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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僵尸企业”的生与死

一、给“僵尸企业”画像:哪些行业和地区更容易出现

何帆:“僵尸企业”是指那些效率低下、扭亏无望的企业,它们本来早就应该关门死掉,但由于地方政府或银行救助又得以复活。目前,人们主要采用三种方法识别“僵尸企业”。首先是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的官方标准——不符合国家能耗、质量、环保、安全等标准,连续亏损三年以上,不符合结构调整方向的企业

其次,由武汉科技大学董登新教授提出的“扣除非经常损益后,每股收益连续3年为负数的企业”的方法。这种扣除非经常损益后的每股收益,更能反映企业的实际经营状况。

另外,由经济学家Caballero、Hoshi和Kashyap共同提出的方法,简称“CHK方法”。由于“僵尸企业”往往会受到来自银行的支持,因此识别“僵尸企业”的关键,是找到哪些企业得到了来自银行的鼎力扶持。他们将最优利率与企业实际支付的利率进行对比,而那些实际支付利率比最优利率还低的企业,就有可能是“僵尸企业”。

从产业分布规律来看,“僵尸企业”主要分布在以下行业:一是与经济周期相关的资源型产业;二是钢铁、煤炭、造纸等产能过剩产业;三是应倒闭而没有倒闭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四是数量多、基数大,比例不高的房地产业。

从地域分布规律来看,“僵尸企业”出现数量较多的地区,主要是产业结构高度单一、经济欠发达的地区。西部地区企业更多靠中央政府和东部地区的转移支付,因而“僵尸企业”出现比例更高;东北三省、山西省,无论是从政府还是银行角度考察,出现“僵尸企业”的概率都比较高;出乎意料的是中部地区、中等发达地区,河北、湖南、广西、云南等,出现比例高于东部和发达地区。

刘荒:对“僵尸企业”分布规律的研究有利于从国家层面完善政策配套体系,各地可根据产能过剩行业、经济落后地区和国有“僵尸企业”的难度和特点,因地制宜、分类有序,提高“僵尸企业”处置效率。

在以煤炭、钢铁、石油等资源型产业为支柱的东北地区,国有企业比重畸高,“去产能”的任务重、难题多、责任大,稍有闪失就有可能前功尽弃。目前,除对占有矿权的“僵尸企业”加快淘汰退出、集中清理休眠企业外,一些地方对负担沉重的国有“僵尸企业”,不仅不肯“动刀子”,甚至不敢“戴帽子”,生怕把“睡着的孩子拍醒了”。

类似这种既未公开“僵尸企业”底数,也未提出市场清退任务的现象,显然不符合“情况要摸清、目的要明确、任务要具体、责任要落实、措施要有力”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案的要求。东北三省部分受访官员认为,如果说“僵尸企业”是深化改革的“硬骨头”,国有“僵尸企业”就是社会稳定的“马蜂窝”,大家普遍存在“等一等、熬一熬,别给自己惹麻烦”的畏难情绪。

今年4月中旬,广东省率先出台国有“僵尸企业”出清重组指导意见和实施方案,明确到2018年底基本实现市场出清。与此前国资委提出用3年时间基本完成主体任务,到2020年前全面完成各项工作,以及山东、甘肃、河北等省份去“僵尸企业”的目标和措施相比,广东省的方案无论是企业户数、职工人数、资产负债等数量和措施都更为详细具体,因而也获得了更广泛的社会认可。

二、大限将至 : 究竟谁是“保护伞”?

何帆:“僵尸企业”的存在制约了新兴企业崛起,使得创新动力逐渐丧失,经济增长陷入停滞,严重阻碍生产率提高。企业、行业和宏观经济就像三个互相联动的齿轮。只有企业充满活力,行业才能蒸蒸日上;只有行业蒸蒸日上,经济发展才能大展宏图。然而,“僵尸企业”就像锈掉的齿轮,无法顺畅地转动。一旦企业的齿轮被卡住,宏观经济的齿轮也终将停止转动。

如果描述这个恶性循环的形成过程,即“僵尸企业”拿到钱——好的企业被淘汰——银行没有好的项目——“僵尸企业”拿到更多的钱。最终,“僵尸企业”大行其道,银行反而成了“僵尸企业”的附庸,银行成了“僵尸银行”。造成的终极危害是劣胜优汰。整个经济陷入长期衰退。

刘荒:这些丧失造血功能的“僵尸企业”,无谓地消耗着大量资金、人力、技术和土地等要素资源和市场空间,如同经济血脉中不断渗透和迸裂的“出血点”,不仅降低资源配置效率,还极易引发金融风险。如果从表面上看,对“僵尸企业”的救助是输血续命做善事,结果往往却是扰乱市场秩序的风险递延。由于政府补贴所形成错误的激励机制,使一些原本偿债能力低下的“僵尸企业”,变身为财务和信用双重软约束的借贷者,不仅破坏全社会信用环境和金融生态,也助长了道德风险和机会主义行为。

三、既然“僵尸企业”如此“罪不可恕”,为何不将其从正常经济肌体中清除?

何帆:从国际经验来看,银行是造成“僵尸企业”问题的根源。其实大部分银行从一开始就知道哪些企业是“僵尸企业”,但为什么又要如此奋不顾身、前赴后继地去救呢?

