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进入21世纪以来，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西方相对衰落，美国对于国际政治秩序的主导能力相对下降，而中国伴随着经济高速增长和综合能力的快速提升，对国际秩序的影响力大大增强。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教授的新书《世界权力的转移：政治领导与战略竞争》提出了道义现实主义理论，阐述了崛起国何以成功和霸权国何以衰落。2016年3月25日晚，阎学通教授在北大作了题为“中国崛起战略和国家环境变化趋势”的讲座。
非常高兴今天晚上有机会能够跟北大同学一起讨论中国崛起面临的国际环境。我在《世界权力的转移》这本书里讲的和西方学者对于世界权力转移的认识不太一样。保罗·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一书分析了为什么世界帝国都会走向衰败，得出的结论非常简单——帝国的过度扩张。大国衰落的原因是它的过度扩张。现在大家用的典型例子是小布什，认为当时小布什搞过度扩张导致美国的相对衰落。肯尼迪的理论能解释所有历史上帝国扩张的失败；但有一个问题解释不了：谁能取代？现在绝大多数国际关系的理论都在解释帝国为什么能持续和帝国为什么衰败，但没有解释哪个国家有希望崛起并取代这个帝国。
中国学者最早研究的是“崛起的困境”，即一国从原来不是主导国变成主导国的过程中面临哪些困难。我们开始思考这样的问题：哪个国家能崛起取代现行的世界主导国？为什么历史上都是这样：后面比前面强，一个一个取代？哪个国家能取代，为什么能取代？所有的崛起国一定从实力或综合实力上比现行的主导国实力弱，要不怎么能叫崛起？崛起是从弱到强的过程。为什么在物质、政治、经济、文化力量上都不如主导国的情况下，能发展取代对方？它靠的是什么？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困惑。
从美国来讲，不管是在军事上、经济上，还是科技发展和制度上，都比中国强。但为什么中美之间的差距却在缩小？从学术角度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困惑。我这本书就是在回答这个问题。这个主意不是我想出来的，而是借鉴中国古代思想（主要借鉴的是荀子的思想），最典型的是管子的一句话：“夫国大而政小者，国从其政；国小而政大者，国益大。”国家实力很强大，但如果政治领导是弱的，就会把这个国家引导到走向衰败；国家不强大，如果有强大的领导，就会使弱国变成大国。为什么政治领导力强，这个国家就能强大？里面的机制是什么？
一、国际格局的变化由政治领导决定
国际社会的体系由三要素构成：行为体、国际格局、国际规范。这里面两个变化跟政治领导相关：一个是国际规范，换了一个领导，这个领导制定了新的国际规范，新的国际规范出来后取代旧的国际规范。
第二个变化是国际格局的变化。国际格局是指实力对比，几个大国到底谁强谁弱。国际格局为什么会发生变化？因为有的国家发展快，有的国家发展慢。那么，为什么有的国家发展快、有的国家发展慢？有人说，列宁早就回答了，是实力不均衡发展的规律决定的。比如一起上课，有的人进步快，有的人进步慢，这是自然规律，当然有的国家发展快，有的国家发展慢。自然规律由什么支配？班上有人学习进步快，有人进步慢，进步快靠什么？有的人智商高，有的人智商低，同一起跑点，结果不一样。考虑另外的因素：智商高的人不好好学，就会出现“龟兔赛跑”。所以，有两个因素：智商高、努力。智商高又努力，就强大了；智商高却不努力，就衰落了，或者智商低但是努力，差距照样拉开。这就出现了实力的相对性。不是你自己进步多快的问题，而是你跟别人比，你比别人进步快多少的问题。进步快与慢没有绝对性，是相对的。国家也一样。
2008年全世界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出现相对衰落，中国崛起速度加快，这里面存在着一个问题：是什么导致的？——两个国家提供的领导不一样。领导是什么？领导进行的改革不一样。应该说，奥巴马非常想改革，但是奥巴马的政策能够真正落实下来的改革部分并不多，领导能力被认为比较弱。在美国，从克林顿到小布什到奥巴马，在美国人心目中，这三个人哪个领导班子领导能力强？——克林顿。克林顿时期，美国拉大了和所有国家的差距，包括和中国。克林顿把负债累累的美国变成有两千亿财政盈余的国家。克林顿能把握住军队：先到了索马里，但看形势不好就能马上撤出来，敢进去能出来；小布什是敢进去撤不出来；奥巴马是进也进不去，撤也撤不出来。这就是能力，最高领导人有能力，但最高领导人一个人不行，它是由一个班子决定的，是一个集体领导。
