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是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重大国际战略构想，是21世纪实现中国与亚洲国家、欧洲国家、非洲部分国家及美国等相关国家互利共赢的重大战略举措，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国际合作、区域乃至全球发展新模式的积极探索。“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不仅将对中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也将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相关国家产生重大的影响。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将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众多因素的挑战，恐怖主义是一个在“一带一路”沿线客观存在且对“一带一路”战略实施挑战巨大的因素。
“9·11”事件后，虽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加大了对恐怖主义的打击力度，相关国家也联合起来对恐怖主义进行了打击，但这并没有消除“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恐怖主义，甚至因为一些因素的作用，恐怖主义在部分区域出现了恶性膨胀和蔓延的现象。通过对“9·11”事件后特别是近年来的“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恐怖主义活动的数据整理和信息梳理可以发现，“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恐怖主义活动呈现出一系列应该引起高度关注的新特点。这些新特点的出现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与国际反恐合作、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反恐问题上的“双重标准”、恐怖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土壤”大量存在等有密切关系。
一、“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恐怖主义状况
就世界范围来来，“一带一路”沿线地区长期是恐怖主义势力活动频繁、恐怖主义袭击事件多发的地带。特别是在一些霸权国家主导或谋求主导的地区，恐怖主义活动更为频繁，恐怖主义袭击事件更为多发，“由某个霸权国家支配的国际秩序比多元的国际秩序更容易产生和发展恐怖主义”。[1]这在“一带一路”沿线的部分区域范围（典型的如中东地区）体现的淋漓尽致。
2011年的“9·11”事件是“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恐怖主义活动的分水岭。“9·11”事件前，虽然中东地区、南亚地区、南欧地区等就是恐怖主义活动频繁的地区，但其他地区的恐怖主义活动相对较少，有些国家虽然也存在恐怖主义势力，但不少恐怖主义势力处于存在而不活动或活动较少的“休眠”状态，特别是美国、西欧等发达国家本土的恐怖主义袭击事件很少发生，以致有些地区的国家被认为是恐怖主义活动的“禁区”。但“9·11”事件改变了一切“稳定状态”。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9·11”事件唤醒了大量“休眠”的恐怖主义势力，催生了大批新的恐怖主义势力，使得恐怖主义势力在“一带一路”沿线的大部分区域蔓延，制造了一系列骇人听闻的恐怖主义袭击事件。特别是随着区域内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叙利亚内战的爆发，恐怖主义势力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活动异常频繁，“一带一路”沿线地区也成为当前国际恐怖主义活动最为活跃的区域。
