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5月李克强总理访问巴基斯坦期间，中巴经济走廊被提上议事日程，同年7月合作协议正式签署。根据中巴政府达成的协议，两国间将建成公路、铁路、航空、油气管道、光缆覆盖的“五位一体”通道，并在沿线配备大量社会经济合作项目[1]。2015年4月习近平主席访问巴基斯坦，围绕“一个中心、四个重点”，即以中巴经济走廊为引领，以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能源合作、产业园区合作、瓜达尔港建设为重点，与巴方签署了50余项经济合作协议。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称，中巴经济走廊将作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和样板工程。据前巴政府经济顾问萨基布·谢兰尼的估算，未来15年中巴经济走廊项目在巴投资规模，将等于巴基斯坦自1970年以来外国直接投资累计总额[2]。本文试就中巴经济走廊面临的挑战、当下争论和未来前景作相关分析。
一、中巴经济走廊：关于挑战的讨论
自2013年7月正式签署协议以来，中巴经济走廊的可行性受到了中巴两国各界人士的强烈关注。关于走廊建设面临的挑战，归纳起来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第一，建设和维护经济走廊的经济和技术成本较大。中巴经济走廊将在已有喀喇昆仑公路的基础上新建一条跨境铁路和跨境输油管线，将穿越自然条件复杂的喀喇昆仑山脉和帕米尔高原。受气候条件限制，喀喇昆仑公路一年里有半年时间基本上处于封路停运状态。而修建和维护跨境铁路的成本要远远高于公路，修建输油管道则需要解决好复杂的技术难题。
第二，巴基斯坦境内的地方势力和恐怖主义组织可能对经济走廊造成破坏。巴境内的恐怖主义和部落武装主要存在于三个地区，即俾路支省、开伯尔——普赫图赫瓦省（旧称西北边境省）和联邦管辖部落地区（Federally Administered Tribal Areas）。阿富汗战争开打后，联邦管辖部落地区出现了“塔利班化”现象[3]，并逐渐向巴基斯坦全境渗透。俾路支省、开伯尔——普赫图赫瓦省是俾路支分离主义和普什图分离主义力量集中的地区。部落势力由于历史恩怨、自治权争夺、资源利益分配等与巴联邦政府间存在多种矛盾，且拥有自己的独立武装。在这种情况下，安全形势严峻成为制约中巴经济走廊顺利实施的重要因素。
第三，国际政治形势复杂，特别是美国、印度等域外因素对中巴经济走廊的干扰不可忽视。2005-2006年期间瓜达尔深水港二期工程国际招标，中国港湾建设（集团）总公司、中国远洋企业联合体、迪拜港口世界公司和新加坡港务集团的竞争过程十分曲折。香港《亚洲时报》曾载文分析，美国及印度担心中国通过援建瓜达尔港“向印度洋扩张”，组建中巴“能源走廊”。结果巴基斯坦在多方压力下选择新加坡公司，使中国把瓜达尔港打造成为战略基地的愿望落空[4]。而2013年2月巴政府将瓜达尔港运营权和配套基础设施开发权移交至中国海外港口控股有限公司后，西方媒体就一直在炒作中国的军事动机。中巴经济走廊将使巴基斯坦向中国进一步靠拢，中国将提高在中亚、南亚的影响力，这恐怕不是美国、印度愿意看到的。目前，印度方面对此态度较为激烈。印度媒体称“巴基斯坦瓜达尔港与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之间打造运输走廊的计划是对本国构成的一种威胁——中国借此可以扩大自己在本地区的存在；自然也会让目前克什米尔的分离现状得到巩固。”[5]2015年5月31日，印度外事部长苏斯马·斯瓦拉杰表示，印度总理莫迪在访问中国期间，和中国领导层官员洽谈了经济走廊项目，莫迪表示“不能接受”中巴经济走廊项目[6]。
第四，中巴两国国内的反对和质疑舆论可能对走廊建设带来负面影响。中国国内质疑经济走廊的观点依据主要有两个，一是马六甲困境的真实性，二是中国经济支持能力的可持续性。有学者提出，马六甲困境是一个伪命题：当今世界美国军事实力[1]无人能及，如果在战时美国具有封锁马六甲海峡的能力，那么美国同样也可以封锁瓜达尔港[7]。另外，走廊建设需要大量资金支持，巴基斯坦经济状况不佳，如果仅靠中国一己之力，难以长期维系。巴基斯坦国内的反对媒体舆论则正好相反，认为中巴国家实力差距较大，大国与小国的合作只会给大国带来好处而非双盈局面。巴《论坛快报》（Express Tribune）认为，中巴合作“对巴基斯坦经济几乎毫无积极意义”，“中国将不会给予巴基斯坦任何东西”[8]。巴方学界还认为，中巴合作文件形式多但贯彻执行少，中巴经济走廊也难以幸免。中巴至今已签署300多份协议和谅解备忘录，但近一半签署后没有进展，另一半执行情况也不容乐观[9]。
