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有一句戏言说，近代中国面对西方要依次解决三个问题：挨打、挨饿、挨骂，其实质就是战争中的军事实力乃至综合国力的崛起、解决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以及建构一套自成一体的价值体系以确立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这3个层面的议题。回溯历史，这三者自然不可能如此清晰地构成一个前后关系，有时候三者是互为渗透、彼此交错在一起的。
作为一个被儒、释、道文明长久浸润的共同体，中国在晚清以后的命运，以及在西方世界的形象，生动地写照了近代中国在寻求富强、融入世界的历史过程中的波澜起伏，骨子里所折射的恰恰是所谓近代中国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面临的“古今中西之争”。
作为异域风情的东方乐土
中国（人）在西方人心目中的形象，所反映的恰恰是东西方之间在实力、文明和话语权之间的较量。《马可·波罗游记》是西方世界第一部广为人知讲述中国的著作，书中主要描述马可·波罗1271至1295年间周游亚洲的过程，特别描写了1275至1292年间，波罗住在中国并为蒙古皇帝忽必烈汗工作的经历。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史景迁说：“在波罗公之于世的长篇故事中，中国有着仁厚的独裁统治，幅员广大，礼仪繁冗，贸易繁荣，高度都市化，商业往来独出心裁，作战方式落后。”可见，在波罗的记述中，中国是一个有着独特文明体系的政治共同体，甚至在其描述江南风物的笔触中，中国成了一个到处是丝绸、茶与瓷器等精致的生活物品的“天堂”，不亚于《圣经》里上帝应许的流淌着奶与蜜的迦南地。
明朝万历年间来到中国的意大利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在中国度过了漫长的时间，其在中国文化、语言和社会方面的造诣极深。在他写给家人和教会高层的手稿中，中国是这样一种形象：虽然名义上远在天边的皇帝是国家统治者，实质事务却是由经过考试制度拔擢的文官系统掌控，日常生活则由复杂的风俗习惯所规范，如此，社会和谐才得维持。而且，劳工大众各知其位，年轻人的婚姻均由父母妥为安排，缠足习俗使妇女安分地守在家中。此外，年轻人必须花费大量时间研读艰涩的中文，自然减少了他们变得“放荡不羁”的机会。半个世纪之后，在一个西班牙传教士闵明多的记忆中，中国是“世界上最高贵的地方，宇宙的中心点，在所有阳光得以照射、万物得以存活之处，那是最荣耀的帝国”。由此可见，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中国在西方人心目中的形象是相当积极和正面的。
明清易代之后，清朝对外开放程度逐渐收窄，欧洲工业革命和启蒙运动造就了一批强大的具有殖民主义内在动力的帝国。当英国使节马嘎尔尼觐见乾隆帝遭遇巨大的挫折之后约半个世纪，据说在英国的议会，关于对华政策的主战派与主和派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最后主战派占据上风，“十字架与剑”就成为西方强势介入中国的象征物，船坚炮利与宗教福音彼此支持，成为西方人征服中国的双刃剑。为配合这种需要，在西方公众社会中的中国形象逐渐发生翻转。这在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学者施爱东对于西方与中国形象有关的漫画和插画的出色研究中也有明确的反映，16~18世纪的欧洲人很少深入中国内地，图书插画中的中国元素，除了贯穿于整个16~19世纪的大辫子，出现频率最高的中国元素主要是汉字、佛塔、凉亭、神庙、商铺、轿子、码头、骑楼、牌坊、旗杆、龙纹、凤纹、灯笼、纸伞、对联、木船、水车、驿站、拱桥、城墙，以及纺织、节庆、婚礼、集市、抽烟、打牌、喝茶、演戏、放风筝、官员礼仪等。这些插画表现了一个宁静安乐的异域东方。
到了19世纪，大量的西方商人和冒险家开始深入中国内地，图书插画的中国元素也相应地扩增了。前两个世纪出现过的中国元素依旧会出现在19世纪的插画中，但是，从出现频率看，表现宁静安乐的元素明显偏少，出现频率最高的是颓废的鸦片烟馆、高大的北京城墙、戴枷的罪犯、路边的乞丐、衣衫褴褛的穷人、求神拜佛的男女、推着独轮车的老男人、威风八面的满大人出行、道士或和尚、女人的小脚、热闹的剃头摊、奢侈的宴饮、阴沉的街道、破落的神庙、舞龙舞狮、士兵操练、婚丧嫁娶、节庆活动、斗鸡斗鸟等场景，描绘了一个停滞、野蛮、贫穷的异域东方。
