方面，鉴于美韩、美日是同盟关系，“同盟”成为其各自外交的轴心，体现为日美韩紧密关系；而另一方面，美韩和美日同盟是“不见面的”“双边同盟”，而不是“三边同盟”，难以形成集体安全特征。美国也仅仅“分别”是盟主，无法“直接干预”日韩关系，如此导致日美韩三边关系又存在相当微妙的一面。这正是日、韩贸易虽都对美国市场深度依存，但至今美国并没有、似乎也没有考虑要搞一个类似“北美自贸区”的“美日韩FTA”。相反，美国在“美韩FTA”生效过程中，推动包括日本而不包括韩国的“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近期，TPP基本框架达成，韩国依旧不在其中。如此，在美日韩之间，同样形成了“经济与安全两层皮”的状态。
美国的国际政治和安全大师级的专家约瑟夫·奈，曾经耐人寻味地阐述过亚太安全结构与亚太安全机制的关系问题，他认为亚太地区的安全结构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所以没有必要考虑构建亚太地区新的安全机制，即维持现有的美国为主的“双边同盟”体系就很好。如此看，TPP原始会员国中并不包括美国的盟国韩国，这与其亚太双边为主的同盟体系难以重叠，并不具备安全体制变革的属性。由此，美日韩关系中的“微妙”特征就更加突出。
中日韩合作早有历史，且有成效，更有未来。此次中日韩领导人复会就是时代的印证。原因在于，中日韩看到了21世纪全球化时代特征，适应这个时代，选择符合时宜的合作方式，促进经济合作，探索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方式，维护和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
中日韩三国人口近15亿人，GDP约占全球的20%，相互贸易和相互投资紧密，在美欧进入“虚拟资本主义”时代，中日韩担当着“世界工厂”，扮演着世界实物需求的供应者角色。中日韩共同构成的地区产业体系，已成当今全球人财物的集散中心。基于物质及其生产的中日韩合作，可谓根深叶茂，富有久远的未来。这是中日韩克服困难，重新走在一起的根本动力。
中日韩在地理上过于紧密，以至于地震、海啸、沙尘暴和雾霾，乃至“中东流感”，都能那么轻易地越过疆界、渗透到边界后。在非传统安全领域里，“威胁”没有疆界的隔绝，也不受意识形态的限制，对生产、生活、经济和社会构成同等的无差别的损害。由此，客观要求各方采用符合时代的观念，探索“合作安全”的方式，共同应对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威胁”。这是中日韩合作的出发点，也是归结点。如此，中日韩合作、抑或是中日韩自贸区建设，哪怕是高水平的、高质量的，甚或超过TPP的“中日韩FTA”都不会构成地区安全结构改变的属性，仅仅是有利于地区和平与发展，有利于地区共同应对“不分国界和价值观”的非传统“威胁”。中日韩合作顺应历史潮流而动，可谓大道行思，取则行远。美国无需担心中日韩会改变地区结构，形成排美的地区安全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