二、中巴经济走廊：超越地理路线的区域经济一体化
从2014年上半年开始，巴基斯坦反对派力量将注意力集中于经济走廊的线路设计，指责巴联邦政府在未经有关省政府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将走廊规划从西线改至东线，并发动了一场抗议活动，被称为“改线风波”，给刚刚上马的经济走廊建设造成了不小压力。参与抗议的包括深受巴基斯坦人喜爱的板球明星伊姆拉·汗领导的正义运动党（Pakistan Tehreek-e-Insaf）、普什图民族主义力量普什图民族人民党（Pakthunkhwa Milli Awami
Party）、俾路支省重要的民族主义政党俾路支民族党（Balochistan National Party）、民族党（National Party）等。据反对派称，经济走廊原定从瓜达尔出发，至奎达，再到佐布（Zhob），向东至德拉伊斯梅尔汗（Dera Ismail Khan），再北上延伸到红其拉甫口岸，巴联邦政府却将线路改变为从瓜达尔出发一直向东至胡兹达尔（Khuzdar），然后向北穿越印度河附近的拉托德罗（Ratodero），再与信德公路网络连接。线路途经信德省和旁遮普省，并非开伯尔—普赫图赫瓦省和俾路支省[10]。实际上，中国官方一直以来并未就中巴经济走廊的具体路线有过明确阐述，同时在各种场合强调经济走廊的全面性。比如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孙卫东在2014年7月出席首届丝绸之路经济带国际论坛暨环球企业领袖西部（喀什）圆桌会上已明确表示走廊概念的综合性[11]。但中巴经济走廊却在巴方国内引起了如此激烈的争议，以至于2015年5月28日，巴联邦政府不得不召开全政党会议，就中巴经济走廊线路设计与实施问题，与各党派领导人进行磋商。会议在阐明中巴经济走廊存在东、中、西三线网络的基础上，决定先期施行西线工程，以消除西部两省的顾虑。经过一番波折，中巴经济走廊俨然变成了一场只有技术层面的地理线路规划，而围绕两国经济建设和合作战略的诸多宏观问题，则未能得到巴方的有效关注。
关于中巴经济走廊的定位，即它是纯粹的地理路线，还是一个综合性概念，恐怕是当前走廊建设面临的最紧迫挑战。如果中巴双方不从根本上就这一问题达成共识，那么关于中巴经济走廊的讨论将可能再次被政治化，由巴国内利益集团、地方势力牵着鼻子走，做出一些比较短视的决策。笔者认为，中巴经济走廊是一个综合性概念。那么，综合性可以往哪个方向拓展？这需要我们在回顾中巴经贸关系历史的基础上进行探讨。
新中国成立后，中巴两国在1951年5月21日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后就确立了经贸联系。经贸合作历史经历了四个阶段——缓慢发展时期（20世纪50年代）、平稳发展时期（20世纪60-70年代）、持续发展时期（20世纪80-90年代）和全面发展时期（2000年至今）[12]。20世纪50年代中巴经济关系发展缓慢，主要表现为商业团体联系、进出口贸易和换货协议。1962年中印发生边境战争后，美国南亚政策从倚重巴基斯坦防范社会主义国家转变为以印度为重心，巴基斯坦为改善恶化的外部安全环境，主动选择改善对华关系，中国也对发展两国友好关系表现出更大的积极性，中巴经贸往来进入到平稳发展阶段，主要集中于“最惠国待遇”下进出口贸易和边境贸易的发展、中国对巴提供赠款和无息贷款、以喀喇昆仑公路为代表的交通运输建设。20世纪80年代初，巴基斯坦是中国在南亚地区的第二大贸易伙伴，进出口贸易和边境贸易额持续增长。90年代初世界形势发生剧变，中巴友好合作关系经受住了考验。中国政府在1996年首次全面阐述南亚政策，并与巴方确定了中巴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将经贸关系推向一个新阶段。进入21世纪后，中巴经贸关系全面深化。首先表现在指导中巴经贸合作方向的两个综合性文件的签署，即“关于中巴双边合作发展方向的联合宣言”和《中巴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其次中巴自贸区建设启动并取得初步进展，《中巴自由贸易协定早期收获协议》、《中巴自由贸易协定》、《中巴自由贸易区服务贸易协定》陆续签订。除以传统商品贸易为重点外，中巴双方还采取工程承包、合资经营、独资经营等形式开展经济合作，中国公司在巴基斯坦直接投资建厂或承接项目，为巴当地的基础设施建设、经济发展和民众生活便利化作出了贡献。