大家特别钦佩唐太宗创造的“贞观之治”，《贞观政要》里面体现了李世民高度依赖他的领导集体，不是自己一个人独断专行。《贞观政要》记载了他执政23年的语录，在23年执政中，前18年44次公开承认错误，其中有4次是所谓的“罪己诏”。如果说在古代社会，一个领导的能力决定了国家的强盛，在现代社会同样如此。这是为什么我国政府强调党的领导重要性的原因。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来取得的成就。但这件事分两面说：成就是领导的，问题也是领导的。科学的态度是一个理论两面都能解释。
我的理论不但能解释一个国家为什么能强大，同时能解释为什么霸权会衰落。崛起国能够以弱胜强，取代现行的大国，是靠这个国家的领导能力很强，政府不断地改革。我理解，领导能力是改革能力，“改革”是一个正面词，使国家往坏的方面变是倒退，往正确方向发展是改革。如果改革多，落实好，那么这个国家的强大会很快。反过来，如果一个国家不改革，就会停滞不前。比如日本，冷战结束后，日本长期出现零增长，日本抱怨是因为美国1988年制定《广场协议》，逼着日元升值，使日本出口受到压制，从而导致日本的经济衰落。后来美国对中国施压，要求人民币升值，很多好心的日本学者提醒中我们一定要小心，美国当初就是拿这招对付日本，让日本20年不发展。但想一想，1988年《广场协议》让日本20年经济零增长，美国说，如果这个协议对你产生负面作用，你可以改变它，为什么自己不改革？所以多数美国的经济学家认为是日本不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结果。我不是搞经济的，难以对日本经济为什么长期停滞不前做出解释，但政治上的解释是日本没有进行改革。我们国家也一样，改革往正确方向走，就会进步；不改革，就会停滞不前；如果我们倒退，就会走向衰败。
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是不可能的，崛起只能是个别。世界上能崛起的国家不会超过5个，还得是大国。要想实现中国的崛起，必须得有强有力的领导，这个领导得不断地进行改革，不断地纠错，不断地及时改正自己的错误。这是什么？是邓小平讲的“摸着石头过河”。“摸着石头过河”就是及时发现错误及时纠正。
国际规范会否变化？这一点我不敢说，因为国际规范的变化也是靠领导。有两种可能：一种是领导国内部领导的类型发生变化。比如美国，克林顿时期支持军控，强化军控政策，使军控领域不断达成新的协议。小布什上台后反对军控，军控领域里的国际规范形不成，很多规范也不实行。小布什时期还退出了《反导条约》，这是美国原来讲的维持世界和平的基石。小布什上台后还和印度进行核合作，违反了《防止核扩散条约》。在一个国家里，领导改变后会影响国际规范的执行，使得推行的规范就会发展，不执行的规范会弱化，因为它是最强大的国家。
另一种是国家的改变，换新的领导国，新领导国跟上一任领导国不一样，新的领导国会推行新的国际规范。典型的例子是二战后美国和苏联提供的以联合国为基础的主权平等规范，这虽然是霸权规范，但好于之前的先占原则、吞并原则，有进步。其实，国际规范的变化不一定永远是进步的，有可能是循环的。
二、当前世界权力转移和中国面临的挑战
今天中国的崛起，非常明显一定会带来国际格局的变化，即冷战后美国一超独大的格局一定会有变化。但往哪儿变？有人说会向多极化方向发展。我认为不是。多极化是指在不远的将来至少有两个国家跟美国的实力相似，或者在一个等级上。现在除了中国之外，看不到第二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可能缩小跟美国的差距。美国GDP现在是18万亿，中国是11万亿，中国是美国的60%。再下来是日本，5万亿，相当于美国的1/3不到。德国4万亿，相当于美国的1/4不到。其他的更少。有人说印度，印度2万亿，是美国的1/8.5。除中国之外，这些国家跟美国差距都是逐渐拉大的。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是多极化？有人说欧盟，欧盟是国际组织，拿欧盟的GDP跟美国比，没有意义，因为它没有国家的功能。
