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月16-17日，大公网主办的中美关系沙龙在香山大学堂举行，来自京城各高校、科研院所以及媒体智库的近20名中青年学者齐聚香山，就当下中美和亚太的热点话题展开轻松研讨。在思想的碰撞中，参与者收获满满。本文为外交学院林民旺老师就亚太安全格局所做的专题发言。
未来亚太最可能出现的安全格局，应该是亚太地区内部的制衡格局，美国占据这一格局的高位，中俄的阵营更加牢靠，日本、澳大利亚、印度形成的阵营更加紧密，而朝韩、东盟仍旧处在分裂和摇摆之中。
从1945年到现在，亚洲的安全格局可划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45年到1954年，这一时期亚洲并没有特别清晰的格局。随着亚洲国家的相继独立、美国对日本的改造、朝鲜战争的爆发以及1951年美国完成在亚太同盟体系的建立，亚太的两极格局才慢慢呈现。
第二阶段为1954年到1969年，亚太呈现出标准的两极格局。主要特点是中苏团结共同对付美国。在中美苏亚太格局里，苏联是一个相对超脱的角色，中美则严重对立。这一时期，中国在亚洲搞社会主义革命输出，苏联与美国搞缓和，美国在亚太地区联合所有盟友主要指向的对手是中国。
第三阶段从1969年到1991年，亚太呈现三极格局。从1969年中苏珍宝岛冲突到1972年尼克松访华，原来的两极格局瓦解，逐渐演变成中美苏三极格局，这一格局基本维持到1989年的戈尔巴乔夫访华和1991年的苏联解体。这个三极格局里面，又大致分为两个阶段，1971年到1979是标准的美苏缓和、中苏对抗。从1980年到1989年，则是美苏在亚太对抗，中苏趋缓的格局。
第四个阶段从1991年到2008年的金融危机，可以认为是单极格局。这一阶段大致处在“大分化、大改组”的时期，没有清晰的敌我阵营，也可以认为是美国单极霸权的时期。
第五个阶段是从2008年迄今，出现了新格局的端倪，相信在未来五年内这一新格局会更加清晰。
从亚太安全格局演变的历史中，可窥见三点经验：首先，亚太格局从来都是大国主导和塑造。尽管有不少学者认为东盟等能够塑造地区秩序，但只要回望历史，亚太格局的基本面从来都是大国塑造出来的。看看柬埔寨、越南、阿富汗的例子就知道，它们的命运都是大国决定的；第二，大国在亚太地区的博弈倾向于遵从更加纯粹的现实主义逻辑。如果说两极阶段是意识形态的对抗，那么到了三极体系时，就是纯粹的现实主义的基本逻辑、权力的逻辑，而这个逻辑也能够主导当前的格局塑造；第三，亚太格局和全球格局的架构基本上是一致的，即在大格局下会有小趋势，但难以逃脱大格局。
中美不可能共治亚太
第一种是亚太的单极霸权。从1991年苏联解体迄今，鉴于美国的亚太同盟体系，以及中国在经济实力方面的劣势，美国可以说是在亚太地区拥有绝对优势的单极霸权。但这一绝对优势现在已不明显，从GDP上就可见一斑。2015年底，美、中、日的GDP总量分别为16万亿、10万亿和4.8万亿美元。即便按照现时情况看，美国在亚太要实现完全霸权也基本不可能。
第二种是均势体系。均势体系很重要的特点是要求阵营的清晰对立，这种可能性会比较低。因为把亚太的几个重要玩家进行实力上的搭配，都难以匹配出大致对等的格局。
第三种是大国协调体系，可能性也很低。很明显，只有几个大国的实力大致相等了，才可能出现大国协调，彼此共享亚太的主导权。美国、日本、中国、印度可能实现大致相等的实力么？因此也不存在这种可能性。
另外，还有一种设想是亚太将来会不会出现安全共同体？这种可能性基本没有。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亚洲人的现代性意识，还远没有达到欧洲人的程度。此外，基于“G2“或者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而形成中美的双头政治，现实已经表明中美都没有这种共同意愿，而且日本、印度、东盟国家也都不答应。
未来亚太最可能出现的安全格局，应该是亚太地区内部的制衡格局，美国占据这一格局的高位，中俄的阵营更加牢靠，日本、澳大利亚、印度形成的阵营更加紧密，而朝韩、东盟仍旧处在分裂和摇摆之中。这一判断基于以下几点理由。
首先是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到2020年，如果按美国每年2.5%、中国6.5%、日本2%、印度8%的经济增长率计算，中国的经济总量将占美国的85%。因此，若美国不完全投入，单依靠日本、印度、澳大利亚的经济总量，已经无法与中国的经济总量相匹敌。届时，美国肯定没有强力意愿与中国对抗，中国亦不会与美国完全对抗，所以日本、澳大利亚、印度三国的合作将更加紧密，安全、政治、经济方面的协调也会更加一致。
第二个因素则是中、俄、印、日领导人的接替问题。可以预计，到2020年，习主席继续执政，俄罗斯总统普京也还会在任上（已经有智库预测2018年后普京继续执政，依照目前俄罗斯的国内状况，似乎这是大概率事件）。印度总理莫迪的连任概率也非常高，尽管他在国内的光环在下降，但民意支持率在印度仍算是处在高位。日本总理安倍晋三在2015年8月连任自由民主党的总裁，如果没有意外，至少可以连任到2018年9月。如此看来，游戏的玩家基本未变，中俄领导人的亲近，日印领导人的气味相投，以及美国“亚太再平衡”投入已近达到其极限，这是亚太内部制衡加剧的重要原因。
第三个因素是中国整体“往西走”的外交大趋势，比如习近平出访沙特、伊朗，介入阿富汗和谈。过去中国不会去清晰地介入到敌对两方的事务中去，但现在却开始有所行动，这就是“往西走”所带来的巨大转变——积极塑造周边。俄罗斯也在“转向东边”，印度则推进“东进”政策，这都影响了亚太格局的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