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表明，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有不同的发展动力。只有那些成功实现经济转型的国家，才能真正可持续发展。这既是经济发展的阶段理论，也是经济发展的转型理论。在低收入阶段主要依靠初级要素驱动，中等收入阶段则主要依靠资本要素驱动，到较高收入阶段基本是技术要素驱动，而进入更高收入阶段则必须依靠创新驱动。
实现经济转型的主要路径有哪些?为什么有些国家转型失败，一些后进国家却转型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哪些因素制约或决定着一国的转型轨些?深刻理解和自觉遵循这一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抓住经济变迁的历史机遇，成功引领经济新常态，实现经济发展提质增效、转型升级的关键。
一、前苏东国家经济转轨的教训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及许多东欧和亚洲国家建立了以中央计划为特征的经济体制，即“苏联模式”。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根据马克思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所提出的设想，为解决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所进行的社会制度的实践。
(一)“苏联模式”的主要特征
计划经济是“苏联模式”最重要的特征和基础。列宁首次把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概括为“计划经济”①。1928年，苏联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计划经济体制。它是以公有经济为基础和以产品经济为理论，建立起与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相适应的高度集中的、指令性的计划经济体制模式②。这种体制的基本特征是：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由行政指令而不是市场信号配置资源；企业归全民所有，由国家统一集中管理；取消私有产权，按劳分配收入或财富；国家垄断对外贸易。
在斯大林看来，苏联的公有制经济有两种形式：一是以国有企业为代表的全民所有制，被认为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最高形式；二是以集体农庄为代表的集体所有制，它是公有制的低级形式，要尽快向全民所有制这一最高形式过渡③。这种斯大林体制长期被看作社会主义经济的标准模式，新中国建立后也模仿这一模式。
“苏联模式”不只是一种计划经济体制模式，还是一种赶超型经济发展模式，通过全面地、大规模地投入资本，迅速实现工业化，集中资金与国家优势力量发展一部分工业(主要是重工业)，利用产业间的关联效应(linkage effect)带动其他工业的投资和增长④。
总的来看，“苏联模式”是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模式加上优先发展重工业经济发展模式。“苏联模式”一度实现了较快的经济增长和重工业的较快发展，成为许多经济落后国家学习和模仿的对象。1928—1939年期间苏联GDP增长率为5.8%，同期美国为5.8%，英国为5.8%，法国为5.8%，西欧为5.8%，西欧衍生国为5.8%。1929年苏联GDP占世界GDP总量比重为5.8%，到1938年时达到15.8%，是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居美国之后。美国与苏联之间的经济总量相对差距由1929年的5.8倍缩小到1938年的5.8倍⑤。因此，“苏联模式”也成为中国等经济落后国家追赶发达国家的一个现成的途径⑥。
(二)苏联及东欧国家实施休克疗法的教训
可以看出，苏联发展模式主要特点是：实行高积累、低消费政策；重视工业、轻视农业的投资策略，以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来获取农业剩余，剥夺农民利益；优先发展重工业，轻视轻工业，中间产品比重过多，消费品供给严重不足；重视物质生产，轻视非物质生产；工业比重过高，而服务业发展水平相对落后。长期来看这些做法都是不可持续的。
来源
1951—1960
1961—1965
1966—1970
1971—1975
1976—1980
1981—1985
苏联官方
10.1
6.5
7.8
5.7
4.3
3.6
美国中央情报局
5.6
4.9
5.1
3.0
2.3
0.6
苏联学者
7.2
4.4
4.1
3.2
1.0
0.6
资料来源：A. HeweetEd. Reformingthe Soviet Economy, The Brooking Insitute，1988：37—59。
自20世纪50年代战后恢复期结束后，这种计划体制的缺陷日益显露，苏联的经济增长率开始下滑，技术进步趋于停滞特别是生产率持续下降甚至为负(表1、表2)，不仅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与发达国家差距不断拉大，更造成社会不满情绪的积聚。即便是在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提出经济“加速战略”(即“加速国家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战略”)后，由于一贯忽视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试图在很短时间内实现跨越式改革，反而使经济社会状况进一步恶化。
表2 苏联生产率变化趋势(%)
1961—1965
1966—1970
1971—1975
1976—1980
1981—1985
全要素生产率
0.5
1.2
-0.5
-0.9
-0.3
其中：劳动生产率
3.4
3.2
2.0
1.5
1.9
资本生产率
-3.5
-2.0
-4.0
-4.0
-3.4
土地生产率
4.4
5.6
2.9
2.7
2.8
外延增长/内涵增长
0.10
0.23
-0.14
-0.35
-0.11
资料来源：A. HeweetEd. Reforming the Soviet Economy, The Brooking Insitute，1988：74。
