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构建亚太安全架构的目标
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等中央领导人多次强调，国际社会应该倡导综合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的理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倡导全面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理念，推进同周边国家的安全合作，主动参与区域和次区域安全合作，深化有关合作机制，增进战略互信。应该积极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创新安全理念，搭建地区安全和合作新架构，努力走出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亚洲安全之路。”李克强总理指出：“亚太地区经济合作架构众多，建立一个符合地区实际、满足各方需要的区域安全架构势在必行。”
冷战结束以来，东盟以及日本、美国、俄罗斯等亚太国家的政府、智库和专家多次提出各自的亚太安全构想。但迄今为止，一个涵盖亚太主要国家的安全架构尚未进人初创阶段。
中国应当抓住目前的战略机遇，本着“主动谋划、积极进取”的精神，在亚太地区安全问题上扮演“概念设置国”“议程设置国”的角色。中国倡导并参与亚太安全架构的建设，有助于达到以下目标：
（一）整合并超越现有的地区安全机制
目前，亚太地区存在三种类型的地区安全合作机制：以美国为主导的亚太同盟体系；以东盟为主导的系列对话机制；以香格里拉对话、西太平洋海军论坛、香山论坛等为代表的多边、双边对话机制。在亚太安全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今天，这些机制的局限性日益凸显，难以顺应新的现实，无法有效管控和化解各类安全风险。某些机制有时还成为促使危机升级、固化的负面因素。因此，建设一个包括本地区所有国家的综合性安全架构，显得更加必要，并且有一定的紧迫性。
（二）进一步发挥中国在整个亚太地区事务中的引领作用
只有同时推进“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和“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目标，才能落实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目前，周边国家普遍将中国视为最重要的经济伙伴，而一些亚洲国家却把美国视为安全上的“保护伞”。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关键，是跨越太平洋的中美安全关系能否稳定；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关键则在于中美能否建立战略互信，共同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繁荣，而不是相互“拆台”，形成事实上的“两个阵营”。从长远来看，亚太安全架构的建设，对中美关系和周边关系的长期稳定，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亚太安全架构建设的过程，应当而且能够成为消解“中国威胁论”的过程，对以美国为中心的安全同盟体系，能起到明显的淡化、对冲、制约作用，同时减轻相关国家对中国的战略疑虑。这一进程能够减少“安全困境”，防止军备竞赛进一步升级。
（四）保障和促进“一带一路”建设
亚太地区现有的安全合作机制远远滞后于经济一体化的机制和需要。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建设需要开拓安全战略纵深，要求区域安全机制作为保障。
“一带一路”“互联互通”与区域安全架构同时并举，安全合作与经济合作双轮驱动，将使中国的地缘战略地位显著提高。
中国一贯倡导《联合国宪章》中的主权平等原则，反对干涉他国内政。如能将这些原则明确写入亚太各国关于安全的共同宣言，必然有利于打击“台独”和国内其他民族分裂势力。确立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原则，有利于解决朝核问题，防止日本走向核武装。建立亚太安全架构，还有利于在反恐、网络、太空、公共卫生、防灾减灾、气候变化、能源、环境保护、打击跨国犯罪等一系列非传统安全问题上加大中国的话语权。
（六）引导国内外舆论和公众正确理解
新时期的国家安全观和国际合作观现在国际上流行“国强必霸”“中美关系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等论调；国内公众舆论中“世界已进入春秋战国时代”“领土纠纷唯有用武力才能解决”“中美必有一战”“中日必有一战”（甚至“中印必有一战”）等观点流行一时，狭隘民族主义上升，怀疑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的正当性，进而对现行外交政策造成干扰。适时提出亚太安全架构建设的理性思路并逐步加以落实，有利于开拓处理敏感国际安全问题的战略思维，塑造中国对外工作的国内外舆论环境。
二、构建亚太安全架构的条件
