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南海争端出现了国际化、多边化和事实化的发展趋向。域外大国介入南海争端不仅威胁到地区的安全与稳定，也加大了中国解决南海问题的难度，因此南海问题中的域外因素引起国内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目前已有成果关注“重返亚太”的美国在南海争端升级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而对另一个域外大国俄罗斯及其前身苏联与南海争端的关系研究较少，[①]且存在着以下几点不足。首先，没有注意到库页岛和千岛群岛问题与南海问题的产生，均是美国主导下的片面对日媾和的产物，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影响苏联及俄罗斯在南海问题上立场的因素之一。其次，已有研究对近年来南海局势升温过程中俄罗斯所扮演的角色和俄罗斯的立场及其动因未能给予明确的阐述。考虑到所有声称对南海岛屿拥有主权的国家中，中越争端分歧最大、争议时间最长，而且冷战时期中苏越三方国家关系的演变对苏联在南海争端问题上的立场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本文打算以中越南海争端为主线来考察冷战时期的苏联和冷战后的俄罗斯在中越南海争端中的立场，分析其介入南海争端的方式及动因。
关于中越南海争端的历史因素，学界已有充分研究，在此仅作简要介绍。根据我国和南海沿岸各声索国的文献资料，中国最早发现、经营和管辖南海群岛，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近代西方殖民者东来。20世纪初，法国殖民者开始对西沙群岛进行经济开发可行性研究，而同一时期的日本也开始在我国南沙群岛从事探险活动。[②]受日本在南沙群岛扩张的影响，法国也开始染指南沙群岛。1933年，法军占领了南沙群岛中太平、中业等9个岛屿，并宣布这些岛屿为法国领土。[③]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将法国人驱逐出南沙，进而占领了整个南海的岛屿，将所占南海诸岛统一命名为“新南群岛”，归台湾南雄县治。太平洋战争结束后，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精神，1946年，当时的国民政府就派专员接收了南沙群岛和西沙群岛，并在岛上立碑宣示主权。但是，国民政府收复西沙、南沙的工作受到法国的阻挠。法军赶在中国派部队进驻南沙群岛之前侵占了南沙的南威岛和西沙的珊瑚岛。后来，越南以法属殖民地继承人的身份要求接收法国曾经占领的我国南海岛屿，这样，法国和日本对西沙和南沙群岛的占领成为中越南海争端形成中的历史因素。
冷战因素是南海争端形成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实质上是美国从遏制主义出发对日片面媾和政策的产物。考察《旧金山对日和约》的形成史，我们发现，南海争端与日苏领土争端的产生具有同源性。二战后，在欧洲爆发的冷战转移到亚洲，中共取得内战胜利和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特别是朝鲜战争的爆发，促使美国决策部门围绕对日政策问题的争吵达成了一致意见，决定让“日本成为美国东亚战略的基石”，并通过签订旧金山对日和约将这一新的东亚战略构想确定下来，[④]而美国单独占领日本为其主导对日片面媾和提供了可能。1950年10月26日，时任美国国务院顾问的杜勒斯向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提交了《对日和约七原则》备忘录，关于领土问题部分（丙）称：“接受英国、苏联、中国及美国将来所作关于台湾、澎湖列岛、南库页岛与千岛群岛的地位的决定”，又说：“如果在条约生效后一年以后，问题不能获得解决时，则由联合国大会决定之。”[⑤]