苏联模式从微观层面看，抑制了农庄、企业和个人的活力和积极性，从宏观层面看资源要素配置扭曲，效率低下，积重难返。这种背景下，前苏东国家纷纷改弦更张，试图通过激进的“休克疗法”，实现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休克疗法”无视经济发展中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无视市场体系形成和有效运转的长期性，导致这些国家经济断崖式下跌，严重恶化了收入分配。到2010年，在28个苏东转型国家中，仅有5个勉强能在十年以内让人均GDP恢复到转型前水平；有17个国家花了10—20年才使人均GDP恢复到转型前水平；令人遗憾的是，直到转型的第21年，仍有6个国家的人均GDP未恢复到转型前水平。对这些国家而言，转型虽然尚未实现，但承受的代价是经受了比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严重得多的经济衰退。
从经济角度来看，计划经济体制的优势在于短期内可以利用强制手段来动员资源，并把资源配置到国家特定的发展目标上，但过高的信息成本和激励缺乏必然造成经济效率的低下。苏东剧变的教训证明，僵化地奉行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机制，长期固守以发展重工业为主的经济发展战略，不重视国民经济内在平衡关系，特别是否认社会发展和经济转型的基本规律，忽视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与转型需要，没有找到符合本国情况的经济政治模式，转型变成“转向”，是这种计划体制无法持续、也必然会转型失败的根本原因。
二、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转型的经验和教训
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起点较低，虽在收入水平、技术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水平上与发达国家有较大差距，亦可以将劣势转化为加速赶超的发展优势，即“后发优势”，通过不断扩大引进相对先进的技术、加快科技再创新和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实现高技术产业的赶超以及经济的转型发展。不过，这些国家转型发展也有一些教训值得汲取。
(一)在开放发展中不断提升技术水平
从历史经验看，东亚国家(包括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自1970年以来，东亚国家经济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亚洲四小龙成为世界上少数由中等收入上升到高收入的国家(或地区)，中国则实现从低收入国家到下中等收入再到上中等收入国家的两大跨越。从经济增长分解可以发现，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是1970年以来中国和东亚国家保持较高经济增长率的重要原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估算，这一期间中国平均经济增长率和全要素增长率都是最高，前者有一半来自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韩国也是如此，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新加坡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也超过经济增长率的1/3，印度最低。
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是中等收入国家上升至高收入国家的主要驱动力，能否实现经济发展的顺利转型是保持经济长期增长的关键。东亚国家在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发展进程中，成功实施了出口导向型政策，适应全球化带来的新趋势和新挑战，特别是抓住了工业化发展的契机，从初级产品出口到加工制造品、再到建立高技术产业，不断创造新的竞争优势，提升自身的国际竞争能力。
(二)经济转型过程中也蕴藏着风险
东亚经济的经验表明，转型发展，需要政府进行有效的产业结构调整及市场风险和外部风险防范，否则在国内宏观经济形势不稳定的情况下，资产泡沫、债务危机以及恶性通货膨胀会严重破坏经济增长的基础，也难以有效抵御外部的冲击。
1.日本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泡沫
“二战”后，日本在美国的帮助下，以制造业为投资重点，通过政府主导对经济战略进行多次调整，到1968年超过德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20世纪70年代初第一次石油危机，对完全依赖石油的日本经济造成沉重打击，国内产业的生产成本急剧上升，经济陷入停滞、失业率上升，通货膨胀高企，在1974年首次出现负增长。随着日本经济逐步向内需主导型转型，技术要素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由60年代中期的16%逐步上升到70年代中期的32%，日本经济出现自1986年12月后长达58个月“平成景气”。
与此同时，日本国内经济泡沫风险在不断加剧。1985年签订广场协议后，日本放松了对外汇交易市场的干预，日元对美元汇率直线攀升，一方面削弱了日本制造业的出口竞争力⑦，大型电子与制造企业纷纷外迁亚太其他地区，“产业空心化”现象逐渐蔓延；另一方面，日元升值刺激了市场的投机气氛，为了对冲日元升值对经济的影响，日本也一度在国内实施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这些因素综合作用，引发了一场由金融市场和不动产市场牵头、信用恶性膨胀为基调的“泡沫经济”。由于资产价格的上升得不到实体经济支撑，市场、企业和个人信贷因周转不灵产生连锁反应，金融环境急剧恶化，最终“泡沫经济”破灭，形成自“二战”后持续时间最长、情况最严重的经济全面衰退。这既有日本经济竞争力在国际市场上受到挤压等外部原因，也有自身经济结构发展转型不当的内部因素，特别是控制和监管金融风险的不足，大大削弱了日本经济的应变能力和增长的可持续性。
