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主题演讲是大会给我的一个命题作文，我并不是特别喜欢讲农村教育这个主题，因为这个已经成为一个政府行为。中国教育的问题究竟是什么？ 我个人有一个归纳，是三个主要问题：第一是教育公平问题，第二是因材施教的问题，第三是教育行政化。这三点大致可以概括中国教育的主要问题。
在教育公平问题上，近些年来中国的农村教育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大变局，在快速城镇化的过程当中，包括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大规模的撤点并校等造成了各种严重的问题。最突出的是出现了两个新的教育边缘化群体，即有六千多万的留守儿童和两千多万的流动儿童。
实际上他们是同一个群体，都是父母进城务工了，有的有能力把孩子带到城里去，有的把孩子留在乡下。这个群体正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但是总体而言，现在还缺乏制度性解决的办法。
留守儿童的问题，主要是缺乏有效的教育和监护，没有成人、没有家庭、没有监护，在六千多万留守儿童当中，其中有2.3%是没有任何成人监管的，这些儿童属于高危状态，是最危险的人群。流动儿童是城市打工子弟的孩子。国家有政策规定，城市的公办学校有责任解决他们的教育问题，但实施结果在各地差别非常大。
虽然全国统计，总体上在公办学校就读的流动儿童比例上升到了80%，但从2014年开始，由于北上广深这些特大城市严控人口规模，城市提高门槛，很多流动儿童在城市入学被阻断，不得不回到农村。这就造成了本来流动儿童在城市上学要求五证，但有些地方的区县要求28证，这些政策要求对很多流动儿童来说难以完成。
当下全中国的家长沉浸在一种集体性的交流中，关于起跑线的竞争是覆盖城乡的，今天对这个问题，在整个中国还需要进行一场启蒙和一场观念的更新。严重的应试教育对中国青少年伤害很大，如何评价中国基础教育的质量，成为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单从测试的成绩来看，比如上海代表中国参加PISA测试两次获世界第一，上海在测试中不仅获得了学业成绩第一，课业负担也是全球第一。很长的时间，中国的家长对教育只有一种姿态，就是忍耐，然后吐槽、批判、声讨，批判完了继续忍受。后来出现了第二种选择，就是逃离应试教育出国留学。
但今天要说的是，在批判和逃离之外，中国的家长出现了第三种选择，这就是教育的自救、自助，通过自己的行为，做力所能及的事情改变教育。
去年我们在北京召开了一次会议，我们把它命名为"为生活重塑教育"。虽然整体的应试教育仍然严重，中国仍然出现了很多局部的、离散的、自发的改革。
今天我想介绍的是改变中国学校面貌的一些探索。第一个是一些农村学校的探索。例如山东有一所著名的农村学校杜郎口中学，它是一所远离城市的薄弱农村初中，曾经有着非常高的辍学率、流失率，成绩倒数第一，两次被红牌警告濒临取缔。在这种背景下，学校校长奋发图强改革自救。
第二个是体制外的多样化的教育生长，就是在公办学校之外，越来越多的家长和学生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比如在家上学。我们在2013年做的一次研究报告中统计在家上学的活跃家长是18000人，选择在家上学的将近2000人。从自己的两个孩子变成了十几二十个甚至上百个，在家上学成了小优学校，但依然属于黑学校，是非法的。
讲到教育创新，大家最容易联想到的是互联网。的确，互联网教育、在线教育在中国发展非常之快，但从教育内容的分布来看，真正创新不多，互联网教育主要还是面向成人的语言培训、职业培训为主。
在线教育总融资17.6亿元，项目数量超过三千个，还有各种APP层出不穷，但大多是创客希望再做出一个基于互联网的APP。在中国大量出现的基于互联网的学习网站，基本上是历史教育的数字化生成，并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创新。
用互联网的教育创新来实现教育公平，可能是我们对再创新的最重要的一种理解。比如经济学家汤敏为弥补乡村教育的工作和不足，推动了的“双师课堂”，比如用网络对农村教师进行教育和培训等。比如国内张良用强大的后台支持系统来提供规模化个性化的教学。
但是在中国，教育创新需要一种制度环境，这需要突破体制的束缚，包括公办学校的管理体制，包括开放民间办学使在家上学合法化等，使教育创新真正成为大多数人能够参与的一种创业活动，而且需要学校、企业、NGO、家长要共同参与，尤其是家长和NGO的参与。
我所在的21世纪教育研究院，我们成立了这么多年一直都没有获得政府批准，直到去年12月份我们才在深圳正式注册成为合法组织。跟美国相比，中国的教育创新难度更大，除了要改变19世纪的教育问题，还要改变文化传统，还要改变计划体制。但这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希望我们共同努力，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