根据《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第四条规定：“缔约国双方保证不参加同日本的谈判，不经双方互相协商，不同日本签订和平条约”。[⑥]在围绕对日媾和的国际斗争过程中，苏联对中国领土主权的维护主要体现在向中国及时通报与美国谈判的情况，并征求中国方面的意见，以及在对英美等国草案的修改意见中明确主张将台湾、澎湖列岛以及西沙、南沙等南海岛屿归还中国。时任苏联驻中国大使馆一秘的贾丕才证实了这个情况。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北京和莫斯科经常就对日和约交换意见”。[⑦]从苏联回复美国照会的时间来看，苏联对美国主导的对日单独媾和活动采取了拖延政策，直到11月20日，苏联政府才在致美国的备忘录中就媾和问题提出一系列质疑，关于领土条款要求美国方面对台湾、澎湖列岛、南库页岛及千岛群岛地位的重新决定作出解释。[⑧]12月4日，周恩来总理对杜勒斯提交给马立克的上述备忘录发表了抗议声明，指出：“对日和约的准备的拟制如果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参加，无论其内容与结果如何，中国人民一概认为是非法的，因而是无效的”。[⑨]
但是，美国无视苏联方面的质疑和中国的抗议，在对日媾和问题上背离了“大国一致”原则，坚持所有参加对日作战的国家都参加对日媾和条约的缔结。1951年3月30日，苏联收到了美国提交的《对日和约草案》，涉及中国领土的内容规定：“日本放弃对朝鲜、台湾和澎湖列岛的权利、权利根据和要求”，而不提其归属。至于苏联方面，尽管草案中对给予苏联南库页岛和千岛群岛一事仍采取承认立场，但在该草案第十九条款中却附加了前提条件：“任何国家在签署、批准、加入本项和约以前，都不能享有本约所规定的权利、权利根据和利益。”[⑩]“三月草案”领土条款的特点，是将苏联和中国区别对待。如果苏联签署对日和约，自然将得到南库页岛和千岛群岛领土，但这势必对中苏同盟造成损害。不过，苏联仍没有尝试争取对日和约的主动权，而只是在与中国协商后再次被动地提出抗议。5月7日，苏联政府在提交给美国的《苏联政府关于美国对日和约草案的意见书》中，就领土问题指出：“草案仅仅说日本放弃对台湾和澎湖列岛的一切权利，而未提其归属，这是违反开罗宣言关于把它们归还给中国的协议的”。[11]
经过两个多月的协调，美国与英国就对日和约草案达成一致意见，并得到澳、新、菲等盟国的谅解。7月6日，美国向苏联政府递交了附有美英两国关于对日和约的共同草案的备忘录，备忘录中指出：“如果苏联政府对条约草案有意见，应于7月20日之前告知美国国务院”，还通知说“将于9月初在旧金山召开签署和平条约的会议”。[12]同《三月草案》相比，该草案关于领土问题的条款出现了两处重大变化：第一，首次出现了有关日本占领的南海诸岛的处理条款——“日本放弃对南威岛及帕拉塞尔群岛（即我国的西沙群岛）之一切权利、权利根据与要求”，而不明确其归属；第二，取消了把萨哈林岛南部和千岛群岛交给苏联的表述。在领土问题上把苏联和中国同等对待，意味着美国已不再把苏联签署和约当作通过和约的必要条件。
苏联外交部门注意到了《七月草案》中的上述变化，但他们在18日呈送给斯大林审批的答复照会中只是重复了以往照会中所阐述的理由和提出的建议。大概这种情况令斯大林感到不满，因此这份文件在美国要求的20日之前未能发出。7月21日，葛罗米柯向斯大林呈上了7月18日答复照会的修正本，其中的一个新变化是，苏联在照会中强调，“会议在其工作中将不受任何一个方案的限制，它将对参加会议的任何国家提交的草案进行讨论”。[13]然而由于7月20日收到了美英驻莫斯科大使转交的对日和约文本和会议邀请函，此时递交对美国7月4照会的答复已失去了意义，结果这份照会也没有发出。不过从7月21日答复照会草案的新变化中可以看出，此时苏联终于决定用自己的对日和约草案来抗衡英美的草案。8月8日，维辛斯基将外交部起草的对7月20日美国政府照会的答复函、给罗申同志转交周恩来的关于我们决定参加旧金山会议的电报、对日和约草案等文件报送斯大林审批。[14]8月12日，苏联在答复美国的照会中通知苏联政府决定参加会议。[15]但是，联共（布）中央在讨论这个问题时认为：出于目前复杂的情况，旧金山会议未必对苏联的草案进行审查。因此，斯大林决定：苏联代表团最好是对将提交给旧金山会议的那份草案进行修改。同时，斯大林指示外交部：对条约所作的那些修改“应该能够推翻美英的条约草案，表明其作为和平条约草案是根本站不住脚的”。根据这些指示，8月15日，维辛斯基向斯大林提交了对英美草案的修改文本，8月17日，联共（布）中批准了这份文件。[16]
关于领土问题，针对英美和约草案第2条款列入以下条款内容以取代第2条和第6条：
“日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满洲、台湾岛（福摩萨）及其所有毗邻的岛屿的充分主权，承认对澎湖列岛、东沙群岛，以及西沙群岛、舟山群岛（包括帕拉谢利斯基群岛、阿姆菲特里特岛群和马克斯菲尔德浅滩）和南沙群岛，包括斯普拉特利岛在内的充分主权，放弃对上述所列领土的一切权利、法律依据和要求”。
第3条款则用以下方式表述：
