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的核问题专家逐步走向世界，与他们的外国同行进行了全方位的交流。然而，这一交流过程并不总是顺利的。
除了国际局势等方面的障碍，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中国独特的核思维与以美国学界为代表的国际学术思想有所不同。这种差异不仅源于中美不同的实力和安全环境，而且源于两国在长期的安全政策实践中形成的不同的核思维与哲学。
下面笔者将首先讨论中国独特的安全研究范式、中国安全问题专家对核武器作用以及相关概念的独特理解，并将其与美国的核思维与方法进行比较。
一、威胁和挑战：中美安全研究范式的差异
在美国，对国家安全问题的分析往往遵从一个基本的研究范式（paradigm），那就是对“国家安全威胁”（nationalsecuritythreat）进行识别和测量。国家安全威胁通常是可能伤害美国的外部敌人。
氢弹实验现场。在安全研究范式方面，美国重“威胁”，中国重“挑战”。这也导致了中国在拥有氢弹后没有继续发展和部署中子弹，而当美国研发核钻地弹时，引发了中国强烈的担忧。
安全威胁的大小可以用两个指标来测量：能力和意图。如果一个外国（或外国人群体）具有很强的能力和意图来伤害美国，那么，这个威胁就被认定为很大；反之，这个威胁就被认定为很小。
在美国，从国际关系专业的学生到对外政策的专家基本上都采用这一研究范式来考察美国面临的安全问题。
以美国在东亚的反导问题为例，学术论文或政策建议大体上需要这么写：首先论证朝鲜拥有伤害美国的导弹能力，其次论证朝鲜具有使用其导弹来伤害美国的意图，由此说明朝鲜是一个严重的安全威胁，最后论证美国如何采用反导系统来应对这一安全威胁。
按照这样的思路，冷战中的苏联被看作美国面临的首要核威胁。冷战后，核恐怖主义和核扩散国家被看作美国第一位的核威胁，中国和俄罗斯则被看作第二位的核威胁。
朝鲜近日在YouTube上发布一段4分钟的宣传视频，题为《最后的机会》，视频中警告称，“美帝国主义如敢进犯一寸，必将立即遭到朝鲜核武器的打击。”
从能力和意图这两个维度来判别国家安全威胁并测量其大小，这种研究范式简洁易懂且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因此，不仅在美国流行，而且也为其他国家的学者和学生广为接受，包括部分中国学者和学生。久而久之，这种研究范式被看作理所当然的不二选择，很少有人注意到中国存在着不一样的安全研究范式。
中国原生的主流安全研究范式重在考察国家安全挑战。美国认定的国家安全威胁通常是一个外部敌人，而中国认定的国家安全挑战通常是一种危险的情形。如果一种情形可能使中国受到伤害，那么，这种情形往往就被称作国家安全挑战。
由于受到美国安全范式的影响，中国安全问题专家并不排斥安全威胁的说法。通常的情况是将“威胁”和“挑战”并称，例如中国国防白皮书通常会使用“安全威胁与挑战”的说法。但是，国防白皮书所认定的安全挑战基本上都是情形而不是敌人。
例如，《2008年中国的国防》把美国对台湾地区军售这种可能伤害中国的情形看作安全挑战，其具体说法是：“美国违反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原则，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严重损害中美关系和台海地区和平稳定。”
二、安全范式虽有差异却非必然互斥
MOP是美国空军在伊拉克战争后启动的项目。作为炸弹中的“巨无霸”，它的重量约13.6吨，高强度合金外壳内装两吨烈性炸药，使其有能力摧毁地下60米深的堡垒。
中国原生的“安全挑战”研究范式与美国的“安全威胁”研究范式并不完全是排他的关系。某个特定外国具有一定的能力和意图来伤害中国，这种情形可以被看作一种安全挑战。在这种情形下，上述两种研究范式给出的分析就是类似的。但是，大多数时候，这两种研究范式给出的分析是不一样的。
首先，美国认定的安全威胁基本上是外部的。而中国认定的安全挑战的根源可能在国外，也可能在国内，也可能两者都有。
例如，“落后就要挨打”是一种被几代中国人普遍关注的安全挑战。《2008年中国的国防》对这种安全挑战的具体表述是：“中国面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军事等方面占优势的态势。”
