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巴马先生台鉴：
作为同龄人，吾对您深表欣赏与敬意。您以巨大勇气与智慧推行内政外交，成绩斐然，许多业绩为囿于意识形态与党派情结之总统所不愿为、不敢为者。贵国目前对您之评价或未公允。民主党偏好理想主义，对民主党总统执政之评价常呈“先抑后扬”之态。对克林顿先生、杜鲁门先生与威尔逊先生均如斯，您恐成最新一人。
就政治外交而言，余激赏您做“和平总统”之宏愿，并为此戮力于巧实力外交：在全球实行战略收缩，推广“无核世界”理念，结束伊拉克战争，推动从阿富汗撤军进程并结束美军在阿富汗之作战任务，克制美国在利比亚与叙利亚之介入深度，力促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之达成，实现美古关系正常化，如此等等，难以尽述。
然而，贵国在亚太并非战略收缩，而是战略扩张，贵国一直在强化对这一地区安全事务之干预。这显非先生之政策偏好。然国务繁多，能分配在某一地区事务之时间与精力有限，加上决策圈子中匮乏深谙东亚文化与事务之高士。是故，过去若干年来贵国之东亚事务，主要由鹰派人士以及军方倡议与推动，从而导致贵国之安全政策，于缓和东亚紧张形势、化解地区矛盾方面，效果微茫，甚至起到恶化作用。南海为一典型例证。谓予不信？有如皦日。
余将力陈，贵政府之南海策略存在两个误判：以为中国正在谋求对南海的全面控制，以便把美国势力赶出这一地区；以为可以通过一整套“组合拳”，迫使中国清晰化南海主张，进而放弃南海断续线。
贵国之“组合拳”正凸显成效。然上述两误判之存在，已令贵国贵军在南海用力过头，策略效果已构成对中国之羞辱，从而迫使中国加力反击。此过程或才序幕初开，南海紧张局势或步入上升螺旋，中美对撞之可能性日增。这已危及东亚之和平、稳定与发展。此诚非阁下初衷。
孟子云：大事小以仁。贵国在南海之所为，鲜矣仁。贵军之所为，离仁义之师亦远矣。现在纠正，未为晚也。
一、美国立场分析
为应对中国崛起，您在2009年任职初期曾有意推动“G2”。其时中国尚未做好这种准备，所以并未接招。为因应亚太安全形势变化，贵国转而推行后来被概括为“亚太再平衡”之亚太战略。在安全领域，贵国在太平洋西岸从北到南采取一系列措施，以强化对中国之防范与制衡：在北部，以应对朝鲜威胁为名，强化美日韩三边安全与军事合作；在中部，抑制中国台湾在东海与南海争端中之应对烈度，促使台湾做更大让步，这一点在蔡英文时期或现明显效果；在南部，强化美澳同盟体系，增加贵国在这一区域之军事存在；在中南部，则以南海问题为抓手，强化美军在东盟军事存在之同时，加大与这一地区国家军事与安全合作力度，其对象既有同盟国菲律宾与准同盟国新加坡，也有伙伴国印尼、马来西亚、文莱，甚至包括前敌人与对手越南。
一些中国学者认为，这表明美国在遏制/围堵中国。余以为，与其曰围堵，毋宁曰防范与制衡。经济、文化、教育、科技诸领域贵国一直在强化与中国之合作，若选择在安全领域实行围堵，等于说美国在“资敌”之同时又试图“围堵敌人”。这在逻辑上说不通，也不会有什么明显效果。作为有经验之霸主，贵国采取这种策略之可能性甚低。对中国采取防范与制衡措施，系因贵国长期持有如此信念：一个地区之和平与稳定有赖于该地区保持力量之平衡；实现这种平衡乃责任，也符合自身利益。贵国眼中之航行自由，除了商业航行自由外，还有专属经济区与领海内之军事活动权。贵军担心者，中国海军一旦有能力实施反介入/区域拒止，贵军将被迫放弃在南海的军事活动权，这是冷战时期之苏联亦未能做到者。
南海争端已经发展为三层博弈：中美之间，中国与东盟之间，中国与东盟声索国之间。南海问题首先关乎政治与战略，其次方为法律与经济利益纠葛，故从大国政治博弈角度论，中美之间已经成为南海博弈之主角，而东盟声索国与东盟整体之作用相对下降，并呈现“配合美国而动”之倾向。
南海这一轮紧张局势始于2009年。2009-2013年期间贵国主要在幕后发挥作用，包括黄岩岛事件之处理。从2014年981钻井平台事件起贵国开始转到前台，典型标志为香格里拉对话会上贵国防长公开、当面批评中国。中国在南沙岛礁上陆域吹填之速度与规模，更是促使贵国下决心打“组合拳”：加大力度运作菲律宾仲裁案（个中内情您比我懂得多）；在南海高调实施航行自由行动宣示（FONOPs）；组织越来越多之国家参与南海巡航；支持或促使东盟、G7、欧盟等国际组织，印度和日本等大国、学界、媒体在南海问题上发声。
