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创造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建立起了党的社会基础并在奋斗历程中不断地予以巩固和扩大。可以说，党的社会基础是党生存、成长和壮大的根本前提。党的社会基础稳固，就意味着党获得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就有了最可靠的力量和巩固的执政地位，就能为党有效完成执政目标和执政使命提供有力保障。但是，党的社会基础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改革的全面深入，社会经济成分、经济利益、生活方式、社会组织形式、就业岗位和就业方式都呈现多样化的特点；社会阶层结构发生显著变化，新的社会阶层出现，社会流动人口大量增加；再加上党自身在一定程度上、一定范围内还存在着“四风”问题和腐败现象等，都为党的社会基础的巩固带来新的挑战。不断夯实和拓展党的社会基础，对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为便于对该问题进行深入分析，我们对此做了问卷调查。调查共发放问卷650份，回收552份，有效回收率为84.9%。本文主要根据问卷调查资料进行分析和探讨。
从现实来看，影响党的社会基础拓展的因素是复杂多样的，既有党的意识形态与政策的影响，也有党所处的社会环境的影响；既有党的整体执政能力层面的因素，也有党的组织和党员干部层面的因素。因此，问卷从意识形态与政策、党的执政能力、党的组织、党员干部和社会环境等五个大的层面入手，设计了15个具体因素，每个因素按照影响程度设置四个选项，即“大”“比较大”“一般”“小”，具体调查结果见表1。
对此次问卷调查结果的分析：
（一）意识形态与政策层面因素的影响
意识形态作为“观念的上层建筑”，“是具有符号意义的信仰观点的表达形式，它以表现、解释和评价现实世界的方法来形成、动员、指导、组织和证明一定行为模式和方式，并否定其他的一些行为模式和方式”[1]。它自身具有的合法性支持、教育引导、社会整合和动员等政治功能对党的社会基础的拓展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居于指导地位，对广大民众来说，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水平是党的意识形态世俗化程度的体现；对全党而言，党的理想信念是党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核心问题，坚定的理想信念能够增强党员干部对党的意识形态的认同程度；而党的思想、价值观的包容性是党的意识形态具有弹性和包容性的体现。同时，意识形态对公共政策的制定、认同、执行及反馈等过程发挥着重要影响。“意识形态很重要，因为它们构成一个框架，政策制定者在整个框架内处理特定的问题，公众也在整个框架里去理解这些问题”[2]。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意识形态潜移默化地影响人的认同感和行为。
调查结果显示，在意识形态与政策层面因素中，17.3%的调查对象认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水平”对党的社会基础拓展的影响大，近四成认为比较大，但也有近四成认为影响程度一般，还有近一成认为影响小；有近四成的调查对象认为“党的理想信念”对党的社会基础拓展的影响大，超过四成认为比较大，近两成认为影响程度一般，仅不到4%的认为影响小；有约三成的调查对象认为“党的思想价值观的包容性”对党的社会基础拓展的影响大，认为影响比较大的占四成多，超过两成的认为影响程度一般，仅有3%的认为影响小；有近六成的调查对象认为“党的公共政策”对党的社会基础拓展的影响大，认为比较大的也占近三成，仅有一成左右的认为影响一般，认为影响小的不足1%。可见，在意识形态与政策层面因素中，调查对象普遍认为党的公共政策对党的社会基础的拓展影响更大。
（二）党的执政能力层面因素的影响
党的执政能力强弱是党的社会基础能否有效拓展的关键。其中，党提高执政绩效的能力既是党最重要的执政能力之一，也是影响党的社会基础拓展的根本性因素。党的执政绩效高，就意味着党能够以较低的执政成本取得较显著的执政成效，有利于增强广大民众对党的信任与信心，有利于党的社会基础的进一步巩固和拓展。从调查结果来看，六成多的调查对象认为“党提高执政绩效的能力”对党的社会基础的拓展影响大，认为影响比较大的也占三成，仅有不足一成的认为影响一般，而认为影响小的尚不足1%。相较于以下三项因素，调查对象认为，在党的执政能力层面党提高执政绩效的能力对拓展党的社会基础的影响最大。
党的社会整合能力是党通过对社会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和意志进行有效整合，对各种矛盾和冲突进行有效化解，凝聚各种积极力量，造就有利于发展所需的稳定环境和争取尽可能广泛的执政基础的能力。因此，党的社会整合能力简而言之就是凝聚各方力量的能力。尤其对于当前正处于全面、深刻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而言，党的社会整合能力显得更加重要。调查结果显示，超过五成的调查对象认为“党的社会整合能力”对党的社会基础拓展的影响大，超过三成认为影响比较大，近一成认为影响一般，仅1.6%的认为影响小。
党的社会控制与管理能力是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分别从刚性（控制）和柔性（管理）两个方面实现对社会有效掌控的能力，也是社会能否稳定乃至政权能否得以保持的重要因素。调查对象中近五成的认为“党的社会控制与管理能力”对党的社会基础拓展的影响大，四成左右的认为影响比较大。
党的社会动员能力是党有效发动社会成员群体乃至全体参加社会实践，以完成党的目标和任务的能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都需要广泛发动人民群众。调查结果显示，分别有四成左右的调查对象认为“党的社会动员能力”对党的社会基础的拓展影响大或比较大，不到一成半的认为影响一般或小。