“落后”这种状态的根源国外、国内都有，但其主要的根源在国内：中国闭关锁国，忽略了西方在科技、军事等方面的飞速发展。不仅安全挑战的根源可能在国内，安全挑战所体现的情形和带来的后果有时候也主要在国内，中国专家在进行安全挑战分析的时候是内外兼顾的。
其次，美国认定的安全威胁大体上都是军事威胁，而中国认定的安全挑战则是多元的，包括很多非军事问题。
《2008年中国的国防》将“恐怖主义、自然灾害、经济安全、信息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危害上升”看作中国面临的安全挑战，其中大部分是非军事安全问题。值得一提的是，当中国专家提到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时候，基本上是指非军事安全问题，如粮食供应问题、能源供应问题、核事故等。
三、非传统安全是否包括军事
当美国专家提到非传统安全的时候，基本上是指新的军事安全手段带来的问题，如外空攻击与网络攻击。中国安全问题专家在分析安全挑战的时候，对军事安全和非军事安全都给予了关注。
中国原生的这种安全研究范式现在被发展成为“综合安全观”。综合安全观的特点是综合考察源于国内和国外的军事与非军事安全挑战。
汉语的“安全”对应两个英文单词——security和safety，前者表示人为攻击带来的安全问题，大体上对应军事问题；后者表示自然界的原因造成的或者事故性的安全问题，大体上对应非军事问题。这两类安全问题往往造成类似的后果。
很多时候，这两类问题还会耦合在一起，因此，它们并不总是清晰可分的。例如，自然灾害可能带来粮食供应紧张，由此引起武装冲突。因此，中国往往会强调以发展来缓和冲突这种综合应对手段。
中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提到了11种主要安全问题——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其中包括了军事安全问题和非军事安全问题。
四、安全范式的差异引发对核钻地弹的担忧
美国研发核钻地弹，引发了中国强烈的担忧。
尽管“综合安全观”是新近提出来的说法，但是其思想源远流长。在中国核政策的制定中，大量采用了中国原生的安全分析范式；在看待国际核问题的时候，中国专家的观点往往也体现了其特有的安全分析思路。按照美国基于能力和意图的安全分析范式，有时候很难理解中国专家的独特思路。
例如，美国政府在小布什执政时期曾经考虑发展核钻地弹，当时，中国安全问题专家对此做出了强烈的反应。
从美国的角度来看，这一研究项目的投资很小，而且美国当时的思路主要针对核扩散国家。因此，按照美国的安全范式，从美国的核能力增长和意图动向来看，中国不应该将美国核钻地弹项目视作严重的安全威胁。美国的安全分析范式无法解释为什么中国专家对该项目反应如此强烈。
而按照中国传统的安全挑战范式，就能够理解为什么中国专家如此担心美国发展核钻地弹这类战术核武器。国际社会中存在着一种抑制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国际规范，这种规范叫作“核禁忌”，国内通常将其称作“使用核武器的门槛”。
如果使用核武器的门槛非常高，那么，国际社会就存在着事实上的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状态，这对中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和中国的安全是非常有利的。
发展核钻地弹这类实战型战术核武器则会向国际社会传递核武器可以使用的信息，从而削弱核禁忌、降低核门槛，出现一种核武器更容易被使用的情形。这种情形与中国的核政策与安全利益相悖，因此，理所当然地被中国安全问题专家视作一种安全挑战。
五、中国为何不部署中子弹
如前文所述，落后就要挨打，或者说，中国面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军事等方面占优势的态势也是中国所面临的一种安全挑战。
如果中国科技人员对新的国防科技一无所知，那么，这是一种最为危险的情形。因此，中国一定会努力掌握最新科技，避免在其他国家新的国防技术面前手足无措。但是，这并不表明中国会部署所有的国防新科技。
在中国核武器发展历程中，很多政策是为了应对“落后就要挨打”这种安全挑战的，其中一个典型案例是中国在中子弹技术发展上所做出的努力。