这些措施之预期效果主要有：从国际法上对南海断续线进行釜底抽薪，也打掉中国之历史性权利主张；把中国在南海（主要是南沙）之权利主张“甜甜圈化”，即：岛礁主权限制在所控岛礁，海洋权益限制在这些岛礁周围不超过12海里乃至500米之水域；在南海制造“新事实、新规矩”，迫使中国接受，中国倘不接受则须付高昂代价；在国际上把中国塑造为“仗势欺人”、“不守国际法”之“孤家寡人”。
二、美国策略的效果
作为有经验之霸主，贵国之战略规划能力相当突出，上述“组合拳”策划得相当高明，亦在按部就班实施。
问题是，在南海问题上贵国军方开始挑战“文官治军”治国原则，一些高级军官不断就南海问题发表属于政治外交范畴的言论：太平洋舰队司令斯威夫特将军要求“有关国家应该尊重亚太地区70年来持续的国际秩序”，太平洋战区司令哈里斯将军自称看待南海形势“会阴暗一些”，并暗示美军应做好战斗准备。他们还试图推动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实施更多、挑战意味更浓的航行自由行动宣示，如哈里斯将军公然表示，将在南海进行更多巡航，欢迎日本加入南海巡航。这不免让人想起了麦克阿瑟。
贵国虽未批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但将之视作国际习惯法，总体上予以尊重。可是，飞机从距离华阳礁2海里之空中飞越，科蒂斯号未经批准进入中建岛12海里内，以及劳伦斯号未经批准进入永暑礁12海里水域，皆明确违反了国际法与中国法律。对于华阳礁飞越，贵国防部还找了个“误入”之籍口。对于科蒂斯号之行为，国防部先说“无害通过”，后改称“航行自由”，还称此行动“符合国际法以及美国的常规程序”。戴维斯先生称，“这一行动挑战了中国、台湾和越南在这一区域限制航行权利和自由的意图”。乌尔班先生亦放言，“美国将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方进行飞越、航行或执行行动”。而于此次劳伦斯号之举，乌尔班先生之立场为：属“航行自由”行动，系行使“无害通过权”，美国将在国际法允许的地方飞行、航行和行动。
国际法哪一条款规定，航行自由之解释权归属于具体实施国？稍微了解国际法者均知，航行自由在12海里内体现为无害通过或（针对国际海峡的）过境通行，对于无害通过，沿岸国有权决定采取“无须告知”、“事先告知”与“事先批准”三种方式中的一种，而中国法律规定需要事先批准。据悉，美国军舰在中国沿海12海里内经过时，通常按照中国的法律行事，且低调进行。可见，科蒂斯号与劳伦斯号之“自由航行”，皆系“曲解国际法、明知违反中国法律而执意为之”，用俗话说则是“故意打中国的脸”。这不叫羞辱中国叫什么？
卡特先生4月份乘坐斯坦尼斯号航母航行南海之举，与他去年在马来西亚附近海域乘坐罗斯福号航母相比，示强与炫耀之色彩更浓，带有轻视、嘲笑之味道，仿若曰：我又来了，你能把我怎么样？斯坦尼斯号随后访问香港与台湾的要求被拒绝是必然的。羞辱人之后，还要求对方在家中好好款待你？这似不属于常人思维。
据说贵军计划在南海每个季度进行两次航行自由行动宣示。卡特先生此次南海穿行属于“本季附加题”。真正首次当属劳伦斯号5月10日之举。中方反应为“识别查证，并予以警告驱离”。第二季度可能还会有一次，首选中沙黄岩岛次选南沙美济礁。或许与此有关，华府智库与媒体正炒作黄岩岛，说中国今年很可能在那儿修建前哨基地（outpost）。有证据表明，贵军亦在预热中，比如上月攻击机从黄岩岛附近飞过时，做了一些很有挑衅味道之动作。于贵方看来，这些举措或仅是“打预防针”、发警告。于中方解读，则构成或即将构成新的压迫乃至羞辱。
概言之，始于1979年之航行自由计划（Freedom of Navigation Program，简称FON），在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眼中，不过是贵国以武力为基础，推行自身海洋主张之政策工具，是贵国不讲道理之典型表现，套上一件“航行自由”迷彩服而已。
