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政治的认识存在人所共知的悖论：在经验层面，对中国的成就有目共睹，谁也不否认，似乎很自信。但是在观念层面 很多人条件反射性地认为中国道路尤其是政治制度不符合“普世价值”，因而底气不足，信心不足，把“合法性”之类的概念用在中国政治分析上，似乎只有中国变成了“历史的终结”的一个部分，政治才有合法性。危险莫过于此。
对自己的“硬成就”如果没有相应的概念、理论、观念去解释，尤其没有相应的哲学层面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去建构，就会依然用基于异域的理论甚至是意识形态来“关照”中国，结果必然失去心理上的优势。在竞争性的世界政治中，没有心理优势的国家不战自败，苏联的故事殷鉴不远。
不但是苏联很多发展中国家纷纷成为“普世价值俱乐部”一员之后又如何呢？ 到底是这些国家人民的胜利还是“普世价值”主导者的胜利？答案清晰而简单。
但是，如何做到将发展成就的优势转变为心理上的优势，即实现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这需要认识论上的突破即对中国政治的观察要有新的角度。
在世界大历史维度和国际大空间视野（“一纵一横”框架）下，基于比较分析的反事实法，对于坚定中国自信大有裨益。在讨论本文的宏大框架之前，首先简单梳理一下微观视野下的中国政治问题。
对于很多人而言，基于好的视野、好的框架的比较政治研究有助于提升对中国政治的信心，但是回到现实生活不少政治观察者在生活政治中总是能发现很多让人不满之处因此必然要以“观念世界”的标准比如个人权利学说来观察中国。这是正常的，很多人都是自己经历的囚徒。这里有一个“小自由”与“大自由”的关系。
从“自然法”而言，个人享有与生俱来的不可剥夺的权利，比如言论自由、结社自由。这是典型的自由主义之个体权利假说。为西方历史定制的契约论在世界政治中是如何呢？
要知道，个人权利的实现不是个人力量所能做到的，必然要通过组织化手段去实现，比如结社、组党，因此所谓的“天赋人权”其实就是“人赋权利”，离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谈权利都是毫无意义的。
现代性政治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高度的组织化，但即使是罗伯特·达尔这样的典型的多元主义者也认为，各组织的力量是不平等的，因此即使在西方国家多元化组织之间的互动也会导致社会不平等结构的固化、扭曲公民意识、扭曲公共政策议程和寡头控制。
比较政治的发现是，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 政党和NGO后面是利益不可调和的群体，比如不同的民族、种族、教派以及贫富对立的阶级。
这样，个人的自然权利就会演变成冲突政治。这就是观念世界与现实世界的紧张之处，同样是民主，有的是基于个人权利的自由民主，更多的是基于群体性权利的伊斯兰主义民主、民族主义民主乃至民粹主义民主。
事实上，基于特定历史、特定国家的契约论引发的是一波又一波的国际政治冲突和国内冲突。可以假设一下，如果按照契约论的思路去发展中国政治，中国会不会变成契约论者如霍布斯所要避免的无政府状态？
中国近代史充满了“丛林规则”，而比较政治研究中的反事实法给出的答案更有说服力。因此，将个人权利假说置于世界大历史和国际大空间的背景之下，将丰满的观念纳人骨感的现实，基于微观个人体验的中国政治观察或许会有所不同。
我们所处的世界与其说是物质的，不如说是观念的，即世界的模样是依靠观念建构起来的，比如政治制度与民众福社的好与坏，就是被说出来的。
近代之后，思想观念主要来自社会科学的研究和发现，而社会科学是对特定国家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经验的理论化抽象。
社会科学的性质决定了，现在世界上流行的观念都是来自早现代化国家而且是部分早现代化国家的经验，尤其是英美的经验。