晚清中国形象的崩溃
1900年，西方的摄影技术已经非常成熟，许多摄影师尾随八国联军来到中国，拍摄了大量中国图片。在这些图片中，出现最多的是八国联军的胜利留影，以及义和团员的砍头照，其次是劫后的废墟、萧条的街道、杂乱的市场、荒芜的皇宫、贫病的百姓、惊恐的路人，以及劫后余生的教民生活等，记录了一个地狱般的东方废墟。中国在西方视野中的形象，从颟顸、愚笨、专横的“满大人”形象，逐渐向“辫子龙”转变，大量的辱华漫画、言论都是借龙说事。龙本是中国文化象征，如今却成了一个愚蠢而保守、狡诈而软弱的复合型形象。1834年，德国传教士郭士立公开声称：“龙应该被废黜，基督应该成为这个辽阔帝国上唯一受到崇拜的王。我热切地希望我们伟大的主用他万能的手将中国从撒旦的奴役中尽快解救出来。”借助这样一种宗教逻辑，西方对东方的殖民就被合理化了，西人来到中国就天然地具有了一种道德正当性和救赎激情。自然，西人对中国的影响也并非完全是负面的，西人介入中国是戴着双重面具的，既有帝国侵略者的面孔，也有文明传播者的角色。在这样一个历史进程之中，中国形象开始出现整体性的危机。对中国的蔑视，就是通过对这个共同体“物化”，以及对生活在这个共同体中的个人的“拟兽化”进行，19世纪初被西方社会广泛引述的一个观点就是：“中华帝国是一具经过防腐处理的木乃伊，包裹在丝绸当中，画着一些象形文字：其内在的实质是一个处于冬眠状态的睡鼠。”
中国进入近代是从中英之间的战争开始，天朝也是从此逐渐走向崩溃，伴随着清朝一系列对外战争的挫败，中国在西方的形象不断下跌，而在西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又通过各种渠道进入中国知识人的阅读世界，刺激起国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中国式的民族主义充满一种悲情意识和创伤体验，同时又弥漫着对汉唐盛世的回想和炎黄子孙谱系的追溯，在价值上又是以否定历史文化传统来逆向建构的，因此是一种极为复杂而极其脆弱的情感方式。最初进入中国腹地的一批传教士，将中国社会生活中的图景，用一种极为隔膜也因此极为夸张的笔触传播给西方世界，在这些人的日记、书信、回忆录乃至其创办的各种报刊中，中国人的衣食住行处处显得不合时宜，尤其乡村世界的溺婴、男性长辫、接生婆、吸鸦片、小妾制度、祖先崇拜、中医、卫生习惯、交通工具、农耕生活等各种场景触目皆是，更不用说皇宫里的太监、嫔妃等。更见轻薄并且更刻薄的，则是西方记者把士子会试的文场比作“巨大的猪圈”和领事把官员头上的顶戴比作“乌龟”，在自诩为文明人的西人看来这些无疑是“野蛮的象征”，由此而证明了中国人是“半开化的蒙昧民族”。从这些外在的表象出发，一些传教士推论中国是一个“黑暗王国”，与之相应的是中国人“品性的卑劣和灵魂的堕落”。由于中国已被西人观念中的野蛮所笼罩，因此在西人的眼里，中国很容易变成无处不野蛮和无事不野蛮。19世纪70年代美国驻上海总领事西华向华盛顿报告说：“在中国居留的洋人中间，占上风的倾向是在万国的天平上把中国人贬到很低，说他们的智能低得可怜，谴责他们的道德标准，宣称他们死气沉沉，缺乏精力。”
面对这种帝国文明的强势和贪婪，中国士大夫和读书人，最开始以固有的“夷夏之辨”来处理中国与西方的关系，也就是用固有的对待传统中国异族的经验来处理中西之争，以为这些“蛮夷”达成其目的就会回到其本国不再侵扰中国。也正因为此，当时的士大夫是很不屑与西人打交道的，在其书面和口头用语中也时常将西人贬低为“禽兽”。但随着接触的增多和了解的深入，中国读书人逐渐认知西方的制度、军事、器物都有其优势，于是在一种充满屈辱感的被动现代化过程之中，中国人试图“化西入中”，提出了中体西用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二元论等多种思想框架来试图容纳西学和西方。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让国人创深痛巨，此后从沿海到内地的读书人大都意识到回到三代之治是不可能救亡图存的，中国要振兴其在国际社会的形象，改变其“落后就要挨打”的处境，就必须“向西方寻求真理”，甚至有中国使节在英国居住一段时间之后，被其文明之风气、有序之社会、政治之规矩所震动，认为古人所念兹在兹的“三代之治”也不过如此。这个历史时期，中国在西方的形象就是一个古老而庞大的帝国，在缓慢而艰难地向现代文明国家转身。