“日本承认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对萨哈林岛南部及其毗邻的所有岛屿和千岛群岛的充分主权，放弃对这些领土的一切权利、法律依据和要求”。
接到苏联决定参加旧金山会议电报后，8月15日，周恩来就美英对日和约草案及旧金山会议发表声明，指出：“草案故意规定日本放弃对南威岛和西沙群岛的一切权利而亦不提归还主权问题。实际上，西沙群岛和南威岛正如整个南沙群岛及中沙群岛、东沙群岛一样，向为中国领土”，并郑重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南威岛和西沙群岛之不可侵犯的主权，不论美英对日和约草案有无规定及如何规定，均不受任何影响”。[17]
在9月4日召开的旧金山会议上，苏联代表团团长葛罗米柯在发言时宣读了对英美和约草案的修改意见和新增条款，尽管受到美国代表艾奇逊的抵制，苏联的条约草案没有在会议上得到讨论，但苏联在国际会议场合，以政府文件的形式表明了对“西沙和南沙群岛归属中国”的支持态度。
《旧金山对日和约》签订后，菲律宾政府看到《和约》中未明确日本放弃的所占南海岛礁的归属，趁机对其毗邻的南沙岛屿和海域提出了主权要求，而南越西贡当局则对西沙和南沙都提出了主权要求。在越南统一之前，南海争端主要存在于中国与南越西贡当局之间。
1951年9月7日，西贡政府总理、外交部长陈文友针对周恩来总理8月15日的政府声明，声称：“我们重申我国对斯普拉特利群岛（即我国的南沙群岛）和帕拉塞尔群岛的权利，这些领土一直都是越南的”。[18]南越政府代表越南参加了旧金山会议，会议期间，陈文友再次重申了以上观点。[19]
1956年法国从越南撤军后，南越政府军乘机占领了西沙群岛的琛航岛、甘泉岛等岛屿。6月初，南越外交部接连发表声明，称对我南沙群岛和西沙群岛拥有“传统的主权”。8月22日，更是派遣海军部队侵占了中国的南沙群岛，并在那里升起南越旗帜。[20]针对南越当局的行径，8月30日，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声明警告：“那些向中国人民挑衅的不自量力的冒险分子：中国人民决不侵犯别人的主权，但是中国人民决不容许别人侵犯它的尺土寸地”。[21]1959年2月20日，南越派出飞机和炮艇对我西沙群岛进行侦察，派出十余名武装人员先登上我渔船，后又在琛航岛登陆，撕毁渔船上和岛上的我国国旗，劫走我渔船五艘和其他财物。[22]1961年更是颁布法令，将西沙群岛并入广南省。从1973年7月至1974年12月，南越先后侵占了西沙群岛中的6个岛礁，又公然把南沙群岛十多个岛屿划入南越版图。面对南越军队挑衅行动的步步升级，1974年1月11日，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重申中国对西沙、南沙、中沙和东沙群岛具有无可争辩的主权。[23]1月20日，人民海军舰艇奉命开赴西沙群岛，将侵略者赶出西沙群岛，取得自卫反击战的胜利，收复甘泉、珊瑚和金银三岛。[24]至此，中国完全控制了西沙群岛。
在西沙和南沙岛屿归属问题上，直至越南统一以前，（北方的）越南政府展现出了与南越政权截然相反的态度。1956年6月15日，在南越外交部发表关于对南沙群岛和西沙群岛拥有“传统的主权”声明后，越南外交部副外长雍文谦向中国方面表示：“从历史上看，这些岛屿（即南沙群岛和西沙群岛）属于中国领土”。[25]1958年9月4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宣布领海宽度为12海里，东沙群岛、西沙群岛、南沙群岛等岛屿属于中国。9月16日，越南总理范文同照会周恩来总理，郑重表示：“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承认和赞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1958年9月4日关于规定中国领海的声明”，“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尊重这一决定”。[26]此外，越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报》在发表的政府声明和简讯中多次提到西沙群岛属于中国[27]。1973年1月27日《巴黎协定》签署后，越南统一进程明显加快。1975年4月，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武装攻陷西贡，与此同时，（北方的）越南海军招降了驻守南沙群岛的西贡部队，并派兵驻守所占岛屿。1976年2月27日和4月25日，《人民报》刊登越南全国地图，将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划入其版图，易名为“黄沙群岛”和“长沙群岛”。