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有人认为国有化就是社会主义,这是简单地把国有化和社会主义等同起来——
当前,不少人将国企看作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标志,并且认为它们是执政基础。有人认为,国有化就是社会主义,奥巴马采取国有化的措施以后,就说奥巴马也要搞社会主义了。这就是简单地把国有化和社会主义等同起来。实际上,对这个问题的争议一直伴随着改革,是一个非常需要说清楚的问题。
首先要搞清楚的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小平同志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并强调“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消除两极分化,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贯主张,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任务。
如果完全按照“国有经济是执政基础论”的定位,那么,国有经济就只能进、不能退,因为进才能加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退就削弱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但实际上我们知道,有进有退,合理流动,才能调整结构。
从历史的实践来看,这种“基础论”也是站不住脚的。2003年4月23日我在《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文件起草小组全体会议上发言时提出:第一,苏联垮台的时候,一统天下的国有经济为什么没有支持苏共继续执政,为什么没有支持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继续下去?第二,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有经济比重都是比较高的,英国为29%,法国为33%,意大利为30%,联邦德国为30%,日本于1980年初达35%,但那个时代,没有哪一个人说它们是搞社会主义。第三,我们浙江的现象,浙江地处沿海,国家投资少,当然国有经济比重低了。虽然国有经济比重较低,但是经济发展很快,老百姓的富裕程度很高,社会很稳定,因为大家都忙于创业。第四,越南的国有经济比重比我们低得多,但没有人说它不是社会主义国家。
国有经济到底为了什么?不能为了国有企业而国有企业。恩格斯曾说过:“自从俾斯麦致力于国有化以来,出现了一种冒牌的社会主义,它有时甚至会堕落为某些奴才气,无条件地把任何一种国有化,甚至俾斯麦的国有化,都说成是社会主义的。显然,如果烟草国营是社会主义的,那么拿破仑和梅特涅也应该算入社会主义创始人之列了。”并指出:“俾斯麦并非考虑经济上的必要性,而只是为了使铁路能够更好地适用于战时,只是为了把铁路官员训练成政府的投票家畜,主要是为了取得一种不依赖于议会决定的新的收入来源而把普鲁士的铁路干线收归国有,这无论如何不是社会主义的步骤,既不是直接的,也不是间接的,既不是自觉的,也不是不自觉的。否则,皇家海外贸易公司、皇家陶瓷厂,甚至陆军被服厂,以至在30年代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时期由一个聪明人一本正经地建议过的妓院国营,也都是社会主义的设施了。”
国内外的实践经验证明:党的执政基础不在于国有经济比重高低,根本的是在于三个“民”:“民心、民生、民意”。民心是核心的问题,“得民心者得天下”,古今中外都说明这个问题;为了得民心,必须把民生搞上去,使老百姓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为了得民心,就要尊重民意,使老百姓有话语权,有参与权,有监督权,有尊严。
关于国有经济的改革方向,十六届三中全会就提出:“要适应经济市场化不断发展的趋势,进一步增强公有经济的活力,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制资本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要知道,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资本有进有退、合理流动不是搞私有化,正如十五大报告所说:“一切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所有制形式都可以而且应该用来为社会主义服务。”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特别指出,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发展混合所有制是当前深化国企改革的基本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