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的复杂性、政治效应日益突显，推进与研究城市化，日益需要一种政治与政治哲学的视角。反思现实，一方面，二战以后席卷全球的城市化浪潮，与政治的推动有很大关系，没有国家、政府的政策调整、综合支持，很难有当代城市化；另一方面，由政治所启动和推动的城市化，又对当代政治产生了诸多始料未及的影响与挑战，要求并导向对已有政治运行原则、运行方式的调整。随着城市化的进一步深化，城市化将日益表现出强大的政治影响、政治后果、政治效应。在认识、把握政治对城市、政治运行对城市化的深刻影响与作用的同时，从政治学、政治哲学与城市批评史的维度，对城市化的政治效应进行专题研究，对建构更为合理的“城市—政治生态”，建构稳定繁荣可持续的城市型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文明变迁中，城市与政治如影相随，从未分离。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人是城邦的动物，也是政治的动物。城市与文明具有同步性、同一性。“文明和城市在历史上就是珠联璧合的——拉丁文的civitas（城市）就是文明（civilization）的词源。”[1]文明与政治也具有同步性、同一性。“文明（civilization）一词来源于拉丁语‘civilis’，含义为‘公民的’。这个词由罗马人创造，用以区分以城市为基础的城市文明中作为公民的罗马人自己和处于罗马人的地中海帝国边缘沙漠和森林地带的‘低等人’。”[2]反思世界文明史、全球城市史或政治变迁史，可以发现，城市、文明、政治这三个概念内在相关。城市是文明与政治的空间载体，政治是文明与城市的现实底蕴。城市与政治一直相互影响、相互生产。城市及其变迁受政治影响，也深刻地影响着政治。特定形态的政治往往建构、生产特定形态的城市，而不同形态的城市也往往确认、表征、生产着不同形态的政治。城市及其变迁一直具有深刻的政治效应。
人类文明的早期，也是人类建造城市的早期。在这个时期，不同的城市形态就已经对应、催生不同形态的政治。在芒福德看来，自然、城市与政治，是一种相互影响的关系。“埃及的生活和思想的各个方面都同美索不达米亚形成尖锐的对比，甚至它们主要河流的特性也互不相同，流向相反。”[3]64埃及的城市政治是在一种相对温和的自然环境中生成的，而美索不达米亚的城市政治的生成环境则相对恶劣一些。“其中一种表现出沉静和信念，另一种表现出剧烈的不安；一种始终为危险和忧患所困扰……另一种则相信……深知岁月将周而复始年年如意……一种以城堡构成了权力的坚固核心……另一种则以村庄的有组织仪式典范调和了各种新的社会力量。”[3]94美索不达米亚的地理条件相对恶劣，人地矛盾相对严峻；埃及的地理条件相对优越，人地矛盾相对宽松。美索不达米亚的城市往往采取封闭、密集的形式，以城墙作为重要标志；而埃及的城市则采取开放、松散的形态，没有城墙。以不同形态的城市为背景，美索不达米亚与埃及建构起不同形态的政治，在美索不达米亚，是世俗权力强于宗教权力，在埃及则相反，是宗教权力强于世俗权力。美索不达米亚与古埃及的例子说明，不同的文化地理往往催生不同形态的城市，而不同形态的城市又往往催生、造就不同形态的政治。
到了古典时期，也就是古希腊与罗马时期，城市变迁对政治的影响更为清晰。“城市和乡村构成了古希腊人的一种和谐一致，它们并不是生活中两个对立的方面。”[3]137“希腊城市就是这种很典型的村庄的联合，或称之为联村城市。它有时是由自愿的民主方式产生的，有时，例如雅典本身的情况，则是由国王强制形成的。而不论哪种情况，城市本身的凝聚力都不是完备的，对城市的统治也不是绝对的。”[3]133希腊的这种城市格局，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古希腊的政治是一种特定的民主制。在一定意义上，正是古希腊城市的特殊性，决定了古希腊政治的特殊性。到了古希腊的后期，城邦走向殖民与寄生，同时，其政治也开始从民主走向极权。到了罗马时期，以殖民、奢侈为特点的城市战略，决定了罗马政治的专制与必然的没落。“正是罗马城的浩大、贪婪使这座城市走上了自行毁灭的道路，而且从未满足过自身的需求。”[3]232“寄生经济和掠夺政治制度共同产生了一种典型的罗马式的城市组织惯例。”[3]245在这种畸形的“城市—政治生态”的左右下，罗马帝国在走向强大的同时也在不断积聚深刻的危机，并成为“反向发展过程的绝好例证……变成了城市发展失控、从事野蛮剥削以及追求物质享乐的这样一种极可怕的典型”[3]256。古希腊与罗马由盛而衰的过程说明，没有合理可持续的城市战略，也就没有合理可持续的政治生态。