[28]1977年5月12日，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宣布其大陆架范围和200海里专属经济区，把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划入其领土范围。6月10日，李先念副总理受中共中央委托，就越南在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归属问题上出尔反尔一事询问越南总理范文同，范辩解说：“对我们的声明，其中包括我给周总理的照会上所说的……应该从当时的历史环境来理解”。[29]显然，范文同的辩解是苍白无力的，也是极其损害其政府信誉的行为，这并不能改变越南民主共和国关于南海诸岛归属中国的政府声明的效力。
在中苏关系破裂以前，苏联关于西沙和南沙群岛归属中国的立场是明确的，这主要体现在这一时期苏联出版的官方工具书中，如1953年出版的《苏联大百科全书》、1955年出版的《苏联大百科辞典》、1957年出版的《外国行政区域》、1959年出版的《中国经济地理概论》等工具书中，均称“南海诸岛属于中国”。而在中苏关系破裂后，在1969-1978年苏联陆续出版的《苏联百科全书》、《苏联百科词典》等官方工具书中关于西沙和南沙群岛的词条已不再指明其归属。[30]1977年4月苏联外交部一份关于中国情况的通报在谈到中国对越关系时写道：“中国并未忘记南海岛屿的归属问题。经过一段沉默之后，中国中央报刊于3月份明确声明，南海西沙群岛和其他岛屿是中国的领土”。[31]显然，这种态度与1951年旧金山和会时期相比已出现明显变化。
苏联态度的变化与这一时期中国、苏联和越南三边关系走向有关。中苏关系破裂后，越南成为苏共和中共争夺国际共运领导权的争取对象。在赫鲁晓夫时期，越共对苏联的“三和路线”持冷淡态度，坚信“和平道路”无法完成国家统一，只有“武装斗争”才能夺取国家政权，这与中共的革命理念完全一致，中越之间保持着亲密无间的关系。1964年勃列日涅夫上台后，苏联奉行“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的战略，印度支那成为苏联同美国争夺地区影响力的重要场所，因而逐步加大了对越南的军事援助。从1965年夏天开始，苏联在越南的常驻军事专家达到1.5-2万人，财政援助达到年均10亿美元。[32]随着苏越关系的改善和巩固，中越关系开始出现摩擦和恶化。1969年8月胡志明去世后，以越共中央第一书记黎笋为代表的亲苏派掌权，他们接受了苏联提出的通过谈判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建议，引起了中国的强烈不满。此外，中苏关系破裂后中国开始启动中美缓和计划，越共认定中国与“兄弟的敌人”握手言和，这是对盟友的背叛。[33]
越南统一后试图拼凑印度支那联邦，加快了地区扩张的步伐。从1977年开始着手入侵柬埔寨，胁迫老挝签订《友好合作条约》，挑起中越领土、领海纠纷。越南在地区的扩张活动得到了苏联的支持和纵容，具体体现在：第一，1978年11月与越南签订《苏越友好合作互助条约》，苏联太平洋舰队舰只进驻金兰湾，为其提供安全保障；第二，1979年1月，越南在柬埔寨建立亲越政权后，苏联和华约成员国立即予以承认，在1月12-19日联合国安理会讨论柬埔寨形势时苏联支持越南，反对通过谴责越南的决议；[34]第三，1979年2月中国开始对越自卫反击战的第三天，苏联政府发表声明称，“苏联将履行《苏越友好合作条约》应承担的责任”，并向越南派遣军事专家组，在中苏、中蒙边境陈兵百万；[35]第四，在中越南海争端中持偏袒立场。1976年9月16日，《消息报》发表反华评论文章《新华社的考古学家》，称南海诸岛的某些岛屿“分别归属日本、越南、菲律宾以及其他亚洲国家”，攻击中国西沙考古“无视许多国家，包括越南、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都申明自己对这些岛屿的权利”。[36]1982年出版的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的集体著作《近现代中国及其邻居》中指出，“中国继续在口头上称支持越南的领土完整和主权，却在西沙群岛挑起冲突，利用优势兵力迫使南越守卫部队撤离这些岛屿”。[37]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在1951年苏联准备的对日和约草案和对英美草案的修正案中对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使用了我国的命名，而此时已将之称为“帕拉塞尔群岛”和“斯普拉特利群岛”。
