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戴军（音）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真的来到了这里。站在莫斯科红场上，这位来自中国中部的74岁退休教师惆怅地凝望着克里姆林宫的高墙、著名拱廊式古姆百货商场（GUM）富丽堂皇的外观以及姜饼风格的莫斯科国家历史博物馆（State Historical Museum）。半个多世纪前，作为中国一名学习俄语的学生，雷戴军曾惊叹于在教科书中看到的这些景象。如今，他终于来到了俄罗斯，在妻子、两个女儿、一位女婿、外孙子和外孙女的陪伴下，用两周时间游览莫斯科和圣彼得堡。
九岁的外孙女尤倩（音）摆姿势拍照的时候，雷戴军正全神贯注地听着身边走过的俄罗斯游客讲话。“我完全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他失望地说，“当初上大学的时候，我可是精通俄语。虽然一开始很难，我还是掌握了这门语言。但现在，全都丢了。”
像数百万同时代的其他中国人一样，雷戴军接受的教育极大地受到了苏联文学、电影及音乐的影响——苏联是当时北京最亲密的盟友。但上世纪50年代末这两个共产主义大国间爆发的意识形态分歧，在后来的几十年间一直困扰着两国关系。如今，由于陷入了与欧洲和美国的愤怒对峙，俄罗斯已经明显转向东方。自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选择俄罗斯作为首个出访国家以来，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与习近平已经会晤了十多次。去年，在俄罗斯纪念打败纳粹德国70周年的庆典活动中，坐在普京身旁的正是习近平。普京还表示，俄中关系在向前发展，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
像雷戴军这样上了年纪的游客的经历——他们终于来到了孩提时被教育要热爱的国度——反映了俄中两国在寻求建立一种超越政治宣言的友好关系时，不得不克服两国曾经关系破裂的历史事实。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开始掌权时，雷戴军只有8岁。苏联书籍和电影几乎是当时他们这代人唯一可以找到的外国文化产品。上了年纪的中国人仍津津有味地谈论尼古拉•奥斯特罗夫斯基（Nikolai Ostrovsky）1932年创作的、描写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How the Steel Was Tempered），他们中许多人对汉语版的《喀秋莎》（Katyusha）——俄罗斯一首描写一位女孩思念参军男友的战时歌曲——都耳熟能详。
1962年毕业后，能说一口流利俄语的雷戴军回到了中国西南四川省南充市的家乡担任俄语老师。但两年后，政府下令停授所有俄语课程。雷戴军被分派改教英语。“我不太懂英语，但不得不凑合着教，”他说。他的俄语教学生涯成为了高层政治的牺牲品。1956年，在当时的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公开批评前任约瑟夫•斯大林（Josef Stalin）实行独裁统治之后，苏联与中共关系开始破裂。1961年，北京谴责苏联为“修正主义国家”，两国大部分关系中断。到1969年，两国间的紧张关系演变成一场乌苏里江（中国东北与俄罗斯最东端狭长领土之间的分界线）上的公开边境战争。直至毛泽东1976年去世，两个政权不断地通过恶毒的宣传相互谴责。尽管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莫斯科与北京寻求和解，但这段互不信任的记忆仍挥之不去。