近现代以来，商业城市、工业城市等新型城市的兴起，培育了新的政治主体、政治诉求，也培育了新的政治格局。中世纪后期近代早期，以新兴的商业城市为场域，诞生了以自由、民主为特点的现代政治意识。“文艺复兴起源于意大利是有一些原因的。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中世纪晚期时意大利包容了欧洲各地最先进的城市社会。”[4]可以说，没有佛罗伦萨、威尼斯等近代城市的兴起，也就没有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没有现代政治的诞生。“到17世纪时，资本主义已改变了整个力量的平衡。从那以后，城市扩展的动力主要来自商人、财政金融家和为他们的需要服务的地主们。”[3]427商业城市、资本城市的兴起，必然导致以资本为主体、服务于资本再生产的现代政治。到了十八九世纪，资本与大工业结合，使工业主义兴起，“工业主义，19世纪的主要创造力，产生了迄今为止从未有过的极端的恶化的城市环境。”[3]462在发展与壮大中，“资本主义破坏了城市生活的结构，把它放在一个新的不具人格的基础上，即放在金钱与利润这个基础上。”[3]432也造就了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严重对立，造就了对城市社会具有不同的理解和追求的不同政治力量，生成了新的政治格局、政治斗争。可以看到，近现代以来，城市对政治的影响，城市的政治效应日益突出，日益明显，城市日益成为不同政治力量角逐的场域、竞争的对象。
二战以后特别是20世纪后期以来，城市发展及其对政治的影响具有了新的特点。资本在现代性早期所追求的应然性的自由与民主，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实然性地转化金融等跨国集团、利益集团对城市特别是对主要大城市的垄断与专制。“大城市所以有催眠术般的吸引力，原因有两点，一是它是国家的工具和手段，二是它是最高权力的象征。”[3]546这种发展一方面创造了前所未有的以巨型建筑为标志的城市景观、世界城市，也使城市成为社会风险、政治风险的重要聚集地。当代主要全球城市，已经成为世界诸多政治力量的重要角力场，并几乎无一例外地发生过重大的政治冲突。芒福德认为，“那些认为现在大城市只有盲目发展别无其他办法的人也许是大大忽视了城市权力这样集中所带来的历史性的结果，他们忘记了这种情况不止一次地标志着一种历史的周期性文化在完全崩溃和垮台以前的最后阶段。这种文化肯定不稳定的。”[3]538“垄断组织、信贷金融、金钱威望——这些是大都市这个金字塔的三大因素。”[3]548与当代城市化进程相伴随的贫富两极分化、空间权利不平等等问题的加剧，必然导致社会冲突与政治冲突不断。没有对当代城市发展战略的改变，也就没有对当代政治的改变。城市战略的合理化，是当代政治合理化的重要条件。
深思历史，从起源到当代，城市变迁是一个经济、社会与生态过程的同时，也一直是一个政治过程。一方面，城市的崛起、变迁，离不开政治权力的支撑与支持；另一方面，城市一旦形成，城市变迁的进程一旦启动，又会对已有的政治的构架与运行产生重要影响，甚至成为决定政治走向的一个重要因素。社会发展程度越高，越晚近，城市及其变迁对政治的制约与影响越大。权力是政治的核心，城市化的政治效应、城市变迁对政治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对权力、权力逻辑的影响上。