“9·11”事件后，在“一带一路”沿线区域内，从中东地区，到中亚地区、南亚地区，再到东南亚地区，形成了一条在世界范围内臭名昭著的“恐怖主义弧形带”，周边国家及在此区域有重大利益的国家深受其害。中东地区是这条“弧形带”的起点，是受恐怖主义影响最严重的区域。由于特殊的地缘战略位置，以及复杂的历史、民族、宗教、资源等方面的因素，中东地区长期以来存在大量各类形态的恐怖主义势力，每年发生大量恐怖主义袭击事件，特别是伊拉克、叙利亚先后成为恐怖主义势力的滋生地和练兵场。被西方地缘政治学家称之为“世界枢纽地带”的中亚地区，[2]存在大量政治化特征极为明显的恐怖主义势力，典型的如在中亚地区和我国新疆地区非常活跃的“东突”势力。随着“9·11”事件的发生，“基地”组织及其前领导人本·拉登在短时间内成为世界“知名”的恐怖主义组织和恐怖分子，它们的大本营——阿富汗连同整个南亚地区一度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2001年后，美国为首的北约国家对阿富汗的军事行动给了塔利班势力和“基地”组织沉重打击，本·拉登也于2011年被美军击毙，但并没有消灭它们，它们在阿富汗、巴基斯坦北部地区仍然活跃。此外，巴基斯坦、印度、斯里兰卡等国家境内也有不少恐怖主义组织活动。东南亚地区的恐怖主义活动同样频繁，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是重灾区，近年来发生了一系列具有较恶劣影响的恐怖主义袭击事件。
“一带一路”沿线的其他区域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恐怖主义势力的活动，例如，欧洲地区在“9·11”事件后一度成为恐怖主义势力发动暴力恐怖袭击的“热点地区”。一些恐怖主义势力将欧洲国家视作“成名”或扩大影响力的场所，特别是紧跟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英国、西班牙更是成为恐怖主义势力袭击的重点，近年来的法国又成为恐怖主义袭击事件多发的国家。在俄罗斯的车臣地区、高加索地区，恐怖主义势力也较为活跃，恐怖主义袭击事件多发。中国同样是深受恐怖主义威胁，以“东突”势力、“藏独”势力为代表的恐怖主义势力制造了一系列恐怖主义袭击事件，近年来，恐怖主义活动出现了从边疆向内陆蔓延的态势。
二、“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恐怖主义活动的新特点
“9·11”事件后特别是近年来，“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恐怖主义活动出现了一些不同于以往的新特点。厘清这些新特点，有助于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恐怖主义的基本状况和未来发展有一个清晰的认知和判断。
（一）恐怖主义势力的袭击对象不再局限于硬目标，更多地指向了软目标
以往的恐怖主义袭击，普遍针对国家领导人等政要或在野党领袖、社会活动领袖等社会名流为代表的有影响力的个人，或者针对重要的政府机构、军事设施、标志性建筑等“重要单位”，这些可称之为硬目标。“9·11”事件中对纽约世贸中心大楼和美国国防部所在的“五角大楼”的袭击是恐怖主义势力对硬目标袭击的典型展示。“9·11”事件后特别是近年来，恐怖主义势力在袭击对象选择上出现了新的变化，即部署并鼓动其成员及支持者不再局限于袭击硬目标，要求他们将袭击指向更多地转向防守薄弱的软目标，如地铁、火车、公交车、旅游景点、教堂、超市、酒店、医院、剧场、学校、银行等交通工具和公共活动场所。在接受命令方式上，恐怖主义势力将原来的等待命令袭击预定目标变更为寻找机会袭击任何可以袭击的目标。毫无疑问，相对于硬目标，恐怖主义势力对软目标的袭击更为容易和可能。对这些软目标的袭击，其受害者大多是普通民众，由于防范意识薄弱，这部分人更容易、可能因恐怖主义袭击受到伤害。“9·11”事件后发生了大量恐怖主义势力针对软目标的恐怖主义袭击事件，典型的如2002年10月12日的印度尼西亚巴厘岛爆炸案、2002年10月23日的莫斯科剧院劫持人质事件、2003年8月5日的印度尼西亚雅加达万豪酒店汽车爆炸案、2004年3月11日的西班牙马德里火车站爆炸案、2005年7月7日的英国伦敦地铁爆炸案、2006年7月11日的印度孟买火车连环爆炸案、2010年3月29日的俄罗斯莫斯科地铁连环爆炸案、2011年1月24日的俄罗斯莫斯科多莫杰多沃国际机场爆炸案、2011年7月22日的挪威奥斯陆爆炸枪击案、2013年4月15日的美国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2014年12月16日的巴基斯坦白沙瓦市军人子弟学校暴力袭击案、2015年1月7日的法国巴黎漫画杂志《沙尔利周刊》总部遭袭案、2015年10月31日的俄罗斯客机坠毁案、2015年11月13日的法国巴黎恐怖袭击案等，在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等国家发生的针对普通民众的暴力袭击事件更是多发。