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韩构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长足的发展。在官方外交领域，两国高层互访频繁，习近平主席和朴槿惠总统的互动更是超过中韩历届首脑。
与之相伴随的是，在公共外交领域，双方决定深化合作，各种形式的相关活动更是层出不穷。
然而，与实践层面的如火如荼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有关两国公共外交在学术层面的研究仍相对滞后，跟不上形势需要。其中，中国更有必要系统总结对韩公共外交，以更好地促进中韩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
一、对韩公共外交的价值
中韩所处的东北亚是当今世界形势最为复杂的地区之一：安全上的脆弱、经济上的繁荣与文化上的隔阂紧密交织在一起而这一切又都围绕着亚欧大陆的“边缘地带”朝鲜半岛。
这就决定了中国的对韩外交必须超越两国关系本身和传统官方外交的范畴，从东北亚乃至亚太地区整体格局的高度出发，综合运用多种外交手段推动中韩关系稳步前进。其中，中国对韩公共外交具有重大价值。
首先，对韩公共外交有助于保证朝鲜半岛的安全与稳定。美国主导的美韩、美日联盟体系无法带来朝鲜半岛的安宁。
对于美国而言，该同盟体系首先要实现的是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即应对中国崛起对东亚未来安全秩序影响的不确定性，而朝核问题是否可控以及朝韩之间是否会发生战争并不是它最为关心的内容。
甚至，为了强化自己在东亚的军事存在，适度挑起朝核争端以迫使韩日等国在安全上更加依赖自己，在美国看来同样不失为一个好的政策选项。这一切都注定了该联盟体系只能保障美日、美韩和日韩相互之间的海上安全，而不能避免它们与该地区其他大陆国家的潜在冲突。
在这种情况下，安全上没有得到保证的朝鲜，自然会谋求拥核以实现“绝对”安全，朝核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六方会谈”屡屡失败的根源也在于此。
可以说，正是美国对其自身安全利益最大化的设计，造就了有关国家在朝鲜半岛问题的解决上缺乏“信任”，也令朝鲜半岛乃至整个东北亚的安全形势走向死局。对此，中韩两国反复强调，应通过加强互信实现半岛和平。
朴槿惠政府更是积极推行“信任外交”，旨在通过朝鲜半岛利益相关国家的多边安全合作从根本上解决半岛安全问题。
但是，仅仅指望通过官方之间的“信任”远远不足以达成这个目标，因为更深层次的不信任来自各国社会之中。
仅就中韩而言，这在处理“东北工程”、“天安舰”与“脱北者”等事件时，韩国社会对中国所爆发的负面情绪表现得淋漓尽致。
凡此种种都决定了中国在开展对韩外交时，必须通过公共外交手段培育韩国社会对中国信任的土壤，然后以此为基础在整个东北亚地区塑造互信的氛围，让各国民间的互信成为维护朝鲜半岛和平与稳定的坚实力量。
惟有如此，才能够避免韩国上下乃至外界对中国朝鲜半岛政策的负面解读，并得到他们的理解与配合，从而有助于从根本上解决朝鲜半岛的安全困境。
其次，对韩公共外交有助于推动两国经济的繁荣与发展。伴随着中韩经贸关系的日益密切，两国之间的人员往来也呈现出井喷的态势。中韩双向旅游人次已从1992年建交之初的不足20万突破至2014年的1031万。
其中，“2015年前11个月，韩国旅华人数410万，同比增长7.3%”，2015年中国赴韩旅游总人数也预计有611万，“为韩国贡献了1.6%的GDP”。
如此大规模的人员交流如果能够得到有效引导与管理，必定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之间的感情纽带，增进彼此社会的友好联系，从而为两国经贸关系的深入发展打下坚实基础。而这仅仅依靠官方外交渠道是无法做到的，只有通过以官方主导，吸引企业、媒体和民间组织多方参与对韩交往的公共外交形式，才有可能使之变成现实。