“最广义而言，政治涉及社会生活过程中资源的生产、分配和使用，它在本质上是权力——即通过任何的手段达到所期望结果的能力”[5]13。“权力是政治的最主要的组成部分。”[6]14权力是社会关系不均衡、不对称，是相对强势者对相对弱势者的一种组织化左右、体系化控制，并往往表现为对稀缺资源的控制。“政治与差异性和冲突有关，但本质要素是资源稀缺性的存在。”[5]13权力通过组织化的行动体现。权力“指以某种方式影响决定内容的有意识的行动”，也是“一种阻止决定做出的能力”，还是一种“塑造他人的思想、欲望或需求，来施加影响的能力”[5]12。权力围绕利益而进行，并以组织化的暴力为最终手段。当代城市化对政治运行、政治权力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对政治权力的依据、对权力合法性的影响。权力的合法性也就是权力的根本正当性；也就是权力从何处获得、如何获得，特别是这种获得能否得到社会成员认可的问题。“合法性一词广义上指正当性。因此，合法性会赋予一种秩序或命令权威性和约束力特权。它与合乎法律不同，后果并不必然保证政府受到尊重或其公民承认服从的义务。”[5]255正如韦伯所说，一般而言，合法性的获得有三种途径，或者说合法性有三种理想类型。一是传统型权威，“以确立已久的习俗、习惯和传统为基础。”[5]254二是克里斯玛型权威，“这种权威的基础是个体的人格力量。”[5]254三是合法—合理型权威，“将权威界定清晰的一套法律规则联系起来。”[5]255当代普遍城市化语境下政治权力的合法性表现出综合性、复杂性、转换性。一方面，传统型权威和个体魅力型权威仍然具有一定的正当性。另一方面，随着教育的普及、交往的扩大、利益的多元、现代传媒的发展等，能否反映、维护、扩大全社会诸多利益主体的公共权益日益成为政治权力是否具有合法性的重要依据。也就是说，当代城市化语境下，政治权力在相当程度上已经失去了神秘性、神圣性，而日益表现出公开性、世俗性。多元城市主体能否认可、尊重、支持一种政治权力，主要看这种权力在实际的运行过程中能否真实代表公共诉求、服务公共权利、引领公共发展。“现在的合法性意指人们内心的一种态度，这种态度认为政府的统治是合法的或公正的。”[6]5“合法性的基础是同意。”[6]6选举制、任期制、问责制等之所以获得越来越多人的认可，在很大程度上正源于城市化的深化，源于同城市化的深化相伴随的社会主体构成、社会利益格局、社会关系结构的深刻变化。如何处理权力的“现实功能合法性”（合法性来源于现实的功能）与权力的“传统结构合法性”（合法性来源于已有的结构）的关系，是当代城市社会语境下，政治权力必然遭遇的挑战。
其二，对政治权力的运行、对权力集中度的影响。城市化是导致和要求政治权力的分散，还是导致和要求政治权力的集中，对这个问题，人们有不同的认识。在《全球城市》的作者沙森看来，当代全球城市化导致了权力的集中。在她看来，“经济活动的空间分散与金融重组是促进目前为止的集中化形式的两个过程，因为它们是在所有权或控制权不断集中的条件下出现的。经济活动的空间分散导致了中央功能的扩展以为此类功能提供服务的各类专业化企业。”[7]沙森认为，城市化的扩散与普及，在客观上要求并导致经济权力、政治权力向少数首位城市、少数精英集团的集中。在芒福德看来，城市化的深化与普遍化，恰恰要求政治权力的下放与分散。在他看来，每个地区或者说地域都有自身的地理与文化禀赋，城市化一方面以这种禀赋为基础，同时，也会形成以这些禀赋为基础的特色产业、特色空间。特色与个性是城市发展的重要动力，这就必然要求一种以地域为根基的政治权力。在他看来，“地域是：作为一个具有文化特色的单元，它在某种程度上是人类意愿和目的完整的表达。”[3]404“作为一种积极的政治和文化原则，地域主义暗示着一种跨地域的结构，最终在各个方面都成为世界性的文化。”[3]405在芒福德看来，城市化的推进，使服务成为政治权力的重要转换方向。“在权力性国家以外，一种截然不同的组织类型逐渐形成：一种服务性的国家。”[3]402如何处理权力的集中与下放、权力的管理功能与服务功能的关系，是城市化语境下政治权力已经遭遇的挑战。