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李克强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外交部、国防部等相关部门官员，在多种国际、国内场合阐述了中国关于地区安全架构的观点和设想。其中“命运共同体”和“新安全观”是两个核心概念。2013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中提到了“命运共同体”的概念。随后，习近平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更是用“命运共同体”定位新时期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提出“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
“新安全观”始自20世纪90年代，在1997年3月的东盟地区论坛信任措施会议上，中国政府首次正式提出了“新安全观”的概念。中国新安全观的核心内容是：互信、互利、平等和协作。近年来，中国领导人多次强调新安全观的观念。总体来说，新安全观提倡摒弃零和博弈、武力争霸、强权政治的旧安全观，培育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特征的新安全理念它的实质是“超越单方面安全范畴，以互利合作寻求共同安全”。
“命运共同体”和“新安全观”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概念，前者是目标，后者则是达成目标的政策原则。
（二）关于亚太（亚洲）安全架构的国外观点
第一，安全观念。主要包括以美国官方主流安全观念为代表的“集体安全观”，在亚太地区获得普遍接受的“合作安全观”和“综合安全观”，中国的“新安全观”（包括多边主义和“3C安全观”即全面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此外还有“人的安全观”等。
其中，“集体安全观”和“合作安全观”是相对的两个概念，是对“实现安全的途径”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而形成的。集体安全观是美国官方的主流安全观念，在美国看来，集体安全体现的是某一集团内部的共同防御行为。
合作安全观是冷战结束后世界安全形势巨变而出现的新理念。与集体安全观相比，合作安全观最大的特点是开放性和包容性。合作安全观为包括美国在内的亚太地区国家普遍接受。不过，美国认为合作安全观并不排斥由它主导的封闭的同盟体系。
第二，关于安全架构的基本形态。主要包括美国官方或学界提出的“亚太大国协调”“安全共同体”“新太平洋共同体”“民主共同体／民主联盟”，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推动的“亚太共同体”，澳大利亚学界提出的“中等强国联合”，日本官方曾经提出的“相互保障措施”和“自由与繁荣之弧”，俄罗斯官方曾经提出的建立“东北亚安全合作机制”和“推动中俄印安全合作关系”等。
亚太地区现有的安全机制和安全对话机制数量众多，这些机制在成员主体、覆盖区域、功能主题等方面存在交叉重叠，学界通常用“叠床架屋”来指称这种现象。这些机制大致归纳为四个类别。
第一，主要的双边或多边同盟／战略关系。这一层次的安全机制搭起了亚太地区安全格局的框架。以美国为核心的双边和多边安全同盟体系，这是亚太地区安全机制中发挥作用时间最长、体制最严密、实践程度最高的机制。此外，比较重要的双边战略关系或机制还包括：《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美陆军交流与合作对话机制框架文件》、《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中印边界信任措施、美印安全机制、俄印双边安全措施、五国（澳大利亚、马来西亚、新西兰、新加坡和英国）防务协定等。
第二，区域／次区域机制。这一类别的机制大多是由区域内大国或主要力量主导成立的，其功能主题一般都包含安全、经济、政治等多个领域。最主要的机制包括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简称“亚信会议”）、南亚区域合作联盟、东南亚国家联盟、上海合作组织、东亚峰会以及澜沧江一湄公河对话合作外交高官会等等。在这些区域性机制中东盟占据特殊地位，在本地区安全议题的设置中经常替代大国担当领导者角色。此外，以东盟为中心又产生了一些外围机制，包括东盟地区论坛、东盟国防部长扩大会议等。
第三，专门议题机制。这一类别主要针对核不扩散、海上安全等安全议题。主要包括朝核问题相关机制（主要指“六方会谈”）、防扩散安全倡议（PSI）、《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全球海上伙伴项目（也称“千舰计划”）等。
第四，重要的“一轨半”对话机制和“二轨”对话机制。这类机制由于对安全议题的广泛探讨，对国际舆论深具影响，并且与各国官方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在地区安全进程中有独特的影响力。比较重要的机制有香格里拉对话、亚太地区安全合作理事会（CSCAP）等等。近年由中国军事科学学会主办的香山论坛也在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