您是三军总司令兼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但似乎不是一个强势总统。虽否决了一部分航行自由行动宣示（Freedom of Navigation Operational Assertion，简称FONOPs），但还是被军方推着批准了一部分。从实施情况看，其意义与价值实在值得商榷。不争事实是，2015年10月以来，正是这些行动宣示，不断刺激与羞辱中国，迫使中国做出反应。这些行动宣示，有利于军方维持与增加军费，但已切实损害了中美关系，导致南海局势不时陷入紧张状态，并妨碍南海争端之解决进程（如COC磋商）。
您或许会问，美国把南海问题当作观察中国外交之风向标，在中国采取了那些强硬行动后，怎么知道中国未来不会采取进一步措施以控制南海呢？比如，在南沙建立防空识别区、在所控岛礁进行大规模军事部署、以陆域吹填后的岛礁为基础主张200海里专属经济区？中国未来会不会宣布南海断续线为海上边界线，从而把美军赶出南海？那将成为我执政的一大败笔，美国海军会恨死我，亚洲盟国、东盟声索国以及其他南海使用国，都会对美国失望。所以，我得采取措施，尽可能预防中国采取那些行动，难道不是么？
这些问题极具挑战性。无人可百分百加以否定。然决策鲜少基于百分百确定之信息。下面的回答将尽量客观并遵循逻辑原则，故对您或有参考价值。
三、中国立场分析
依据余之信息、分析与判断，习近平先生通过思考与总结中国近代以来之历史经验与教训，结合其个人经历，得出如下结论：中国必须走和平崛起的道路，非和平崛起道路窒碍难行。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之快速发展与融入国际体系之过程同步，无疑是现有国际体系之主要受益者，该体系还有大量潜力可以挖掘。即使建立了以中国为主导之世界体系，亦难保证中国发展速度快于现在。故而，与其冒着巨大风险与代价重建世界体系，毋宁在现有体系内发展，以便顺利实现“两个一百年”的目标。至于更长远之事，应留给后代去应对，“子孙自有子孙福”。
中国在许多方面与美国相比还有不小差距，在现有国际机制内，还不能说处于主导地位。中国有几千年做大国的历史，但现在则处于学习做现代大国阶段。在可以预期的未来，中国或会在经济总量与国防开支两个指标上超过美国，然在国家综合实力、科技教育水平、对国际制度之影响力、军事同盟体系、本国货币之国际地位等方面，甚难超过或者取代美国。以文化角度观之，中华文明属于区域性文明，而基督教文明是最接近普世性的一种文明，此系世界角色之文化基础。
综上，中国不大可能在全球取代美国的角色地位。
关于不同意由第三方仲裁海洋争端，中国并非一概反对国际司法与仲裁，而是有选择地接受。此系大国通例。以五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之关系为例，贵国签署但参议院未批准，其他四大国已签署并批准，但均做内容相仿之排除性声明。您是哈佛毕业之法律博士（JD），不难理解贵国为何没有把美加北极航道之争提交第三方解决机制以便一劳永逸地加以解决，而是任其保持现状，哪怕不时磕磕碰碰。您大概也听说过，贵国因在尼加拉瓜多个港口布雷、用飞机轰炸该国石油设施与港口等行为，于1984年被尼加拉瓜政府告上国际法院。彼非争议海域，而为归属明确之水域乃至领土耶。里根先生对此事件之反应为：先宣布中美洲发生之此类争端，两年内不适用于国际法院之强制管辖权，继而宣布退出国际法院。此为贵国尊重国际法之方式耶？
贵国一些知名学者称中国在南海“造法”，却选择性遗忘贵国乃这方面之先锋模范。与苏联私议后发明“过境通行权”非造法耶？杜鲁门先生1945年单方面发表《大陆架声明》非造法耶？您当不会说美国例外论也适用于“造法”吧？还有，贵国军舰未经批准到中国岛礁12海里内叫航行自由，中国在自己控制岛礁上部署少量武器就叫军事化？贵方航母载着国防部长在南海高调穿行叫维护航行自由，中国在自家岛礁上部署几枚导弹、几架飞机就会危及各国航行安全？真理标准掌握在贵国军方手中？余极不欲言，此乃双重标准与伪善。
四、中国行为分析