其三，对政治权力的变迁、对权力稳定度的影响。索亚认为，城市与城市化的重要本质是资源与要素的聚集，这种聚集为综合创新、城市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聚集与创新的相互促进，使城市发展呈现出不断加速的趋势。哈维认为，当代城市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时空压缩，各方面的变化都在加速。在斯通看来，当代城市化使社会、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发生了重要变化[8]。能否适应这种不断加速的变化，对政治权力的稳定与存在至关重要。反思城市发展史，从古希腊、罗马，到中世纪，到近现代，诸多区域与国家的政治权力之所以丧失、消失，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没有能够比较及时地适应已经变化的城市社会。城市是诸多利益主体争夺权力的主要场域，反思文明史、政治史，不管一种政治力量的起源与过程如何，其最终的成功都离不开对城市特别是主要城市的掌控。而政治权力的丧失，也往往以失去对城市特别是主要城市的控制为标志。维护与实现城市特别是主要城市的稳定，是实现政治稳定的重要手段、重要条件与重要标志。时空压缩效应下，利益诉求、利益主体、利益集团日益多样并且变化加速，是当代城市化的一个重要特点。这个特点为政治权力的维稳、发展带来了巨大挑战。新的利益主体、利益集团往往借助于日益便捷的城市媒体、城市交通，快速形成、产生重要影响，对现有的政治权力形成压力甚至破坏力。而当代城市化进程中仍然普遍存在的两极分化、机会不公、利益剥夺等现象，又使城市特别是大城市中聚集了大量显在与潜在的社会不满情绪、城市失落者。这种格局，是导致诸多突发事件频繁发生、突然发生、不期而遇的重要原因。城市问题的激化，有可能导致一种权力瞬间瓦解，政治形态的非连续性、断裂式变迁。如何把握当代城市化的时空压缩效应，如何适应并合理规范变化日益加速的城市社会，对政治权力而言，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挑战。
以马基雅维利为重要知识起点，现代政治往往被认定为一种同伦理和道德无关的权力与利益行为。似乎政治只具有利益、权力、暴力属性，而不具备伦理化的可能。但历史与现实都告诉我们，不考虑伦理基础与伦理可能的政治或许可以取得一时的成功，但从来都无法持续。政治的伦理化是历史的必然、发展的趋势。随着城市化的深化，在相对有限空间中的聚集的多元异质人群，其权利诉求日益自觉，综合素质、行动能力与组织化程度不断提高。任何只考虑少数精英阶层的政治都将遭遇抵抗、难以为继。芒福德认为，城市化条件下的政治，是一种以人为根本尺度、具有伦理底蕴的政治。哈维与卡斯特尔认为，当代城市社会正在为新的政治行动提供主体、场域、条件，推动城市战略的合理化、建构城市正义，是建构社会正义、政治正义的重要路径。调整城市发展的目标、原则、战略，对推进政治进步、政治伦理化具有基础意义。
其一，建构包容性城市，建构以流动性差异为特点的城市正义。正如福柯、德乐兹等认为，在当代城市社会，流动、差异、多元政治是一种基本而普遍的生活事实。城市化的一个重要趋势，就是利益主体的日益多样、多元。在哈维、索亚等看来，城市是所有城市主体的城市，只有所有城市主体都可能平等地享有进入城市、发展城市、参与城市管理、共享城市发展成果等城市权利的城市，才是正义的城市。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人与人之间的权利平等往往是一种理想目标，而现实状态则往往是人与人之间的权利实现总存在一定的差异。一方面，权利均质的社会与城市，从未存在过，如果存在，也将效率很低；另一方面，权利差异过大，又会危及社会与城市的稳定。我们认为，兼顾稳定与发展，需要建构一种流动的差异性正义。一方面，允许差异的存在，以推进效率；另一方面，让差异流动起来，以建构公平。对城市与社会发展而言，真正的危害往往不是存在差异，而是差异的固化。固化的利益必然产生固化的权力，固化的权力又必然再生产固化的利益。建构一种让差异流动起来、具有变迁弹性的城市机制、城市正义，建构一种以流动的差异性正义为特点的包容性城市，是推进政治伦理化的一个重要选择。
