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发展正处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阶段，中国外交奋发有为，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快速上升。那么，当前的中国外交已经接近中国历史上的盛世辉煌了吗？
我们不妨以明朝为历史比较的对象。明朝并不是中国历史上最强大的王朝，汉唐盛世在很多方面都要比明朝更加气势恢宏。即便如此，明朝前期的人口和经济总量还是分别占了东亚地区总量的66%和68%以及世界总量的23%和25%。
与此相比，号称全球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在2009年的经济总量大约是全球总量的20%。也就是说，以经济总量衡量，全盛期明朝的实力地位还要比今天的美国更显赫一些。
再看今天的中国。以市场汇率计算目前中国的经济总量略超10万亿美元，约占全球总量的13%。这仅是明朝盛世的25%的一半左右。从经济实力地位来看，中国与历史盛世还有不少距离。
当然，时过境迁，500年来世界局势发生了太多的变化，纯粹的实力比较不能说明太多问题。即便如此，这一历史视角也表明，虽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中国重建盛世辉煌还是任重道远。
而且，以当前全球化时代的经济特征来看，中国很难恢复占据世界经济四分之一江山的历史地位。
但以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为根基的物质实力，仅是一国在国际政治中的影响力的一个根基。物质实力不能等同于影响力，更不能与领导力相提并论。
领导力除了需要以强大的物质实力为根基，更需要在国际社会的普遍合法性为其支撑。领导力就是在国际政治中控制并引领重要事件或议题的能力，而且这种控制与引领的方式，能为其他国家不同程度的默认或接受。
中国在东亚地区到底有多大的领导力？如何衡量这种领导力？单纯的物质实力对比无法衡量以国际合法性为基础的领导力，但我们可以通过鉴别其他国家对中国外交战略的类别与性质，来评估中国对这些国家的影响力。
中国的邻国面对一个强大的中国可以有四种主要的战略选择。从合作或友好程度的递减排列，这四种战略分别是“认同”、“遵从”、“利用”与“离异”。
从认同、遵从、利用到离异，中国的领导力与影响力是逐步递减的。
当一国主动接受并进而拥护及支持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外交战略乃至政治制度，并主动配合中国的外交举措，这就是一种认同战略。在古代东亚的历史情境下，认同战略意味着其他国家积极主动地参与“朝贡外交”，因为它们认为向中国“朝贡”是理所当然之事。
当一国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而听从或默认中国的政策主张，但并不主动拥护或支持这些政策，这就是一种遵从战略。
在古代东亚的历史情境下，实行遵从战略的国家也会参与“朝贡外交”，但这种参与并非因为它们认同中国的“朝贡体系”，而是因为“朝贡外交”有助于实现它们的私利罢了。
利用战略是指一国只想获取由中国控制或影响的资源，而与中国建立某种关系。在这一战略下，该国既不认同也不遵从中国外交，而是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而把与中国的关系当作可利用的工具。
在古代东亚的历史情境下，实行利用战略的国家并不囿于“朝贡外交”之限，它们经常只是希望与中国进行货物贸易，以获取经济利益，这在游牧部落与中国农业王朝的关系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最后，当一国认为与中国建立关系反而损害了它的利益，它就会刻意冷淡甚至中断这种关系，同时可能强化与有助于其利益的其他国家的关系，这就是一种离异战略。在古代东亚的历史情境下，离异战略意味着脱离“朝贡体系”。
明朝前期的外交史表明，东亚邻国主要采取了遵从的对华战略，以期通过利用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等资源来实现自己的利益。只有一个国家——朝鲜半岛上的李氏朝鲜王朝，奉行了对华认同的战略。
明朝中国在东亚的领导力因此有其局限性。但这倒并不令人惊讶。任何一个国家的国际领导力都有其局限性，今天的美国也是如此。相反，并不强大而且经常为后人诟病的明朝，能取得建立在邻国遵从战略基础上的东亚领导权，还是有点令人刮目相看。
而且，中国的“朝贡制度”，彼时东亚地区的国际政治规则，是在明朝达到全胜的，明朝因此拥有强大的地区规则制定权。而且，明朝中国从不需面对邻国联盟制衡或者围堵自己的威胁。
今日中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现状又如何呢？这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除了个别的例外（如巴基斯坦、柬埔寨等），似乎很少有国家在采取对华认同战略。采取遵从战略的国家似乎也不多。特别是在安全问题上，大部分亚太国家还是对中国心存戒心，日本、不少东盟（亚细安）成员国、澳大利亚等国家都是例子。
大部分国家采取的对华战略似乎是利用，即工具性地通过发展与中国的关系来获取经济利益，中国因此成了亚太地区大部分国家的头号贸易伙伴。
但也有一些国家似乎正在采取对华离异的战略。日本、菲律宾、越南等国现在不太重视与中国的关系，反而在倚靠美国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这一历史比较说明，今天中国在东亚地区的领导力与全胜时期的明朝中国的地区领导力，存在着不小的差距。明朝中国的影响力建立在邻国遵从战略的基础上，但今天中国还没有做到让遵从成为其他国家对华战略的主要选择。
此外，明朝中国从不需要担心其他国家制衡或围堵中国。但现在，以美日同盟为核心的这种围堵是一个现实存在的威胁，有人甚至会说这种围堵已是事实。
这一历史比较的另一启示是，中国的亚太战略应确立一个正面与一个负面的目标。正面的战略目标是引导其他国家采取符合当今国际规范的遵从型的对华战略。认同战略虽然理想，但要求太高，即便在历史盛世也不易达到。
负面的战略目标是防止以制衡或围堵中国为目的的周边战略联盟的形成。这两大目标也非易事，但不是不可完成的任务。
当然，中国外交的成效也不能完全从地区领导力或影响力的角度去衡量，用其他国家对华战略的类型来衡量领导力是否总是恰当也可讨论，甚至影响力或领导力是否应是中国外交追求的目标也可争论。明朝中国外交与当今中国外交的历史对比是否合适也值得考虑。毕竟，在全球化的时代，中国外交面临的地区与国际形势比明朝时要复杂得多。
但可以确定的是，中国外交想要达到历史上的盛世辉煌，还需较长一段时间的奋发有为。在这一过程中，应切忌“胜利主义”情绪的蔓延
不可高估中国的实力与影响力。在复兴的阶段，高估自己的实力要比低估自己的实力有害得多。此时，更需要中国外交把握实力使用的“度”，尽量做到恰到好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