虽然两国政府正在推动建立一种有时看似准同盟的关系，但历史的阴影仍笼罩着两国关系。普京与习近平都希望通过建立一个多极世界来遏制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两国都试图扮演领导角色。在从中东冲突到互联网治理等一系列问题上，北京与莫斯科经常对彼此的外交政策倡议表示支持。例如，在叙利亚内战问题上，俄罗斯与西方国家存在分歧，但与中国的看法一致。俄中两国都希望强化多边组织的作用，如金砖国家（BRICS，包括新兴国家经济体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及南非），以及由中国发起创建、包括若干中亚及南亚国家的上海合作组织（SCO），该组织成员国已举行过多场联合军事演习。
经济方面，莫斯科希望获得中国的贷款和投资，以填补吞并克里米亚后欧盟与美国制裁带来的资金缺口，而北京也试图利用俄罗斯的融资需求从后者获得更多资源。根据2014年5月在隆重仪式下签署的协议，北京同意未来30年从俄罗斯购买价值4000亿美元的天然气。俄罗斯国有能源集团——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Gazprom）称之为该公司历史上最大一笔协议。俄罗斯还表示，愿意在油气勘探项目中给予中国投资者多数股权。一家中国财团有望以提供俄方急需的融资计划为交换，拿下一项大合同——建设连接莫斯科与南部城市喀山之间的高铁。
然而，尽管有来自高层的强烈政治意愿，两国关系仍显得异常地空洞淡薄。几个月前在圣彼得堡的一场商务会议上，俄罗斯中国总商会会长蔡桂茹对与会者说：“我们知道你们喜欢我们的资金，但你们并非真正喜欢我们。”“我们一直试图改变这种状况，我们不会放弃。”她的发言引发了台下俄罗斯听众尴尬的笑声，但没人反驳她的说法。
去年8月一个炎热的周日下午，一群中国记者在黑龙江同江市附近的一处建筑工地走下一辆大巴。他们来这里是为了报道一项规划已久、通往俄罗斯的铁路大桥——首座跨越界河（中国称黑龙江，俄罗斯称阿穆尔河）连接两个大国的大桥。这座大桥（差不多9年前首次提议建设）本可以成为两国友谊日益增进的象征。但中方在自己一侧延伸至远超过江中的巨型混凝土立柱上已经建好了钢架，而俄罗斯一侧的建设却仍未开工。当一名中国摄影记者对着杂草丛生的对岸拉近镜头时，他只看到了一座摇摇晃晃的瞭望塔，一个身穿军装的稻草人在顶部平台上放哨。由于缺乏规划和融资，人们并不认为这座大桥最早将在今年年底前完工。
在俄中两国过去两年宣布的大型合作项目中，很多都同样进度缓慢。例如，“西伯利亚力量”（Power of Siberia）管线正在进行建设，但落后于预定计划（2014年，普京与习近平在双方还没最终敲定价格之前推动通过该协议）。
华盛顿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旗下卡内基莫斯科中心（Carnegie Moscow Center）研究员亚历山大•加布耶夫（Alexander Gabuev）表示：“此类延期的首要原因在于大宗商品价格变动——如此低的油价使许多项目可能变得不再可行。”中国的反腐运动也拖累了已规划的俄中合作，因为中国国有石油企业受反腐影响尤其严重。“许多几年前曾与谢欣谈判的人现在都进了监狱，”加布耶夫说。伊戈尔•谢欣（Igor Sechin）是俄罗斯国有石油企业——俄罗斯石油公司（Rosneft）首席执行官。
中国投资者抱怨称，虽然莫斯科承诺向他们敞开大门，他们还是要面对来自俄罗斯政府官员的猜疑和敌视。随着许多分析师预计俄罗斯经济在油价暴跌冲击下将连续第二年陷入衰退，加上中国经济放缓将搅乱全球市场，用俄罗斯的资源换取中国资金的简单合作模式已变得更为复杂。在去年9月俄罗斯东部城市符拉迪沃斯托克召开的一场投资会议上，俄罗斯副总理尤里•特鲁特涅夫（Yuri Trutnev）驳斥了中国代表对俄罗斯银行不贷款给中国投资者的抱怨。他表示，如果中国人想到俄罗斯做贸易或投资，他们应“带上自己的资金”。特鲁特涅夫还说，中国需要做的“不仅仅是考虑中方的利益，还应考虑俄方的利益”。