三、亚太地区主要安全问题
在全球战略格局中，亚太地位日益凸显，世界政治、经济重心东移成为不可逆转的长期趋势。亚洲是新兴大国最集中的地区，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区域经济板块。亚太地区集中了世界上最庞大的武装部队、最频繁的军事演习、最先进的军事装备、增速最快的军事开支，军备竞赛升级的风险明显上升。亚太地区的安全问题日趋复杂，地缘战略竞争日趋激烈。
近年来，亚太地区有三个较为突出的安全问题：一是朝鲜核武器与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问题，二是东海与中日关系问题，三是南海问题。
这里着重分析南海问题。安全领域的南海问题可以分为三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领土主权争议。中国认为，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属中国主权范围，但越南、菲律宾和马来西亚分别对部分南海岛礁提出领土要求，台湾当局也控制着若干岛屿。中国倡导解决南海争端的“双轨思路”，即有关争议由直接当事国通过协商谈判寻求和平解决，而南海的和平稳定则由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同维护。如何在维护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权”）和维护地区稳定以及同东盟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维稳”）两者之间保持平衡，是中国面临的一大难题。
第二个层面是围绕南海问题的战略博弈和军事博弈。南海是印度洋和西太平洋之间的主要通道，对中国建设海洋强国至关重要。近年来，中国加强了南海岛礁建设，美日等国就以“维护南海航行自由”为由，明显增加了在南海针对中国的军事活动，包括进行联合军事演习，鼓动东盟进行联合海上巡逻，加强同菲律宾、越南和马来西亚等国的军事合作。印度也借机“东进”，插手南海事务，不顾中国反对而与越南达成了联合开采南海争议海区深海石油的协议，计划向越南出售武器，参加在南海的联合军演和联合巡逻。澳大利亚则对中国在南海的活动公开表示不满和警觉。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最大担忧，是中国将逐步扩大在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战略和军事影响，挑战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安全同盟体系和军事霸主地位，即把美国“挤出亚洲”。
第三个层面是能源、矿产、生物、渔业、旅游等海洋资源开发问题。在处理与南海周边国家的资源开发争端问题上，中国秉持着“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原则，但迄今为止未见具体成效。同时，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文莱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开发南海石油资源的脚步却十分迅速。这五国圈定的油气区块不少都深人到“九段线”以内。事实表明，南海资源开发将长期受到领土争议和战略博弈的干扰。
除了上述三大问题以外，亚太地区的冲突和安全隐患还包括“台独”势力铤而走险引发的两岸关系和中美关系恶化，中国和印度的边界纠纷，湄公河、图们江、鸭绿江、松花江等跨境河流生态环境和水资源问题引发的国际争端，马来西亚、泰国等国的社会转型和“街头政治”，緬甸的政权更迭和族群冲突，泰国南部等东南亚局部地区的宗教极端势力及其暴恐活动韩国和日本之间的独岛（日本称“竹岛”）主权争议，俄罗斯和日本的北方四岛主权争议，地震、海啸等严重自然灾害和恶性传染病暴发带来的非传统安全威胁等等。
在未来一段时间的亚太安全形势里，朝鲜问题最具有爆炸性、最可能引发大规模军事冲突和人道主义灾难，而南海问题涉及的国家最多、地域最广、最难以找到最终解决争端的方案。不难看到，中美两国是决定亚太地区是否能实现长期和平与稳定的主导国家。中美合作，亚太地区就能保持基本稳定；中美冲突，则势必加剧一系列国际矛盾。
四、亚太主要国家对建设地区安全架构的态度
东盟1967年建立，经过48年的发展，已从最初松散的地区安全联盟逐步发展为有相当大经济及政治影响力的区域组织，并于2015年12月31日正式建成东盟共同体，国际形象和地位大幅提升。东盟同中国、美国、日本、俄罗斯和印度等大国维持着良好关系和微妙的平衡。亚太安全架构如由东盟倡导并起核心作用，相关大国都比较容易接受。
但是，三方面因素阻碍着东盟在现阶段主动提出亚太安全架构倡议。第一，大国地缘政治竞争使东盟内部出现了明显的对外政策歧见，因此在亚太安全架构问题上很难产生协调一致的东盟立场。第二，亚太安全形势日趋复杂，大国地缘竞争趋于激烈，议题范围扩大，东盟在其中越来越有“小马拉大车”之感，即使想发挥更大作用，也将力不从心。第三，东盟缺少像当年苏哈托、马哈蒂尔、李光耀那样的强势领导人，也缺乏“领袖国家”，妨碍了东盟对外部事务的干预能力。
