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0月29日，十八届五中全会宣布实施“全面二孩”政策。这是中国从1980年全面推行“一胎化”以来人口政策最重大的改变。在以限制生育为特征的计划生育依然被奉为基本国策的背景下，这一举措来之不易。推动这一重大改变的既有体制内的呼吁，也有民间的呐喊，既有人口学界的学者，也有来自其他学科的研究者。
穆光宗教授是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和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人口理论和相关社会问题和政策的研究。在中国体制内的人口学界中，穆光宗教授是很早就认识到低生育率风险并持之以恒警示社会的重要学者之一。他深入的分析和系统性的论述，给反思计划生育和呼吁政策放开的声音增添了学术性和权威性。
随着‘’全面二孩‘’政策在2016年1月1日实施，中国正式进入“全面二孩‘’时代。在此时机，穆光宗教授的力作《人口生态重建》由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可谓正当其时。这本书直面中国未来所面临的严重人口危机，并提出了重建人口“生”态的“国家人口振兴计划”。
《人口生态重建》既是一部人口学方面的学术著作，更是公众了解中国人口问题的普及型读物，对中国社会全面了解人口危机的严重性，深入思考应对措施都具有重要意义。 该书有以下特点：
（一）观点鲜明，直指要害
我们所了解的穆光宗教授，是一位性格内敛、感情含蓄的学者，生活中给人以温文尔雅的印象。但《人口生态重建》一书则观点鲜明，直指问题的核心，作者对中国人口危机的忧虑之感和痛心之情跃然纸上。
穆光宗在书中强调，自2011年以来，中国已经不可救药地掉进了“内生性的超低生育率陷阱”。在中国人口学界，“低生育率陷阱”是很多人避免谈论的话题。这是因为，少数依然支持继续生育限制的学者一直以数据不全、概念不清为由极力否定这个判断，并多次成功地把针对政策改革的讨论变成对这个概念没完没了的争论； 而支持放开生育的学者为了避免这种无谓争论继续拖延政策的转变，也选择避开这个术语。
实际上，无论从哪方面的证据来看，中国陷入“内生性的超低生育率陷阱”已确凿无疑，我们非常欣慰地看到穆光宗教授明确无误地指出了这点。
针对超低生育率所带来的少子化，穆光宗提醒：“少子化是人口发展的釜底抽薪，过了某个拐点，就是人口自杀的开始。”他判断：“中国人口的少子化已经形成强大的‘人口惯性’，这是最可怕的。经过计划生育长达几十年的片面宣传，一代又一代生育观被严重扭曲，一元化的只生一个孩子被认为是‘正常’的选择。年轻一代身上的生育信仰和生育责任大大弱化甚至荡然无存，这意味着今后即使鼓励生育，响应者也将寥寥！据此判断，中国早已经掉入内生性的超低生育率陷阱而且越陷越深，对潜藏的风险和危机却浑然不觉！反倒为取得的‘成绩’而自喜！不客气地说，少子化的不断深化拉开了大国衰落的序幕。”
穆光宗将中国的人口危机，概括为人口萎缩、人口失衡、人口亏损、人口老弱等问题。他写道：“各种人口风险、人口亏损现象和事件将纷至沓来，内忧外患困扰中国未来，中国将进入人口学意义的风险社会和痛苦社会，人口萎缩、人口弱化的趋势和惯性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中国将在可预见的将来沦落为又‘小’又‘老’的国家，大国地位今后将受到严峻挑战。”
穆光宗认为：“虽然政策的放开是还权于民的必然，但由于低生育文化的力量比低生育政策更加强大，所以即便政策放开，生育率反弹的可能性也很小。虽然中国应该鼓励生育，但由于意愿生育水平很低了，所以即便采取了鼓励性生育政策，所能起到的实际效果也令人存疑，说明人口危机的严重性远远超出了想象。”