近年来，在我国发生的一系列恐怖主义袭击事件同样具有上述特点，典型的如2013年6月26日的新疆鄯善县暴力袭击案、2014年3月1日的云南昆明火车站暴力袭击案、2014年4月30日的新疆乌鲁木齐火车站暴力袭击案、2014年5月22日的新疆乌鲁木齐早市爆炸案等。在这些恐怖主义袭击事件中，恐怖主义势力已经改变了过去主要袭击国家领导人、社会名流、重要的政府机构、军事设施、标志性建筑等硬目标的做法，他们在继续袭击硬目标或袭击硬目标不成功的同时，也将袭击指向了普通民众，导致很多平民死亡、大量财产损失。这些都说明，以往恐怖主义势力信奉的“让更多的人看，而不是要更多的人死”的信条正在为“让更多的人看，也要更多的人死”的信条所取代。[3]这充分显示出恐怖主义势力的反人类、反社会的邪恶本质。
可以说，将袭击对象更多地指向软目标正成为“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恐怖主义活动的一大特点。对于恐怖主义势力来说，暴力恐怖的行为是相对廉价的，可以通过较小的代价获得较大的收益，通过一次恐怖主义袭击事件就能够在一定范围内造成巨大的社会心理创伤，很多时候，恐怖主义势力的“暴力的目标就是想击垮常规的意志”。[4]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看，对软目标的袭击对当事者及能够影响群体的信心和意志会有更大的损伤力，诱发人们的心理恐惧与精神不安，产生大范围的恐慌氛围。况且，由于软目标更加难以防范，恐怖主义势力的袭击的成功几率更大。在恐怖主义势力看来，对普通民众的恐怖主义袭击，恐慌的不仅仅是当地居民或特定人群，而且可能将这种恐慌情绪通过一定的媒介扩散到更多的群体甚至是其他国家的民众，例如印度尼西亚巴厘岛遭受重大恐怖主义袭击后，不仅在本地民众中引发了较大心理恐慌，也一度致使其他国家的人不敢去巴厘岛旅游，这正是恐怖主义势力所企求的实现的目的。2015年10月31日，俄罗斯客机在埃及沙姆沙伊赫区域坠毁后，埃及政府一再否认是恐怖袭击所为，也是因为担心会因恐怖主义事件而影响游客赴埃及旅游的心理。2015年11月13日巴黎恐怖袭击案发生后，因为恐怖主义袭击事件造成的心理冲击致使巴黎的旅游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二）“基地”组织在国际恐怖主义阵营的中心地位下降，“伊斯兰国”强势崛起
“9·11”事件的发生，使得“基地”组织名声大噪，从一个以往仅为各国专业的反恐人士知晓的恐怖主义组织，一跃成为各国老百姓都常提及的恐怖主义组织。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被推翻后，随着美军为首的北约国家在阿富汗的军事推进，“基地”组织在阿富汗的大本营基本被摧毁，但“基地”组织并没有被彻底打垮。“基地”组织的一些骨干力量千方百计地渗透到“一带一路”沿线地区乃至世界各地，建立分支机构，从而使“基地”组织从一个国别、区域性的组织，意外地迅速扩张为全球性的组织。与此同时，“基地”组织还逐渐从原来的仅输出暴力转向输出暴力和输出宣扬暴力的理念并重。通过向世界各地恐怖主义势力宣扬“基地主义”（“基地”组织从事恐怖主义的理念）和提供技术帮助、信息和资金支持，联系、协调各地的恐怖主义势力，使自身成为全球恐怖主义势力的“总协调者”甚至“指挥官”。“9·11”事件后的一段时间，“基地”组织在“一带一路”沿线组织、策划了一系列重大恐怖主义袭击事件，一些恐怖主义组织也纷纷复制“基地”组织的架构、理念和行为原则，呈现出“基地主义化”的基本特点。“基地”组织一度成为其他恐怖主义势力顶礼膜拜的象征和仿效的对象，甚至成为恐怖主义的代名词，“‘基地’组织不仅声名远扬，还树立起一个能号召众多‘业余爱好者’以它的名义采取行动的强大品牌”。[5]“基地”组织的领导人本·拉登也成为世界各地恐怖主义势力的“精神领袖”。“9·11”事件后，“一带一路”沿线很多重大恐怖主义袭击事件被渲染成“基地”组织所为，其实很多袭击事件是其他恐怖主义势力打着“基地”组织的名义去实施的。这些势力并不全部受“基地”组织的直接或间接领导，而是它们接受了“基地”组织的理念和行为原则，或在袭击手段、方式上仿效“基地”组织，并打着“基地”组织的旗号发动恐怖袭击。近年来，这种状况已经有所转变。随着“基地”组织遭受重创，活动能力减弱，本·拉登也于2011年被美军击毙，在这种情况下，“基地”组织的影响力和作用力开始下降，在国际恐怖主义阵营的中心地位下降。从近几年“一带一路”沿线重大恐怖主义袭击事件的发动者来看，已经鲜有“基地”组织的身影，很多恐怖主义势力也已经不再打着“基地”组织的旗号去发动恐怖主义袭击。很多恐怖主义势力开始积极地“自创名号”，“基地”组织对它们的影响力正在减弱，有些恐怖主义势力甚至不再接受“基地”组织的那套理念和行为原则。从“一带一路”沿线乃至世界范围来说，恐怖主义势力呈现日益分散化存在和发展的态势，即恐怖主义已经越来越没有国际性的“中心”了。当然，“基地”组织的中心地位只是下降，其仍然是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破坏力的恐怖主义组织之一。