这次变化不仅是国际格局从一极向两极发展，而且世界的中心会从欧洲向东亚转移。过去世界主导国的地位在转变，但没有改变地理位置。譬如，英国取代法国，但仍然在欧洲；俄罗斯取代英国，也仍然在欧洲。二战后，北美的美国加入，仍然是欧洲为中心，因为美国说它是跨大西洋的国家。今天有人说亚太在崛起，这没有道理。美国既是太平洋国家也是大西洋国家，算哪头都行，地理位置不变，实力不变，就是一个常量，常量不决定变化。变量是什么？变量是东亚地区的总体实力一点点超过欧盟。那么，超多少？现在整个欧盟加起来跟美国差不多，17万亿或18万亿。中国是11万亿，日本是5万亿，加上韩国1万多亿，这三个国家就17万亿，也就是说这三个国家加在一起，基本跟欧盟差不多，还有东南亚、台湾和香港。东盟差不多相当于俄罗斯，比俄罗斯多一点。西欧加上俄罗斯，跟现在的东亚地区差不多。东亚的发展速度明显比欧洲快，俄罗斯今年是负增长，明年还是负增长。这意味着东亚整体实力超过欧洲整体实力，大洲对大洲的对比要发生变化。世界中心的重要标志是什么？——召开国际会议多。我们会看到越来越多的国际会议在东亚地区召开。这次中国的崛起不仅将改变国际格局，还会改变世界中心的地理位置。
这个变化，我们简单归结为中国领导人强于其他国家，那么中国是否就应该放心了？我跟大家说：崛起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没有人保证你一定能成功，失败的可能性非常大。历史上很多大国跟世界超级大国、世界领导国擦肩而过，半路夭折是多数，只有少数国家运气极好。对于中国来说，好的方面是向两极化发展，因为中国恰巧是两极中的一极，这是我们的优势。也就是说，中国跟美国的实力差距在缩小，有超过美国的可能性，当然我不是说一定能，但别的国家连可能性都没有。在这个意义上，这是对中国最好的一点。
第二点，在转变过程中，不仅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跟美国的差距在缩小，军事力量也已经开始和美国缩小差距。我举个具体的例子，美国的国防开支今年是5000多亿，中国是1500亿。世界上国防开支超过1000亿的国家就是中国和美国，而且中国和美国的差距是缩小的趋势。俄罗斯国防开支是负增长。日本军费在增长，但现在加在一起是500多亿，增加一点还是500多亿。
不仅物质力量的差距在缩小，而且由于中国崛起速度比较快，人们的观念也在发生变化。中国是一个被认为哪儿都不对、哪儿都不行的国家：科技不行，尽是山寨，没有原创，诺贝尔奖获得者也没有几个，还没有印度多……但面对国际环境的变化，人们会问：中国发展模式没有一点可取之处吗？如果没有，怎么能发展得快，怎么能缩小和美国的差距？于是西方社会有名的人开始反思，布莱尔发表了一篇文章《民主死了吗？》。民主制度这么好，怎么就不能从2008年金融危机中摆脱出来？中国被认为是不符合西方民主制度的国家，却是摆脱金融危机最快的，为什么？福山则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冷战结束说历史终结，民主胜利了，西方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二十多年以后，写了《衰败的美利坚：政治制度失灵的根源》，说美国政治制度不好，导致美国的衰败。到底美国制度使美国成为世界霸主还是美国制度导致美国失败？他的两个观点我都不同意，我既不认为美国的制度能让美国的霸主地位永远维持下去，也反对美国制度对美国崛起没有作用的说法。美国制度对美国崛起有作用，只不过由于太成功，不愿意改革，不适合现在这个时代。所以，没有一个制度是永远正确的。时代、技术、人的观念、社会、生活水平等都在变，制度如果不变，不落后是不可能的。我们中国有一个词叫“与时俱进”，最高明的战略是与时俱进的战略。
三、中国的崛起趋势
中国现在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是什么？机遇是面临两极化趋势，发展速度比别人快。
挑战非常大，内外都有。在崛起过程中，我们面临最大的国内挑战是极“左”思潮。从1949年到现在，左倾、右倾对中国的发展、中国的强大、中国的进步都有影响，但极“左”的负面影响是最大的，没有任何一种思想对中国发展、进步和强大产生的负面作用超过极“左”思潮。严防极“左”思潮是保证国内不出现颠覆性的危机，不使整个民族崛起、民族复兴出现颠覆性的后退。
国际上是中国面临的崛起困境。崛起困境是什么？随着实力增大，国际社会对中国不满的国家会增加。如何处理随着中国实力增长对中国不满意的国家增加这个问题？如果194个联合国会员里，除了中国之外，193个国家都反对，那么我们的民族复兴肯定是很难的。有人问：“为什么崛起别人会不喜欢？”先不说我们，世界上有一个国家崛起是别人喜欢的吗？没有。崛起过程中，别人一定不希望你强大。那么，为什么有的国家能让别人希望自己强大？你的强大可以给他带来好处，不给他带来好处，他一定是反对的。