面对严重的人口危机，穆光宗指出：“全面放开二孩是对单独二孩政策的改革深化，但离全面放开生育仍有一步之遥，本质上是不彻底的改革也是滞后的改革，离全面鼓励生育更有几步之遥。在中国低生育率问题积累多年之后，正确的选择是在全面放开生育背景下及时大力鼓励生育”。他还提到：“生育政策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必须建立在全新的人口问题观、人口发展观和人口治理观基础之上，中国需要全面系统深刻地反思计划生育的错误和弊端，以人民福祉为本、以中华复兴为导向的计划生育不仅要彻底还权于民——全面自主生育，而且要努力造福于民——全面鼓励生育。”
穆光宗教授的这些判断与我们不谋而合。如果说我们可以因为独立研究者的身份而畅所欲言，穆光宗作为北京大学的人口学教授，直面人口危机之严峻，直言人口政策之拖延，更是难能可贵。
（二）人文情怀，尊重生命
在中国的政策演变历史中，人口更多是被当成实现某种目的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孙中山看重国家和民族的地位，毛泽东时代强调继续革命理论下的社会主义建设，而邓小平之后则追求经济发展和国强民富。只是到了近年，以人为本、尊重生命价值、注重人伦常理和维护基本生育权才更多地出现在社会意识之中。实际上，如果这些意识之前就更加强烈，即便对人口与发展关系的认识出现失误，严厉生育限制也难以提出更不会强势推行。遗憾的是，在公共政策受整体意识绝对主导的情况下，这个安全阀门失效了。
人口是国家和民族之本，更是无数个体生命的集合。人口不只是实现其他宏大目标的手段，更是目标本身。人口政策涉及的并不是一串冰冷的数字，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影响着每一个孩子、每一个家庭的幸福。因此，对人口问题的探讨，必须建立在尊重个体生命，维持人性尊严的基础上。就我们了解，这也正是穆光宗教授常年撰文呼吁人口政策改革的初衷。
穆光宗的人文情怀处处体现在《人口生态重建》一书里。书中有一节的标题就是“没有一个孩子是多余的”，其中一个实例是，“一位想生二胎的大陆非独女性，夫妻均为公职人员,年龄已大,再不生可能真的就开不及了,造成终生遗憾,于是想放弃公职,然后离婚,去一个偏远的小山村生第二个孩子,离婚是为了不影响老公的公职,辞职是不想让单位为难,然后等着罚巨额""""""""社会抚养费""""""""”。对此，作者不无感叹地直言： “一个爱护人民的国家对此会作何感想？我只想说：权力要为人民服务，权力应为权利低头。”
书中强调，“一个充满爱心的母亲是不会嫌弃每一个孩子的，不会认为哪一个孩子是‘多余’的；祖国就像一个哺育和怀抱13亿多子民的伟大母亲，有博大的胸怀和充沛的爱心，她也同样不会认为作为祖国的花朵和希望谁是‘多余’的，哪怕是残疾的生命也有独一无二的存在价值。”
这种对生命的尊重和悲悯贯穿着《人口生态重建》一书。全书有很大的篇幅探讨失独家庭的悲剧和老龄化的悲情。书中提到，“失独家庭本质上是痛苦家庭，而不是困难家庭。失独父母也存在种种困难需要关切，但挥之不去的是痛苦和悲伤。他们最需要的是尊重、关怀和保障。经济困难也就是物质匮乏，一定程度上可以克服。失独也带来困难，但首先和核心的问题是家庭结构不完整、孩子永远缺位所带来的深刻的痛苦。”
针对这种失独的悲剧，穆光宗认为，“对于绝大多数政策性独生子女家庭来说，他们只要一个孩子是政策的共性选择而不是他们的个性选择，一旦遭遇‘政策性失独’ 的人生灾变，国家理应负责到底，立法保障权益而非推诿拖延。对于痛苦的政策性失独，国家要担负起完全的责任，给予失独家庭以深切的同情、真挚的关怀和完全的保障，以慰失独之痛无后之苦。真正为人民负责的政府不仅要为错误的政策买单、为错误的决策忏悔，而且要知错立改，悬崖勒马……”
