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6年美国总统初选竞争正酣之际，笔者近日受邀赴美调研，先后走访了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马里兰州等5州9市，与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等10多家智库进行沟通，并与美国国务院亚太局官员和南卡罗来纳州的两位市长交流，亲历了共和党总统竞选人杰布·布什、卢比奥的拉票现场。这是笔者第三次调研美国大选，相比以往，这一次感受到的美国精英层对华的纠结感是空前的。大量美国智库精英开始反思美国的体制“劣势”，对美国推选不出好的下届领导人以及中国崛起的不可遏制之势显得相当焦虑。
“中国经济总量将超越美国。”在2016年的美国，对这个预判断没有太大争议，或者说几乎没有人否定这种趋势。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副总裁包道格说，“中国GDP超过美国，那是必然的”。交流中，其他智库学者也有的说，中国人口是美国的4倍，在总量上超过相当正常的。然而，美国精英们并不愿意接受“中国是第一”的说法，更对“中国崛起产生撼动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可能性”极为敏感。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前政要提醒笔者：“‘国际领导权’‘中国第一’等说法就像刺激美国人神经的‘剑’，为减少刺激美国舆论，营造更为友好的国际环境，中国媒体应少用‘第一’之类词汇去博取眼球！”他还说，“不要以为中国爱面子，美国人也很注重面子”。
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国项目主任戴维·兰普顿教授看来，美国现在正在考虑的是，该如何应对一个经济总量超越它的中国。他表示：“我想，美国应学会调整、适应这样的情况，尤其是在互联网时代等如何与中国进行合作”。
谈起一年前乔治·华盛顿大学著名“中国通”沈大伟教授曾说过的“中国崩溃论”，整个华盛顿智库几乎将类似言论视为“玩笑”。包道格说，“美国民众并不认为中国是个威胁，也并不认为‘中国崩溃’比‘中国成功’更有价值，‘中国崩溃论’并没有那么多人感兴趣。”他认为，美国真正要考虑的是如何适应中国在全球范围内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美中应找到一个合适的方式去解决由于中国经济和军事崛起带来的与其他国家之间的摩擦。而就此沈大伟本人也对笔者澄清说，“那完全是《华尔街日报》标题的误导”。沈大伟透露，目前美国学者急切想知道中国到底怎么样，这种焦虑感远比过去强烈。
谈到美国对中国崛起产生的焦虑，包道格认为，许多政客的言论加剧了相关社会焦虑感，他们会通过智库、媒体等制造诸如“中国威胁论”等言论，以便实现自己的政治诉求，比如借此增加军费预算、强化本机构的政治团结与政策协调性、引起媒体的关注，等等。对此，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所长戴博说，市场决定着美国精英对中国崛起的整体看法。只要有国内政治需求所在，美国对华舆论的方向就只能以美国为基轴，而不会顾及中国的感受。
二、关于对华战略：纠结应对“不确定的美中关系”
从中国经济到“一带一路”，或是中国目前的政治发展，2016年美国对中国的不同看法正在呈现出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的胶着态度。用克林顿执政时期美国特别国家安全顾问何汉理的话说，目前美国正在进行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对华政策大辩论，即“到底该拿中国怎么办”。
根据何汉理的分类，这大体分为三派：一是保持现状；二是达成交易，主张美国在南海、台湾、阿富汗等议题上与中国达成某种互换协议，以便使美国得到更大的利益；三是强硬对待，这尤其以军方为代表，希望联合美国的盟友，加大军费预算，迫使中国更多地遵从美国的意图。而何汉理的结论则是，中国应该对美国进行更多的“战略再保证”。
在美国大选过程中，无论是特朗普还是希拉里，都希望一旦当选，应对中国更强硬一些。这些都折射出三派不同的利益诉求，也在相当大程度上体现了美国政客的摇摆与左右迎合。比如，特朗普一会儿说“要以中国为敌”，一会儿又说“要善于与中国做生意”；希拉里一边把中国视为强劲对手，一边又反对以遏制中国贸易发展为目标的TPP方案。
没有人会相信，中国与美国未来会有一场巨大冲突，因为那是人类难以承受之重。但是，中国这样的大国，美国人的确没有遇到过。希拉里在回忆录《艰难抉择》中专门用两章来讲述美中关系，认为“美中关系正在驶进未知水域”，美中两个大国的关系的确超越所有国际关系教科书里的想象。可能所有美国精英希望能有一个确定的美中关系未来，中国人又何尝不是呢？
在美国期间，一位退役将军告诉笔者，中国是在向正确的方向推进，而美国却走在错误的道路上。中国与很多国家在商讨如何进一步放开市场，包括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以促进中国经济从出口导向型向消费导向型转变，这些都是一个国家的自信表现。相比之下，美国却在关闭大门，甚至连一位合格的领导人都选不出来。时间正在错过，美国变得无法像过去那样强大。