澳大利亚积极参与亚太经济、政治与安全事务，“北上”和“脱欧入亚”的趋势不可逆转。澳一方面加强同美国的安全同盟，对中国在东海、南海维护主权的活动颇有微词；另一方面努力发展同最大经济伙伴中国的合作关系，在中美两大国之间保持平衡。同时，澳还鼓吹“印太地区”（Indo-Pacific）概念，将安全关切伸展到印度洋。因此，澳大利亚会对建立亚太安全架构的建议予以积极考虑，但估计不会以政府身份单独提出具体设想。
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和鸠山由纪夫分别于2002年和2009年提出参照欧盟模式建立“东亚共同体”的设想，基本着眼点是东亚、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经济一体化。在安全领域，日本一贯倚仗日美安全同盟，未提出过有意义的亚太安全架构设想。近年来，日本眼中的安全威胁从朝鲜向中国转移，努力加强同东盟国家和印度的军事合作，以牵制中国。这种发展趋势，决定了日本对亚太安全架构的设想将持消极态度，担心其起到约束日本发展军力和淡化日美同盟的作用。但如果美国态度积极，日本也不会明确表示反对。
韩国的主要安全威胁一直来自朝鲜，依托韩美同盟，发展自主国防。在外交方面，冷战结束后的韩国历届政府均在不同程度上试图扮演亚太地区“平衡者”的角色。韩国的国家战略目标宏伟，但视角仍然受限于国内发展、南北关系与统一问题，海外战略资源不足。对于亚太安全架构，韩国未提出过系统的主张，可能会采取“搭顺风车”的方式参与。
俄罗斯在2013年普京总统批准的《对外政策构想》中提出，“以集体的方式在亚太地区建立透明和平等的安全与合作体系”。俄外长谢尔盖拉夫罗夫指出，亚太不能只有个别的军事政治集团，而应建立一个统一的安全架构。由此看来，俄罗斯在亚太安全架构方面的立场最接近于中国。
美国将亚太地区作为同中国进行战略博弈的重心，提出了“亚洲再平衡战略”，其目前的支点在南海。但是，中东乱局、“伊斯兰国”崛起和乌克兰冲突牵扯了美国的精力和资源，使其难以全力在亚太地区进行全面战略部署。2016年美国进人大选拼搏阶段，奥巴马在其执政最后一年需要更多关注内部事务，不会在对外关系中采取重大举措。2017年上台的如果是民主党政府，会在健全国际机制和安全架构方面采取更多主动；如果是共和党政府，则将在加强军事力量和安全同盟方面加大力度。
美国对亚太安全机制和架构的主要着眼点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维持美国的主导地位，反对并消解任何企图将美国排斥在外的倡议；二是继续加强以美国为中心的安全同盟体系，投资开发太空、电子战等最先进的武器并重点向亚太地区部署；三是将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结合，以对各国都具吸引力的自然灾害救助与人道主义援助为重要内容，还将融入网络安全、太空安全等议题，用以影响他国行为；四是高举国际规则的旗帜，要求制订《南海行为准则》，保障海上航行自由和航空权，建立海上安全预警机制，呼吁中国澄清关于“九段线”的具体方位和岛礁建设的长远意图；五是将区域经济合作（如《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与亚太各国的“民主化”同国际安全问题挂钩，企图按照美国的价值观和国家利益，形成一个经济、政治、军事和非传统安全的四维结构。不过从现实看，美国在新一届政府上台之前主动提出或积极回应亚太安全架构倡议的可能性很小。
五、战略构想与选项
鉴于以上分析，尽管建立亚太安全架构的必要性、可能性和紧迫性都是明确的，却不能指望中国以外的任何一个国家在近期内提出主动倡议；同时，由于美国和大部分其他国家对中国的战略疑虑还在上升，中国的“命运共同体”“新安全观”“一带一路”等新思路、新举措需要时间来消化吸收，中国正式提出亚太安全架构的时间还不成熟。在此条件下，拟首先厘清自己的战略思路，自下而上、循序渐进地推进中国的战略目标。
“亚太安全”和“亚洲安全”这两个概念，需要加以辨别和澄清。一般理解，“亚洲太平洋地区”包括东亚、大洋洲和美洲的太平洋沿岸，即亚太经合组织（APEC）成员国的范围。但是在亚太安全问题上，除美国以外的美洲国家（加拿大、墨西哥等）很少参与；政治意义上的“亚洲”则一般指东亚、南亚和中亚，不含西亚，不过亚信会议包含了西亚。印度是一个特殊国家，近年来越来越多地介人了亚太事务，也有兴趣和可能参加APEC。
中国官方在阐述地区安全观时，在不同的场合分别使用了“亚太”和“亚洲”两个概念，但这两个概念的使用并没有明确的场合或者议题的针对性。实际上在地区安全架构问题上使用“亚太安全”更为适宜，原因如下：第一，中国建设海洋强国需要突出中国的太平洋沿岸国家属性。第二，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不是亚洲国家，日本也未积极参与亚信会议，所以过多使用“亚洲安全”概念容易引起它们的疑虑和误解。
中国倡导的亚太安全架构及其筹建过程，可以包含若干不同选项。第一，将建立亚太安全架构作为一种理念继续加以研究，召开并参加一些双边和多边的国际会议和机制，但不提出具体的政策倡议。第二，以东盟地区论坛或某一其他机制为基础，提高对话级别，探讨综合性安全架构的形式。第三，倡导召开以安全问题为内容的亚太各国首脑会议，发表没有正式约束力的合作安全共同宣言，确立亚太地区各国之间的安全关系准则。第四，以建立制度化、有常设机构的地区安全合作组织为长远目标，逐步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