但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苏联对中越南海争端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为了给国内改革创造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他积极推动苏美缓和和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在1988年中越南沙海战期间，苏联奉行“不介入”政策。驻守在金兰湾的苏联太平洋舰队没有出动，苏联官方媒体也没有对中国进行指责。冷战后俄罗斯披露的一份外交部文件能够对此时苏联对中越南沙海战的态度作出解释：1987年1月1日，也就是1988年中越南沙海战爆发前，苏联科学院世界政治与经济研究所专家达希切夫在呈交给外交部长葛罗米柯的一份国际形势分析报告中指出：“历史经验表明，轻视对外政策目标与其实现的可能性相一致的原则，将不可避免地给国家造成严重灾难”，对此他举例说：“我们支持越南在柬埔寨的行动和在阿富汗的行动，无法纳入政策与战略相一致的范畴，我们不仅打击了我国同西方的关系，还增加了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所需要克服的那些难以克服的障碍”。[38]
三、冷战后的南海争端与俄罗斯
1991年苏联解体后，其海军亦从金兰湾撤出。而作为苏联继承者的俄罗斯忙于解决国内问题，无暇顾及东南亚事务。是年，中国与越南实现了关系正常化，但两国围绕西沙和南沙群岛的争议不但未能解决，反而变得更加复杂起来，这是因为除了越南外，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和缅甸亦对中国南沙群岛及与各国毗连海域提出了主权要求。为应对这一局面，1992年2月25日，中国人大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其中第二条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陆地领土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及其沿海岛屿、台湾及其包括钓鱼岛在内的附属各岛、澎湖列岛、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以及其他一切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岛屿”，明确“中国领海的宽度从领海基线量起为十二海里”。[39]面对中国在地区影响力的增强和在南海主权问题上毫不妥协的立场，其他南海沿岸声索国采取了三方面的措施抗衡中国：一是“抱团取暖”政策，利用东盟这个平台用一个声音与中国对话；二是在本地区推行“大国平衡”战略，利用域外大国在地区的相互竞争达到某种均衡的态势，从而保证本地区的安全；三是主动与中国接触、对话，加强经济往来，增进政治互信。1991年东盟与中国建立了对话伙伴关系，开启了中国与东盟关系的历史进程。关于南海问题，2002年11月4日，东盟各国外长和中国在金边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宣言强调通过友好协商和谈判，以和平方式解决南海有关争议。在争议解决之前，各方承诺保持克制，不采取使争议复杂化和扩大化的行动。[40]这份宣言对于保持南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增进中国与东盟之间的互信，有着重要意义。双方确认，在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框架下，争取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早日达成“南海各方行为准则”。