（三）党的组织和党员干部层面因素的影响
无论党的组织还是党员干部都存在于社会之中，与广大民众直接或间接发生各种联系，因此，党的组织和党员干部对党的社会基础拓展的影响更为直接。
从党的组织层面来看，党组织的吸引力和凝聚力越强，党的社会基础就越巩固和广泛。调查结果显示，58.8%的调查对象认为“党组织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对党的社会基础的拓展影响大，认为比较大的占28.5%，而认为影响一般或小的仅各占11.2%和1.5%。党组织的先进性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能否注意将社会优秀人才和先进分子聚拢于党内，以增强党组织的活力和战斗力。因此，保持党组织的先进性有利于党的社会基础的不断拓展。从调查结果看，54.9%的调查对象认为“党组织的先进性”对党的社会基础拓展的影响大，31.9%的认为影响比较大，而认为影响一般或小的各占11%和2.2%。党组织的覆盖面越广、党的群众工作覆盖面越大，党组织的影响力就越强，党与群众的联系就越紧密，党的社会基础的拓展就更容易。近三成的调查对象认为“党组织的覆盖面”对党的社会基础拓展的影响大，认为影响比较大的超过四成，超过两成认为影响一般，尚有6.1%的认为影响小。可见，在党的组织层面因素中，调查对象认为党组织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对党的社会基础的拓展影响更大。
从党员干部层面来看，党员干部的能力、作风与形象是党的执政能力、作风和形象的具体体现，党员干部的能力越强、作风与形象越好，越易于得到群众的认同，越易于巩固和拓展党的社会基础；党员干部的亲和力越强，越易于感召、贴近和凝聚群众；党员干部越能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越能在生产、工作、学习和其他社会活动中做表率，越能影响和带动群众。从调查结果来看，党员干部层面的三项因素中，认为“党员干部的能力、作风与形象”对党的社会基础拓展影响大的调查对象占68.3%，而认为“党员干部的亲和力”“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的发挥”对党的社会基础拓展的影响程度大的均在五成左右，分别为50.7%、50.5%。
党的社会基础的拓展既受党自身各种要素的影响，也受外部环境即中国社会变迁这个大环境的影响。也就是说，党的社会基础的拓展是在中国社会变迁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条件下进行的，既要适应这个环境，又受其影响和制约。离开这一背景探讨党的社会基础的拓展问题既不客观，又无意义。调查结果显示，认为“当代中国社会变迁”对党的社会基础拓展的影响大或比较大的调查对象均占四成左右，而认为影响“一般”和“小”的各占9.5%和1.2%。
当代中国社会变迁主要是指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整体结构及其组成要素的变动。其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中国社会政治制度的变迁，二是中国社会经济制度的变迁，三是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的变迁，四是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党的社会基础的拓展与上述四种变迁均有一定程度的关联，但与每项的具体关联度各有不同。问卷设置“请您对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主要方面与中国共产党社会基础拓展之间的关联度进行判断”的问题，调查结果显示，当代中国社会经济制度的变迁与党的社会基础的拓展之间的关联度最大，51.9%的调查对象选择了关联度“强”，其次是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46.5%的调查对象认为两者之间的关联度“强”，而当代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和政治制度的变迁分列第三和第四位（详见表2）。
二、党的社会基础拓展的路径选择
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不断巩固和进一步拓展党的社会基础，最大限度凝聚改革共识，在人民利益的基础上寻找各方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对党实现全面改革的总目标，进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来说具有更加不同寻常的意义。因此，在全面深化改革这个当前党所处的现实环境和具体条件下，党的社会基础的拓展应着重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一）着力提高党的公共政策的有效性
公共政策的核心是解决社会公共利益的分配问题，是对社会各种利益关系的规范和调节。它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即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和效果。提高党的公共政策的有效性，使公共政策更好地满足和实现广大民众的根本利益，有利于提高民众对党的认同度，从而巩固并扩大党的社会基础。