即使是英美的经验，也是片断化、碎片化的。要知道，英国现代化的前提，是确定了中央集权制的现代国家政体，而美国建国的方式则是司法至上的国家权力，这些前提之下才有所谓的以个人权利、分权、制衡为特征的自由主义或者说自由宪政主义。
但是，无论是古典自由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都把国家权力淹没了，鼓吹的是没有国家、没有政府的治国之道，似乎这条道路就是后发国家的康庄大道。实践已经证明，这是一条李斯特所说的“踢开梯子”的神话：自己沿着这个梯子爬上楼了，为了防止后来者居上，一脚踢开梯子。
除了官方思想，中国学术市场上得到最充分传播的就是古典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刚刚开放的1980年代初，因为反思“文革”，因为很多人不幸的遭遇和仇恨式记忆，当时最流行的就是关于个人权利的古典自由主义思想，洛克、孟德斯鸿、休漠、斯密、法国百科全书派、密尔，都是当时的“座上宾”，人们如饥似渴地从他们的作品中汲取营养，按照他们的观念来对照中国。
对于经历了“文革”浩劫的中国和个人而言，保护公民权利的呼唤和主张倒也切中时弊。
不得不说，1980年代反思的中国政治似乎出现了另一种激进化。当时的社会科学研究水平非常之低，中国的政治理论研究事实上依据的是古典自由主义学说，而且食洋不化。因此提出了很多似是而非、至今仍在流行的话语和口号， 比如对民主的“元叙事”，好是因为有了民主，坏是因为缺少民主。
沿着这个思路，在“政党一国家”体制中实行一波又一波的党政分开改革，而民间更是激进无比，街头政治成为常态。
结果，中国出现了风波，之后便是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美国打赢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以观念打败社会主义阵营。携冷战胜利的傲慢，兴起于198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在1990年代席卷全球。
简单地说，新自由主义就是“去国家化”的“三化运动”：政治民主化、经济私有化、治理社会化。
这里的民主化当然是自由主义民主，其实现机制是竞争性选举即党争民主；私有化意味着只有私有产权才是有效的，国有产权是无效的，根本不应该存在；治理社会化意味着治理的主体只能是个人和社会组织，国家和政府是靠不住的。
因此“三化运动”说到底都是古典自由主义的再版都是阉割国家的政治方案。面对扑面而来的“三化运动”，中国思想市场似乎只有恭恭敬敬地迎接，全无招架之力，这固然与当时中国的国际地位有关。但中国自身思想的贫困更是难辞其咎。面对政治民主化，各种民主化转型研究就成为当时的显学。竞争性选举也成了判断中国是否进行政治改革的唯一标准，流行的说法就是政治改革滞后、政治改革落后于经济改革，进而得出中国政治存在“合法性”问题。面对经济私有化，流行的就是制度经济学中的有效产权理论，因而认为中国的国有企业都应该消失。
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没有反思，既然企业的性质就是利润最大化，为什么美国国会不允许中国的华为公司进军美国市场？这其实暗示出企业的国家安全功能；不仅如此，难道企业没有社会责任的社会性质？
面对治理社会化，即世界银行提出的所谓的“投资人民”，国家和政府就应该退出很多领域，一切事物实行“民治”，因此应该大力建设公民社会。问题是，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本来就是强社会中的弱势，去政府化的治理如何呢？
真是饮鸿止渴，结果有目共睹。依照“三化运动”的所谓“国际标准”，印度几乎在所有方面都优于中国—印度有两千多个政党的党争民主，印度经济的私有化程度远远高于中国，印度有发达的民主社会即基于族群的公民社会，因此“印度将超越中国”。