一般来说,持续严重的产能过剩会导致产品价格不断下降。产能过剩行业要想出现转机,就必须有一批企业垮掉,让产能恢复到合理水平,企业盈利水平才能提高。因此,产能过剩行业的竞争逻辑不是比谁的生产率更高,而是比谁能活到最后——“剩者为王”,谁能活到最后取决于这些企业承担亏损的能力。

企业自己不想垮掉,银行也不希望自己的客户垮掉。而银行之所以愿意帮助“僵尸企业”,主要是为了避免因不良贷款出现损失。从理论上来说,只要银行持续不断地给“僵尸企业”放贷,企业就可以借新账还旧账,“僵尸企业”问题在银行财务报表中也不会很快体现。这样“僵尸企业”既能从银行续贷中吸血续命,又可帮助银行掩盖不良债权数据的真相,若能熬成“剩者”出现转机,又何乐而不为呢?

刘荒:除了银行为规避不良债权持续输血续贷外,地方政府为“僵尸企业”提供隐性担保的作用至关重要。在以GDP增长为导向的政绩考核压力下,一些地方政府为维持经济繁荣、就业充分和社会稳定的局面,不愿意“僵尸企业”关闭及破产重组,有的不遗余力地进行“输血式”救助,有的通过行政手段阻止企业破产,幻想“拖一拖,企业就能活下去”。

企业一旦关门破产,职工安置、社会保障和职工福利等各种刚性支付压力,就得全部由地方政府来承担,地方财力往往捉襟见肘,无力承接。在尽其所能提供各类“补贴”基础上,利用政府权力和信用向银行施压,促使其继续对“僵尸企业”续贷输血,自然成为各地政府的优先选择。近来,为了帮助企业摆脱困境,一些政府部门还多次牵头组织煤炭、钢铁、水泥等本地商品销售订货会、供需对接会,大多要求本地企事业单位采购本地企业产品,地方保护主义倾向明显抬头。

四、市场出清 : “放手”如何变“抓手”?

何帆:在美国、欧洲,传统制造业都经历过去产能,最快的也要十几年,我们如果打算在3年到5年完成,时间比较紧张,应该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以前上海纺织工人下岗,处理起来比较容易,上海是产业结构多元的大城市,能够消化下岗工人。此次“僵尸企业”多出现在中等城市,产业结构单一,第三产业薄弱,工人难以转移。

从域外经验来看,对僵尸企业也不必过于恐慌。日本在2001年的时候,按照其计算方法,僵尸企业比例很高,到2004年,比例降到10%。由于自身调整或者市场环境的好转,有很多僵尸企业复活,而且活得很好。第一,随着经济复苏,“僵尸企业”慢慢减少;第二,让企业置之死地而后生,其自救能力很强,自救途径主要有裁员、卖厂、减少分红等等,更需要政府出台一些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给予鼓励,让企业做起来更顺利一些。

虽然不必过于紧张,但也不能忽视。宏观上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企业本身经营困难,我们讲的“去杠杆”、“去产能”、“去库存”,都会给企业增添压力,有可能触发螺旋形下降,去杠杆会使资产价格下降。尤其要强调的是,政策底线应该是金融风险和社会就业。

“去产能”的主语不应该是政府,而应该是企业。要创造一个机制,让企业能裁员、能卖厂、能减少分红。要做到这一点,在税收上应给予支持,债务上给予支持。“去产能”去得多肯定有损失,如果去的好,银行根据好坏给予支持。一部分分出来的工人,政府应该承担,企业更要走出去。

银行应该先背着一些坏账,再想办法把坏账处理好。原先风险管控规则要搞得更明确,防止新的“僵尸企业”出来。原来出现“僵尸企业”的原因之一,是对抵押品的估值过于随意,估得过高;未来的现金流有贴现,弄很低的贴现率,把账做得很漂亮。日本大藏省当初处置“僵尸企业”,出很厚的手册,估算现金流全部都得按照统一的标准去做,中间不能互相套利。如此银行的坏账肯定会提高,提高了之后就要再想办法,先把企业债转到银行;债转股一定程度上管用,想办法通过资产管理公司等进行资产证券化,可能以后银行发展最快的业务就是处置不良资产。

刘荒:我们透过僵尸企业发现,企业落后生产能力的背后,是职工脆弱的生活能力,也就是单一的劳动技能。因此,只有提高职工的劳动技能,才能真正去掉落后的过剩产能,“社会政策要兜底”的政策意图,就是要为这种衔接和过渡提供制度保障。

企业生死由市场说了算,失业转岗政府要托底。把企业与职工分开,政府和企业的边界就清晰了,保企业还是保职工的顺序自然就出来了。如何运用市场机制、经济手段、法律制度和社会政策,真正实现“僵尸企业”市场出清,远非关闭亏损企业那么简单。用社会保障兜底的方式,逐渐建立起市场机制,可能花同样的钱,未来得到的效果不同。

所以,地方政府在僵尸企业处置中,要把“放手”当“抓手”,要按照企业主体、政府推动、市场引导、依法处置的办法,研究制定全面配套的政策体系,才能确保党中央确定的政策不走样、不变形,确保各项政策落实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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