尤其需要强调的是，在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韩国方面认为该倡议与朴槿惠政府的“欧亚倡议”存在契合之处，希望它能够从海上向北延伸，与韩国对接。
然而，韩国仍有人士对“一带一路”心有疑虑，不但不理解“一带一路”的发展模式、理念与创新思维还担心它对韩国的部分产业形成冲击。此外，许多韩国企业虽然对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兴趣浓厚，却不知道从何处着手。
对此，中国必须大力开展对韩公共外交，通过智库交流、教育往来与文化互动等丰富多彩的形式，对韩国上下讲清楚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让韩国社会认识到“一带一路”对自己机遇大于挑战，并切实帮助韩国企业找到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具体路径。
只有这样，才能够调动整个韩国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积极性，从而推动两国经济合作在更大空间迈上新台阶。最后，对韩公共外交有助于实现中韩两国文化的和合共生。
经济上靠拢中国，安全上却依赖美国，韩国这种外交背后有着深刻的文化渊源，2003年以来韩国社会对华认知的强烈波动也与此相关。
虽然同在儒家文化圈内，但无论是在现实还是在价值观层面，韩国与中国大陆的文化都相距甚远。就原因而言，两个因素不得不提。
其一，“边缘地带”和半岛地理结构决定了韩国倾向于根据周边地区实力结构的变化选择依附大陆或者海洋大国，或是在二者之间走平衡路线，且极易滋生过分自信与极度自卑的心理和带有强烈危机意识的急躁情绪；其二，韩国的现代化进程早于中国，西方价值观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韩国较早地将东西文化相融合、创造出了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对中国有着强烈的文化优越感。
这两大因素混合在一起，造成韩国社会对中国出现极为复杂的情感形态：既看好中国发展的前景，希望搭上中国和平崛起的便车，又对中国的发展是否会威胁到自己心存疑虑，指望外来者平衡中国的影响；既以自身文化先进的眼光俯视中国，对双方社会意识形态差异持有偏见，又对中国的超常发展难以适应，心存失落。
而一旦中国在某件事上的行为与自己的心理预期或者要求不相符合，韩国社会就极易产生暴躁心理，对中国横加指责，并且这种负面情绪持久难消。
这决定了中国在开展对韩外交时，必须将化解两国文化隔阂放在重要位置，既要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认识与理解，更要在他们之间培育命运共同体意识，真正为两国关系的发展打下坚实的社会基础。
官方外交在应对这种问题时，无疑力不从心。只有加强相应的公共外交，以长远眼光对韩国社会输入和合共生的理念，帮助韩国民众用理性态度看待中国，进而从根本上破解中韩社会“近却难亲”的问题，才能够保证两国人民心意相通，共同应对东北亚的风险与挑战，共同推动朝鲜半岛走向稳定与繁荣。
二、对韩公共外交发展特征
中韩两国友好交往历史悠久，文化交流也源远流长，但是双方正式开展现代意义上的公共外交还是在1992年两国正式建交以后。
20多年来，伴随着中韩“两国双边关系在各领域实现跨越式发展”，并朝着“充实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目标切实向前迈进”，中国对韩国的公共外交工作也有声有色，组织体系较为完善，传播体系迅速发展，品牌项目也非常之多，并呈现出三大特征。
第一，两国高层领导的高度良性互动是中国对韩公共外交发展的强大动力。虽然诸多国家在交往中都有着要重视公共外交方面的内容，但是很少有国家能像中韩两国高层一样达成高度良性互动，这从根本上保证了中国对韩公共外交的发展有着强大动力。