流行的结论是：印度有优越于中国的政治制度，印度的民主是中国没有的福利这种流行观念在“观念的囚徒”之间说说也就算了，如果对印度的老百姓说印度好于中国，老百姓肯定认为言说者病得不轻，需要看急诊医生。
“观念世界”中不但充斥着看得见摸得着的新老自由主义，而且自由主义还被转化成各种研究范式，让人觉得学术研究都是科学主义的，没有价值取向的。
比如，在1950年代到1970年代，美国政治学流行的是结构功能主义，即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现代化都应该按照美国政治的基本功能去建构；1980年代之后流行范式是转型学，即不论什么样的政治体制最终都转型为美国政体。
显然，二者都是以美国政治制度为本体的一种单向度的意识形态学，以此推动发展中国家的美国化。
这在国际社会科学界已经是常识性知识了，连美国人自己也毫不掩饰，但是国内很多人居然视之为科学主义，认为按照这些范式去研究中国是在研究政治学。由此可见，作为一种国家权力的意识形态权力（按照迈克·曼的国家权力原理）在西方国家建构得是多么成功，运用得是多么巧妙，都已经把政治思想转化为学术范式了。
应该说，中国学界还需要补修知识论的基本知识。依照“观念世界”去观察中国，依照流行的“转型学”去对照中国，结果必然是知识有违常识。
应该认识到，“观念世界”的中国政治其实就是“西方中心论”下的中国政治，以西方模式的标准去衡量中国，中国就不算是正常国家，这符合常识吗？为此，我们需要跳出“观念世界”，去观察世界的政治常识。
社会科学研究提供的知识不但有观念，更多的是事实和常识，跳出观念的囚笼而回到事实世界，对中国的认识大概会是另一种结论。
在世界大历史维度上，严格说来西方国家的好过也不过就是二战之后的事。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的200年间，西方国家都发生了什么？
且不说内部的政治动乱和流血冲突，西方国家之间还直接演绎了人类的大灾难即两次世界大战，这是白人世界的战争而导致的世界性灾难。
二战之后，西方国家实行了以大收买换取大和平的福利国家政策，人民开始安居乐业了。
好景不过20多年，即到1970年代，西方国家出现因越战、石油危机而导致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此时无论是多元主义者达尔还是保守主义者亨廷顿，几乎都认定西方国家处于危机之中而难以自拔，因此达尔写下了《多元主义民主的困境》，亨廷顿等则有《民主的危机》，新马克思主义者哈贝马斯写下的关系西方政治的《合法性危机》。
可以说，此时的东西方都处于危机之中。不同的是，西方依靠新自由主义即回到古典自由主义而渡过危机，而另一极的苏联则自我解构。
但是西方社会危机是结构性的， 新自由主义所导致的2007年金融危机，背后必然是政治制度的问题。这是就世界大历史而言。大历史中的美国又是怎么走过来的？
美国工业现代化的起点应该是在内战之后；到1880年代左右，农业经济让位于工业经济。
在这十几年内公共秩序几乎失序，流行私人警察和私人法庭，不但黑人甚至白人也可以被私人法庭审判。
接着，就进人了所谓的“进步主义”时期，即从1880年代到1910年代长达30年的社会混乱时期。
紧接着，进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大战刚结束10年，又进人1929-1933年大危机时期，不久又卷人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战结束之后的二十几年算是过上了好日子，但黑人直到1965年才有了基本政治权利保障。
算一算，从“杀无赦”的美国内战（1861-1864年）开始后的100年，美国普通百姓到底有几天好日子？更别说白人对印第安人的种族灭绝式清洗。
这样的国家难道就没有政治合法性问题？可以说，美国硬是扛过了一场又一场的治理危机，才解决了所谓的合法性的，而且合法性的自洽还是来自观念的建构即自由民主理论。