中巴经贸关系发展至今，呈现出以下三个特点。首先，中巴政治经济关系的紧密性在不断加深。中巴两国自建交以来，均交往密切。在“铁兄弟”的框架下，政治关系也是逐步递进、层层深入的，特别是进入新世纪后，从建立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再到升级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中巴政治关系已经迈上新台阶。在政治关系的带动下，经贸关系经过60年积累，从一般进出口贸易到相互给予“最惠国待遇”，再到涵盖商品贸易、服务贸易在内的自由贸易区建设，联系日益加深，合作领域和方式也在不断拓展。其次，中巴经济合作依然存在不少问题：巴基斯坦长期以来在中巴贸易中处于逆差地位，且逆差在不断扩大；两国经贸合作层次不高，商品贸易结构简单，服务贸易市场尚未完全打开，投资领域水平不足；经贸合作容易受到非经济因素的干扰。再次，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即中巴日益深入的经贸关系，与中巴两国的国内政治改革和经济建设进程相互交织，已经在两国间形成了一种共生共荣的关系：两国都力求保持边疆地区稳定，防止外国颠覆势力操纵国内民族矛盾；都面临调整经济结构、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问题；都需要摆脱国际宏观经济不利影响，尤其是能源安全风险。这些问题的解决，都离不开两国经济资源的重新整合和宏观经济的协调。但是目前，中巴之间恰恰缺少能够反映两国政治经济关系发展新趋势、妥善解决好两国经济合作出现的问题，并且支撑两国共生共荣关系继续向前发展的区域经济制度框架。
中巴经济走廊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由中巴两国共同倡议并实施的区域经济合作战略。由此理解的中巴经济走廊，是阐述中巴区域经济一体化模式的概念，它代表着中巴两国在资本、技术、信息、劳动力等经济要素的跨国流动中将进行的良性互动的国内制度安排和宏观经济协调。它符合区域经济一体化概念的基本内涵，即“地缘上相邻国家间通过签署政府间协议，共同采取措施减少国家间商品、服务或要素流动的壁垒，通过加强经济政策协调，以实现区域内不同要素自由流动的过程或状态”[13]。考虑到巴基斯坦和我国西部地区基础设施薄弱，为了实现经济要素的外联内应，打通顺畅的交通动脉是第一位的，因而中巴经济走廊首先着手是道路联通，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巴经济走廊仅是地理路线，也并不意味着两国经济合作只能在沿线地区展开，而是以点带面，从线到面，逐步推进。
中国与巴基斯坦在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结构、地缘政治上具有突出的互补性，这种互补性主要体现在资本、技术、劳动力、能源方面的优势互补。在愈加紧张的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约束下，中国需要解决过剩产能的市场问题；巴基斯坦工业化进程落后，需要大量进口技术和机器设备，制造业自主生产能力较差。中国需要向外输出资本，以带动消化过剩产能；巴基斯坦由于无法大量吸引到外国直接投资，将外债作为寻求外部经济支持的首选[14]，结果负担累累。中国长期对外贸易顺差，积累大量外汇储备，用于购买美国国债但收益不高，需要找到更有效利用外汇资金的渠道；巴基斯坦长期对外贸易逆差，国际收支失衡，为数不多的外汇储备却用于大量进口工业制成品和石油。中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无法继续享有人口红利；巴基斯坦人口结构年轻化，是世界上最年轻的国度之一，但人口受教育程度低，青年人技能水平不足。中国要解决能源获取多样性问题，巴基斯坦地缘位置显著，在中国构建跨国陆上油气运输系统和缩短海上石油运输距离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页岩气、水能、风能、太阳能方面与中国合作潜力较大；巴基斯坦石油依赖严重，石油在其六类能源消费品中占32%[15]的比重，中国搭建能源通道可以帮助巴基斯坦安全稳定、价格合理地获得油气供应，与中国深化其他能源合作可以有效降低能源依赖风险。同时，资本、技术、劳动力、能源等经济要素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在中巴两国内部形成了盘根错节的利害结构。中国长期要解决的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问题，积蓄大量资本、外汇和产能但无法在本国内部直接发挥调整经济结构的作用，而人口老龄化和能源供需矛盾突出又是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两大隐患。