一方面问题在于，除了外交领域，其他领域的双边合作仍很稚嫩，能使合作伙伴关系运作——不论是在建筑工地还是在董事会会议室——所需的日常关系如今才刚刚开始建设。“俄中经济合作的结构不会真正带来广泛的人员交流，”政府支持的智库俄罗斯国际事务理事会（RIAC）理事长安德烈•科尔图诺夫（Andrei Kortunov）说，“在我们与意大利、德国等国的交往中，大量中小企业在俄罗斯设立机构，雇用很多俄罗斯人。多年来，多层次的人员交流伴随着文化交流、跨国婚姻一直在扩大。而在与中国的交往中，这种情况很少出现。”
考虑到两国的地理和历史，这种现象并不奇怪。虽然两国的陆地边界超过4200公里（居世界第六），但两国的发展却各行其道。两国接壤的边疆地区都并非各自的历史或经济核心区。尽管中国东北各省拥有逾1亿人口，但与东部、南部地区相比，这一地区像一潭死水。黑龙江省（与俄罗斯接壤边境最长的省份）的年轻一代很多人都离开家乡到北京找工作。
另一方面，俄罗斯很长时间一直在努力将其对与中国接壤地区的控制由专注获取原材料的殖民地统治风格转变为一种更加现代的治理模式。在沙皇和苏联时期，当局都不得不通过诉诸武力或提供高额奖励让民众迁移至该国的亚洲部分。俄罗斯最靠近中国边境的地区覆盖着广袤的森林、沼泽，这里的冬天甚至比其欧洲部分更加严酷。这里还是众多劳改营的所在地之一，囚犯们被发配到这里劳动，直至累死。让人们在此定居的唯一其他方法是无偿分发耕地——普京政府去年恢复了这一19世纪的政策。即便现在，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居民数量也不过500万人（相比之下，生活在大莫斯科（Greater Moscow）都市区的居民估计有1700万），而且他们中许多人还都想西迁。
这种人口的不均衡分布——加之对1855年俄罗斯侵占原本属于中国的领土的记忆——一直让俄罗斯人担心，日益强大的中国有一天可能重新控制俄罗斯远东的部分地区。2008年，在两国彻底解决一起旷日持久的边界争端时，莫斯科与北京一致坚称，历史的这一章已经过去。但两国的普通民众仍心存警惕。“我们知道现在不应该讨论这件事，我们还不够强大，但时机成熟时，这些土地必须归还我们，”谷小梅（音）说。谷是中国电力工程有限公司（CNEEC）的一名管理人员，曾在靠近中国边境的俄罗斯城市比罗比詹（Birobidzhan）的一处建筑工地工作。生活在这一地区的俄罗斯人表示，中国人日益控制当地农业和建筑业让他们感到担心。“他们当然可以来这里参观，但应该进行一定的限制，”在比罗比詹一家酒店工作的帕维尔•葛罗米柯（Pavel Gromyko）说。
在拥抱东方方面，俄罗斯精英实际上并未作出表率。许多精英像沙皇时代的俄国贵族一样认为自己应牢牢地植根于欧洲——尽管普京经常愤怒地抨击西方。包括普京密友根纳季•季姆琴科（Gennady Timchenko）在内的俄罗斯寡头们在伦敦、日内瓦、圣特罗佩等城市都有房产。高级政府官员纷纷将子女送到西方接受教育。克里姆林宫一名高级官员称：“说我们不是欧洲人简直太荒谬了。”去年9月，一家俄罗斯国有企业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会议期间举办了一场奢华晚宴，所有食品——从沙拉到甜点——都是从西面9000公里之外的莫斯科用两架飞机空运过来的。
除了地理和历史因素，俄中在改造本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方面采取的不同路线也使两国社会渐行渐远。在北京，共产党政权仍牢牢地掌控着权力，而在莫斯科，共产党政权差不多25年前已被推翻，这或许会让许多西方人想当然地认为俄罗斯会实行市场经济，而中国仍实行计划经济。然而，相较于俄罗斯，中国超过35年的市场化改革已将其与全球经济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中国2001年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比俄罗斯早了10年。此外，有两代中国人都依靠为世界市场制造西方品牌的产品谋生，而俄罗斯缺少这种与全球经济的联系，因为俄罗斯经济主要依赖原材料出口。自2014年以来，西方的制裁迫使俄罗斯与全球经济进一步脱节。