与此相对应的是，恐怖主义势力在某一区域范围内的组织整合、联合行动更为明显，不少区域的恐怖主义势力在暴力恐怖袭击的战略行动上相互呼应，[6]一些具有较大影响的恐怖主义势力强势崛起，典型的就是“伊斯兰国”（IS）。“伊斯兰国”是一股活跃在伊拉克、叙利亚及周边区域的恐怖主义势力，前身为“基地”组织在伊拉克的分支，但后来与其他恐怖主义势力合并、改组，并于2013年开始强势崛起。“伊斯兰国”目前基本摆脱了“基地”组织的控制，其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和权势甚至已经超过“基地”组织，且有成为国际恐怖主义新“旗帜”的发展势头。在现实中，“伊斯兰国”不仅通过迅速扩张获得了较强的实力，而且采用暴力恐怖的手段达到自身的目的，例如公开大规模屠杀异教徒、残忍杀害不听话的内部成员、用血腥的原始手段杀害人质、发动一系列恐怖主义袭击、大量破坏历史文化遗迹、强征大量妇女为性奴等。随着“伊斯兰国”的强势崛起和影响力的扩大，逐渐整合了中东地区的恐怖主义势力，在中东地区控制了大面积的土地，其他地区的恐怖分子也不断投奔“伊斯兰国”，东南亚、南亚、中亚、东欧、南欧、北非等地区的一些恐怖主义组织甚至隔空向“伊斯兰国”称臣，宣示效忠“伊斯兰国”。“伊斯兰国”的强势崛起和“高调”作为，一度引起了“基地”组织高层的强烈不满，批评了“伊斯兰国”野心太大。[7]
“一带一路”沿线地区以往的恐怖主义势力基本以个体或小群体发动袭击作为主要活动方式，例如对一些政府领导人和政要的暗杀行为，对政府机构的袭击行为等。这些恐怖主义势力基本都是以恐怖主义袭击的策划者、实施者的身份出现在世人面前的，很少公开且大规模地介入到一些国家内部的武装冲突乃至战争中去，即使有介入，也是小规模且隐藏身份而幽灵式地介入。从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开始，这种状况有了改变，恐怖主义势力开始公开且大规模地介入到一些国家内部的武装冲突乃至战争中去。在伊拉克，美军及其盟军击败萨达姆政权的正规军后，开始不得不面对恐怖主义这个对手，遭遇到一系列恐怖主义势力的攻击。更令美军及其盟军意外的是，这些恐怖主义势力逐步改变了过去散兵游勇式的战法，而成建制地与美军及其盟军作战，它们在伊拉克的一些地方还与美军及其盟军展开了激烈的城市巷战。也就是说，这些恐怖主义势力越来越多地以游击战争的形式发挥着破坏性作用。[8]此后，一些恐怖主义势力开始更积极地公开且大规模地介入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内武装冲突乃至战争中去，包括目前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的叙利亚内战。以“伊斯兰国”为代表的恐怖主义势力已经公开且大规模地介入到了叙利亚内战中去，甚至作为相对独立的派别参与叙利亚内战中，利用内战扩展地盘、发展成员、牟取私利，成为叙利亚内战的重要参与方之一。这其中就包括“东突”势力。据中国反恐部门的消息，从2012年起，“东突”势力开始派部分成员自土耳其等国家进入叙利亚，参加叙反对派中的宗教极端组织与叙利亚政府军作战。[9]据叙利亚驻中国大使伊马德·穆斯塔法披露的信息，据叙利亚政府掌握的信息，至少有30名“东突”分子潜入叙利亚从事恐怖主义袭击行为，或参加针对叙利亚政府军的作战。[10]据中国反恐部门推测，在叙利亚的“东突”分子可能更多，多达上百人。据有关媒体报告，“伊斯兰国”中还存在所谓的“东突营”，可见“东突”分子在“伊斯兰国”的规模。虽然这些恐怖主义势力介入叙利亚内战的目的不同，但它们已经深度介入叙利亚内战却是事实。这些恐怖分子中，很多人不仅懂得惯用的恐怖手段，还接受了正规的军事训练，有的恐怖主义组织将叙利亚视作对本组织成员进行军事训练的练兵场，他们在叙利亚有组织地进行作战或发动恐怖主义袭击。在伊拉克，“伊斯兰国”像正规部队一样攻城略地，在同伊拉克政府军的战斗中多次取胜，控制着伊拉克的大片土地。此外，在阿富汗国内的武装冲突、利比亚国内的武装冲突、也门国内的武装冲突等都存在恐怖主义势力的身影，它们的存在是这些国家内部武装冲突长期无法解决甚至更加复杂化的重要原因。