中国经济到底怎么样？”在美国期间，笔者每到访一家智库，都有学者问这样的话题。解读中国经济高官的讲话，成为当下美国智库的重要任务。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费和中国研究项目副主任甘思德拿出被他标划过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接受中国媒体的专访，问笔者其中几段如何解读。甘思德说，这是周行长五个月来第一次讲话，必须中文、英文对照着读。没想到，两天后，甘思德就公开发表了一篇解读周小川访谈的文章。
无论怎么解读，对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发展现状的分析，在美国已呈现严重分歧。一是乐观派，主要以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尼古拉斯·拉迪、华尔街的史蒂芬·罗奇等为代表，他们认为中国的经济结构正在调整，消费正在增长，目前失业率不高，国民收入在逐渐提高。然而，这一派人数在美国并不多，一些先前的乐观派正在转向。二是悲观派，以华尔街杨思安、美国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等为代表。他们认为，中国地方债务问题非常严重，债务增长速度之快令人担忧。他们中有人甚至认为，中国的金融危机将无法避免。中国债务危机引发的另一个问题，就是人民币的贬值压力。三是批判派，重点关注中国经济政策的内容以及中国政府的话语表达和应对能力。甘思德认为，虽然中国短期内经济增长仍保持较快的速度，从目前中国政府的种种政策来看，如何与市场沟通是未来中国政策应对的巨大挑战，未来中国的经济预期并不乐观，即使不出现金融危机，也会出现类似日本“停滞的20年”。笔者回应说，正常的社会沟通中国政府一直在做，但目前一些舆论的干扰使得沟通成本大大增加，关键还在于是否形成改革的全力与长期的耐心，“国际舆论应对中国未来有信心”。
对于笔者的回应，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所长戴博认为，当下在很多话题上，中国不是没有话语权，事实上，美国许多人都在非常认真地听中国说什么，只是有时不一定都听得懂。甘思德也认为，目前西方人还不太适应和理解中国人的表达方式，国际市场需要更多地与中国沟通。
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国项目主任戴维·兰普顿的办公室，笔者看到他桌上有本英文版《求是》杂志。他笑着说：“最近我开始读《求是》，我们很想知道，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一位美国官员告诉笔者，当下中国经济正处于一个十分微妙的阶段，既让人兴奋，又让人不安。所有一切的结果，都在于当下中国政府对于经济改革时机的把握。他说，2015年夏天人民币汇率中间价调整，引起了国际市场的强烈反应，美国政府对中国突如其来的政策很不适应。在一场不公开的活动中，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对此解释道：美国是一个没有战略思维传统的国家，没有足够多的经验去应对不同类型的大国，但中国历史却是从来就有战略思维，在应对周边各类大国的进程中成长。
四、关于“一带一路”：观望是因未找到美国定位
笔者一次与美国政府官员座谈，原本只约了一位美国外交官，没想到会议室里早有8位美国“处级”官员等候。他们对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感兴趣，接连问：倡议到底是想做什么？与中国过去的“走出去”政策有什么区别？为什么要去政治腐败、社会动荡甚至受恐怖主义影响的中东国家投资？承接“一带一路”签约项目的企业能盈利吗？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克林·布莱德福特透露，许多美国学者关注“一带一路”，如果有人愿意与他合作，他可以主持“一带一路”项目的互联网平台目标，收集“一带一路”项目的数据。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正在完成一项关于“一带一路”的评估项目，基本结论是美国应学习中国，密切政府与企业关系，发挥国家优势，加强对“一带一路”的追踪和接触。
相比于政界、学界的普遍观望态度，美国商界则有兴趣得多。美国全球策略信息华盛顿办公室主任威廉·琼斯介绍，近期美中商会纽约分会等商界组织在积极探讨以某种形式去推动美国商界对“一带一路”的商业兴趣。整体看，美国并没有意识到“一带一路”有可能给美国带来的益处，虽然美国舆论与智库圈对美国未能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持严厉的批评态度。淡化、默然的态度，是对“一带一路”有可能对美国带来正面效益的一种保留。美国目前还不知道，就当下的“一带一路”与过往中国企业走出去有什么不一样。“一带一路”目前的重心区域是欧亚大陆，美国还无法找到自己的位置。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海军学院一位教授在笔者到访前提醒，会有几位学生一起聊聊。没想到，笔者一到学校就被10多位青年官兵迎进教室，非正式聊天变成正式讲座。在这所与西点军校齐名的美国军官大学里，大家对中国的兴趣超乎笔者的想象，从城市发展到“二孩”政策，从朝鲜问题到中国股市，当笔者提醒这些年轻士官“美国很伟大，但中国、印度、伊朗、俄罗斯、古巴等等同样也是伟大的国家，应更多地尊重每一个国家”时，他们并不反感，有的还还以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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