以下仅以韩国朴槿惠总统两次访华和习近平主席一次访韩的经历为例说明。2013年6月27日，韩国总统朴槿惠开启就任后首次的访华之旅，她受到了中国“史上最高规格礼遇”接待。
6月29日，她在清华大学的演讲中首次提出“韩国梦”这一概念，并强调“中国梦与韩国梦是结为一体的”，“韩国与中国和谐相处，一定会有光明的未来”。也正是在她访华期间，发展“公共外交”正式成为两国共识《中韩面向未来联合声明》和《充实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行动计划》均将之纳为两国充实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重要手段，并制定了诸多配套措施以保障其落实。习近平主席同样重视躬身亲为对韩国的公共外交活动。2014年7月3日，习主席于访韩前夕，在韩国主要报纸发表署名文章，称赞“中韩关系发展速度之快、领域之广、影响之深，为国际社会树立了国家关系发展的典范”，表示自己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与“韩国各界朋友广泛接触”“给两国关系发展注入新动力”。
访韩期间，他在国立首尔大学发表演讲，强调两国人民的友谊“血浓于水”鼓励两国人民“更多分享喜悦、更多分担困难、更好书写友谊地久天长的新诗篇”。活动产生了强烈反响，署名文章轰动韩国，演讲也赢得了30多次掌声。最终，在韩国政府的配合下，习主席的访问活动在韩国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从当地舆论将“中国梦”、“韩国梦”变成热词和视习主席的这次访问为“两国关系史上新的里程碑”就可以看出。
2015年9月，朴槿惠总统开启中国阅兵之行，参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大会。3日，纪念大会开始前，当各国元首一起走向天安门城楼时，她走在习近平左侧。在天安门城楼上，她又站在习主席右侧第二个位置观看纪念活动。这些都足以看出中方对于韩国的高度礼遇。
朴槿惠总统的这次活动再次获得韩国社会肯定，韩媒体称之为“一个历史性的场面”，她的民众支持率也一度升至新高。从以上案例可以看出，正是韩国方面在公共外交合作这一议题上持积极态度，中国对韩公共外交才有了进一步发展的广阔空间。而也正是双方在公共外交上“投之以桃、报之以李”的相互正能量反馈，中国对韩公共外交的各项工作才能够顺利推行、不断前进。
第二，人文交流是中国对韩公共外交的主要纽带。早在2006年，胡锦涛主席就将中韩人文交流视为两国关系中的亮点。
2007年，在中韩建交十五周年之际，他向韩国在中国举办的“动感韩国”这一重要文化交流活动发出贺信祝贺其为纪念两国建交增添了光彩2008年，他更是明确要求与韩国扩大人文交流，巩固两国友好的基础。
在中韩新一届领导有关发展两国公共外交的议程中，人文交流受到进一步重视，甚至多次被单独强调。
2013年6月，两国元首为了加强这方面的合作，决定成立“中韩人文交流共同委员会”这一政府间协调机构来指导执行相关工作。11月19日，该委员会正式成立，它在两国公共外交发展历程中可以说是扮演了里程碑的角色。
2014年7月，习主席访韩期间，两国元首“商定共同努力将中韩人文交流共同委员会机制打造成为加强两国人文纽带的重要平台”，并对外发布了该委员会当年的交流合作项目名录。
2015年，两国人文交流合作名录从2014年的19项迅速攀升至50项。在两国高层的共同重视与强力推动下，中国对韩人文交流发展顺利。
从内容看，它涵盖了青少年、政府互换奖学金、学术、人文、历史、音乐和艺术等诸多领域，非常务实;从参与的层次看，可以说上至中央部门、下至地方政府乃至诸多民间组织都积极参与其中，氛围热烈;从成效看，近年来双方之间的互动呈现出良性循环的有利态势，均对打造“人文共同体”的前景感到乐观。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在中国对韩人文交流活动中，青少年这一特殊群体受到了异常重视。中国方面意识到，中韩关系的明天，根基在民众希望在青年。目前，两国在这方面有稳定的交流与青年领导者论坛项目。