近年来，“一带一路”沿线的恐怖主义势力越来越注重借助高科技发动袭击，这是它们的一个活动新特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不少恐怖主义势力重视借助现代科学技术手段组织、策划、实施恐怖主义袭击活动，科学技术对人类社会的负面影响正在被恐怖主义势力无限放大、极力实践。近年来，恐怖主义势力加强了对高技能人才的培训、引诱和招募。一些恐怖主义势力通过举办“培训班”等方式培养了一批掌握高科技的“骨干队伍”，并通过各种方式引诱和招募高科技人才。这些掌握高技能的成员能够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进行恐怖主义宣传、募集资金、协调行动，使恐怖主义势力在组织、策划、实施暴力恐怖袭击事件时更为便利、周密，危害也更大。“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在这些方面都是典型。“伊斯兰国”、“基地”组织等恐怖主义势力也善于利用网络指挥、动员成员或支持者发动恐怖主义袭击。与此同时，恐怖主义势力越来越倾向于借助现代科学技术发动恐怖主义袭击，这使得恐怖主义袭击行为更加难以预防，其造成的袭击效果和危害也更大。在近年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生的一系列恐怖主义袭击事件中，大量有恐怖主义势力借助高科技策划、实施的痕迹。在一些袭击事件中，一些恐怖分子甚至表现出比当地警方更善于使用高科技的特点。例如在2008年印度孟买的恐怖主义袭击事件中，恐怖分子首先利用“谷歌地球”研究了孟买城市的布局和地形，10名恐怖分子还借助电脑模拟技术详细研究了他们要攻击的目标及行动步骤。在策划和实施袭击过程中，他们使用了GPS全球定位系统、卫星电话等先进设备，在彼此电话联系过程中，还利用网络调声工具修改了声音，对高科技手段的运用可谓相当娴熟。[11]据英国、美国等国家反恐部门公布的信息，恐怖主义势力正在尝试把爆炸物通过手术方式置于人体内，制造“植入式炸弹”。当发动袭击时，恐怖分子可以伪装成糖尿病人等不易引起怀疑的群体，注射“药物”（实际上是能够引爆爆炸物的化学物质）引爆炸弹。[12]“乳房炸弹”也是恐怖主义势力可能采用的工具之一，[13]这种自杀袭击与高科技手段相结合的做法，在现实中危险性、危害性更大。此外，一些恐怖主义势力在千方百计获得核武器、生物武器、化学武器等高科技含量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一旦被其掌握和使用，后果更是不堪设想。
三、“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恐怖主义活动出现新特点的原因分析
客观地说，导致“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恐怖主义活动出现系列新特点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一）国际反恐合作产生了积极效果
“9·11”事件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相关方普遍加强了打击恐怖主义的合作力度，扩大了合作范围。为了打击恐怖主义，美国主导并联合其他国家成立了国际反恐联盟，一些国家之间签订了反恐合作协议，或彼此交换情报、相互提供信息支持，可以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相关方在打击恐怖主义问题上一度结成了较为广泛的统一战线。不仅同盟或友好国家之间在这方面能够加强合作，即使存在种种矛盾和战略冲突、利益冲突的国家也能够尽弃前嫌，在打击恐怖主义方面达成了谅解，进行合作，彼此支持。例如，为了支持美国主导的北约部队打击隐藏在阿富汗的“基地”组织，一直存在战略、利益冲突的俄罗斯曾向北约部队开放部分领空，甚至允许美军进驻长期的势力范围——中亚地区。中国也对美国打击“基地”组织等恐怖主义势力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帮助和支持。这种国际合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打击德意日法西斯曾经出现过，为了打击恐怖主义，这种国际合作再度呈现。由此可见，恐怖主义给各国带来的威胁之严重，及各国对打击恐怖主义问题的重视。