首先，党的公共政策的制定要本着“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科学理念。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取得了长足进步，蛋糕越做越大，但蛋糕分配存在较严重的不公，贫富差距日益拉大，特权现象突出，利益格局固化，使得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人心不稳、民心涣散的局面，威胁着党长期执政的社会基础。调查问卷结果显示，对于当前群众关注的一些党的公共政策，群众的满意程度是比较低的（详见表3）。因此，要将全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作为党制定政策的根本价值选择，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政策制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从源头上夯实党长期执政的社会基础。
其次，党的公共政策的执行要到位。公共政策的执行是把政策内容转变为现实的过程，也是政策目标得以实现的过程。很多情况下，政策是科学有效的，民众的不满意也并非针对政策本身，而是针对政策未能有效执行。因此，要从政策执行计划的编制和实施到政策执行的组织和人员的调配，再到对政策执行全过程的监督的各个环节上把关，并逐步建立健全有效的政策执行制度，从根本上确保公共政策能够有效执行落实。
再次，党的公共政策的效果要予以评估。评估内容主要包括：一是对公共政策结果的评价，即该公共政策执行后所取得的结果是否实现了政策制定时的预期目标，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预期目标。二是对公共政策效益的评价，即政策结果与政策投入之间的关系如何。三是对公共政策效力的评价，即该政策对社会以及政策对象产生的综合影响力如何。对公共政策效果进行评估的目的是为了进一步改进公共政策的质量，实际上是一个对政策进行反馈和充实完善的过程。
（二）着力完善党的社会利益整合机制
完善党的社会利益整合机制是提高党的社会利益整合能力和强化社会利益整合功能的根本，也是当前中国社会转型期提升党的执政能力、拓展党的社会基础的重要路径。利益整合机制是党的社会整合机制的核心部分，是通过调整或协调社会利益关系中不同因素的矛盾、冲突和纠葛，使各个部分组合起来构成一个协调均衡的利益共同体。
首先，完善社会利益整合机制。要畅通完善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人民信访制度以及人民团体、群众组织等在内的已有的利益表达渠道，探索形成新媒体和传统媒体在公众利益表达和沟通中的新工作机制，建立正规化、制度化、多样化的利益表达机制，使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能够通过正当渠道予以表达，把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逐步纳入规范化、法制化轨道。
其次，建立完善科学的利益分配机制。良好的利益分配状况有助于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激发社会发展活力，从而更好地拓展党执政的社会基础。而良好的利益分配状况取决于科学的利益分配机制，它是影响一个社会贫富差距的源头性因素。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这就要求，完善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初次分配机制，加快健全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的问题。
再次，建立完善合理的利益补偿机制。当前的改革已经进入全面深化的攻坚阶段，意味着各方都能从改革中获益的阶段已经过去，进入有人受益也有人受损的“非帕累托改进”阶段。但是，改革的推进必须正视人民群众的正当权益，一方面，对全体社会成员给予公平合理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另一方面，对在改革进程中做出特殊贡献的利益受损群体或个人给予相应的利益补偿。比如，市场经济化进程中出现的大规模国企下岗工人，城市化进程中因大规模征地拆迁带来的“失地农民”群体等，对他们应当给予合理的、专门性的利益补偿。
最后，建立健全利益协调机制。有利益，就会有矛盾和冲突，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是缓和利益矛盾和冲突的重要途径。当前，我国的利益矛盾和冲突主要存在于城乡、地区、阶层、群体以及个人之间利益关系的不平衡上。因此，在城乡之间要建立和完善“城市反哺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体制机制；在地区之间要建立和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生态补偿制度等；在阶层之间要建立开放、公平、合理的社会流动机制；在群体之间要建立利益协商、约束和妥协等综合解决机制；在个体之间要建立利益谈判、调解和诉讼等多元解决机制。引导全社会和群众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诉求、解决利益矛盾，自觉维护安定团结。
（三）着力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
党的基层组织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扎根在基层，与人民群众“面对面”，是党的形象在群众中的直接体现者；人民群众往往也正是从基层组织的工作和周围党员的表现来认识或评价党的。因此，基层党组织及其党员干部作用的发挥对党的社会基础的巩固和拓展具有更直接的重要影响。