2015年11月2日，中韩两国总理共同出席了首届中韩青年领导者论坛。在会上，李克强总理特别强调，“青年交流是中韩人文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代表着两国关系的未来”，希望两国青年“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新活力，携手迈向崭新未来”。
第三，中国与互联网相关的企业、精英和主流媒体成为对韩公共外交的突出舞台。在对韩公共外交的过程中，尽管高校、智库与民间组织等诸多载体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就社会影响而言，中国与互联网相关的企业及其精英在对韩公共外交中的作用显得最为突出。他们在韩国的诸多活动不乏商业利益的考量，但其所产生的公共外交效应不容低估。
习近平主席2014年7月的访韩之行，带去了250多人的经济使团。就质量和规模而言，该使团达到了历史之最。
其中包括华为总裁任正非、百度董事长李彦宏和阿里巴巴董事会主席马云，他们的企业都在对韩公共外交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比如，华为公司在韩国开拓市场已有十余年。作为中国高端制造业的代表，华为“在进军韩国市场的过程中，时刻注意履行社会责任，尊重当地文化习惯”，改变了韩国许多人对于“中国制造”低端印象的负面认识，也翻开了“中国科技服务世界的新篇章”。
而这些企业的领导者本人在韩国工商界乃至社会的巨大影响也显而易见。这从2014年7月4日李彦宏作为唯一的中国互联网企业代表在中韩经贸合作论坛发表演讲前后所受到的欢迎，以及次年5月马云再次访韩时，在媒体和社会所受到的追捧，都可以得到验证。
此外，中国的主流互联网媒体在日常生活中对于在韩国传播中国声音、促进两国人民互相了解方面的作用无可替代。
目前，人民网、新华网、央视网、中国经济网和《人民画报》网等中国主流媒体纷纷开通了韩语网站。其中，人民网于2011年在首尔设立全资子公司，主营人民网韩文版与韩国频道这两大网站。
它在向韩国全方位介绍中国的同时，也广泛与韩国媒体、企业及地方政府合作，积极促进两国人民之间的交流。
目前，它还开通了韩文版的微博和微信，希望利用各种新媒体，发挥自己在促进两国人民友好方面的积极作用。这种在境外以企业化的方式运行网络媒体开展公共外交的方式值得关注和借鉴。
三、问题与挑战
经过两国的共同努力自2010年开始，韩国民众开始逐渐改变由于2003年“东北工程”和“高句丽历史之争”事件所导致的对华负面认知。
皮尤的数据表明，2015年，61%的韩国人对中国抱有好感态度，而在2010年该数据为38%。
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当前韩国社会对中国的积极认知还远远没有达到双方关系发展所需要的程度，甚至比2002年还低5个百分点。
这说明中国对韩公共外交依旧任重而道远。下文将从公共外交的实施战线和操作形态这两个视角，探讨当前对韩公共外交存在的问题和挑战。
从实施战线的角度看，公共外交可分为合作性公共外交、竞争性公共外交以及对抗性和冲突性公共外交。所谓合作性公共外交，是指有关行为体在某些重大一致利益的议题上，比如发展民主政治、改善政府治理、保障民生和维护社会稳定等，进行良性互动与协调，谋求共同利益最大化的公共外交行为。所谓竞争性公共外交，是指它们在竞争性利益的议题上，比如意识形态差异、贸易投资相对受益、安全关注不同和领土领海纠纷等，进行争夺话语权、谋求自身合理利益最大化的公共外交行为。
对抗性和冲突性公共外交则是竞争性公共外交走向极端和异化的表现此时，有关公共外交的各方不再关注共同利益和相对获益，只谋求自己单方利益与绝对利益的实现。就中国对韩公共外交而言，合作性公共外交领域虽然总体走势良好，但是对韩公共外交社会基础与文化交流方式上的问题需要重视。
首先，中国民众对韩国的好感度较低，皮尤在2015年的调查数据仅为47%。这与部分中国人存有自高自大的文化优越感，用附属国的陈旧眼光看待韩国，对其抱有不切实际的期待，以及部分中国媒体对韩国的负面炒作密不可分。比如，在中国国内屡屡引起舆论炒作的韩国将中国传统文化遗产据为己有的“申遗”事件，事后被证明要么是曲解，要么是凭空捏造。
