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工业产值而言，德国在1874年超过法国，1895年超过英国，成为欧洲头号工业强国。对于德国近代的崛起，普遍认为国民教育和科技进步是最重要的驱动因素，人力资本的质量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一、德国近代崛起中的经济和人口结构变化
德国统一后，迅速进入经济繁荣年代，工业增长速度连续40年保持较高水平。
经过两次工业革命，德国钢产量从1870年的12.6万吨增至1913年的1300万吨；煤产量从1850年510万吨增至1913年的19150万吨；铁路长度从1870年的1.88万公里增至1912年的6.05万公里；蒸汽动力船舶吨位从1871年8.2亿吨增至1913年的438亿吨。在发展重工业的同时，德国电气工业和化学工业也出现飞速发展，先后成立西门子、德国爱迪生电气、德意志中央染料等不少至今仍然保持行业领先的大型企业，到1913年，德国电气产品份额占全世界的34%。军事工业也出现迅猛发展，19世纪中期克虏伯公司生产的火炮有一半以上用于出口国外，德国成为世界最大的机器输出国之一。
这一时期，德国产业技术工人逐步成为就业主体。人力资本结构出现明显的工业化特征。一是就业人口占人口总数比例不断上升，其中工业、商业和交通从业人数和所占比重迅速上升，农业、林业从业人数稳步减少，比重大幅下降。二是社会保障体系完善后，出生率不高，但更低的死亡率造成人口总数迅速增长，城镇人口高速增长成为国家居民主体，农村人口负增长成为少数居民。三是外流移民减少，入境移民逐步超过外流移民，聚集大量国外优秀技术人才。国内农业地区人口向工业地区转移。
德国工业化过程中没有牺牲农业。虽然1882年至1907年，德国农业和林业总人口减少154.33万，但从业人员却增加164.68万，表明农业保持平稳发展，冗余人口减少，农业经济质量在提升，农民是逐步脱离农村加入城市就业大军的。同时，工业的传统行会势力强大，手工匠的地位并没有快速被产业技术工人替代，到1870年手工匠人和产业工人大致保持了1∶1的比例，形成“双重经济”的特点。城市工业构成十分复杂，并非单一的现代工业经济，有利于德国将传统的精细作风融入新兴行业中。
二、人力资本特征：累积优势、知识领先和职业导向
与经济追赶时期相比，德国人力资本方面的追赶可往前追溯将近百年。在经济赶上英法之际，德国人力资本的累积优势已经非常突出。
（一）全民强制性义务教育
德国最早实行义务教育，1763年普鲁士颁布世界上第一部《普通义务教育法》，要求所有未成年人必须接受教育。俾斯麦执政期间，教育和服兵役是德国人两项强制性义务。“德国十九世纪以后教育成为国家活动之一部分”。1809年普鲁士建立从中央到省、郡、县的各级教育行政机构，每个县设立多个学区，每个学区至少设1所小学。在基础教育中用一般知识学习代替单科学习，引进裴斯泰洛奇教学法，注重塑造学生个性。普鲁士小学入学率在1816年达到60%，1864年达到93%。到1890年，德国文盲率约0.51%，远低于同期欧洲各国，当时瑞士文盲率为0.8%，法国为9.5%，荷兰为7.3%，比利时为13.6%，奥地利为30.8%，意大利为41.4%，德国基础教育在欧洲大幅领先。
为谋求教育质量的提高和教学方法的改进，普鲁士及整个德国在19世纪都非常重视师资队伍建设，多次派人到瑞士学习先进的教育理念，建立各类师范学校。到1840年，仅普鲁士就有38所师范学校，形成比较完整的教育科研及师资培训体系，为德国教育培养了大批新型教师。
（二）高度发达的大学教育
继1386年海德堡大学建立之后，德国每个世纪都要建几所大学。15世纪建6所，16世纪建4所，17世纪建3所，18世纪建4所，19世纪建了9所。从18世纪开始，德国先后进行三次大学改革。1809年柏林大学创立，在世界上首次把科学研究功能引入大学，创立研究生制度，在大学设立研究实验室，使大学成为社会中心研究机构，开启现代大学模式，成为当时世界各国高等教育竞相学习的典范。从柏林大学创立，德国仅用30余年时间便取代法国成为世界科学中心直至二战后被美国取代。“从1826年吉森大学实验室建立到1914年，学术研究的有组织工作在德国异常发达，远非他国所及”。
（三）世界领先的科研人才
在德国，科学研究有着与宗教同等重要的地位，被视为“我们时代的世界征服者”。1920年以前，德国拥有200名科学家，279项科技成果，同期英国科学家人数为122人，科技成果174项，法国为88人和107项，德国几乎为英法两国的总和。1914年以前，德国科学家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有14人，为全部获奖者的1/3。1901至1940年间，德国科学家获诺贝尔奖36人，远超过英法美各国，占绝对优势。在工业化期间，德国科学家的发明创造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例如，适用德国铁矿特点的炼钢法、煤焦油提炼法、新型发电机设计并应用，推动德国钢铁、化工、电气工业飞速发展，遥遥领先欧洲各国，展现出强大的技术创新能力。
（四）独特而系统的职业教育
