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帆：“僵尸企业”是指那些效率低下、扭亏无望的企业，它们本来早就应该关门死掉，但由于地方政府或银行救助又得以复活。目前，人们主要采用三种方法识别“僵尸企业”。首先是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的官方标准——不符合国家能耗、质量、环保、安全等标准，连续亏损三年以上，不符合结构调整方向的企业。
其次，由武汉科技大学董登新教授提出的“扣除非经常损益后，每股收益连续3年为负数的企业”的方法。这种扣除非经常损益后的每股收益，更能反映企业的实际经营状况。
另外，由经济学家Caballero、Hoshi和Kashyap共同提出的方法，简称“CHK方法”。由于“僵尸企业”往往会受到来自银行的支持，因此识别“僵尸企业”的关键，是找到哪些企业得到了来自银行的鼎力扶持。他们将最优利率与企业实际支付的利率进行对比，而那些实际支付利率比最优利率还低的企业，就有可能是“僵尸企业”。
从产业分布规律来看，“僵尸企业”主要分布在以下行业：一是与经济周期相关的资源型产业；二是钢铁、煤炭、造纸等产能过剩产业；三是应倒闭而没有倒闭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四是数量多、基数大，比例不高的房地产业。
从地域分布规律来看，“僵尸企业”出现数量较多的地区，主要是产业结构高度单一、经济欠发达的地区。西部地区企业更多靠中央政府和东部地区的转移支付，因而“僵尸企业”出现比例更高；东北三省、山西省，无论是从政府还是银行角度考察，出现“僵尸企业”的概率都比较高；出乎意料的是中部地区、中等发达地区，河北、湖南、广西、云南等，出现比例高于东部和发达地区。
刘荒：对“僵尸企业”分布规律的研究有利于从国家层面完善政策配套体系，各地可根据产能过剩行业、经济落后地区和国有“僵尸企业”的难度和特点，因地制宜、分类有序，提高“僵尸企业”处置效率。
在以煤炭、钢铁、石油等资源型产业为支柱的东北地区，国有企业比重畸高，“去产能”的任务重、难题多、责任大，稍有闪失就有可能前功尽弃。目前，除对占有矿权的“僵尸企业”加快淘汰退出、集中清理休眠企业外，一些地方对负担沉重的国有“僵尸企业”，不仅不肯“动刀子”，甚至不敢“戴帽子”，生怕把“睡着的孩子拍醒了”。
类似这种既未公开“僵尸企业”底数，也未提出市场清退任务的现象，显然不符合“情况要摸清、目的要明确、任务要具体、责任要落实、措施要有力”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案的要求。东北三省部分受访官员认为，如果说“僵尸企业”是深化改革的“硬骨头”，国有“僵尸企业”就是社会稳定的“马蜂窝”，大家普遍存在“等一等、熬一熬，别给自己惹麻烦”的畏难情绪。
今年4月中旬，广东省率先出台国有“僵尸企业”出清重组指导意见和实施方案，明确到2018年底基本实现市场出清。与此前国资委提出用3年时间基本完成主体任务，到2020年前全面完成各项工作，以及山东、甘肃、河北等省份去“僵尸企业”的目标和措施相比，广东省的方案无论是企业户数、职工人数、资产负债等数量和措施都更为详细具体，因而也获得了更广泛的社会认可。
二、大限将至 : 究竟谁是“保护伞”?
何帆：“僵尸企业”的存在制约了新兴企业崛起，使得创新动力逐渐丧失，经济增长陷入停滞，严重阻碍生产率提高。企业、行业和宏观经济就像三个互相联动的齿轮。只有企业充满活力，行业才能蒸蒸日上；只有行业蒸蒸日上，经济发展才能大展宏图。然而，“僵尸企业”就像锈掉的齿轮，无法顺畅地转动。一旦企业的齿轮被卡住，宏观经济的齿轮也终将停止转动。
如果描述这个恶性循环的形成过程，即“僵尸企业”拿到钱——好的企业被淘汰——银行没有好的项目——“僵尸企业”拿到更多的钱。最终，“僵尸企业”大行其道，银行反而成了“僵尸企业”的附庸，银行成了“僵尸银行”。造成的终极危害是劣胜优汰。整个经济陷入长期衰退。
刘荒：这些丧失造血功能的“僵尸企业”，无谓地消耗着大量资金、人力、技术和土地等要素资源和市场空间，如同经济血脉中不断渗透和迸裂的“出血点”，不仅降低资源配置效率，还极易引发金融风险。如果从表面上看，对“僵尸企业”的救助是输血续命做善事，结果往往却是扰乱市场秩序的风险递延。由于政府补贴所形成错误的激励机制，使一些原本偿债能力低下的“僵尸企业”，变身为财务和信用双重软约束的借贷者，不仅破坏全社会信用环境和金融生态，也助长了道德风险和机会主义行为。
三、既然“僵尸企业”如此“罪不可恕”，为何不将其从正常经济肌体中清除?
何帆：从国际经验来看，银行是造成“僵尸企业”问题的根源。其实大部分银行从一开始就知道哪些企业是“僵尸企业”，但为什么又要如此奋不顾身、前赴后继地去救呢?
