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左看”“向右看”“向后看”“向前看”？
春节前后，各种“返乡记”借助于新媒体的便利，迅速发酵为舆论热点。尽管一些返乡记存在造假和偏激的成分，但农村基层治理的衰败仍然成为了舆论焦点。一时间里，组织弱化、人心涣散、文化凋敝、精神空虚，成了对农村的主流描述，让原本是乡愁所在的家乡，变得不那么可爱，让高高兴兴回乡过年的大家近乡更情怯。农村基层治理到底怎么了？未来又会怎么样？
回到世纪初，2000年湖北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上书总理，大声呐喊：“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引发社会舆论及中央对“三农”问题的高度关注，从2004年以来中央一号文件已连续13年锁定“三农”问题，持续的投入和大刀阔斧的改革使当年面临的“三农”问题有了巨大改观。然而，为什么农村基层治理没有得到有效改善？这一轮舆论的高度关注，会不会又成为全面改善农村基层治理的转机呢？如果把农村基层治理面临的问题和对出路的探索，放到一个更加宏观的时空背景下，将会有助于我们回答这些问题。
一、空间维度：统一多元的现实
“返乡记”中具有冲击力的、令人揪心的个案，多大程度上是中国的现实？两会期间，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对此进行了回应：农村没有想象的那么好，也没有传闻中那么凋敝，有一些农村比想象要好得多。这一回应是客观的，为理解农村基层治理现状引入了空间维度。如同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一样，我国农村基层治理制度存在统一多元的现实特点，空间差异性在有的时候和有些方面比统一性更加明显。
“统一”表现为改革开放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一个全国性制度安排，在很短时间内打破了僵化的人民公社体制，释放出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自主性，建立起了普遍的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经营模式。然而，这种模式下，分散的农民如何合作形成农业生产的规模效应，如何共同治理乡村社区和提供公共服务，却是一个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现实中最明显的表现有两方面：一是一号文件对于建立具有规模效应的现代农业生产体系的要求越来越迫切；二是前些年大家普遍发现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如水利灌溉等一直吃的是改革前的老本。
与之相对应的是农村基层治理制度在改革开放以后也有一个快速的、统一的转型，即由人民公社体制转变为村民自治制度。村民通过选举产生群众性自治组织——村委会，通过这一基本制度和一系列具体制度保证村民有权利参与民主决策、民主监督、民主管理。
然而，这一带有理想色彩的统一制度设计在基层实际治理中表现却是相当多元的。经过30多年运转表明，旧的公社共同体被打破之后，新的共同体并没有一蹴而就地自然形成。缺乏共同体支持的选举和自治，很容易流于形式。基层治理好不好，与统一制度安排之间的关系并不明显，相反与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城镇化融入程度、集体经济规模、常住人口结构、历史文化传统更为相关。以乡村社会结构为例，贺雪峰在《新乡土中国》中就指出，南方、北方和中部三大区域的差异就非常明显，以此为基础形成的现实治理模式显然有不同的逻辑。
从这轮舆论关注中描述的各种现象来看，与其说是农村基层治理的整体衰败，不如说是这一自上而下的、带有外来色彩的统一正式治理制度的衰败。在这一正式制度之外，村党支部作用的发挥、传统和新兴社会力量的形成、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都成为作用于农村基层治理的共同因素，从而使得治理水平表现出明显的空间差异。在一些正式制度明显空转，现实治理体系又难以形成的地区，治理衰败的现象显得尤为突出。在其他一些地区，或者正式制度得以有效运转，或者新的现实治理体系已经开始形成，虽然也面临发展改革中的种种问题，但并没有呈现出治理衰败，否则难以解释为什么过去30多年在社会结构剧烈变动、矛盾冲突不断加剧的背景下农村何以保持了基本稳定。关注统一下的多元，成为理解中国农村基层治理的重要方法论。
二、时间维度：出路何在？
如何在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完善和发展农村基层治理制度的顶层设计？这就成为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简单而言，舆论对于农村基层治理出路的争论可以概括为：向左看，向右看；向后看，向前看。
所谓“向左看”，就是回到改革前的国家主导的合作互助体制，甚至人民公社体制。这种思潮常常以少数没有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集体化村庄为榜样，突出集体经济、集体合作的力量。
所谓“向右看”，就是强调自治空转源自于土地的集体所有，来自于政党国家对农村和农民实际控制，极端主张保护农民个人权利与自由才是农村基层善治的基础。
所谓“向后看”，就是强调回到传统乡土中国，强调宗族、乡贤、传统文化在农村治理中的基础性作用。
然而，中国道路的历史经验早已经证明了这三种思潮并不能给农村基层治理提出有效的出路。寻找农村基层治理的出路，需要重新审视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巨变，需要站在更广阔的历史视野当中“向前看”。
回到两百年来中国所处的现代化进程之中，中国农村真正经历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第一场大变局发生在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胜利之后，传统乡土中国的社会结构被彻底打破，农民平均地得到了土地，公社化改造又成功地打破和取代了传统由宗族和士绅维系的自然共同体，农民得以第一次与现代国家产生直接联系和互动，从而为改革之后农民自主性的快速获得奠定了基础。
改革开放为中国农村带来了第二场大变局，即从传统社会脱身而出的农民直接卷入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现代化进程之中。农业生产力的释放，农民自由的增加，快速地改变了农村社会结构。大量农民及其家庭不再是传统意义上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单纯农民，而成为市场经济中的复合型生产者，并具有了多重阶级与社会身份，与国家的关系日益错综复杂。强烈的乡土观念与刚性的户籍制度看似把农民依然束缚在一个静态的空间共同体之中，但实际的自由与巨量的流动却又使乡村共同体一直处在激烈变动之中，随之而来的社会问题，如空心化、老龄化、留守儿童、文化生活缺失等等都为难以形成稳定的新共同体的农村基层治理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不断流动变化的乡村共同体在文化认同、身份认同构建上的乏力，在公共服务和社会保护上的缺位，都导致分散经营的农民及其家庭难以在原有的空间共同体中团结起来，以面对共同的经济社会风险。而另一方面，因应现代化的需求，国家与农民之间通过直接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提供，实质上又进一步弱化了农民与所在乡村共同体的联系。
由此可以看到，以静态的社会结构和明确的空间边界为基础设计的村民自治治理体系越来越难以适应一个边界模糊的、快速流动的农村社会。所谓向左看、向右看、向后看，在这一社会结构背景下自然也不可行。
如何因应现实，构建一个与快速城镇化以及现代农业生产体系相适应，既能容纳传统与新生的农村社会力量参与，同时又有利于现代的政党和国家积极、普遍介入的农村基层治理体系，是现在全面深化改革所必须考虑的。而在此过程中，顶层设计要给基层实践留有空间，要鼓励与农村社区相适应的多样化治理体系的形成，而不再是简单地一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