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格兰银行行长马克·卡尼（Mark Carney）在去年年底的一次会议上预测伦敦银行资产将在2050年超过英国GDP的九倍，这番话令世界震惊。他的预测只不过是两大趋势的外推：全球范围的持续金融深化（即金融资产增长快于实体经济）以及伦敦保持在全球金融业务中的份额。
这两个假设相当合理，但这个算盘令许多人深感不安。拥有巨型金融中心和庞大的本国银行对纳税人来说或许负担沉重。在爱尔兰和冰岛，银行规模超出了政府在有必要时的支持能力。结果是灾难性的。
除了潜在援助成本外，一些人还指出金融部门过于庞大会吸走原本可以更好地配置于其他部门的人才和资源，从而伤害实体经济。但卡尼认为正好相反，英国经济的其余部分可以因为身处全球金融中心而获益。“身处全球金融系统核心，”他说，“扩大了追寻英国储蓄的机构的投资机会，也增强了英国制造业和创新行业的全球竞争力。”
这显然也是建设伦敦市场的基本假设，也是一届又一届政府所宣传的假设。但这一假设正在接受考验。
卡尼履新英格兰银行后留任的副手之一的安迪·哈达恩（Andy Haldane）质疑过金融部门的经济贡献，认为“它可能让相当一部分非金融经济获得或失去活力。”他认为（在一篇标题十分吸引眼球的文章《金融部门的贡献：奇迹还是幻象？》（The Contribution of the Financial Sector: Miracle or Mirage?）中）金融部门所宣传的对GDP的贡献被大大夸大了。
两篇最新文章进一步提出了质疑。在《现代金融的成长》（The Growth of Modern Finance）中，哈佛商学院的罗宾·格林伍德（Robin Greenwood）和大卫·沙夫斯坦（David Scharfstein）指出金融占美国GDP的比重在1980年到2006年金融危机前夕期间翻了近一番，从4.9%上升到8.3%。推动比重增加的两个主要因素是信用扩张和资产管理规模的快速扩大（金融部门收入也因此呈现出指数增长之势，这不是巧合）。
格林伍德和沙夫斯坦指出，金融化是一柄双刃剑。家庭或许得到了更多的储蓄机会，企业也或许能得到更多样的资金来源，但资产管理活动的增值是一个幻觉。这大多与投资组合的高成本搅动有关，而杠杆的增加意味着作为整体的金融系统脆弱性的增加，而随着风险暴露过大的家庭随后陷入破产状态，还导致了严重的社会成本。
国际清算银行（中央银行的中央银行）的史蒂芬·赛切蒂（Stephen G. Cecchetti）和恩尼塞·卡罗比（Enisse Kharroubi）更进一步，他们指出金融部门的高增长抑制了其他部门的生产率增长。他们使用了由20个发达国家组成的样本，发现在金融部门占GDP比重与实体经济的健康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
这一关系的原因不容易确定，两位作者的结论也存在争议。但显然金融企业在与其他企业争夺资源，特别是高技能劳动力资源。拥有博士学位的物理学家和工程师可能选择为投资银行和对冲基金开发复杂的市场运动数学模型，这类人被称为“火箭科学家”。他们原本也可以将自己的才华用于设计（比如）真正的火箭。
赛切蒂和卡罗比发现的证据证明，研究密集型企业确实是金融业兴旺的最大受害者。由于金融企业给的薪酬更高，因此这些公司难以找到高技能的毕业生。我们所说的不仅包括所谓的“宽客”（quant）。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的几年中，超过三分之一的哈佛MBA以及相同比例的伦敦经济学院毕业生毕业后前往金融企业工作。（一些愤世嫉俗的人可能会说让MBA和经济学家远离真实商业界是件好事，但我对这种说法表示怀疑。）
两位作者还发现了另一个有趣的效应。贷款迅速增加的时期通常伴随着建筑业繁荣，这部分是因为房地产资产相对较易作为贷款抵押品。但建筑业的生产率增长率很低，许多信用支撑起来的工程的价值随后会变得非常低甚至是负价值。
那么，英国应该热切期盼卡尼所描绘的未来吗？有抱负的衍生品交易员肯定会对自己的职业前景更有信心了。为金融部门提供服务的经济的其他部分——比如保时捷经销商和夜总会——也会感到欢欣鼓舞。
但如果金融继续吸引大量最聪明、最优秀的人才，2050年时英国的制造业将所剩无几，高科技公司更将是凤毛麟角。只要你担心经济失衡、担心过度依赖高波动的金融部门，你就必然会希望英格兰银行的“前瞻性指引”的这一部分就像它的失业率预测一样不靠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