近年来，这种国际反恐合作所产生的积极效果逐步呈现。通过国际合作，一些国家及时掌握了恐怖主义组织对本国硬目标袭击的相关信息，进行了预防，挫败了大量针对硬目标的恐怖袭击，有些国家还通过国际合作将组织、策划、准备实施恐怖袭击的恐怖分子缉拿归案或击毙，这也是致使恐怖主义势力选择软目标下手的重要原因。国际反恐合作对“基地”组织的合力打击，是导致“基地”组织在国际恐怖主义阵营的中心地位下降的重要原因。美国主导的北约部队在“一带一路”沿线相关国家的支持下给予了“基地”组织在阿富汗的大本营以毁灭性打击，国际社会的反恐合作又打击甚至打散了“基地”组织在全球的组织架构，迫使“基地”组织的高层无法像过去一样指挥在全球各地的分支机构，也无法发挥“中心”的作用而像过去那样影响其他恐怖主义势力了。此外，国际反恐合作，压缩了恐怖主义势力的活动空间，限制了恐怖主义势力的行为方式，使其难以像以前一样发展和活动，增加了各地恐怖主义势力采用传统的形式发动恐怖袭击的难度和代价，这是致使恐怖主义势力重视借助高科技发展、活动和发动恐怖袭击的重要原因。正是因为国际社会的联合打击在一定程度上切断了“伊斯兰国”、“基地”组织等恐怖主义势力与成员、支持者之间的直接联系，或致使他们之间不敢公开地通过电话、网络等联系，这是致使“伊斯兰国”、“基地”组织等恐怖主义势力只能通过隐晦的方式（例如网络暗语等）进行联系，下达指令或进行动员，这在一定程度上使他们不能明目张胆地进行恐怖主义袭击的策划和实施。
（二）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双重标准”产生了消极影响
“9·11”事件后的一段时期内，出于自身安全和战略利益方面的考虑，美国等西方国家不仅自己积极反恐，而且加强同其他国家的反恐合作，为此不惜做出一定的让步，例如一改以往的霸权态度，对中国的“东突”势力、俄罗斯的车臣恐怖主义势力的暴力恐怖行为进行了批评、谴责，甚至将“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等组织列入美国认定的恐怖主义组织名单中，以争取中国、俄罗斯等国家的支持。但在经过短暂的“专心”反恐、重创“基地”组织等对美国安全和战略利益危害较大的恐怖主义势力后，意识形态的偏见重新作祟，霸权思维重新抬头，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反恐斗争中重拾“双重标准”，即根据自己国家战略和利益的需要来判断哪些属于恐怖主义（至今国际社会对何为恐怖主义没有权威的界定），哪些需要打击，哪些可以默许甚至扶持。[14]在我国的“东突”势力问题、俄罗斯的车臣恐怖主义势力问题等问题上就非常明显地体现出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反恐怖斗争中的“双重标准”。例如，面对“东突”势力屡次在我国新疆、北京、云南等地制造恐怖袭击事件，造成大量无辜平民伤亡和财产损失的事实，美国等西方国家不仅不予以谴责，反而多次要求中国政府“透明调查”，甚至借机批评、指责中国的民族和宗教政策。在2013年4月，新疆喀什巴楚县的暴力袭击事件发生后，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在谈到这一问题时，竟然无视恐怖主义势力的残暴行为及其造成大量普通民众伤亡的事实，而用更多地言语讨论中国的民族和宗教政策。[15]在这些表态中，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反恐斗争中的“双重标准”显露无疑。一些恐怖主义势力也通常擅于利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双重标准”做法，想方设法地甚至欺骗性地“为其所从事的恐怖活动寻找合适的政治理由”[16]，以争取外部特别是西方国家的支持。
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反恐斗争中的“双重标准”导致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打击恐怖主义中的合作间隙，使本非紧密的国际反恐合作进一步受到掣肘，这是导致“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恐怖主义活动屡禁不止乃至在部分地区猖獗的重要原因。美国等西方国家不愿同中、俄等国家联手共同打击世界范围内的一切恐怖主义。例如，对于在中国、俄罗斯等国家犯下累累罪行的恐怖分子，美国等西方国家不仅不协助抓捕，反而予以暗中甚至公开庇护，致使一些恐怖分子至今仍然负案在逃，有的被其他国家定性为恐怖主义组织和恐怖分子的势力和个人还在西方国家堂而皇之地活动。