穆光宗教授是老龄化问题专家，他在书中花了整整一章探讨老龄化问题，篇幅占全书的近四分之一。这章探讨了中国老龄化的特征，非常恰当地指出：“计划生育相对提升了人口老龄化的比重和程度，相对增加了年轻人口对于老年人口总体上的赡养-照料负担。计划生育放大了‘宏观老龄化’的经济压力和养老压力，这是不争的事实。” 作者还强调：“在微观层面上，家庭视角下的少子老龄化、独子老龄化还是无子老龄化都与计划生育密不可分。”
穆光宗还详细描述了“望老却步”“空巢老人”等困境，特别警告“空巢孤独死或成为社会常态”以及“不健康老龄化”的挑战。针对各种不同问题，穆光宗提出了将很多切实可行的建议。这些建议体现了作者对老龄化问题细致入微的观察和对老人深切的关爱之情。
（三）语言平实、通俗易懂
《人口生态重建》一书没有单列任何图表和数据，也没有使用过于专业的术语。全书以平实的语言娓娓道来、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这大大增加了该书的可读性，却依然不失学术的严谨性。特别是，穆光宗教授创造性地使用了不少精炼而机智的词汇，生动地表达了他的理念和思想。
书名《人口生态重建》就体现了这种巧妙。在表层的语义上，“人口生态”首先会让读者从自然生态平衡，联想到人口生态平衡，从而认识到维持人口结构平衡的核心意义。但更细心的读者会发现，所谓“生态”其实也可以理解为“生育状态”，而重建健康的“生育状态”恰恰就是作者全书的宗旨。
对于开始实施严厉一胎化政策的1980年代，书中使用了“生命冬天”一词来描述，短短四字足以让人感觉到极端生育限制政策难以承受的浓重寒意。又如，作者用“信号弹”和“集结号”来分别表述“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这也形象地表述了这两次政策改变的意义所在。
对于中国正在面临的日益严重的老龄化危机，书中极具创意地用红、绿、灰、白、黑五种色彩来形容不同类型的老年人， 并对其提出不同对策。如此生动的表述，相信会给读者们留下深刻的印象，进而更立体化地了解老人生活的形态。
书中还写道，“允许每个已婚育龄妇女生育二个孩子，生育水平维持在更替水平，可以理解为‘底限生育权’。综合考虑，‘全面鼓励二胎、多胎不限（避免堕胎）’更有利于人口的健康发展并焕发出人口对未来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系统的积极效应。” 我们认为，穆光宗教授的“底限生育权”精辟地框定了中国人口政策应有的基本要素。
（四）历史视角，殷切期盼
对于中国人口政策的变迁，公众往往存在着各种误读。其中最大的误区之一是，1980年代之所以要实施“一胎化”政策是因为新中国前三十年人口政策失误。 《人口生态重建》一书以简练的语言，清晰地叙述了计划生育的历史脉络。书中第一节就简述了计划生育政策的三次转变， 另外专门还有一节介绍毛泽东在不同时代对人口问题的论述。读者细读这些内容就会发现，对前三十年人口政策的理解与事实可能存在巨大的差异。
基于对人口形势的判断，穆光宗在书中提出了“繁荣人口、强盛中华”的殷切期盼。他写道“人口是国家真正意义上的‘血肉长城’，持续的超低生育率态势无异于自毁‘长城’。放置历史的长河，也许过不了多久，中国将兴起一场人口学意义的民族救亡运动。‘复兴中华人口’将成为时代的最强音，但路漫漫其修远兮，国将上下而求索。计划生育也终将回归‘家庭计划’的本意而获得原初的尊敬。”
作为深入研究人口问题的学者，我们完全认同穆光宗教授的判断，也希望对殷切期盼的改变能早日成为现实。在人口政策的改变中， “全面二孩”是关键的一步，但依然远远不够。如穆光宗教授所指出，中国已经陷入不可救药的“内生性超低生育率陷阱”，而“全面二孩”政策依然还是仅次于之前“一胎化”的人类历史上最严厉的生育限制政策。 促进人口政策的改变，重建人口“生”态，需要更多像穆光宗教授这样具有严谨学术背景和浓郁人文情怀的学者的真知灼见和坦荡直言。穆光宗教授用《人口生态重建》一书为人口学者做出了最好的表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