那么，如何理解中国在南海之行为，特别是在南沙进行的大规模陆域吹填？理论上有两种可能：为进一步实施您所担心之前述措施；为在南沙获得与自己实力地位相称之存在，以便与东盟声索国商谈南海争端解决之途径及方式。
东盟、欧盟、日本、美国等国家的学者或者军方人士，主要关注中国采取“进一步措施”之可能。基于几点理由，窃以为可能性甚低：
第一，一带一路是新一届中国政府确定之对外关系顶层设计，至少将统摄习近平先生之全部任期，而与东盟之关系很大程度上影响着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之建设。
第二，中国一直重视与东盟之关系，从1990年代起一直将东盟当作多边外交之实践平台，本届政府又将之确定为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主张建立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这决定了中国之南海政策不能与此对冲。设若中国在南海推行军事化等措施，势必严重影响中国-东盟关系，且会把东盟声索国进一步推向贵国。
第三，中国官方人士多次提到南沙岛礁属于军民两用，仅仅部署必要之防卫设施，与其他声索国之做法没有本质不同。王毅先生与习近平先生均提到，贵国不要误判南海形势。习近平先生更明确提到中国不在南海搞军事化。有许多民事与国际公益服务项目在实施中，灯塔只是其一。
中国在南沙进行陆域吹填，一方面是因为有能力这么做，另一方面是有这种必要性。中国有能力做之事甚多，包括收回全部南沙岛礁、大幅度增加控制岛礁的数量、在七个岛礁以外选择陆域吹填的岛礁，等等。选择在所控岛礁进行陆域吹填已经是比较克制的做法。此亦中国 “中庸”文化之体现，即“不过度出手”。惜外界未予重视。
中国系唯一未在南沙开采油气之声索国，2013年前为唯一没有在南沙进行陆域吹填、修建机场之声索方。而东盟声索国在2002年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后，均未停止改变现状之行为：或进行新的油气开采，或修建新的建筑物，或进行开发性移民，或继续陆域吹填，或兼而有之。对中国“共同开发”之主张，或虚与委蛇，或以“这个地方属于我”为由拒绝，或提出中国不能接受的条件（如让中国仅做财务投资）。中越菲三方好不容易选定一个区域于2005-2008年进行了联合地震勘探（JMSU），却因为菲律宾国内原因无法进行后续合作。这些难免令中国得出结论：在南沙无比较强有力之存在，即不可能切实推进争端之合理解决。众所周知，东盟声索国之间迄未在南沙争议水域进行实质性联合开发。彼等未完成划界之处甚多，矛盾被彼等与中国之矛盾暂时遮盖而已。
依照余之研究体会，中国在南海并无太大之野心，亦无以武力控制南海之雄心。一些中国人持有这种主张，但很难成为政府决策。因其不符合中国的整体长远利益，也有悖于一带一路战略与周边外交政策。“在保障南海和平与稳定的情况下利用南海资源”乃中国的可行选择。至于中国之南海主张不够清晰（集中体现在未清晰表述南海断续线与历史性权利之确切内涵），恐有两方面原因。其一，中国正学习做现代大国，尚不知如何将两概念清晰化为基本符合自己利益、同时又能为其他声索国所接受之方案。其二，问题太复杂，很难一下找到此类方案，因而主张在各个功能领域展开合作以培养共识、分享利益，在此过程中各方的分歧逐步缩小，最后达成南海争端之解决。中国主张在DOC框架下推进具体领域合作，并为此提供资金、技术、人员等等支持，或为此思路之体现。第三方机制显然无法解决这些复杂问题。
对于东盟声索国，中国总体上做到了“大事小以仁”，哪怕到了现在。东盟声索国对中国，更是贯彻了“小事大以智”，除了菲律宾仲裁案。
五、南海断续线的前景
可能有人告诉您：在这套组合拳打击下，南海断续线将名存实亡；中国即使不放弃，也将声誉大损；权衡利弊，中国可能会选择放弃。真的吗？那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政治文化不够了解。