巴基斯坦本身具有显著的地缘位置和年轻的人口结构，但无法利用这两点自身促进工业化进程，国际收支失衡（举借外债、贸易逆差）与能源外部依赖之间形成恶性循环，导致经济形势恶化，又进一步造成青年人口大量失业。因而，中巴间的经济合作并不仅仅是在资本、技术、劳动力、能源某一领域上的单线互补，而是重新整合这些经济资源、梳理这些经济要素，使之在优势互补的基础上，在两国内部和两国之间形成良性循环，从而支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这也就是中巴经济走廊的要义所在。因而，中巴经济走廊所承载的不是简单的互联互通，而是十分艰巨的经济整合任务。
三、中巴经济走廊：如何促进实施中国对外经济新战略
进一步讲，当前关于中巴经济走廊的讨论，还仅仅停留在就走廊谈走廊上，不仅对其概念的综合性（即中巴区域经济一体化问题）缺乏深入研究，并且对其如何促进实施中国对外经济新战略也缺少细节规划。这是中国政府决策者和研究人员需要认真斟酌之处，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
巴基斯坦经济增长的不稳定性十分明显，极易受到国内政治局势、国际经济环境和国际安全形势的影响。同时，经济结构具有脆弱性，第一产业（农业）仍然落后和欠发展，第二产业比重上升缓慢，服务业主要集中于低端行业。中巴经济走廊或者说中巴区域经济一体化能否成功，更大程度上取决于巴基斯坦经济，也即是当前中国政府所倡导的如何“合理兼顾他国关切”。因而中巴经济走廊的首要任务，即是缩小中巴两国经济间的过大差距，使生产要素在两国地域范围内达到比较自由的流通，从而带来经济资源的有效配置与生产效率的提升。从长期来看，中巴区域经济一体化应着力提升巴基斯坦控制生产要素跨国流动和保护市场的能力，以抵御经济全球化风险。当前任务，则在于能否妥善解决巴基斯坦能源短缺危机和有效开展基础设施建设。同时，提振巴基斯坦经济还需要注意三点，一是受巴基斯坦政治体制影响，执政当局可能从政党利益、地区利益出发进行决策。我方需要就走廊建设过程中资金的利用和分配情况进行全面指导和长期监督，避免巴方在资金使用中的盲目性、无效性，以及地方利益集团的干扰。二是注意省际间的平衡。“改线风波”的核心，反映了巴方各界的一个担忧，即经济走廊是要将巴东部经济发达地区作为支点，还是注重发挥省际平衡作用。我方应在经济项目布局上对西部发展落后地区给予照顾，避免加剧贫富差距。三是经济政策应拓展至民间，从对高层激励转向更加注重对民众的激励，让巴基斯坦民众真真切切感受到两国经济合作带来的民生变化。
第二，如何探索中巴经济走廊在亚洲区域经济合作中的定位。
当前，中国政府开始着力打造“一带一路”战略，并提出“亚洲命运共同体”概念[16]，倡导地区互利共赢。先暂时忽略相关国家间的历史遗留问题、安全困境、政治互信，单从经济角度探讨亚洲区域合作，即面临如下几个问题：一、20世纪80年代以后亚洲国家政府和学术界曾总结了三种区域发展模式——“雁型发展模式”、“大中华圈论”和“东盟方式”（ASEAN Way），用以解释亚洲新兴国家的崛起和区域融合的深入[17]。“雁型发展模式”立足于亚洲地区工业增长和贸易模式变化间的关系，“大中华圈论”倡导“儒家资本主义”的作用，“东盟方式”推崇协商一致与灵活性原则，均提出了比较有解释力的关于亚洲区域经济发展的理论（当然也有其局限性）。那么，在“一带一路”或“亚洲命运共同体”的倡议中，中国希望给亚洲区域经济发展带来的新的经济合作模式和核心理念是什么，目前还不明晰。二、中国周边业已存在的地区经济合作机制有东盟及其10+X体系、南盟、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机制、亚太经合组织、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再加上中巴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国与东盟“合作框架”等倡议，这些机制由于成员和议题上的交叉重叠、发展动力和制度水平的差异，将不可避免地出现相互嵌套、既竞争又互补的复杂关系。有必要全面评估国际机制重叠性和复杂性对于亚洲区域经济治理及中国周边环境变化的影响。三、“一带一路”建设可能存在国内协调与执行风险，中国政府如不能对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展开总体规划和有效协调，针对不同国家的资源禀赋采取不同的合作政策，那么很可能存在项目一哄而上、同质化和恶性竞争的局面。