其次，韩国民众对中国也存在不少错误认知，意识形态的分歧、朝贡体制的回忆与中国影响力的迅速扩大仍旧使诸多韩国人感到不适应。韩国峨山政策研究院2013年的民调显示，有18%的韩国人认为中国是一个威胁(高出日本4个百分点)，“是仅次于朝鲜的令人感到威胁的国家”。
再次，留学生这一特殊群体在中国对韩公共外交中没有受到足够重视。目前中韩互为最大留学生来源国。其中，2014年韩国在华留学人数已经超过6.4万人;2015年中国在韩国的留学生也已接近6万人。
虽然在对韩公共外交过程中，中国重视青少年群体的作用，组织了大量两国青年互访活动，但对留学生这一天然能在公共外交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群体却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其结果就是，“在中韩民间感情出现摩擦时，本应是两国友好关系主导力量的两国留学生”，却“成了负面情绪最为激烈的人群”。
最后，中国对韩公共外交的文化交流方式跟不上形势需要。一方面，文化服务于经济合作的色彩还是过于浓厚，其自身特性和发展规律没有得到重视，如“韩流”在中国已经流行很久，中国却没有相应的文化产品在韩国广泛传播。
另一方面，中国在一定程度上过于重视表达自己，让对方理解自己，对区域共同文化的建构存在不足。
事实上，中韩两国共享诸多东北亚区域特色的历史与文化，只是它在近代被按照西方的标准切割成“碎片”并归属于不同的国家而已。
再者，大国的迅速崛起使得中国崛起的文明担当也受到了越来越多重视，此时如果仅仅注意自己这个主体，只强调中华文明的复兴，而不从新的高度建构可与他国共享的新型文化，中国的发展必将难以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这对周边国家而言尤其如此，韩国也不例外。
与此同时，竞争性、对抗性和冲突性公共外交领域的挑战不可小视。美日是影响中国对韩国公共外交成效的重要外在变量。韩国政府视美韩同盟为自己外交战略的基石，韩国社会对美国的好感也比较强。
2010年以来，韩国人对美国的好感度一直保持在80%左右。在美国看来，美韩同盟和美日同盟是自己在东北亚安全问题上制衡中国的两大战略支点，但相对于日本，韩国却不能让美放心。
尽管自2009年以来美韩同盟一直呈现强化趋势，然而韩国政府在安全议题上并不那么认可美国的“中国威胁论”，而是奉行对华“信任外交”，坚持不挑衅、不冒犯中国的行为，这并不符合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初衷。韩日关系则自2012年以来一直处于紧张状态，美国希望日本扩大军事实力，以为自己的全球战略服务，而韩国却对此疑虑重重，这当然也限制着美国在东北亚军事战略行动的空间。
2015年，朴槿惠是美国亚洲盟友中唯一参加中国“9·3阅兵”的总统，这无疑又让美国感到失望。日本甚至因此怀疑中韩正结成反日伙伴，韩国已经完全拥抱中国，被纳入中国的战略轨道。在经济议题上，韩国不顾奥马巴政府的反对加入亚投行同样损害着美国的亚太“再平衡”计划。
在此背景下，美日联手破坏中韩友好合作的可能性与力度会加大，尤其是美国有可能会直接在前台对韩进行游说和施压。
目前已经有美国学者在利用“在地区乃至全球公共外交领域中扮演‘领导者’角色”这一诱饵，煽动韩国以文化自由、政治自由以及本国公民对YouTube等新媒体的自由参与等议题来攻击中国，限制中国的影响力。
就内在变量而言，中国必须注意韩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2003年，正是由于“东北工程”和“高句丽历史问题”，中国在韩国人心目中的国际形象一落千丈，至今尚未能恢复。
目前，中韩之间仍存在包括苏岩礁在内的领海争议，其争议面积比中日之间的16万平方公里还要大出2万多平方公里。虽然两国政府正本着公平合理的原则在友好协商这个问题，但是，鉴于仍有78%的韩国人在领土问题上对中国感到担忧的现实，如果在舆论引导上出现差错，极有可能对中国在韩国的形象再次造成严重冲击。