第一，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在政治方面的引领作用。基层党组织是党执政的基础和根基，具有鲜明的政治属性，尤其是针对当前部分基层党组织存在的政治功能弱化等现象和问题，更要强化政治功能，注重政治引领，密切联系党的政治路线，促进和确保党的政治路线在基层的贯彻落实。这就要求基层党组织必须牢牢抓住思想建党这个根本，坚持不懈地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基层党员群众；必须把提高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和增强服务发展、服务群众的意识作为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必须始终坚持正确方向，不断增强党的基层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同时，又要重视发挥基层党组织在推动发展、服务群众、凝聚人心、促进和谐等方面的作用。基层党组织一要适应形势的要求，把促进发展作为基层党组织的首要任务，围绕党的工作大局，紧密联系本地区本单位的中心任务开展工作，将基层党组织的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团结带领广大群众推动发展。二要树立服务观念、提高服务能力，适应新形势对服务群众工作提出的新要求，创新服务方式、拓宽服务领域、健全服务保障机制、构建联系和服务群众的工作体系，成为服务群众的最有效力量。三要善于用强大的精神力量、有效的组织设置和活动最大限度地凝聚各方力量，成为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四要积极主动地承担起化解矛盾、协调利益的责任，认真研究群众工作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特点，改进和创新群众工作的方式方法，运用教育疏导、沟通协调、提供服务等方式化解矛盾；加强源头预防，善于及早发现可能发生的各种矛盾并及时妥善地采取措施，努力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将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能够正确反映和兼顾各方利益，统筹协调，积极促进社会和谐。
第二，扩大基层党组织覆盖面，实现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全覆盖。一要健全组织体系，实现组织设置全覆盖。根据新的形势和特点，在以地域、单位为主设置基层党组织的基础上，按照便于党员参加活动、党组织发挥作用的要求，完善基层党组织设置形式，以各种组织形式和产业链为依托，推动党的基层组织由传统领域向新兴领域延伸，建立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全面覆盖的科学严密的组织体系。二要拓宽方式渠道，实现党的工作全覆盖。健全组织体系，实现组织设置的全覆盖，在党的组织方面实现的有形覆盖，是基础；与此同时，也要重视提高党的工作的辐射力和影响力，在党的工作方面实现无形覆盖，是核心。要注意运用说服教育、政策引导、示范服务和协商对话、参与决策等方式开展基层党建工作，更多地依靠非权力因素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影响力；要注意根据各种不同类型、不同领域基层党组织的特点和职能定位，推动党的工作有效覆盖。此外，要适应信息社会发展的趋势和要求，重视利用互联网、手机等新兴传播媒介，构建基层党建工作信息化网络，拓展基层党建工作渠道和平台，努力实现基层党建工作创新与信息技术手段的有机结合，推动基层党建工作从传统向现代、从单向向互动、从封闭向开放、从管理向治理转变。
第三，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教育和管理，保持党员干部队伍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充分发挥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一要加强对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教育。习近平生动地将理想信念比作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将理想信念的动摇比作得了“软骨病”。因此，党员干部要做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在学习中使理想信念“内化于心，外践于行”。党员干部要牢固树立党章意识，全面掌握党章的基本内容，严格遵守党章的各项规定，真正把党章作为加强党性修养的根本标准；要加强党性修养和党性锻炼，自觉运用党性原则规范自己的行为，在理论学习和实际工作中坚持不懈地锤炼党性，不断地净化和升华自身的精神境界；要做带头学习、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模范。二要加强对党员干部的管理，特别是要严格党内组织生活。党内组织生活是党的生活的重要部分，是党组织对党员进行教育、管理和监督的重要形式。严格党内组织生活，是提高党员素质、促使党员更好地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的一项组织措施，也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重要手段。要从思想上提高认识，培养党员的主体意识，发挥党员的主体作用，激发党员参与组织生活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提高对党内民主生活重要性、紧迫性和严肃性的认识，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带头贯彻落实民主集中制，带头参加组织生活，主动、自觉地过好“双重”组织生活。同时，也要注意完善党内组织生活的监督机制，严格落实党内组织生活制度，通过坚持“三会一课”制度、党课制度、党员汇报制度、党员民主评议制度等具体制度，真正把党内组织生活制度落实好。
参考文献：
[1][英]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3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