具体到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我们要解决的三个问题是：一、中巴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合作模式和核心理念是什么？二、中巴经济走廊与其他区域合作安排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与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国与南盟合作框架间的关系是怎样的？三、从地缘经济来看，巴基斯坦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处于怎样的位置？中巴区域经济一体化在中国倡导的亚洲区域经济合作中可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第三，如何借力中巴经济走廊迎接中美地缘经济博弈。
与中巴经济走廊相联系的中美地缘经济博弈主要是在两个层次。在全球经济层次，美国开始倡导“巨型地区”（Mega-regional）自由贸易安排，其中包括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且这些超大型自贸安排带有明显的地缘政治动机，反映了美国欲重新执掌新一轮全球经济规则制定主导权、维持现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意图。中国的策略是利用其地缘、经贸和资本优势，构筑以中国为主的地区一体化体系，旨在推动现有国际经贸体制朝着反映中国实力变化的方向发展：一是参与符合自身发展需要的自由贸易区（包括中韩、中澳、中国与巴基斯坦、中国与海湾国家自贸区建设和打造中国与东盟自贸区升级版），二是积极参与东南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谈判，倡导亚太自贸区路线图，三是提出“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在地区经济层面，中美主要围绕复兴丝绸之路展开竞争。美国最先明确提出“新丝绸之路”计划（The New Silk Road）[18]，该计划围绕阿富汗展开，主要是为阿富汗政府提供充足财源，保障美军撤退以后阿富汗的稳定和发展。“新丝绸之路”计划建设贯穿阿富汗的交通、通信和能源管线，消除跨境障碍，推动中亚、南亚地区经济和社会综合发展。美国希望通过“经贸与过境”组成的经济链条，使中亚、南亚地区形成一个经济利益共同体，从而达到影响地区国家间政治关系的目的，同时保持并强化美国对该地区的影响[19]。美国的“新丝绸之路”计划很有可能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造成负面影响。中巴经济走廊在两个层次的中美地缘经济博弈中均可发挥重要作用，特别是考虑到巴基斯坦在中美之间的桥梁作用、巴基斯坦与阿富汗的地理邻近性和在阿富汗战争中的特殊角色、巴基斯坦在伊斯兰世界中的影响。但是，如何借力中巴经济走廊迎接来自美国的地缘经济博弈，特别是如何应对“巨型地区”自由贸易安排和“新丝绸之路”计划的挑战，许多细节问题尚未纳入到中巴经济走廊的战略设计范畴。
值得注意的是，中巴经济走廊所承载的区域经济一体化任务可以战略化，但不能军事化。中巴经济走廊，是将中国与巴基斯坦的国家战略规划纳入到同一个框架中，在两国间形成更加紧密的政治经济联系，但这是一种开放性的安排，它以经济为主线，辅以人文交流。我们既不能因过度关注走廊的地理路线而忽略中巴区域经济合作的综合性，也不能过度拔高经济活动的战略性，避免使用军事色彩浓重的概念来渲染经济走廊。否则，中巴经济走廊的实施将面临更多外部阻力，而其本应在中国对外经济新战略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将大打折扣。
注：
此文根据作者在2015年5月中巴经济走廊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稿《中巴经济走廊——来自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分析》修改。
注释：
[1]张超哲：《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机遇与挑战》，《南亚研究季刊》，2014年第2期，第81页。
[2]Sakib Sherani，“Evaluating CPEC，” The Dawn，May 1st，2015，http://www.dawn.com/news/1179169.
