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问题一直困扰着中日关系，可以说是中日关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双方没有就历史认识问题达成充分共识，阻碍了中日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对中日之间的战争认识问题上达成更多共识，对未来中日关系的发展是不可或缺的。”3月9日，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王缉思教授在一场媒体见面会上如是说。
当日，在北大召开了由国际战略研究院与日本最大财团笹川和平财团联合举办的“历史认识与中日关系的未来：有识之士的对话”第一次北京联席会议，启动了预期5年的“历史认识与中日关系的未来”的共同研究项目。
为此，北大国际战略研究院与笹川和平财团组织了专家委员会，由两国资深外交家、历史学家、国际关系学者、媒体人士等各个领域的有识之士组成。专家均以民间身份参与研究，发表成果。此次两国专家委员会联席会议为双方专家第一次正式会面。
拓宽视野，深化研究
在联席会议后的媒体见面会上，王缉思提到此前中日双方就历史认识问题举行过多次研讨，也有共同的研究报告出版。
“今天为什么还要就历史问题进行研讨活动？因为我们觉得过去的共识还有进一步拓展的必要。我们还可以就中日为什么会发生战争的广阔的历史背景，两个国家国内的政治背景进行进一步的探讨。”王缉思说。
筑波大学名誉教授、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文书》编纂委员长、内阁府亚洲历史资料中心主任波多野澄雄认为，虽然现在对中日战争的研究有了很大的进展，但对中日两国当时所处的国际背景的讨论还不够充分。对战争爆发的原因，比如经济方面的原因、媒体的作用、舆论的影响，这些方面的因素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波多野澄雄说，参与之前的中日历史共同研究的主要是军事、政治、外交史领域的专家，而这次的研究有更多领域的专家参与，我们可以在更开放的视野中去讨论这些问题。
原中国驻法国大使吴建民则表示，这次的研究视野更为开阔，“把中日战争放在当时的国际大背景下，可能看得更加清楚一点。以史为鉴，我们会得到对未来的一些启示。眼光拉长远一点，我是很赞成的。”
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章百家教授也说：“这个项目某种意义上是此前已经开始的中日共同历史研究项目的延续。”这次的研究“希望不仅仅局限于战争本身，而是从更宽阔的角度来吸取历史的教训。”
中日关系在什么情况下可以搞好？
当被问及共同研究的目的是什么时，原日本驻中国大使宫本雄二说，中日双方在历史问题的认识上完全统一是不可能的，但可以尽可能地在大的问题上接近。学者们在会上都谈到，双方通过不断地交流，彼此的差距正日渐缩小。希望学者之间意见的接近在未来能形成研究成果，向社会发表，使我们在认识过去的基础上，思考如何构筑中日关系的未来。
章百家则表示，希望此次的研究成果最后能达成相对一致的表述。“这可能比较困难，双方在某些问题上的认识有一定的差距。但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有些最基本的问题双方的认识是一致的，比如中日战争，日方是侵略的一方，中国是受侵略的一方。”
章百家还说，这次研究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就是希望中日关系能够逐渐摆脱历史上的这场战争的影响。”也希望从中日关系几次反复的历史经验中总结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来看一下，中日关系在什么情况下可以搞得好，要注意哪些问题，以避免双方的对抗。”
吴建民还提到青年在中日关系发展中的作用。他认为目前中日两国青年之间的交往比较多，不断增加的赴日旅游者中有相当部分也是青年。习近平主席也说过，中日两国人民要多来往。在交往中的切身体会或许能改变原有的一些看法和认识。“我们这次研究中也有比较年轻的学者，吸纳他们参加，就是要面向未来。”
面向公众，扩大影响
当澎湃新闻问及如何使此次共同研究的成果广为公众所了解时，王缉思表示可以考虑更多样化的形式，比如通过电视、视频，或借助新媒体来公布、宣传研究成果。
王缉思表示，中日两国的政府对塑造公众舆论也很有影响。从中国领导人在中日关系不同阶段的谈话中，我们可以发现其中的连续性，也可以看到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尽相同的说法。把这些谈话“向公众做一点公布”，使大家了解到“对历史问题的认识是有时代、历史的背景的，这对于我们今天了解中日关系的现状很有益处。”
对于中日战争发生的历史背景，王缉思则认为双方公众了解的都不多，看到的更多的是这场战争的过程。而这场战争的历史背景“是我们这个项目需要让公众了解更多的。”
章百家则表示，为广大没有亲身经历过那场战争的年轻人提供更准确和更丰富的知识，以便他们做出自己的判断，是作为历史学家的重要责任。
笹川和平财团会长羽生次郎说，这次研究成果公布的对象不仅包括政府和相关人员，也包括一般民众，因此应该有一个简明扼要的版本，以便成果能为更多人所知。
波多野也提到此前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成果被利用的很少，未受到很大关注。对于如何扩大研究成果的影响，多名与会专家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教科书。
吴建民以欧洲为例说道：“从欧洲情况来看，他们的历史研究达成的共识是写进教科书的”，对于将来“中日双方确实达成的共识”可以建议政府写入教科书。
章百家提到，目前已经开始出版中日韩共同历史研究的教科书，“里面基本是三国都能承认的共识，把最大的一致的地方写出来”。未来中日两国学者共同编写一本表述双方共识的教科书也是可以考虑的。
王缉思则谈到他任职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时的经历，当时有关专家向教育部提议修改对“罗斯福新政”的表述，“后来就改了，这个事情不是不能做，但首先要把历史事实讲清楚，比如说现在的教科书里哪些地方是准确的，是否有哪些地方是不那么准确的，那么我们才可能做下一步的事情”，当然，“我们的教科书还是要经过国家最后的审定的”，王缉思最后表示。
“笹川和平财团”设立于1986年，目前总资产1400亿日元，旗下的“笹川日中友好基金”是最大规模的中日民间交流基金，设立25年以来一直致力于在多个领域促进中日友好交流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