大历史维度的常识是，在整个西方世界或者我们所说的早发达国家，尤其是那些我们所熟悉的大国，几乎全都是一路跌跌撞撞走到今天的，全都是在危机中求生存。也就是说，任何国家的现代化历程都伴随着转型危机而导致的治理危机，用我们今天的时髦语言来表述就是充满着合法性危机。
度过危机的早发达国家开始“重述”历史，在冷战期间的历史叙事中，其危机四伏的历史过程被抹去了刻画的是一套非历史性的好政策、好制度、好模式，以便让后来者即新兴民族国家去学习、去模仿，结果如何呢？
二战结束时联合国的会员国有40多个，今天则达200个左右，其中发展中国家约180个左右。战后的180个左右的发展中国家，有几个国家进人了经济发达序列？
不足8个，其中一半集中在东亚地区，如韩国、新加坡，而这些国家和地区是如何进人发达序列的呢？都是有违当时的流行学说，其道路不符合当时流行的“好政策”“好制度”。不但韩国等是这样，后来居上的德国、日本也是这样。
基于此，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舒尔茨总结道:“近三百年来根据主流社会思潮进行的重要变革绝大多数是失败的，不是吗？
南美在二战之前本来还算富足，战后按照西方设计的进口替代战略发展，结果陷于南美人所说的“依附型国家”而难以自拔。
整个非洲也基本如此，政治制度全是外来的。
经济政策上也是典型的进口替代结果也成了南美一样的依附型国家。问题是，同样是后发经济体，为什么东亚没有陷于依附状态而后来居上？
中国固然有很多问题，有的问题甚至还很严重。
但是，从大历史的维度看中国，中国所面临的同样是西方国家都经历过的治理危机，而且问题的程度不见得比它们更严重。
在世界政治的大空间看中国，与上百个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当然更有自信的资本；而且，用反事实法与可比的发展中国家比较，中国更有理由坚定道路自信。
由于政治制度尤其是大国政治很难用实验法来反复折腾，比较研究中的反事实法倒是一条可以验证政治选择好坏的方法。
所谓反事实法，就是与事实相反的假想思维。比较政治研究让反事实法不仅停留在假想思维层面，而且关注事实层面。比如，中国没有实行西方制度，那么如果实行了会是什么结果？这是没法实验的。
但中国与可比的、政治制度相反的国家进行比较，能反向验证中国政治制度的优劣。比较政治研究首先是选择可比较的对象。国家建立后发展的起点、近代历史遗产、人口规模、国土面积等，都是比较发展中国家的必要条件。
基于此，中国很难和城市国家新加坡比较，也很难和早发达国家进行比较，只能与发展中国家比较。
而发展中国家众多，最好的比较对象就是世界上人口过亿的发展中国家，或者与同类性质的政治制度的国家进行比较。
相同的制度不同的选择：中国与俄罗斯的比较。中国没有实行代议制民主 但作为与中国实行相同政治制度的苏联的继承者，俄罗斯却走向了代议制民主的道路，结果如何呢？
即使支持俄罗斯转型的西方国家，最终也不得不承认，叶利钦治下的俄罗斯是“失去的十年”，国家和人民处于万劫不复状态，处于失败状态的俄罗斯最终呼唤政治强人普京的出现。
十几年来， 普京实行的是被西方国家戏称为“普京式民主”的“可控的民主”，学术界的标签是“选举式威权主义”，即有选举而无民主的政体。
在西方眼中极度负面的俄罗斯政治，却得到绝大多数俄罗斯人民的支持。一个有趣的问题是，对于一个主权国家而言，到底是人民的支持重要还是迎合外国的口味重要？道理不言而喻。
民主集中制vs代议制民主。在人口过亿的9个发展中国家，即中国、印度、孟加拉国、巴基斯坦、印尼、菲律宾、尼日利亚、巴西、墨西哥中，只有一个国家即中国的政体是民主集中制。而其他8个国家的政体都是代议制民主，即拥有“观念世界”中的“好制度”—多党制、竞争性选举、公民社会等应有尽有。结果如何呢？
在治理意义上，难道中国不是这些国家的老师？国际社会科学界最喜欢拿中国和印度比较，即所谓的“龙象之争”。
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1980年代以来正是印度发达的公民社会的形成期，而两国的差距越来越大，目前人均GDP已经相差6倍之巨。在治安指数上，巴西、墨西哥、尼日利亚每10万人中杀人犯是20人以上，俄罗斯是9人，印度是3人，中国是1人。
