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华研究
对华研究领域涉及的议题包括两岸关系的走向与美国的两岸政策、中国军事现代化的方向和目的、中国对外关系等。
总体而言，专家们认为蔡英文对两岸政策进行颠覆性改变的可能性不大。关于美国的两岸政策，美国史汀生研究中心研究员容安澜认为，“克制和灵活”仍将是美国处理对华和对台关系的核心原则。因此，美国会在两岸关系上保持活跃，并继续通过派遣高级特使向两岸政府传递信息，维护台海稳定。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兼职研究员孔杰荣认为，美国不希望看到台海发生危机，以免检验其不明确的对台防卫承诺。
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发布的《中国安全战略报告2016》强调，中国海军在近海的目标是确立在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问题上的优势，强化在海空域的存在。为防止美军在西太平洋对中国“核心利益”的干涉，中国海军可能会配备新型核潜艇和高性能驱逐舰，增强情报搜集、监视和侦察能力。这种观点具有一定的普遍性。美国兰德公司研究员蒂莫西·西斯认为，当前严峻的经济形势可能会限制中国海军的发展，不过中国依然会加大对海军的投入，以削弱美国在其周边海域的影响力。西斯将中国采取此举的缘由归结为周边安全环境的恶化。除了对海军现代化的分析，上述报告还对空军和火箭军的未来进行了预测：空军的任务将会从传统的“国土防空”，向旨在覆盖更广范围的“攻防兼备”转变。关于中国壮大海军的目的与美国的应对，西斯认为，中国海军意在增强“近海”（第一岛链）防御能力，保护“远海”（第二岛链）利益，并同时加强与海岸警卫队之间的相互协调与配合。而在远海，他认为中国无意与美国抗衡，且可能在亚洲之外增加同美国的合作，两国的反海盗合作便是例证。美国应该继续欢迎中国为抗击共同的威胁和构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同时也需及时调整政策，更好地应对中国的发展。
中国对外关系方面的研究热点，既包括宏观问题的争论，也涵盖微观问题的分析。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杰弗里·贝德强调，虽然中国正逐步获得世界大国地位，但其并没有表现出以一种设计好的方式破坏全球体系的重要支柱。同时，那些认为中国正试图把美国挤出西太平洋及创造“亚洲人的亚洲”的观点被过分夸大了。
“一带一路”的创造性得到了肯定，其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以及为他国带来的风险同样被提及。德国国际与安全事务研究所研究员纳丁·格德哈特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并非是一个反对现存国际秩序中所有既定机制、规则和价值的“大战略”，而是中国对复杂世界的积极应对。同时，它可能会有效地转变现存国际秩序的结构。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克里斯托弗·约翰逊认为，许多美国观察家高估了“一带一路”倡议的战略雄心，实际上其经济考量更胜一筹，首要目标是巩固新兴的全球局面。中国在推进“一带一路”的过程中可能面临部门利益冲突，缺乏经验等难题，同时也会受到对象国的政治不确定性、道德和宗教的复杂性的挑战。约翰逊认为从近期来看，中国需要考虑经济增长放缓等因素是否会限制“一带一路”的实施和拓展。
鉴于中国周边及南海安全形势的恶化，对可行性措施的讨论成为本部分的焦点。对于如何避免南海紧张关系进一步升级，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副主席包道格认为，双方采取战略利益互换和完全停止竞争的方式都是不现实的，但中美相互消除疑虑的做法是切实可行的。
二、美国研究
该领域内的主要议题涉及美国大选、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及美国对外关系。
2016年美国总统初选进入冲刺阶段，由美国大选延伸出的政治极化和政治异化问题成为智库专家讨论的重点。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研究员理查德·爱泼斯坦认为，美国国内政治的极化程度明显升高。例如希拉里和桑德斯向左翼民粹主义迅速转向，各自推出了具有民主社会主义倾向的主张。共和党的特朗普和克鲁兹则试图以强保守主义取悦右翼群体。将特朗普称为煽动者的还有胡佛研究所研究员布鲁斯·托姆顿，他虽然认为这种“民意领袖”现象十分危险，但承认民主政治难以回避此种情况。此种现象产生的后果如何，有待2016年总统大选的结果来揭晓。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研究员佩里·卡马克把自恋和具有威权主义倾向的煽动者——特朗普——在大选中的言行称为特朗普主义。尽管特朗普主义只是美国政治走向的一个缩影，然而其背后代表的政治异化现象已在欧洲乃至全世界范围内横行。目前看来，阻止特朗普赢得选举胜利或可扬汤止沸，但从长远考虑，处理好全球化带来的一系列经济与体制上的错位方能釜底抽薪。
