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在亚洲和世界范围内的崛起，其地缘影响范围也在扩大。我们需要的是一个亚洲社会共享的、又为其他区域国家所理解的亚洲价值体系。而今天西方社会所面临的各种危机更是为亚洲价值观的复兴提供了有利的国际机遇。身处这样的一个大环境中，我们需要探讨的是中国的崛起能否为人类提供另一个经济政治制度的选择。客观地说，至少有三个宏观层面的重要的因素决定了中国的崛起必然要对亚洲价值观做重新的评估。
首先，中国是儒家价值的源点，更是一个文明之上的国家。历史上，中国文化呈现出巨大的开放性，消化和吸收了各种外来的文化，是世界上一个从来没有中断过的文明。近代以来，尽管衰落，但从来没有成为一个完全的殖民地，至多，如毛泽东所判断，也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正因为如此，中国存在着其他所有东亚社会所不存在的文明复兴的潜力。实际上，中国已经进入这样一个文明复兴的过程。这种复兴的过程并非对传统的简单回归，而是传统价值观现代化的过程。和以往经验一样，现代化的过程也是一个向外来文化开放并加以吸收和消化的过程。
其次，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地缘政治影响。东方专制主义的流行是西方地缘政治利益衍生到东方的产物。历史上，儒家文化的形成也是中国地缘政治影响力扩展到整个东亚的产物。要注意的是，历史上的这种扩张并非是因为政府的努力，而是因为社会层面的自觉的传播。近代以来，西方地缘政治力量在亚洲扩展的过程也是中国在儒家文化圈的影响消退的过程。今天，随着中国的再次复兴和崛起，其地缘政治的影响力势必也会再次扩展。这种扩张和中国政府的主观意愿没有多少关联，而更多的是取决于资本和文化价值的自觉传播。
中国的崛起会导致其地缘政治利益环境的变化，不仅对自己内部发展有影响，对周边地区的发展，也会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自近代以来，中国被西方打败，失去了大部分地缘政治利益。现在随着中国的再次崛起，中国也必然要重建其地缘政治利益。国家的统一是恢复中国地缘政治利益的第一步。在香港和澳门和平回归之后，中国也在寻找和台湾统一的方法。不管怎样，中国是不会容许香港、澳门、台湾、西藏和新疆等区域从中国独立出去，不管以何种方式。正因为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把这些界定为核心利益。和所有其他大国一样，一旦这些核心利益受到损害，中国会不惜一切来保护。
中国地缘政治利益关切，也会影响这个地区的政治形式。今天在香港泛民主派和中国有关香港特区民主化的争论，就是这方面的反映。尽管中国并不反对香港的民主化，但也不会容许香港的政治发展超出自己的控制范围。香港的泛民主派仅仅是从民主化的角度来看问题，忽视了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对其地缘政治的考量。如果这个情况继续下去，两者之间的冲突便不可避免。
同样，中国的崛起也会对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政治形式产生影响。这不是说中国要干预其他国家和地区。历史地看，中国从来没有干预过其他国家和地区所发展起来的政治形式。即使在中国内部，不同民族所采用的政治形式也是不相同的，例如西藏和新疆有自己的政治形式，南部各个少数民族都有自己不同版本的土司制度。今天，中国一直所强调的不会把自己的制度强加给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政策，是中国文化传统精神的反映。但中国崛起之后，对周边国家和地区政治形式的影响，和中国主观的愿望不是那么相关，而更多的是周边国家和地区，逐步地会向中国调适。传统上形成的儒家文化圈的政治形式便是如此。
再次，更为重要的是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的成功经验。如果中国的地缘政治影响力不可避免，那么核心的问题便是：中国能够提供一种非西方的经济和政治秩序吗？很显然，尽管中国本身的经济和政治秩序也正处于变动之中，其中更不乏所面临的严峻挑战，但这种变动中的秩序也表明一种不同于西方的经济和政治秩序正在形成，并且为世界提供一个不同的秩序选择。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从一个极其贫穷的国家在短短几十年里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并且进入中等收入社会，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这里所包含的成功经验既是中国本身的，也是世界的。很简单，中国是在开放状态下取得成功的，这份成功既有中国传统的要素，也有学习其他国家的要素。而各种要素的整合正在演化出新类型的经济和政治制度，也就是中国模式。
对世界来说，这里的一个重要问题在于：中国模式能否成为西方模式之外的另一个选择？当代西方所经历的危机告诉人们，西方模式也并非完美，也需要随着现实的变化而变化。既然西方模式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那么也有其他模式的可能性。中国模式就变得非常相关。不过，强调中国模式并不是说中国要取代西方模式，而只是说，中国在发展着和西方不同的发展模式。不同的模式不是一种互相排斥敌视的关系，而是一种可以互相学习借鉴的关系。如前所说，中国模式的产生和发展是在开放状态下进行的，就是说，中国模式深受外在环境的影响。这表明，中国模式和外在世界的紧密相关性。中国模式成功了，外在世界可以学习借鉴。这不仅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如此，对发达国家也如此。
注：本文摘自《中国崛起——重估亚洲价值观》一书有删节，经东方出版社授权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