试想谁会愿意生活在一个没有基本生命安全保障的代议制民主政体下呢？
简单比较可以知道，流行的自由民主政体所提供的福利好于“非民主”政体，是多么不靠谱的假说，铺天盖地的量化研究得出的结论多么有违常识。
哈佛大学的教授们应该知道，所谓的自由民主政体提供的福利好于“非民主”政体，其实是发达国家好于发展中国家，而发达国家恰好是自由民主政体。
但是， 提供好福利并不是因为其民主， 而是因为其早发达；那其发达的原因是因为民主吗？ 显然也不是。 发达国家的大众民主是什么时候发生的？这可都是历史常识。
早发达的要素有很多，其中战争掠夺、国内种族清洗、法治、市场经济，都是关键变量。哈佛大学的教授们不应该偷换概念，不应该犯方法论上的常识性错误，即把历史阶段不同的国家替换为政体不同的国家加以比较。
其实，不同的政体可以比较，那就是把实行民主集中制的中国与实行代议制民主的8个发展中国家进行比较，那么有哪一个自由民主国家所提供的福利好于中国？ 在笔者看来，美国教授们方法论上的常识性错误，不是因为他们不懂，而是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政治学是国家战略的一部分。
四、结论：世界经验的中国意义
与中国经验的世界意义比较历史和比较政治视野下的中国和“观念世界”中的中国完全不一样，比较视野下的中国研究与没有世界观而只有中国的中国研究也完全不一样。这并不是说中国有多么完美，而是告诉了我们关于国家治理的一般知识乃至规律性的治国之道。
第一，治理危机的普遍性和公民权利保障的重要性。国家之间的比较，看上去在比较哪个国家更好，其实在比较哪个国家更难，哪一个大国治理是容易的事？治理危机是一种必然的、普遍性历史，发达国家是这样过来的，发展中国家也不会例外。既然治理危机是普遍存在的，那么如何度过这个难关？
世界政治经验提供的一个关键启示，就是在加强制度建设的同时，加强对公民基本权利、社会权利和政治权利的保障，而且要把公民权利作为国家制度建设的目标和指导。这样，以提升国家治理能力为导向的制度建设将使政治制度具有更强大的适应能力，而公民权利的保障又必然会反过来加强制度的吸引力。
第二，政治制度的历史性。文明互鉴是全球化时代的必然之路，但这并不是否定一个国家政治制度之文明根基的理由，没有文明基因的政体必然不是好政体，因而很难产生人们所期许的结果。
第三，“观念世界”的危害性。在不具备相应文明基因且尚处于发展中甚至欠发展的阶段搞自由民主、党争民主，就别指望有期许中的发展。研究印度民主的结论是“托克维尔悖论”，印度的民主政府在最初时期运转得还不错，恰恰是因为印度不存在一个民主社会；而当印度的民主社会（即碎片化的以族群为本位的政党组织和公民社会）发达以后，印度的民主政府就难以为继了。这就是印度二十几年的反贫困计划失败的根本原因。
第四，中国经验的理论性。中国不应该是“观念世界”的理论试验场，而应该是理论的发源地。也正是因为如此，西方人的“中国威胁论”其实不是说中国的军事威胁、经济威胁，而是政治威胁，这是西方思想界的一种普遍性心理。
基于中国历史文化和实践模式而书写的政治社会理论是改写世界300年历史的大事，“历史终结论”已经因为中国的成就、西方本身的问题以及转型国家的乱象而动摇。
第五，中国政治发展的适应性能力。比较的优势不是为了美国式的固步自封中国政治有巨大的空间去调整、去发展，而且中国有能力、有愿望去进行政治改革，比如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所推进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政治的建设工程。
比较而言，实行党争民主和利益集团政治的“否决型政体”的美国，已经没有能力进行政治改革。在福山看来，哪怕是曾经很优越的政治制度，如果不能与时俱进地改善并失去解决问题的能力，就是一种“政治衰朽”。
注释：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