其二，调整城市之间的关系，建构功能分散、相互合作的城市间性。在《都市欧洲的形成》的作者霍恩伯格和利斯看来，任何城市都不可能单独存在，城市总是以城市群、城市链的方式存在。一方面，一个城市总会存在其自身的中心与外围结构，由相对密集的城市中心及相对松散的郊区、乡村共同构成，城市的不同部分承担不同的功能；另一方面，任何一个城市又只有在同其他城市的关系中，才可能存在与发展，对国家和区域整体而言，不同的城市往往具有不同的产业、承担不同的功能。但城市间性的必然性，并不等于现实中的城市关系是合理的、没有问题的。在沙森看来，当代全球化、信息化、金融化语境下的城市化往往更有利于大都市的发展，更有利于那些作为金融、行政、管理等中心的首位城市的发展。国家与区域的经济、金融、管理、交通等核心功能向少数首位城市的过度集中，不仅导致了城市之间的巨大发展差异，也往往使首位城市成为政治集权、权力寻租、权力腐败等问题的集散地。在这个意义上，没有城市间性的合理化，也就没有当代政治的进步、伦理化。“在逐渐浮现的政治体制关系中，决定权威性的是功能，而不是体量或空间优势；决定一个城市或一个共同体重要性的既不是尺寸、位置也不是物质力量，更不是对所有这些性质的垄断。”[3]395建构更为合理的城市间性，将过分集中于首位城市的经济、政治、文化、金融、服务等功能合理分布于不同的城市，是推动城市政治伦理化的一个重要条件。随着城市间性的改善，国家总体的政治状态必然随之改善。
其三，推进城市启蒙，建构素质更为全面的城市主体。政治在本质上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主体的素质、诉求、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政治的状态。启蒙运动以来，现代性包括城市化进程中，为了走出传统、击破已有封建等力量的束缚，人们往往更为注重从个体权利这个层面理解与推动启蒙。但问题在于，启蒙运动从起源始就不仅意味着个体权利与个体自由，而是个体自由与整体自由、个体权利与整体权利的统一。康德认为，“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9]主体的不成熟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对自身的权利与理智不自觉，一是对整体的权利和理性不自觉。在列奥·施特劳斯看来，过分注重个体意识、个体权利是导致现代性存在诸多问题的重要原因。在芒福德看来，在城市没有绝对无限的个体自由，只存在与整体相统一的自由。推动城市启蒙的全面化，建构个体意识与整体意识有机统一的城市主体，对建构更为繁荣、稳定的城市，推进当代政治的伦理化，具有基础作用。
其四，建构此在伦理，从“此在单元”入手推动城市政治的伦理化。我们现实性地生存、工作于不同的区域、领域、部门、群落之中，也就是一种具体的“此在单元”之中。随着城市化的深化，此在单元的分化、多样化将日益发展。城市社会由诸多的此在单元构成，此在单元是我们的生活、生产、行动的现实场域。能否推动此在单元在权益分配、权力运行等方面的正义化，就成为能否建构更为合理的城市社会，推动当代政治伦理化的重要条件。一方面，世界与国家整体宏观环境的改善，是此在单元的综合关系合理化的重要条件，但宏观环境的改善并不意味着此在单元的状态一定会得到改善；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所处的此在单元一直比较恶劣，那么，即使宏观环境已经改善了，我们将仍现实、日常性地处于不合理、不正义之中。没有此在单元的合理化、正义化，也就没有整体社会的合理化、正义化。在福科、列斐伏尔等看来，日常生活是我们的真实所在。而日常生活的真实场域，也就是我们每个人所处的此在单元。在此在单元与宏观结构的关系中，此在单元的权力结构及其问题，深刻地反映了宏观权力结构及其问题；宏观权力结构的问题深刻地寓居于此在单元的权力特征之中；此在单元是宏观格局的真正文化土壤，没有对此在单元的改善，也就没有宏观世界的真正改变。此在单元是当代政治实践的重要场域、重要对象。在关心世界与国家宏观环境的同时，更加自觉地关注我们每个人所处的此在单元，建构一种以此在单元为基础的此在正义、此在伦理，对推进政治进步、政治伦理化具有基础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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