《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签署后，南海局势进入了一段相对和平的时期。不过，由于中国和南海沿岸各声索国之间的分歧，“南海各方行为准则”迟迟未能达成协议，而《宣言》无法有效约束各国抢占岛礁和开发南海资源等行为，直至2009年南海局势再次升温，成为威胁地区安全的问题。此次南海危机的爆发有两个诱因：一是随着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规定的提交外大陆架划界案最后期限的临近，南海各主权声索国抓紧抢占中国南海断续疆域线内的岛礁和海域。[41]二是美国“重返亚太”，支持与中国存在岛屿纠纷的国家抗衡中国。2009年夏天，美国加入了东亚峰会，高调宣布重新定位美国与东盟的关系，并通过向东南亚国家出售武器、搞联合军事演习、军事访问等具体活动，为南海主权声索国撑腰打气。[42]在这次危机中，菲律宾和越南是始作俑者，其余声索国属于跟风力量。尽管菲律宾和越南对南沙岛屿亦存在争端，但为了抗衡中国，它们彼此协调立场，相互声援。由他们挑起的事端有：越南干扰我国中海油“981”钻井平台工作事件，菲律宾和越南扣押中国渔船事件，以及各自在国内掀起针对中资企业和华人的排华事件。
在此次危机中，与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欧盟等国以“维护南海航行自由权”为借口积极介入南海争端不同，作为重要域外大国之一的俄罗斯，在南海争端问题上奉行“不选边站”政策，谨言慎行。如普京拒绝了2011年印度尼西亚东亚峰会和2012年金边东亚峰会的邀请，因为这两次会议计划讨论南海问题。2015年6月3日，俄罗斯国防部副部长阿纳托利·安东诺夫在新加坡表示，俄罗斯与中国达成一点重要共识：美国是中国南海的主要不安定因素，并谈到了中俄在南中国海联合军演的计划。[43]与俄政府层面的谨言慎行不同，近年来俄罗斯学术界对南海问题的讨论却十分活跃，考虑到研究该问题的许多学者都具有官方背景，因此，一些官方学者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俄罗斯对南海问题的关切。
近年来俄罗斯学术界关于南海问题的讨论主要围绕如下几个问题展开：
首先是关于南海岛屿的归属问题。2001年出版的俄罗斯科学院相关研究所集体撰写的《中国疆界形成史》是研究此问题的权威作品，该书作者依据解决陆地领土争端的国际范式来看待南沙岛屿争端问题，认为中国和越南提供的资料都不能证明中越两国曾“有效占领和管辖”南沙群岛，亦没有考古资料证明存在“居民生产活动的遗迹”，故得出南沙岛屿为“无主之地”的结论。[44]笔者认为，很明显，相关俄国学者没有注意到解决陆地领土争端的国际范式对解决海洋岛屿争端的有效性，更没有注意到西沙和南沙岛屿争端同南库页岛和千岛群岛问题产生的同源性。此外，俄国学者也不了解近年来我国陆续整理出版的关于西沙、南沙群岛的考古资料。
其次，关于南海问题与俄罗斯的关系。俄罗斯新闻媒体和学术界普遍认为“俄罗斯是南海争端的受害国”，认为俄罗斯的商业利益因南海岛屿争端受到了损害，这里指的是2012年4月俄天然气总公司和越国家石油公司签署协议，共同勘探开发位于中国九段线内的05－2和05－3两个区块，此事因中国的抗议而被迫中止。
最后，关于南海问题解决过程中俄罗斯的角色。有俄国学者指出，俄罗斯在亚太和东南亚地区的安全保障中可以发挥“平衡器”的作用，尽管东盟需要俄罗斯来保障这一地区的安全，“但俄罗斯没有利用机会在这一地区起到明显的作用，这是由于俄罗斯不想卷入东盟国家同中国之间的南海岛屿冲突”。[45]还有俄国学者指出，“尽管俄罗斯和美国因所谓的乌克兰问题出现了政治对抗”，但“在南中国海事件上，两国应该同东盟、上合组织和其他欧洲的和亚太的国际组织及国家间组织合作”。[46]该建议实质上是将南海争端国际化，这与我国坚持的解决南海问题“双轨思路”是相悖的。[47]
从俄罗斯相关学者的研究成果来看，俄罗斯自冷战结束后在南海岛屿争端中、特别是中越争端中的立场及其背后动机，是由其在东南亚已获取的和打算获取的利益决定的，这体现在：
第一，中国同南海周边国家的岛屿争端是俄罗斯进入东南亚的现实政治基础。冷战结束后，东南亚地区国际形势复杂，南海争端被看作是潜在的不稳定的根源之一。东盟各国领导人和当地的一些政治分析家打算在地区推行“大国平衡”政策，即吸引域外大国进入东南亚来平衡中国在地区的影响。他们认为，“俄罗斯尽管衰落了，但它仍是欧洲强国，在构建力量平衡中必须考虑到它的作用”。[48]在东盟和俄罗斯建立对话伙伴关系的过程中，俄罗斯的传统盟友越南起了中间人的作用。冷战结束后，越南和俄罗斯在不结盟和去意识形态化的基础上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俄罗斯通过越南与东盟国家打交道，而越南则背靠俄罗斯谋求在东盟事务中的话语权和平衡中国在地区的影响。1994年俄罗斯与东盟建立了对话伙伴关系，东盟邀请俄加入在东盟主导下建立的东盟地区论坛和东亚峰会。俄罗斯也认识到，随着世界政治和经济中心由欧洲向亚洲转移，主动参与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和亚太安全体系建设，对俄罗斯远东开发和安全保障都具有重要意义。而东盟作为亚太地区拥有影响力的区域组织，无疑是值得期待的合作伙伴之一。东盟和俄罗斯建立对话伙伴关系20年来，双方在安全领域，特别是在非传统安全领域进行了有效合作。尽管经济领域的合作一直逊于政治合作水平，但俄罗斯通过武器贸易和能源打开了东南亚市场。