2.韩国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波动
韩国经过数十年高速发展，从较低收入水平一跃成为新兴的高收入国家，经济发展模式的顺利转型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末，韩国政府提出“科技立国”的战略，于1984年确定微电子产业、机电一体化产业、生物工程产业、精细化工产业、新材料产业、航空产业和光产业等核心战略产业，并陆续制定了各产业发展计划，技术密集型产业快速发展。
20世纪90年代，韩国由于未能同时推进经济结构和风险管理体制的改革，垄断企业大肆扩张，国家与企业的负债资产比例严重恶化，导致其遭受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冲击。1997年7月，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韩元贬值，股市下跌，大量资本流出，仅1997年11和12两个月，资本外流累计达98亿元，占韩国当年GDP的2%；危机后有765家银行在结构调整中破产撤销或被收购合并重组。1998年银行业因金融危机而遭受的损失达14.48万亿韩元⑧。同时，韩国制造业的新增就业岗位急剧下降，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就业状况快速萎缩，制造业的就业比重从1989年的24.4%锐减到2010年的14.4%⑨。
3.台湾20世纪90年代的金融动荡
自20世纪60年代起，台湾经济明显呈现出一个从落后到追赶、再到转型与创新的发展历程。20世纪80年代中期，台湾经济开始向后工业化社会转型，服务业逐步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90年代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服务业的迅速发展。因此，台湾经济虽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较小，但金融市场的波动仍导致台币大幅贬值，国际收支形势逆转，由顺差11.02亿美元转为逆差1.08亿美元，金融账户净流出达到91.02亿美元。1989年台湾经济增长率为1.0%，失业率仅为1.0%，境外居民投资增长率为11.0%，到2001年，台湾实际经济增长率为-1.0%，失业率上升为1.0%，境外居民投资增长率为-31.0%，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为-1.0%⑩。
进入21世纪，台湾虽然进入服务业为主导的后工业化阶段，但是经济结构的转型并不太成功。由于台湾岛内需求萎缩，金融服务业竞争力下降，服务业难以支撑台湾经济增长，制造业仍然占据重要位置，造成经济前景不明朗、发展驱动力不足。与此同时，失业增加、薪资不涨及所得分配不均等结构性问题更加凸显，进一步限制了民间消费的较快增长和经济的转型发展。
注释：
①《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84。
②《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84。
③陆南泉著：“有关斯大林模式若干重要问题的再思考”，《社会科学报》，2007年8月21日，第3版。
④杨君实：《现代化与中国共产主义》，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7。
⑤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改革出版社，1997。
⑥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革命的中国的兴起：1949—196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⑦1986年出口实际价值下降了4.9%，私人企业增长率下滑到4.9%。沈汉，《资本主义史(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5。
⑧曹永峰，《世界经济》，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
⑨安玹镐，《中韩日经济三国演义——谁为胜者》，中国经济出版社，2014。
⑩戚嘉林，《大陆台湾一百年》，海南出版社，2014。
参考文献：
[1]列宁，1984：《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
[2]杨君实，1987：《现代化与中国共产主义》，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3]安格斯·麦迪森，1997：《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改革出版社。
[4]麦克法夸尔、费正清，1998：《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革命的中国的兴起：1949—196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5]沈汉，2015：《资本主义史(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6]曹永峰，2015：《世界经济》，清华大学出版社。
[7]安玹镐，2014：《中韩日经济三国演义——谁为胜者》，中国经济出版社。
[8]戚嘉林，2014：《大陆台湾一百年》，海南出版社。
[9]吴敬琏，2008：《中国经济50人看三十年：回顾与分析》，中国经济出版社。
[10]邓小平，1986：“改革的步子要加快”，《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人民出版社。
[11]朱镕基，2011：《朱镕基讲话实录》，人民出版社。
[12]吴敬琏，2010：《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上海远东出版社。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经济转型期的风险防范与应对”课题组
课题总负责人：李伟
课题执行负责人：王一鸣
参加：张军扩 张来明 隆国强 余斌
课题协调人：张承惠
专题负责人：刘培林
执笔：张伟 张新 刘培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