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经济增速降至6年来最慢，中国国有企业深化改革进入了最后规划阶段。本届政府已承诺将大力改革和巩固国有经济，解决普遍存在的效率低下和腐败问题。
铁路、核电等行业已宣布了一系列国有企业的“巨无霸”合并。从政治层面而言，合并可能比市场改革要更容易一些，但这不是正确的发展道路。作为“皇冠上的明珠”的国有企业，需要的不是变大，而是变好。
国有企业是中共过去的遗留物，但今日仍对中国经济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们仍贡献着近三分之一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并且依然能优先获得国内信贷。中央政府自身就拥有一百多家企业，主要集中在国防、石油和电力等战略行业。
这些企业已成为国际上的重要企业，在海外控制着6900亿美元的巨额资产。去年有47家央企登上《财富》(Fortune)世界500强榜单。
经过三十多年的市场化改革后，人们可能会认为中国政府的国有企业组合已与整体国有经济一起萎缩了。2003年，央企的数量为196家，现在是112家。但实际上，“消失”的央企中，除了三家以外，其他的全都是并入了其他央企。
毫不令人意外的是，根据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新出炉的一份报告，央企子公司平均数量从2003年的82家激增到2010年的191家。但政府的国有产业“大扫除”明显缺一个“垃圾桶”——对表现最差的企业进行私有化或让其破产的标准化流程。
提倡以合并方式进行改革的人认为，合并结合了国有企业的互补能力，从而提高了它们的效率和竞争力。他们以两家国有核电企业即将进行的合并为例子——国家核电(SNPTC)和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CPIC，简称中电投）将合并成一家960亿美元的企业巨头。
这一合并将把国家核电购自西屋电气(Westinghouse Electric)的先进第三代核电技术，与中电投庞大的资本资源融合到一起，形成明显的双赢局面。而更为理想的是，国家核电的董事长王炳华曾任中电投总经理，这令谈判过程及日后的行政整合更为顺利。但这类有利条件不太可能被复制，尤其对于传闻中的石油、造船和电信业的大型合并而言。
国有企业的合并产生不了中国迫切渴望的全球产业冠军，反而可能加大现有的运营效率低下问题，并制造更难解决的监管挑战。根本问题在于，决定哪些国有企业重组、以及如何重组的力量是政府，而不是市场。
中国政府应减少国企获取银行贷款的特权，并明确说明将开放哪些受保护行业，让它们去迎接更大的竞争。政府应建立一个透明的标准化流程，关停难以维系的企业，对其资产进行私有化，而不是简单地合并或为它们纾困。
如果习近平政府没有准备好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至少应该开始有针对性的改革，以改善监管和激励机制。例如，政府可以对高管在加强董事会及内部审计方面的进展进行问责。
大多数央企仅在近五年才成立董事会，许多董事会都是内部人员组成。国有企业缺乏监管其庞大业务及人员的能力，这一点从若干事实中明显可见，比如见诸报端的3600美元一顿的午餐，以及7家国内外会计师事务所最近受雇调查国企海外资产情况。
更重要的是，中国政府应重新将国企薪酬与市场表现挂钩，对那些提高了生产效率和盈利的高管进行奖励。但是，中共的精英们并没有建立这种以业绩为考核的激励机制，而是宣布计划降低企业高管薪酬，降幅最高达50%。反腐打击加上国企高管减薪或许能迎合公众情绪，但肯定不能激励亟需的绩效提升。
中国政府国企改革新计划的成功与否，取决于政府是否能将控制权交给市场力量。在政策持续瘫痪之际拒绝放开改革的缰绳，将进一步拖累中国正在放缓的经济。这也绝不仅仅是国内结构调整的狭隘问题。
政府的不作为将限制国企在海外市场的竞争力，并威胁到它们与国外政府及企业越来越多的合作伙伴关系。如果中国领导人为了利于政府控制而继续抑制市场力量，这一决定的代价将远远超过改革的成本。
注：
本文作者温迪•洛伊特尔特(Wendy Leutert)是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John L. Thornton China Center)访问研究员、美国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政府学博士学位候选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