从操作形态的角度看，公共外交可分为常态公共外交和危机公共外交。与常态公共外交不同，危机公共外交是指国际行为体在已经或者可能即将处于危机状态的情况下，通过应急性公共外交，树立正面形象，塑造国际话语权，以化解对其不利影响，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
二者在具体目标、实施过程和操作结果等方面有着明显差异。在常态公共外交与危机公共外交领域，朝鲜半岛的安全态势是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
这个问题可以分为四个层面。首先，朝鲜在核问题上的反反复复，使美日有了足够借口来制造地区紧张局势，并指责正是中国的放纵才导致了朝核问题失控。对此，尽管中国进行了大量斡旋调解工作，并主动发起“六方会谈”，但收效甚微。
由此，中国解决这一问题的政策、能力乃至意愿在某些国际舆论中受到负面评价，该问题能否以和平协商方式解决的前景也让国际社会感到担忧。
舆论上对中美“合作解决”朝核问题的持续讨论则给朝鲜以强烈的负面心理暗示，使中国对朝鲜的影响力受到干扰。
其次，朝韩之间经常发生擦枪走火事件，直接导致两国的军事准备升级和朝鲜半岛的安全形势恶化。而每当类似事件发生时，在美国明确表示支持韩国的情况下，中方态度又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但中国面临着两难选择，舆论上稍有不慎都会给自己造成困境。比如，在“天安舰”、延坪岛事件发生后，尽管中国做了大量工作，但解释公关没有跟上，导致韩国上下诸多舆论还是认为中国在这两件事上采取了庇护朝鲜的不负责任态度，“根本没有将韩国视为战略伙伴”。
第三，在朝鲜半岛统一问题上无论是韩国政府还是民众都对中国的态度非常关切。朴槿惠政府更是实质性地准备在朝鲜“崩溃”的情况下实现南北方统一，同时，韩国内部强调凭借自身优势实现“急速统一”的暗流也在涌动。
在此过程中，中国的态度无疑十分重要。韩国和美国舆论都担心中国是否会采用军事介入的办法来干预朝鲜半岛危机,以及中美在朝鲜半岛再次冲突的可能性。此外，即便是朝鲜半岛完成了统一，也还有60%的韩国国民认为，“未来韩国统一后面临的外部威胁中中国排在第一位”。
第四，归根结底，中国对朝鲜的“支持”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对手借口炒作金正恩政权独裁、侵犯人权和朝鲜建设失败等议题来影射攻击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意图也是昭然若揭。在这一问题上，中国基本保持了沉默，舆论上难以取得主动。
进入2016年初，随着朝鲜试爆氢弹并发射火箭，半岛局势再次走向紧张，中韩关系也又一次走到微妙的关口。
一方面，韩国要求中国能在“制裁”朝鲜方面发挥作用，防止朝鲜继续进行核试验和半岛安全局势恶化；另一方面，韩国试图联合美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又直接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安全利益。对此，中国虽然公开声明坚决反对朝鲜进行核试验，但在“制裁”的问题上，却再次面临着对舆论发出抛弃朝鲜或者敷衍韩国这两个极端信号的风险。
与此同时，中国社会在反对部署“萨德”系统的舆论上，多是强调该系统在抵消中国核反击能力层面的作用，对韩国的安全关切谈论比较少，这自然也难以在韩民众中产生认同，有韩国媒体就对此认为中国“无视韩国安保主权”。
四、深化对韩公共外交的基本思路
鉴于对韩公共外交的价值中国必须在总结既有成就、问题与挑战的基础上，认真设计好对韩公共外交的基本思路。
在发展对韩关系上，习近平主席明确提出中韩要做“实现共同发展的伙伴、致力地区和平的伙伴、携手振兴亚洲的伙伴、促进世界繁荣的伙伴”。
中国对韩公共外交也应明确围绕这个要求，除了完善既有组织体系、传播体系并继续打造更多品牌项目之外应在以下对韩公共外交思路方面谋求新的突破。