对美国世界地位的讨论似乎从未遇冷，衰落和强盛各有其支持者。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认为，总体而言，短期内美国的世界领先地位不会被其他国家所取代。当然，随着美国主导优势的减少，美国需对国内外事务做出明智的战略选择。例如：不应对华采取遏制政策，“融合与保障”政策依然有效；对美国来说，真正的危险不是欧洲变得强大，而是相反；不能忽视北美在移民、能源及经济走势上的巨大潜力；不应完全孤立走下坡路的俄罗斯，更不应对俄罗斯的衰落沾沾自喜，因为衰落中的大国更倾向于采取冒险行为，其后果也极为严重。在美国保持东盟团结的方式上，新加坡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戴尚志认为，根本上讲，美国——东盟关系发展是否顺利，取决于美国是否愿意实事求是地接纳东盟成员国的多样性。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研究员詹姆斯·肖夫认为，不断巩固的美国——东盟关系有助于美国的重要盟友日本扩大自身在东盟地区的影响力，这与美国现行的外交政策相辅相成。而深化与美日的合作也是东盟实施平衡策略的一部分。
三、俄罗斯研究
这一领域的研究议题主要有俄罗斯从叙利亚撤军的原因与影响，俄罗斯的经济与外交。
总体上，俄罗斯希望通过撤军行动释放积极信号，表明本国愿意就叙利亚冲突与有关各方达成协议。也有分析认为，俄罗斯希望借此迫使阿萨德在谈判中妥协，缓和同逊尼派国家以及同美国的关系，还希望通过这一行动改善俄罗斯在欧盟各国中的形象。持此观点的学者是波兰国际事务研究所研究员安娜·戴尔。对于撤军的影响，国际危机组织发布的报告《俄罗斯在叙利亚的选择》认为，俄罗斯同时增强了对叙利亚和伊朗的影响力。哈佛大学贝尔福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研究员西蒙·莎拉兹安对美俄在叙利亚行动的不同效果以及美俄等国在叙利亚的合作进行了评论，“与美国在叙利亚的失败经历（为温和的反对派提供训练）相比，俄罗斯在叙利亚的战略确实发挥了作用”。长期来看，两国的共同利益是防止叙利亚分崩离析或成为恐怖主义国家。莎拉兹安建议美俄共同对叙反对派和阿萨德施压，为过渡到联合政府展开协商。他还认为，只有大国协调才能使叙利亚重归和平与统一，俄罗斯撤军为形成大国共识奠定了基础。
有观点认为，当前被制裁、腐败、人口下降及健康问题困扰且依靠“单一经济”模式发展的俄罗斯正在走下坡路，这种看法虽然遭到一些学者的批驳，但似乎正成为主流。莫斯科卡内基中心研究员安德烈·莫夫昌认为，俄罗斯的经济问题主要是内生的，对俄罗斯经济造成更大伤害的因素并非是来自欧美等国的制裁，而是俄政府依赖自给自足和进口替代战略。莫斯科卡内基中心主任德米特里·特里宁认为，实际上俄罗斯商界赞成俄恢复与西方发达国家正常的商业联系。然而，这一切又因商业寡头、国有企业等对普京的支持而无法实现。俄美对抗的形势下，俄罗斯国内改革极其困难，如果俄罗斯能与非西方国家之间发展互补的贸易关系，可部分弥补由西方贸易限制所造成的损失。从俄欧关系上看，十年前可能会有人坚持“战略伙伴关系”的论调，如今欧洲将俄罗斯视为敌手似乎毫不为过。在外交方面，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伊戈尔·伊万诺夫反对乌克兰危机是导致俄欧关系恶化的主要原因的观点，并认为乌克兰危机恰恰表明当前欧洲机制的能力不足。俄罗斯与西方似乎进入了军备竞赛的新阶段，欧洲成为竞赛的中心舞台。对于如何缓解当前局势，伊万诺夫建议，防止紧张关系升级、重启安全对话、交流防卫信息是双方工作的第一步。
四、欧洲研究
在欧洲研究领域，许多观察家将注意力放在欧洲外交政策的挑战、难民危机以及英国退出欧盟的影响等议题上。
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密切交织改变着人们对外交关系与民主合法政府的认知，民粹主义党派在欧洲的繁荣发展反映了这一趋势。欧洲政策中心的报告《欧洲的麻烦制造者》显示，民粹主义正在挑战欧洲的治理现状与外交政策。该报告认为，左翼（反全球化和紧缩措施）和右翼（反欧洲一体化和移民）民粹主义者在过分利用民主与合法性危机。因此，传统政治需要消除这种根深蒂固的不满意识，而非指责、嘲弄或者忽视这种症状。
2015年以来不断涌入欧洲的难民让现有的欧盟的行政与立法机制束手无策，并且引发了欧盟成员国之间的深刻分歧。卡内基欧洲中心研究员斯蒂芬·雷恩预测此次危机可能导致三种结果：更加松散的欧盟形成、新申根核心出现、申根体系全面复兴。长远来看，成员国只有通过集体合作才能应对这一挑战。
英国公投时间（6月23日）临近，智库专家对英国退出欧盟可能造成的影响的讨论也随之见诸报端。主张英国留在欧盟的学者认为，退欧将导致英国失去在欧盟中的重要影响力，其国际重要性也会随之降低。其对英国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同样不可小觑，英国与欧盟单一市场之间的贸易壁垒将再次出现。英国退欧也将增加苏格兰独立的可能性。持此观点的专家有前欧盟委员会副主席杰奎因·阿尔穆尼亚、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咨询委员会成员亚历山大·尼科尔等。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理查德·哈斯也表示，英国退欧的决定是非常不明智的。欧盟失去英国后，德国将获得更多影响力。这种局面不利于欧盟的长期健康发展，并最终削弱欧洲的实力。一个受到削弱的欧洲显然不是美国所期望的。更糟糕的是，那些倡导减少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角色的美国人极有可能借英国退欧一事进一步证明传统盟友并未做到公平分摊，因此面临财政赤字和大量内需的美国不应该填补差异。在安全方面，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研究员奈杰尔·英克斯特认为，英国一旦退欧，将难以在欧盟框架内获得有效的数据使用权，更不必说对欧盟的整体反恐政策所造成的影响。由英国退欧所造成的欧盟实力受损反而正合俄罗斯的心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