第一代核武器是裂变弹，通常称作原子弹；第二代核武器是聚变弹，通常称作氢弹。
氢弹相对于原子弹，其威力提高了几十倍，而且还有进一步提升的余地。毫无疑问，第二代核武器相对于第一代核武器出现了本质性的技术提升。当中子弹的说法出现之后，中国决策者不能掉以轻心，必然会担心这是一种升级换代的新原理核武器。
为了避免出现新的技术落差，中国决策者也必然会研究这种新技术，掌握其原理。但是，当中国核武器专家掌握了中子弹的原理之后，就在这一问题上解除了落后就要挨打的顾虑。从中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核战略出发，中国政府决定不发展和部署中子弹。
六、中国启动“863”计划以防“科学上的措手不及”
1983年美国启动“战略防御倡议”之后，中国学者和政府担心美国、苏联和欧洲国家的技术发展浪潮将会拉大与中国的技术差距，再次出现“落后就要挨打”的情形。
为此，中国启动了“863计划”，加快追赶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发展，其中也包括追踪美国导弹防御技术的发展。
对中国学者而言，最大的担心是，美国导弹防御技术的发展过程中，促成了新的科技突破，而中国对此一无所知，其结果可能再次使中国陷入“落后就要挨打”的情形。
在西方语境中，这种情形叫作“科学上的措手不及”（sciencesurprise）。不管美国部署中的导弹防御系统的实力和意图如何，只要美国继续发展相关技术，中国的上述担心就不会消失，就会继续进行相关的跟踪研究。
按照安全挑战的分析范式，中国进行导弹防御相关的技术跟踪研究，并不表明中国已经决定发展特定的导弹防御系统。
对中国而言，重要的是进行技术储备，避免科学上的措手不及。由于上述思路遵从的是中国原生的安全分析范式，美国学者对此不大理解，中美之间就这个思路也几乎没有进行过认真的对话。
中国对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还有另外一个担心，那就是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可能削弱中国的核报复能力。这样一种担心既可以用安全挑战的范式进行解释，也可以用安全威胁的范式进行解释，因此，两国专家就这个思路进行沟通更为便利一些。
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里，中美两国专家在中美关系的框架内对导弹防御问题的讨论，基本上都是从两国的能力和意图出发，分析美国的导弹防御是否影响中国的核报复能力。
从中美关于导弹防御的交流可以看出，两国专家在安全范式相近的时候，对话比较通畅，相互理解比较容易；如果安全范式差别比较大，双方可能会由于沟通困难而忽略掉在这方面的对话。
七、中美对国家利益的不同分级
在中国的国家利益研究范式中，安全与经济利益是在一个层次上的。尽管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期对这两个利益的偏重有所不同，这两个利益的层级是相同的。这一点在中国独有的“综合国力”理论中体现得非常清楚。
在所有的中国学者对综合国力的定量分析中，经济与军事都处于同一层级；所不同的是，不同学者对经济与军事给出的权重有所不同。在中国国内的政策辩论中，经济利益与安全利益也在同一个层级，不过在一些历史时期，经济利益得到更多的重视。
在美国，经济利益与安全利益不在一个层级。尽管实际上一些人会对经济利益与安全利益进行权衡，甚至更偏重经济利益，但在公开辩论中，没有人会将经济利益与安全利益放在一个层级上进行比较。例如，在出口管制、制裁这类经济与安全关联的问题上，美国安全问题专家极少会说，为了经济利益而放松管制与制裁。
即使放松制裁和管制，其理由必然是安全领域的，例如，来自被制裁方的威胁下降，或者制裁作用不大。只有一种情况，安全需求会让步，那就是经济上的代价根本不可承受（unaffordable）。
在中国，在安全与经济关联的问题（如军备发展、制裁等）的辩论中，安全需求让位于经济发展是非常正常的理由，尽管不总是占上风。因此，在核武器发展、核不扩散制裁等领域，中国的思路往往不容易得到美国学者的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