第一，夯实对韩公共外交的社会基础，升级对韩公共外交的文化交流方式。在国家内部，必须要引导民众养成健康的大国心态，既不妄自菲薄，也不盲目自大。
在对待韩国民众时尤其要注意平等地与其打交道，尊重他们的民族自尊心，正确看待他们在国家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切不可急于求成地对他们提出超过其历史发展实际的要求。
要多向韩国民众介绍现代中国和亚洲中国的身份，重视宣传“中国梦”与“韩国梦”相通与相融的部分，注意多在日常沟通与交往中让他们理解中国和平发展的诉求，认同中国对亚洲命运共同体的追求，从而在根本上消除他们对中国发展的焦虑。
同时，要管理好国内媒体，要求其按照新闻职业精神客观报道韩国，多宣传两国关系的正能量，不盲目炒作甚至捏造“事实”来影响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
在留学生群体的管理上，中国应对韩国在华留学生和中国在韩留学生进行必要的两国国情教育，并采取切实措施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当地社会，使之在与周边民众的日常交往中学会理解和尊重两国的文化传统与现代身份，以长远的眼光看待两国利益的融合与纷争，成为传播两国友谊的生力军。
在文化交流方式上，应按照文化自身的属性与传播规律，并结合韩国民众的文化偏好、中韩两国的共同历史传统与共享价值，有针对性地打造一批能够引起两国社会情感共鸣的优秀作品。
同时，既要注意表达好自己，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阐述好中国特色，也要注意学习借鉴韩国优秀的价值与文化，并努力从新的高度建构东亚诸多国家都能共享的新区域文化。
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韩国同样是中国了解自身传统文化与西方文明的重要窗口，中国应该努力从中发现有助于中华文明与西方文化有效对接与融合的方式，从而为自己“塑造包容历史、包容西方的全新文明，为世界探索超越西方的发展模式与文明形态”，寻找到一条相对便捷的途径。
第二，着眼于发展良性的竞争性公共外交，有效管控美日负面影响，不刺激韩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在美日对于中韩合作感到担忧的问题上，应当做好长期应对的心理准备。
在对美日的公共外交中，应适度增加有关中韩合作有利于东北亚乃至亚太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的内容，并着力对其精英群体进行有针对性的公共外交，多发出积极、善意的信息，缓解其内心的焦虑。
基于短期内美日媒体对华负面舆论很难有根本性改变的事实，中国还是应该多学习其在传播手法与技术上的特长，做到为我所用。
尤其是美日擅长利用新媒体平台，与之相比，中国对韩公共外交的媒体在这方面尚存在巨大差距，应当尽快赶上。比如，中国主流媒体唯一的韩文微博人民网韩文版自2011年9月27日上线至今，关注数只有将近3．2万人。
另外，应该坚持开放的立场，不能因为对手的竞争乃至敌意情绪就实行自我封闭，应相信只要坚持合作共赢的方针，并辅之以持之以恒的努力，中国对韩公共外交事业就不仅能够上一个新台阶，而且能够产生溢出效应，使驻在韩国的第三方人士受到积极感染，从而最终帮助达到中西文明互通互融这一目的。
最后，针对美国“战略东移”所造成的对中国不利情势，可以多借助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中等强国试图在东北亚发挥更大作用的诉求，在多边层面开展相应的公共外交活动，用集体声音改善对中国不利的舆论环境。在应对韩国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的问题上，要特别注意两点。
首先，中国应注意在涉及朝鲜半岛历史的议题上多与韩方学术界沟通，在与韩国学者达成一致的基础上，借助他们影响其社会舆论。