一般来说，持续严重的产能过剩会导致产品价格不断下降。产能过剩行业要想出现转机，就必须有一批企业垮掉，让产能恢复到合理水平，企业盈利水平才能提高。因此，产能过剩行业的竞争逻辑不是比谁的生产率更高，而是比谁能活到最后——“剩者为王”，谁能活到最后取决于这些企业承担亏损的能力。
企业自己不想垮掉，银行也不希望自己的客户垮掉。而银行之所以愿意帮助“僵尸企业”，主要是为了避免因不良贷款出现损失。从理论上来说，只要银行持续不断地给“僵尸企业”放贷，企业就可以借新账还旧账，“僵尸企业”问题在银行财务报表中也不会很快体现。这样“僵尸企业”既能从银行续贷中吸血续命，又可帮助银行掩盖不良债权数据的真相，若能熬成“剩者”出现转机，又何乐而不为呢?
刘荒：除了银行为规避不良债权持续输血续贷外，地方政府为“僵尸企业”提供隐性担保的作用至关重要。在以GDP增长为导向的政绩考核压力下，一些地方政府为维持经济繁荣、就业充分和社会稳定的局面，不愿意“僵尸企业”关闭及破产重组，有的不遗余力地进行“输血式”救助，有的通过行政手段阻止企业破产，幻想“拖一拖，企业就能活下去”。
企业一旦关门破产，职工安置、社会保障和职工福利等各种刚性支付压力，就得全部由地方政府来承担，地方财力往往捉襟见肘，无力承接。在尽其所能提供各类“补贴”基础上，利用政府权力和信用向银行施压，促使其继续对“僵尸企业”续贷输血，自然成为各地政府的优先选择。近来，为了帮助企业摆脱困境，一些政府部门还多次牵头组织煤炭、钢铁、水泥等本地商品销售订货会、供需对接会，大多要求本地企事业单位采购本地企业产品，地方保护主义倾向明显抬头。
四、市场出清 : “放手”如何变“抓手”?
何帆：在美国、欧洲，传统制造业都经历过去产能，最快的也要十几年，我们如果打算在3年到5年完成，时间比较紧张，应该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以前上海纺织工人下岗，处理起来比较容易，上海是产业结构多元的大城市，能够消化下岗工人。此次“僵尸企业”多出现在中等城市，产业结构单一，第三产业薄弱，工人难以转移。
从域外经验来看，对僵尸企业也不必过于恐慌。日本在2001年的时候，按照其计算方法，僵尸企业比例很高，到2004年，比例降到10%。由于自身调整或者市场环境的好转，有很多僵尸企业复活，而且活得很好。第一，随着经济复苏，“僵尸企业”慢慢减少；第二，让企业置之死地而后生，其自救能力很强，自救途径主要有裁员、卖厂、减少分红等等，更需要政府出台一些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给予鼓励，让企业做起来更顺利一些。
虽然不必过于紧张，但也不能忽视。宏观上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企业本身经营困难，我们讲的“去杠杆”、“去产能”、“去库存”，都会给企业增添压力，有可能触发螺旋形下降，去杠杆会使资产价格下降。尤其要强调的是，政策底线应该是金融风险和社会就业。
“去产能”的主语不应该是政府，而应该是企业。要创造一个机制，让企业能裁员、能卖厂、能减少分红。要做到这一点，在税收上应给予支持，债务上给予支持。“去产能”去得多肯定有损失，如果去的好，银行根据好坏给予支持。一部分分出来的工人，政府应该承担，企业更要走出去。
银行应该先背着一些坏账，再想办法把坏账处理好。原先风险管控规则要搞得更明确，防止新的“僵尸企业”出来。原来出现“僵尸企业”的原因之一，是对抵押品的估值过于随意，估得过高；未来的现金流有贴现，弄很低的贴现率，把账做得很漂亮。日本大藏省当初处置“僵尸企业”，出很厚的手册，估算现金流全部都得按照统一的标准去做，中间不能互相套利。如此银行的坏账肯定会提高，提高了之后就要再想办法，先把企业债转到银行；债转股一定程度上管用，想办法通过资产管理公司等进行资产证券化，可能以后银行发展最快的业务就是处置不良资产。
刘荒：我们透过僵尸企业发现，企业落后生产能力的背后，是职工脆弱的生活能力，也就是单一的劳动技能。因此，只有提高职工的劳动技能，才能真正去掉落后的过剩产能，“社会政策要兜底”的政策意图，就是要为这种衔接和过渡提供制度保障。
企业生死由市场说了算，失业转岗政府要托底。把企业与职工分开，政府和企业的边界就清晰了，保企业还是保职工的顺序自然就出来了。如何运用市场机制、经济手段、法律制度和社会政策，真正实现“僵尸企业”市场出清，远非关闭亏损企业那么简单。用社会保障兜底的方式，逐渐建立起市场机制，可能花同样的钱，未来得到的效果不同。
所以，地方政府在僵尸企业处置中，要把“放手”当“抓手”，要按照企业主体、政府推动、市场引导、依法处置的办法，研究制定全面配套的政策体系，才能确保党中央确定的政策不走样、不变形，确保各项政策落实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