[3]具体情况可参见王联：《评塔利班对巴基斯坦的渗透》，《现代国际关系》，2009年第8期，第24-36页；王联：《论巴基斯坦部落地区的塔利班化》，《国际政治研究》，2009年第2期，第112-135页。
[4]林风，《新加坡击败香港夺得巴基斯坦瓜达尔港运营权》，《青年参考》，2006年12月15日，http://news.qq.com/a/20061215/002770.htm。
[5]《外媒称中巴经济走廊将巩固喀什米尔现状？》，载俄罗斯之声，2013年5月25日，http://www.cjdby.net/redianzhuizong/2013-05-25/military-4023.html。
[6]《印媒：印度召见中国大使反对中巴经济走廊》，凤凰网—凤凰国际，2015年6月3日，http://finance.ifeng.com/a/20150603/13751733_0.shtml。
[7]罗佐县、杨国丰、候明扬、卢雪梅：《第五大能源通道露端倪》，《中国石油石化》，2013年第16期，第45页。
[8]《李克强呼吁加强中巴合作，巴媒体提质疑》，载路透社伊斯兰堡报道，2013年5月23日，http://cn.reuters.com/article/CNTopGenNews/idCNCNE94M09J20130523。
[9]【巴基斯坦】哈立德·拉赫曼等编：《继往开来的中国与巴基斯坦友好关系》，陈继东等译，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07页。
[10]Khurram Husain，“Analysis: China-Pakistan corridor or labyrinth？”The Dawn，February 18th，2015，http://www.dawn.com/news/1164337/analysis-china-pakistan-corridor-or-labyrinth.
[11]王琳：《中巴经济走廊建设驶入快车道》，《大陆桥视野》，2014年第8期，第82页。
[12]笔者对中巴经贸关系的阶段性划分，参考了中巴外交关系的发展主线即政治关系的变化。对于政治关系的历史划分，研究者的方法和结论有所不同，具体可参见孙红旗，《中巴建交六十年：双边关系回顾与思考》，《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第7-9页。
[13]郎平：《发展中国家区域经济一体化框架下的政治合作》，《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8期，第132页。
[14]根据世界银行统计数据显示，外债在巴基斯坦经济发展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自1972年至2012年巴基斯坦外债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一直高居35%-55%之间，而外国直接投资对其经济成长的影响却微乎甚微，从1972至2013年占GDP的比重一直持续低于4%。原始数据参见http://data.worldbank.org/country/pakistan。
[15]【巴基斯坦】纳西尔·阿里·布哈里：《巴基斯坦：改革进程》，全球智库联盟，巴基斯坦国立科技大学，2014年2月。巴基斯坦能源结构主要分为石油、天然气、煤、核能、水电、新能源六类。
[16]刘振民：《坚持合作共赢 携手打造亚洲命运共同体》，《国际问题研究》，2014年第2期，第1-10页。
[17]王正毅：《亚洲区域化：从理性主义走向社会建构主义？——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5期，第6-8页。
[18]“新丝绸之路”概念由美国参议员布朗·巴克与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亚和高加索研究所负责人弗雷德·斯塔尔教授提出，建议美国应以阿富汗为中心，推动中亚、南亚在政治、安全、能源和交通等领域的合作，建立一个由实行市场经济和世俗政治体制的亲美国家组成的新地缘政治板块，从而保障美国在中亚和南亚地区的战略利益。2011年7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印度正式宣布采纳“新丝绸之路”计划。
[19]高飞：《中国的“西进”战略与中美俄中亚博弈》，《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13年第5期，第4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