与此同时，中国独生子女家庭多年的财富积累使得数百万家庭能够送自己的子女到西方留学，这有助于在中国与欧洲和美国——而非俄罗斯——之间建立文化和私人联系。那些到俄罗斯留学的中国学生大都是成绩不够好或者父母不够富有。生活在靠近中国边境的巴罗夫斯克市（Khabarovsk）的25岁的吴鹏（音）说：“我没能通过可以让我得到赴欧洲留学公共奖学金的英语考试，所以只好来这里学习俄语。”
俄罗斯专家告诫称，中国年轻一代对西方国家（主要是讲英语国家）的偏爱对俄中两国建立友好关系是一项严峻挑战。“我们有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建立的文化联系作为基础，”俄罗斯国际事务理事会理事长科尔图诺夫说，“但那个年代培养的一代人如今在中国已不是主流。”
雷戴军一家就是一个恰当的例子。尽管他对俄罗斯有着50多年的深厚感情，但他的子女已经越发受到美国——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对手——的吸引。雷戴军的小女儿雷卿（音）最终促成了父亲的俄罗斯之旅。雷卿是上世纪80年代第一批到美国留学的中国人之一，而且她还留在了美国。父母整个旅行的费用都由她支付。俄罗斯官员希望，这样的观光之旅可以进一步拉近两国的距离，的确，雷家正是越来越多到访俄罗斯的中国游客的一部分。2014年，访俄的中国游客数量增长了11%，达40.9817万人次，超过德国游客数量——首次成为访俄人数最多的外国游客群体。
但雷卿和姐姐雷瑾（音）略微有些失望。跟父亲一样从事教师职业的雷瑾说：“这里没人说英语。”对她的两个孩子来说，这是他们第一次出国旅行。她12岁的儿子尤青峰（音）觉得，莫斯科看起来比起他在电影和照片中看到的美国穷好多。“这里一切都很旧。他们说地铁很漂亮，但是太旧了！”
吴鹏来自中国东部江苏省的一个企业家家庭，是一个开朗、有志向的年轻人。他回忆起来俄罗斯头两年的痛苦经历，但表示自己很快就振作了起来。如今，他可以说一口流利的俄语，并表示想在俄罗斯再呆5年多赚点钱。自2012年大学毕业以来，他曾担任一家新加坡制泵商的代表参加莫斯科的商品交易会；现在，他为在俄罗斯远东地区承包建筑工程的中国国企提供驾车和翻译服务。但当我问他是否感觉像在家乡一样、有没有俄罗斯朋友时，他停顿了一下。“没有。工作之外，我与俄罗斯人没有任何接触，大多数时间我都感到无聊，”他微笑着说，“对我们来说，俄罗斯跟西方一样都是异国他乡，而且还没有那些好处。”
韩青（音）是一名来自中国古都西安的医生，现在在莫斯科的一家中医诊所工作。他说，俄罗斯患者让他觉得完全就像谜一样。“通常情况下，我们要望、闻、问、切，”他说，指的是传统中医使用的4种诊断方法——观察患者的气色、辨别体味、询问症状以及给患者把脉。“但这里的人肤色如此之白，我从他们脸上看不出什么。而且，他们喷的香水太多，我无法辨别任何气味。我也完全听不懂他们说些什么，所以，只能靠把脉了”。
然而，有迹象表明，情况或许正在发生变化。“谁能想到两国关系会变得如此紧密？”娶了中国东北媳妇的53岁俄罗斯人亚历山大•奥辛（Alexander Osin）说道。他说，当他7年前第一次见到自己的妻子时，他们是奇特的一对儿。奥辛是一名在瑞典和挪威受过培训的语言学家，曾立志成为一名外交官，而他的妻子张风华（音）是一名敢于冒险的女商人，她为在俄罗斯的其他中国人代办签证和工作许可证。“我们这一代人曾受过西化教育，”奥辛说，“我本以为自己将成为一名政府官员，但后来苏联解体了，我的愿望也落空了。但现在，我感觉与中国非常亲近。中国人就像我们自己人一样。”
他的妻子说，上世纪90年代作为一名俄语进修生来到莫斯科时，她感觉俄罗斯人瞧不起自己。“但现在不一样了。俄罗斯人对我们的看法已经变好。他们看到了我们取得的成就、我们工作多么努力、我们的国家取得的进步，”她说。