治晚清史的学者杨国强教授曾精辟地指出中国人的这一心路与理路：“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中国人是被拖着走进发源于欧西的那个世界历史过程的。因此，与这段漫漫长路相表里的，始终是冲突和外患。然则世非大同，不能以大同世界视之，由冲突和外患唤出来的敌忾，便构成中国人身在中西交冲之间的民族心理防线。而在后来意义上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还没有被编织出来之前，当日的中国能够用来动员多数和聚合人心以支撑这种民族心理防线的，依然是古老的夷夏之辨和始终是古老的夷夏之辨。这个过程要的不是知识而是感召，因此夷夏之辨虽已入于穷境，而其声势则犹自绵绵不绝。与之相因果的，则是19世纪后60年里中国人的民族心理防线，又大半不能全脱懵懂、虚骄、自大和缺乏平等精神。然而也正因为有了这种同懵懂、虚骄、自大和缺乏平等精神剥离不开的东西，19世纪的中国人在西潮持续的冲击下久处困境而以理抗势，60年之间精神上犹存一副骨架，没有出现整体性的‘奉洋若神’和自轻自贱。”到了20世纪初年八国联军侵华以后，中国人的这副精神骨架便逐渐土崩瓦解，“尊西崇洋”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风气，中国知识人也就将西方人强加的“文明VS野蛮”框架内在化了，进而认为自身属于野蛮人、东亚病夫不断地自我矮化，或者精神胜利法式的自我安慰为有待苏醒的“东方睡狮”，因此“启蒙”、“唤醒”或者说“国民性批判”就成为清末民初最重要的主题，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传统中国的价值就弃若敝屣，西潮如滔滔江海奔流直下。
中国形象与被承认的焦虑感
民国之后，中国参与一战输出华工，为中国的国际形象加分，而二战时期，中国苦撑待变与日军的长期战争，更是让二战结束后的中国在世界上获得前所未有的尊重。中国在西方社会的形象相对更多元化，中国革命尤其是红色革命在西方世界也有着强烈的回响。1930年代后期，美国新闻记者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将中国共产革命及其领导人首次介绍给了西方读者，引起了西方人对“另一个中国”的兴趣，在其妻子海伦·斯诺的回忆录《我在中国的岁月》中更是对中国共产党人的言行和理想赞誉有加。可以说 ，西方的左翼人士一直对红色革命乃至后来的红色中国有着强烈的好感，包括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法哲学家科耶夫、语言学家罗兰·巴特等人都曾经到中国来“朝圣”，1968年法国的五月风暴，也与中国“文化大革命”有着情感上的共振。当然与此平行是英美自由主义人士，对红色中国的隔离、批评和妖魔化，这是冷战格局下的意识形态反应。一直到尼克松访华、中美建交、邓小平访美等一系列重大外交事件后，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世界才开始重新认知中国，自然，这有着一个漫长的过程。
时至今日，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主要与西方）仍旧是弥漫在中国政府和社会的最敏感的神经末梢。一方面，历久弥新的中国渴望着被西方世界承认、接纳甚至鼓励，因此会主动呈现出开放、好客、包容的姿态，这是一种“承认的焦虑感”；另一方面，中国的核心价值观与西方普世价值观、中国与西方世界的核心利益，在一个全球化的格局之中时常发生摩擦甚至冲突，每当此时，近代以来的受辱、晦暗、执拗、苦涩的历史记忆就会强烈地发酵，激荡起朝野之间的一种激烈的反西方尤其是反美国情绪，恨不得一下子将西方价值观念从中国社会完全清除出去。这里显然有着一个对中国的本质主义想象，也就是预设了一个能够不被西方污染的纯真的中国。揆诸近代中国寻求富强追寻进步的历程，西方显然已经内化到中国这个本体之中，古今中西交缠一体难分彼此，因此，一些过分强调中西价值观念极端对立或者发泄肤浅民族主义情绪的反西方言论，往往在效果上适得其反，进而强化了中国在某些西方国家和公民心目中的负面形象，也会导致抱持开放、多元而拥抱世界心态的国人的反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