中国古代长期以来都在讨论“王霸之争”，王道和霸道的争论是用什么办法让其他国家愿意臣服。“王道”是说以仁义对待它们，让它们愿意臣服。“霸道”是说用武力压服它们，让它们臣服。我推崇的是“王道”思想，用这种方法的好处是可以持续。“霸道”的方法可以建立以你为中心的秩序，但难以持续。
古代的“王霸之争”到今天依然在继续，即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对外政策。下面具体讲讲“不结盟”。很多人说结盟是冷战思维，其实不结盟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冷战思维，不结盟运动是在冷战时期形成的。1956年，埃及总统纳赛尔、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和印度总理尼赫鲁在会谈中提出了不结盟的主张。1961年第一次不结盟首脑会议，25个国家参加。结盟不是冷战思维，自古以来人类就结盟，春秋时期的诸侯都搞结盟，“合纵连横”就是。不结盟的核心是什么？不结盟的核心是不为其他国家提供安全保障。这就是为什么不结盟的都是中小国家、弱国；超级大国是没有搞不结盟的。两极化的情况下，如何体现中国对外政策是一种王道思想、仁义思想？我们现在正在做的是，告诉所有国家：“我们越来越强大，但放心，我们绝不会保护你们的安全。”这仁义吗？讲道义吗？不讲道义。美国结盟了却不遵守盟约是不道义的行为；可我们连结盟都不敢，是连道义的思想都没有。现在面临的很大问题是如何应对崛起困境的问题，这不仅是一个具体的措施问题，而且是政治观念的问题，用什么办法来破解随着自己的强大形成的越来越强大的国际压力。
最后说说中国崛起的趋势。中国崛起的趋势会怎样？中国崛起目前遇到一点挫折、出现一点冷风，这是进步中遇到的困难，在所难免。但眼前的困难不意味着我们就开始走下坡路，是线性的，就没有回升的可能了。极“左”思潮在国内受到一定的遏制，意味着社会有一定的纠偏能力，这个纠偏能力使政府能够不断地调整政策，在正确的方向上改革。现在提“万众创新”，创新就是要改革。第二个决定我们继续前行的因素是开放。中国这个国家的文化决定了，只要开放，这个国家就能发展。开放是我们国家走向强大的必要条件之一，封闭的话，国家就会走向衰落。改革开放两个基本条件同时具备，就会有加快崛起的速度。我们国家的文化是海绵文化，是一种可以吸收所有外部的东西而不改变自己的文化。但是，通过吸收，会使自己的质量有所不同。“中庸”体现的是拿来主义，需要什么学什么，还有清朝时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及现在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坚持这样的原则，再加上改革开放，崛起就会比较快。
再是文化的理由，中国学习能力非常强。过了这个阶段就是创新，创新需要国家来提倡，国家就是要解决社会不能解决的问题。创新能力弱，国家更应该加大对创新的扶持，提供创新的条件。我们进行开放，就有学习的机会，自己通过改革加大创新的能力，就能实现民族复兴。
光说硬的东西还不行，还得有观念。什么观念？用什么原则指导我们的外交政策？28个字的核心价值观肯定不能用于外交政策。外交政策靠什么？靠王道思想。中国传统王道思想是公平、正义、文明。公平、正义、文明在现代意义上来讲不排斥平等、民主、自由，但它在民主、平等、自由的基础上要上升一个更高的层次。什么叫作平等？上车，谁先上车谁有座。什么叫公平？所有人上车后要给老弱妇孺让座，这是公平。实行王道政策，就得公平，而不是天天强调平等。大国跟小国不能讲平等，讲平等，它们会害怕，因为实力有差距。王道强调公平。思想观念上，我们要借鉴中国古代的政治思想，领导人也提出应该从中国古代思想中汲取那些有益的、进步的治国理念，如此制定我们的对外政策，促进民族复兴早日实现。
最后总结一句话，跟《世界权力的转移》这本书相关，这本书的思想核心是中国古代的国家间政治思想，即王道思想，形式是借鉴了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科学方法，用这些科学方法对古代思想里机制性的东西加以分析，明君贤相，国家能强大的简单道理，把中间的机制是什么说清楚。在这个意义上，也是坚持了“拿来主义”原则，借鉴已有的科学研究方法，结合中国古代思想，创建一个新的世界权力中心转移的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