这容易助长恐怖主义势力的气焰，使其更加恣意妄为地发动恐怖袭击，特别是对美国等西方国家视作战略对手的国家的恐怖袭击，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反恐合作也产生了负面作用。此外，为了达到推翻叙利亚巴沙尔政府的目的，美国等西方国家默许甚至支持叙利亚反对派容纳各派武装力量，包括一些恐怖主义势力，对于恐怖主义势力针对叙利亚政府机构和官员、叙政府支持者发动的恐怖主义袭击视而不见，企图“借刀杀人”。毫无疑问，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双重标准”是“伊斯兰国”能够发展壮大并强势崛起的重要原因，也是“伊斯兰国”等恐怖主义势力敢于公开介入了叙利亚内战的重要原因。长期以来，对于俄罗斯提出联合打击“伊斯兰国”的呼吁，美国等西方国家充耳不闻，只有当法国受到恐怖主义袭击时，法国及部分欧洲国家才积极参与到打击“伊斯兰国”的行动中去。此外，俄罗斯对“伊斯兰国”的打击效果已经从另一方面证明，美国等西方国家以往对“伊斯兰国”的打击不力的原因，不是打击能力不到，而是态度和战略使然。
（三）恐怖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土壤”从未消除是重要原因
经过各国的独立反恐和共同打击，“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恐怖主义活动整体上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但并没有被铲除，特别是在一些区域异常泛滥且猖獗，这主要是因为，恐怖主义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土壤”仍然存在。这些“土壤”主要包括：贫穷、失业及贫富分化现象仍然存在，一些国家内部的冲突乃至战争仍然不绝，高科技的无序发展、扩散和“非理性”应用仍在继续，国际政治中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及不公正、不合理、不和谐的国际就秩序仍未改变。[17]这些“土壤”的存在致使恐怖主义屡打不绝，为恐怖主义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分散式的存在和活动创造了条件。从恐怖主义势力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分布和活动踪迹来看，不少是在贫穷、落后、失业率高、贫富分化严重的地区，恐怖主义之所以能够或者说喜欢在这些地区发展和活动，这或多或少与这些地区的上述状况有关系。例如，南亚地区、北非地区等就属于这样的地区，也是受恐怖主义危害较严重的地区。就现实看，恐怖主义在这些地区更容易存在，招募成员，躲避打击。在一些国家内部的恐怖主义势力分布和活动踪迹也呈现类似状态。“一带一路”沿线部分地区和国家内部的动荡、冲突乃至战争是恐怖主义产生和发展的重要诱因。伊拉克战争、利比亚内战、也门内战、叙利亚内战就属于这样的诱因。2003年，美国及其盟国军事推翻萨达姆政权后，使伊拉克长期事实上处于无政府状态，这为恐怖主义势力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条件，导致恐怖主义势力快速在伊拉克境内滋生、聚集和发展。利比亚内战和也门内战的爆发，也为恐怖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创造了机会，在利比亚的卡扎菲政权被推翻后，该国内部的持续冲突使得恐怖主义势力可以不受约束地存在、发展和活动。叙利亚内战爆发后，不仅为新恐怖主义势力的产生提供了“土壤”，也为外部恐怖主义势力通过介入叙利亚内战而实现自身壮大创造了条件。尤其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发生国内冲突乃至战争的国家集中在中东和北非地区，造成了整个地区的动荡、冲突成为常态，这从地区层面为恐怖主义势力的发展甚至泛滥创造了条件，例如有的恐怖主义势力可以跨国发展和活动，在一国受到限制、打击时也可以较为容易地逃到邻国躲避。高科技的无序发展、扩散和“非理性”应用则成为恐怖分子不断借助高科技发动恐怖主义袭击的最好注解。