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问题一直是“两会”上的热点。在今年的中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公立医院市场化操作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医改”目前进入“溺水区”。要缓和医患关系，将＂医改＂贯彻到底，首先就要提高医护人员的待遇，实现公立医院的公益性。
现在，医疗行业可以说已经市场化了，但医生的劳动却未市场化。医生价值没有得到市场化的体现，而体系内的定价方面，长期以来，出于对知识的轻视，中国的诊疗费严重偏低，医护群体的劳动价值被严重压低，令人叹息且愤怒。
目前全国城镇公立医院的医务人员年均收入约为6.3万元，大概相当于社会平均工资的1.12倍。而国外医生大都属于高收入阶层，英国的医务人员收入是当地社会平均工资水平的3-5倍；我国香港地区医护人员的收入则达到平均收入的5-8倍，医生的收入甚至已达到9倍多。医生专业特殊，不但人命关天，学习时间与工作强度都很大，高收入是合理的。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指出，要根据医疗的工作特点，合理提高医务人员薪酬，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不过，另一个问题，公立医院的公益性，到底该怎么实现？是通过国家提高医务人员的工资，还是把他们的劳动放到市场中去？
实际上，医院的公益性与一个国家的医疗的公益性，还是有差别的，这就如同，粮食的公益性与种粮企业的公益性是不同的。这两者之间的差别在于，一个是国家在市场上购买粮食分给国民，一个是国家直接给农民发工资，让他们种粮，然后粮食免费分给公民。
后者，其实中国也搞过，改革开放之前的医疗体系就是公益性的，效果并不好。中国之前的公益医疗体系有经济水平低下的原因，但即使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医院的公益性与效率性的矛盾，也是无法解决的难题。公益的、免费的医疗的供给体制，必然充满着强制转诊、床位不足、免费指标寻租、排队、腐败等匮乏与质量方面的问题。
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是国家搞医疗公益的典型例子。NHS创立于1948年，是英国福利制度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个系统的宗旨是：政府通过财政拨款，提供80%的经费，向全体国民提供基本免费的医疗服务。2012—2013财年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的年预算为1080亿英镑（约合1.08万亿人民币），约占英国GDP的9.4%。 和所有强调“公平”和“免费”的体系一样，这个系统长期受效率问题困扰，比如看病、手术需长时间等候。每四位病人中就有一人预约后需要等待一个星期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见到医生。今年有个数据，英国有多达64.7万名患者在急诊室苦等床位，从医生判断患者应该入院到患者获得病床，最长可能要耗费12个小时，这还是急诊的情况，一般门诊情况显然更糟。
更重要的是，效率低下甚至已威胁到公平与正义。根据英国政府的调查报告披露，隶属该系统的斯塔福德郡医院，在2005年到2009年间，因过分削减开支，罔顾住院病人基本护理标准，导致约1200名患者得不到及时治疗而死亡。许多患者被开错药，受虐待，喝不上水，只能喝花瓶里的脏水。出现这个状况的并非独此一家，目前，已有14家医院卷入了这次丑闻，其中的不必要死亡病例数量或已上万。英国首相卡梅伦称：“国家医疗体系存在大范围失职，这不仅是医院自身的问题，而是整个医保系统的弊端，包括其监管机构卫生部。这已不是错误，而是十足的恶行。”
某种程度上，这个系统追求公益性，不但失去了效率，甚至威胁到公平与正义本身。所以，现在社会福利机制的趋势，更倾向国家在市场购买服务，以满足公众的福利需求。 在国家通过市场购买医疗服务的模式中，医院、医生可以保持积极性，通过劳动在市场换取合理的报酬。国家通过给公民提供更高比例高额度的报销，来承担公民医疗费用，实质上就是代公民购买医疗服务。此次“两会”上，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指出要提高基本医疗经费，提高重病补助。
医疗市场化与政府增加医疗公共开支，健全医疗保险，为人民购买医疗服务并不矛盾。医疗行业的市场竞争，反而能提高公共开支的效率。在这一过程中，最关键之处在于消费者具有更大的选择权，而消费者的选择正是市场的基石。
当然，必须正视的是，所谓消费者在市场中的选择，并不容易实现。 从中医的望闻切问、因人施治、对症下药到西医的B超、CT检查、血液检测、诊断、会诊、治疗方案选择，字面意义背后，都暗含着“信息”两个字。所以，从信息的角度来看，医生的职责就是利用自己掌握的信息，借助现代科技，帮助患者发掘信息，理解信息，判断信息，并做出正确的选择。从这个角度，医疗行业的本质，其实是信息服务业。
在每一桩具体的医疗服务中，医生和患者的信息都是不对称的。医生天然具有信息优势，掌握更多信息，而患者处于一个信息不透明的状态。另一方面，虽然技术不断发展，但科技水平仍有局限，因而医疗信息通常都存在模糊性，在一些前沿诊治中，更是如此。这就使得纯粹的市场化中，患者处于相当不利的地位，无法选择。所以，国家购买医疗服务的模式中，相应的监管就非常重要，而与医疗服务一样，政府很难做到专业性监管，通过市场购买监管服务，仍然是最好的办法。
为了激励这种监管，必然把监管放在公民医疗费用的对立面，也即商业医疗保险公司模式。与此同时，为了抑制商业公司减少保费支付的动机，也必须把它们放入市场竞争中，即许多商业医疗保险公司彼此竞争。这个时候，公民所需要做出的选择就变得相对简单——在保险公司多样化的激烈竞争中，选一家适合自己的保险公司即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