这不仅仅是某个人的印象。过去一年，加强俄中经济联系的政治推力激起了很多俄罗斯服务公司以及专业人士对中国的兴趣，几十家莫斯科律师事务所、翻译服务及公关公司已经向中国派驻代表，并在北京、上海或香港设立办事处。民调显示，俄中两国居民对彼此的好感度正不断增加。美国研究机构皮尤（Pew）的数据显示，对中国持正面看法的俄罗斯人的比例已从64%上升至2015年创纪录的79%。俄罗斯所做的民调也反映了这一趋势。尽管皮尤的民调发现，对俄罗斯人持正面看法的中国人的比例从2014年的66%下降至去年的51%，但中国社会科学院（CASS）所做的定期调查显示，自2011年以来，俄罗斯在中国的受欢迎程度每年都超过美国。
“从最基本的来说，经济方面的看法已经在发生变化，”剑桥大学（Cambridge University）研究俄中边境问题的人类学家卡罗琳•汉弗莱（Caroline Humphrey）说，“虽然俄罗斯人过去看不起中国人，但如今他们开始以羡慕的口吻谈论中国人。另一方面，中国人也绝不会再将俄罗斯视为苏联时代的老大哥。”
然而，两国关系要发展成真正的友谊，这或许还不够。“俄罗斯对中国的需要超过中国对俄罗斯的需要。俄罗斯已经别无出路，”卡内基莫斯科中心的亚历山大•加布耶夫说，“但两国总体关系还远未达到官方宣传想让人们相信的高度。俄罗斯精英现在才开始意识到，如果想吸引中国人来，将不得不参加一场淘汰赛。”
一些官员和学者指出，相对于西方民主国家，俄中两国政府更有机会改变国民态度。俄罗斯国际事务理事会的科尔图诺夫说：“在其他政治制度中，这些事情通过公民社会进行，但俄中两国有很特殊的公民社会。”取而代之的是，这一进程更多地受到上层的引导。俄中两国政府官员与政治学家表示，他们正在努力克服造成两国隔阂的无知和历史积怨。
同样供职于俄罗斯国际事务理事会、并在中国东南地区的厦门大学（University of Xiamen）任教的拉里莎•斯米尔诺娃（Larisa Smirnova）说：“在中国，（俄罗斯的形象）非常刻板僵化。提到俄罗斯，中国人首先想到的就是普京和美丽的俄罗斯姑娘。”她告诫称，中共长期以来一直在利用苏联解体以及俄罗斯上世纪90年代经历的经济和政治动荡作为警世寓言。许多到访俄罗斯的中国人都震惊于俄罗斯比中国落后的基础设施。
“俄罗斯的道路坑坑洼洼，机场破旧不堪——我们的确已经超过他们，”谷小梅说。另一方面，俄罗斯学者表示，中国人对俄罗斯文化、自然风光或建筑景观知之甚少。“中国人为自己的古代文化感到自豪。我们也有必要让他们了解我们的文化，更多地利用好俄罗斯文学、艺术等资产，”斯米尔诺娃说。
要培养两国年轻一代之间的相互理解，她呼吁中俄两国的高等教育系统必须走向步调一致，促进学位互认，推动更多的大学合作关系和联合研究项目。另一个办法是引导媒体。“只要停止不断地进行口诛笔伐，很多不信任和偏见就会消失，这种转变正在两国显现，”她说，“俄罗斯长期以来都存在仇外的问题，有些人热衷于传播‘黄祸’论，但如今这种论调已经在俄罗斯媒体上消失。”中国实行严苛的审查制度，而俄罗斯对媒体的控制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严格，因此，这种方法或将被证明非常有效。在近期俄罗斯的一场会议上，中国副总理汪洋对俄副总理特鲁特涅夫说：“我们必须限制负面的报道。”
构建共同叙事的一个比较容易的主题是两国对军事英雄主义行为的喜爱以及被西方误解的共同感受。去年，斯米尔诺娃与她的中国学生一起观看了2015年俄乌合拍电影《女狙击手》（Battle for Sevastopol）——一部讲述二战狙击手柳德米拉•帕夫里琴科（Lyudmila Pavlichenko）的历史片。其中一幕表现的是这位年轻的女狙击手试图劝说美国加入对抗德国的战斗，她说：“我25岁，击毙了300名法西斯分子。”斯米尔诺娃说：“我的学生绝对喜欢这部电影。”作为中国人的妻子，她坚称，虽然俄中两国人民必须克服重重障碍才能走到一起，但一旦做到这一点，他们之间的私人关系将比与西方人的关系更加深厚。
“这两个仍试图在世界上找到自己位置的国家有一些共同点。两国都有着共产主义背景，两国的未来都存在很多不确定性，”她说，“在西方，人们通常认为他们的生活方式就是其他所有人应该遵循的标准。俄罗斯人与中国人可以一起出去喝醉，做错事，扯淡。我们可以建立非常强大的心灵互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