第二，南海争端促使南海沿岸主权声索国加强武装力量建设，东南亚成为俄罗斯重要的军火市场。俄罗斯看到了东南亚这一新兴军火市场的巨大潜力，以优惠的价格和灵活的付款方式抢占市场份额。据俄罗斯军工综合体网消息，2003年俄罗斯与马来西亚、印尼、越南签署的主要军售合同总额达到16亿美元，超过了同期与传统军火出口伙伴印度、中国签署的合同总额，可以说，从2003年起，东南亚已经成为俄罗斯武器出口的一个重要市场。[49]其中越南作为俄罗斯武器的最大买家，从俄罗斯购进了大批先进武器，加速实现本国武器装备的更新换代。2001年俄越签订一份价值6400万美元的合同，供应一定数量的“针-S”便携式防空导弹系统，并且转让生产许可证技术；2003年夏天，俄越签订了向越南供应两个营编制的S-300PMU-1防空导弹系统的合同，交易金额约为2.3亿美元。2008年10月，俄越签署了2020年前双方军事技术合作战略政府间备忘录，为两国今后的军事技术合作指明了方向。2009年1月，俄罗斯和越南签订了8架苏-30MK2战机的销售协议，同年4月又签订了6艘“基洛”级潜艇的购买合同，总额近50亿美元；2010年2月，俄越又签订了12架苏-30MK2战机的销售协议，总额近10亿美元；2013年7月，双方签订了2艘“猎豹3.9”级护卫舰供应合同。[50]越南从俄罗斯获得的这些先进武器大大增强了其军事实力，这与越南在南海争端问题上立场较为强硬、频滋事端不无关系。
第三，俄罗斯把东南亚看作是潜在的重要能源市场。南海石油和天然气蕴藏丰富，有第二个波斯湾之称，其中已探明的储量一半以上位于中国主张拥有主权的海域。在这种情况下，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等国尝试与域外大国合作的方式开采争议海域的石油，让域外大国获取经济权益，以此作为抗衡中国的有效手段。作为能源大国，俄罗斯同样觊觎南海石油利益。从东盟与俄罗斯建立对话伙伴关系伊始，俄罗斯就多次提出过加强能源领域合作的建议，这些建议记录在2005年通过的东盟和俄罗斯《经济发展合作协议》和《2005-2015年能源合作工作计划》中。2010年10月，双方还签署了《2010-2015年俄罗斯和东盟国家能源合作工作计划》。[51]其中，越南与俄罗斯的在能源领域的合作最有成效。早在1981年，苏联海外石油公司就同越南国家石油公司成立了越苏石油公司，开采越南南部大陆架油田，至今该油田仍是越南第一大油田，年采油量达800-900万吨，贡献了越南三分之一的国民收入。冷战后，俄罗斯和越南在石油领域继续巩固和加强合作：2006年11月，俄罗斯天然气总公司和越南国家石油公司签署合作协定，规定双方在天然气、石油和其他能源的勘探、开采、运输、使用和销售领域进行合作，还规定了公司在第三国合作的前景方案；2008年5月，还签署了俄罗斯天然气总公司和越南国家石油公司进一步开展合作的协定，规定继续进行地质勘探工作，开发越南大陆架四个新板块。
以上所述表明，俄罗斯在东南亚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利益，而俄罗斯在南海争端中“不选边”的立场正是其在东南亚的利益所决定的。
结语
通过以上对冷战时期的苏联和冷战后的俄罗斯在中越南海争端中立场的历史考察，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影响冷战时期苏联在南海争端中立场的因素，一是库页岛和千岛群岛问题与南沙和西沙群岛问题产生的同源性，二是意识形态利益和中苏越三边关系状况。由于苏联对库页岛南部和千岛群岛北部实施了有效占领，尽管缺少一纸承认其归属苏联的国际协议，但这对苏联的利益未能造成实质性损害。这样，在中苏关系“蜜月”时期，苏联在国际舞台上积极维护中国在西沙和西沙群岛的主权要求，在中苏关系破裂以前一直承认这些岛屿归属中国。但随着中苏关系破裂，苏联开始把越南看作是牵制中国和拓展自己在东南亚势力的平台，在中越南海争端问题上出现了偏袒越南的现象。直到1980年代中期中苏关系正常化后，苏联在中越南沙海战问题上采取了中立态度。冷战后俄罗斯重返亚太，并在东南亚形成了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在南海争端中奉行“不选边站”政策是其最佳策略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