欧洲文化讲究荣誉、体面。相应地，东方文化讲究面子、不伤和气，东盟方式（ASEAN Way）就是其体现。南海也许不属于中国之核心国家利益，但刻意羞辱一个崛起的大国，却不是霸主所当为。想想古巴导弹危机后苏联之作为，以及其他类似案例。中国未必会放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之承诺，但有可能被迫放弃最低核威慑战略。设若中国拥有1000枚以上洲际弹道导弹，会有何效果？
菲律宾仲裁案本身对中国的长远损害有限。但短期内确造成甚大外交压力。此系中国几十年来首次遇到，又是在贵国大力协调下发生，中方焉能视若无睹耶？
国际舆论压力外，贵国试图通过宣示行动实质性地削弱中国的南海主张，而贵军更是在南海不断羞辱中国。在这样的情况下，换成贵国，会做出重大让步么？中国政府在南海问题上转圜空间本就有限，这下更乏退路，唯有动员国家力量全力应对。王毅先生最近的穿梭外交、范长龙先生的南沙之行，盖因如此。
从政经验丰富、学术履历耀眼之贵国防长，最近在南海应对上，拿捏有失水准。这或与他熟悉乔治·凯南但不熟悉孔子墨子有关？您见过中国海军如此对待东盟声索国了么？窃以为，贵军之行动宣示，对中国之损害已经到了不必要之程度，从而压制了中国温和派声音，刺激着中国民众之民族情感。这些对官方形成巨大之内外压力，促使官方进行强力应对。中国在南海岛礁上部署一些军事设备、海军在南海之军事演习，不做则国内没法交代。
欧阳玉靖先生说中美南海博弈就像弹簧，“压力越大、反弹力越大”，诚不欺也。
下一步中方还会有哪些应对，尚不可知。一些线索或具参考价值。
1949年以来，中国与14个陆上邻国中的12个划定已经划定了陆地边界，与越南划定了北部湾边界。这些都发生在双边关系友好时。很难找到共和国政府在外交压力下做出重大外交让步之先例。这与中国文化传统有关，有时候表现为“重面子轻里子”，典型如朝贡体系在经济上的“薄来厚往”。近代以来外交上则表现为“顺境妥协逆境奋起”。中国在综合国力较弱时都不会轻易让步之重大议题，在外来压力下更没有理由这么做。另外，不可忽略的一点是，习近平先生可能是毛泽东先生之后，中国最强有力之领导人。
六、小结与建议
盖因军方诱导，添之以决策圈子匮乏有分量之中国问题专家，致现若干决策误判。又因贵国军方人士未能窥中国文化之堂奥，致其不明“组合拳”实施之恰当方式与限度，以至已经用劲过甚，犹在加力。此非妙矣。余之南海观点被中外同行目为比较均衡（neutral），然亦以为中国近期克制过甚。中建岛乃岛屿，永暑礁原为高潮高地，何以对科蒂斯号与劳伦斯号均仅“识别查证，警告驱离”？过于温良恭俭让也。依吾书生之见，“士可杀不可辱”，中国在现场管控上可为者甚多，从谈天气互相问好，到无人机“拜访”，再到警告性射击与撞船，奈何自设藩篱至斯？
这些情景当非您所愿。万一您听进去部分陈言，并追问：有何建议，博士先生？回答是：不胜荣幸，总统先生，贵我双方执行机构掌握大量信息，足资制定具操作性之方案，在下所能为者，解决问题之思路而已。
中国正在重构身份与利益，海洋方面尤然。中美海洋权益方面之共同点日增。与美国合作，共同倡导与维护全球海洋安全，改进海洋安全机制，乃中国海洋战略之一大要素。“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不谋达人者不足以谋一己”，此适用中美双方。南海问题，一域之事耳。
您任期尚余九月，在南海问题上犹有可为，恳请投入更多时间与精力，指令太平洋战区高级将领在政治与外交议题上慎重发声，五角大楼发言人更加勤于事前功课。要害为中美双方以体面或给面子之方式进行沟通与谈判，尽可能消除彼此间之大误判，在若干要节上达成共识，俾让南海问题降温，包括政治、军事、法律、舆论诸方面。即如菲律宾仲裁案，双方亦有协调空间。如是，您将为自身外交遗产增添一抹亮色：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之美方塑造者。而您任期内之南海应对，亦迹近“利己且达人”矣。
恭请
钧安
中国社会科学院 薛力
注：谨谢以下同仁对本文初稿之指点、建议、批评乃至反对，彼等之反馈促我进一步思考许多问题并修改本文：左希迎、张洁、姚云竹、李开盛、王存刚、林民旺、汪澍、王江雨、余永定、王逸舟、张蕴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