其次，在领海纠纷上，中国应多对韩国社会宣传自己以合作共赢的态度解决问题的诚意，低调处理两国民间在这一议题上的纷争，不让对方民众产生中国可能会恃强凌弱的错觉。
第三，在朝鲜半岛的安全与统一议题上，优化议程设置，化被动为主动。
首先，中国应重视在舆论上强调，朝鲜半岛的局势只有在稳定的前提下才有可能谈安全与统一，否则一切都无法保证。
这其中，又以朝鲜政局的稳定为核心。目前，叙利亚的难民问题已经震动整个欧洲，而核扩散所带来的恐怖主义阴影也令世界心有余悸。很难想象，一个迅速崩溃的朝鲜会给中国、韩国乃至整个东亚地区带来多大灾难。
如果那一刻真的到来，韩国的“急速统一”不仅将会被证明是泡影，而且连自身的安全与发展都将无法保障。
其次，中国应向各相关方大力宣传对于朝鲜半岛问题的解决要有足够耐心。如果想要真正实现朝鲜“无核化”，那就必须在安全上给予其相应保证。
然而，这却是朝鲜最大的假想敌美国所不愿意做的。当前的舆论只关注朝鲜出尔反尔，一意孤行却没有顾及到美国在此问题上负有责任的现实。事实上，正是美朝两国间的恶性互动才造就了今天朝核局势每况愈下的局面。
比如，朝鲜曾经向美国提出过以停止美韩军演与谈判和平条约为条件暂停核试验，但美国拒绝回应。目前该问题只有通过采取逐步降级的方式，即朝鲜逐步弃核，美国同时逐步解除对朝的敌对措施，才有可能解决。
为此中国应当在各种场合鼓励相关方回到谈判桌前，平心静气地讨论问题，而非隔空骂战，相互渲染紧张气氛。在此过程中，中方应注意强调多方合作、共同参与的原则，而非仅仅是中美、中韩、中俄或者中朝“合作”，以免引起其他利益相关方的猜疑。
对于韩朝之间的擦枪走火事件中方可以建议通过中朝、中韩特别军事热线，加强中国在二者之间的沟通与协调作用，并寻找合适的时机进行信息公开工作，防止双方直接短兵相接，造成半岛局势的骤然紧张，也给其他方以浑水摸鱼的机会。
在朝鲜半岛的统一上，中国应该公开表态，鼓励朝韩双方在提升相互信任、实现南北和解的情况下，走向自主和平统一。
与此同时，应点明奥巴马在用军事手段解决朝鲜问题无望的情况下，试图采用网络渗透的软进攻手段使朝鲜“崩溃”来帮助韩国的想法，只会火上浇油。
再次，对有关指责朝鲜内政黑暗以及影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观点，中国应大力开展解释、说明和澄清工作，一方面鼓励朝鲜逐渐走向对外开放并注意开展相应的公共外交，多让自己的内政外交透明化;另一方面，以现实案例举证所谓的“民主”并非解决朝鲜半岛问题之道。
远的不提，就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所扶持的阿富汗政府和伊拉克政权，哪一个不是美式“民主”的样板，然而它们既没有在治理上解决自身的无能与腐败，不为本国人民所信任，也不能在反恐中有所作为，只能坐看恐怖分子势力日益壮大、胡作非为，这样的教训还不够深刻吗？至于拿朝鲜的问题来隐射中国，中国在舆论上同样可以考虑宣传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例子来对照美国，以证明该观点的荒谬性。
最后，结合当前形势，中方应对以下两个问题予以特别注意。其一，应对韩国上下说清楚，中国会按照国际规则，遵守联合国安理会的协议对朝鲜实施必要惩罚，让其为自己的行为付出相应代价。但是，相应措施不可能没有底线，以致于让半岛局势恶化到无法收拾的地步。毕竟，“制裁”只是手段，安全与和平才是目的。
其二，中方也应该向韩国社会解释清楚，部署“萨德”对韩国自身同样无益。朝鲜无须核武器就可以实际威胁韩国的安全，它部署在朝韩边境线的火炮对韩国的潜在伤害不见得就比核武器小。因此，就效果而言，“萨德”系统对于朝鲜构成的威胁只具有象征意义。但就此产生的影响来看，朝鲜半岛周边国家极有可能在其刺激下展开新一轮军备竞赛，美国也会借此进一步加强对韩国的控制，这对致力于追求安全和独立自主的韩国而言，无异于引狼入室，绝非是韩国所想面对的。
注释：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