美国等西方国家长期以来推行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及其主导下不公正、不合理、不和谐的国际旧秩序同样是“一带一路”沿线恐怖主义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土壤”之一，一些恐怖主义势力也正是打着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或反国际旧秩序的旗号存在、发展和活动的，这为恐怖主义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分散式发展、恐怖主义势力敢于公开介入一些国家内部的冲突乃至战争提供了借口和条件。此外，“一带一路”沿线不少国家存在民族分裂问题，宗教极端主义思想仍普遍存在，这也为“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恐怖主义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土壤”。
参考文献：
[1]Brynjar Lia.Globalization and the future of terrorism：patterns and predictions[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5，p.16.
[2][3]李景治，宫玉涛，等.反恐战争与世界格局的发展变化[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9.284-285，35.
[4]Michael Addison.Violent Politics:Strategies of Internal Conflict[M].Houndmills，Basingstoke，Hampshire and NewYork: Palgrave，2002，pp.17-18.
[5][英]迈克尔·克拉克.恐怖主义的转折点[EB/OL].南方网，http://www.southcn.com/news/international/gjsp/200501100646.htm.
[6][美]伊恩·莱塞，等.反新恐怖主义[M].程克雄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82.
[7]杜鹃.“基地”组织批“伊斯兰国”野心太大[EB/OL].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11/24/c_127242399.htm.
[8]Mark Juergensmeyer.Terror in the Mind of God:The Global Rise of Religious Violence[M].Berkeley，Los Angeles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3，pp.188-189.
[9]邱永峥.“东突”分子从叙交战区潜回新疆[N].环球时报，2013-07-01.
[10]邱永峥，等.叙驻华大使：至少30名“东突”分子潜入叙[N].环球时报，2013-07-02.
[11]李金良.美国广播公司：专家称孟买恐怖分子比警方更善于运用高科技[EB/OL].国际在线网，http://gb.cri.cn/18504/2008/12/15/2585s2361023.htm.
[12]美英严防植入式炸弹袭客机[EB/OL].国际在线网，http://gb.cri.cn/27824/2011/07/07/5187s3299434.htm.
[13]美媒：包裹炸弹令西方惊恐，基地正研制乳房炸弹[EB/OL].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0-11/01/c_12723818.htm.
[14]宫玉涛.国际反恐斗争须摒弃“双重标准”[J].当代世界.2008，（10）.
[15]黄子娟.美对新疆暴力恐怖事件持双重标准危及反恐合作[EB/OL].中国网http://news.china.com/domestic/945/20130502/17811097.html.
[16]Andrew Tan＆Kumar Ramakrishna eds.The New Terrorism Anatomy，Trends and Counter-Strategies[M].Singapore:Eastern University Press，2002.p.6.
[17]宫玉涛，刘元玲.当代恐怖主义概论[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0.89-1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