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公务员群体面临的政治生态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根据组织行为学的激励理论，稳定的工作环境对于一个人的激励强度会产生积极的影响。稳定的工作环境也能够为从业人员带来可预见的报酬。这种报酬既包括外在报酬，如工资、职务、安全感等，也包括内在报酬，如个人能力的提升、个人成就感、良好的社会信誉、对社会作出的贡献等。
这一原理对于政府官员这一职业群体也同样适用。只是由于公共组织的特殊性，除所在单位的微观工作环境外，宏观的外部政治生态也对公务员行为产生重要的影响。一个健康稳定的政治生态必然会对公职人员的行为产生积极的影响，起到较好的激励和约束作用。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公务员群体面临的政治生态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全面深化改革的各项任务需要尽快落实，任务重、要求急，对各级党政领导干部的执行力提出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在中央八项规定持续推进、反腐力度不断加大、从严治党、依法行政日趋严格等高压态势下，传统的工作方式不仅受到相当大的约束，甚至会触碰“雷区”，而且以往可预见到的各种或明或暗的好处几乎烟消云散。因此，在当前政治生态环境的转型时期，上述两方面因素的叠加，无疑会导致许多官员“不作为”、“滥作为”、“慢作为”的出现。
自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指出“政治生态”的重要性，并特别强调在当前形势下“重构政治生态的工作艰巨繁重”。因此，重构政治生态要从系统思维的角度，全方位思考和分析各种影响政治生态的因素，并持续改进和完善。
决策和执行是公务员日常工作的两大重要领域。决策和执行方面的制度设计好坏如何，两者之间是否有效衔接，对公务员的行为起着重要的制约作用。因此，决策和执行必须要做到“上下联动”，做到“上治政策，下治执行”。
“上治政策”就是指上级领导要着力完善决策制定机制。通过决策前的科学论证、民主协商、多方听证等方式，实现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通过建立决策的统一协调机制，使决策执行过程中的相关责任主体能够落实到位；通过任务目标、行动方案、人员和资金保障的具体细化，使决策方案更加细化。在上级的决策机制更加科学和完备的前提下，负责执行的下级官员才能有所作为。
“下治执行”就是指下级官员能够严格依法依规按照决策方案有效执行。通过执行程序的科学设计，保证各项决策任务的有效落实；通过执行过程的公开透明，保证严格按照程序办事和有利于上级和社会各界的监督；通过科学的绩效评估，保证取得预期的执行效果；通过有效的反馈机制对不适宜的决策作出必要的调整和修正。
“激励-约束”内外兼顾：内塑动力，外施压力
激励和约束是决定公务员行为的两个重要方面。激励解决的是“想干”、“愿意干”的问题；而约束解决的是“必须干”、“怎么干”的问题。仅有激励而没有约束，则可能会导致官员的“乱作为”；仅有约束而没有激励，则可能导致官员的“懒作为”、“慢作为”甚至“不作为”。因此，激励和约束必须要做到“内外兼顾”，做到内塑动力，外施压力。
“内塑动力”是指一个人的努力工作必须要靠内在的动力来驱动，即所谓的激励因素。解决官员的激励问题，必须要从多个角度、多个渠道挖掘公务员的激励资源，通过建立多元有效的激励机制共同塑造官员努力工作的内在动力。从目前的情况看，除了要根据公务员职业特点设计合理规范的薪酬制度外，公务员的从业安全环境、职业归属感和成就感、职业精神等方面亟待改善。当然，加强公务员群体的理想信念教育、提升政府官员的道德标准是进一步的升华。
“外施压力”，就是要通过建立有效的外在约束机制，防止公务员慢作为、懒作为、不作为，促进公务员积极有为、有所作为。外施压力重点要解决的是促使公务员的行为更加规范、更加有效。要通过规范政府的权责体系，切实将权力关在笼子里，尽可能减少公务员的自由裁量权，做到依法依规办事；通过政务公开实施阳光行政，促进全社会对公权力行使的全方位监督，防止权力任性滥用；通过完善政府绩效管理，强化督促检查和责任落实。
政治生态环境的转型，既是环境的转变，也是身处环境中的人的转换和适应，两者之间的互动必然会形成一种新的平衡和常态，但这一互动过程需要一定的时间，很难做到“一步切换”到位。在这一时间内，一方面中央要强化顶层设计，拿出整体性、系统性、协同性的解决方案；另一方面，是否可以参考法律上的“法不溯及既往”原则，在新法替代旧法、新规矩替代旧规矩的过程中，给予一些官员“改过自新”的机会，为新政实施提供更加安全的政治生态环境。
参考文献：
①习近平：《政治生态也要山清水秀》，新华网，2015年3月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