德国是最早重视职业教育的国家。到19世纪，职业教育逐渐成为德国教育制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1817年，普鲁士在各个城市设立了手工业者学校，逐步形成地方工业学校网。1850年建立全国统一的中等工业专门学校，拥有26所州级新型职业学校，开设模型制作、纯粹数学、应用数学、物理、化学、力学、机械等科目。联邦宪法规定，凡是工厂所在地有工业进修学校的，工厂主必须提供方便让工人入学。到1900年，德国共有工业学校1070所，在校生152900人，农村开办的各类技能培训学校2000余所。到1913年，德国每年培养3000名工程师，而英国在相关领域每年仅有350名毕业生，被视为当时英国在电气、化工等高新技术产业被德国超越的重要原因。德国职业教育的系统性、组织性、规范性和普及性在19世纪的欧洲无可比拟，并在20世纪逐渐发展成为独特的“双元制”职业教育体系。
（五）德意志国民精神
受地缘特点和文化传统影响，德意志的国民精神坚韧而严谨。普鲁士进行强制性义务教育，其最初目的是培养恭顺的、敬畏上帝的人，储备合格兵源，并非为了发展经济。但由于教育和兵役制度紧密结合，国民长期接受教育和军事的双重训练，形成了独特的精神传统：一是严守纪律，忠于职守，严谨认真；二是教育文化素质普遍较高，善于思考和辩论；三是崇尚自强不息，精益求精，永不满足。这些特点在德国工业化进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造就了一批能快速掌握工业化技能、组织性强、效率高的产业工人，和一支素质很高、梯队稳定、敬业精神极强的科研队伍。这至今仍是德国经济成功的重要因素。
三、人力资本投入：政策、经费和创新
（一）人力资本思想启蒙
普鲁士是第一个提出“科教兴国”战略的国家。德国君主和容克地主阶层认为，系统化教育是实现国家统一和保持实力的最好手段。18世纪中叶，腓特烈大帝预见了科技在未来国家发展方面的作用，他用建设军队的态度来建设教育和科学，从法国大量引进科技和科学家，并全力扶持本国的教育和科技发展，将其视为立国之本，并奠定德国教育“为国家服务”的宗旨。黑格尔强调了德意志建立强大政府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费希特称，“德国教育之使命是实现单一的德意志文化，单一的德意志民族，与单一的德意志国家”。19世纪初德国遭遇耶拿战败，内外部环境不允许德国按照英国市场经济模式渐进式发展，必须依靠国家力量走跨越式赶超的独特道路。对德国崛起道路选择产生深刻影响的经济学家李斯特提出综合生产力和精神资本的概念，他认为国家必须发展可持续的生产力，关键在于大力培养有用的人才。他认为，投资于创造财富的生产力比投资于财富生产本身更有效，“创造财富的生产力比财富本身，不知道要重要多少倍”，强调振兴教育事业以提高国民的“文化、工业和力量”“一国的最大部分消耗，应该用于后一代的教育，应该用于国家未来生产力的促进和培养”，这是人力资本投资的最早表现形式。李斯特的教育主张不仅在德国得到广泛实践，而且他提出的“精神的资本”成为现代人力资本理论的雏形和先驱。
（二）教育改革持续推进
1809年德国推行教育改革，建立完整的由政府管理的教育体系，成为最早从教会手中收回教育权的国家。“德国教育之父”威廉·洪堡提出，初等教育要发展学生的理性和道德情操，中等教育要重视自然科学的教学，大学教育要秉持“独立性、自由与合作统一、教学和研究统一”三原则，不仅极大地促进了德国人力资本的快速提升，还对近代教育思想产生革命性影响。这次教育改革的重点是：普及初等教育，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养；改革和完善完全中学的教育计划，加强爱国主义教育，设立学年制和课程表，建立考试和升留级制度；以柏林大学为主，实行教授会制度，确立哲学院的中心地位，引进自然科学课程，明确教学自由和学习自由。1859年，普鲁士正式设立实科学校，增设现代科学方面的课程，同时扩大教育规模，把中等教育从少数特权等级扩大到普通民众。1862年“铁血首相”俾斯麦主政后，颁布一系列帝国教育法令，加强对教育的改革，整顿教育体系，重点有：普及小学义务教育，扫除文盲，提高全民素质；设立多样化的中学，鼓励开办职业学校和成人业余学校，培养各类急需的技术人才；创办大量工业大学和综合性大学，培养教师和高科技人才。总体看，19世纪德国几次教育改革，实现了教育与国家政权相结合、与社会需要相结合，为德国工业化打下坚实基础。
（三）经费投入不断增加
耶拿战败后，普鲁士割地赔款，国家经济面临巨大危机。但是，普鲁士国王威廉三世声称：“国家在物质方面的损失要用精神的力量去补偿”“正是由于贫穷，所以要办教育，教育是摆脱贫穷的最好手段”，得到社会各阶层广泛支持。1809年政府拿出专门经费开展教育改革，每年支付专款15万塔勒兴办柏林大学，其后不断增加。1838年普鲁士用于教育的支出多达300万塔勒。德国统一后，教育投资进一步增加，1880年为9600多万塔勒，占国民生产总值1.6%，1900年占比提高到1.9%。教育经费的增长速度和国民生产总值占比，居于当时世界各国前列。
产业人才和公务员队伍的投入也在加大。1816年普鲁士实施“产业升级计划”，主要措施包括：为到国外尤其是英国旅行提供补贴，在工业学院培训年轻人，资助工程技术人员，开办企业。该计划为创建研究所、举办展览、对学生和企业家提供补贴，甚至在部分地区还涉及对专利和专卖的奖励。1873年德国颁布帝国官吏法，进行文官系统的改造，官员选拔标准、知识和纪律要求更加严格，对其薪酬和退休金作了详细保障，甚至对工作部门因故临时取消时，官员临时退职领取退职金也作了细致说明。
（四）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建立
德国统一后，产业工人队伍随着工业化进程迅速壮大，但当时德国工人工资比英法两国要低得多。为了保持社会稳定，德国对社会保障体系进行改革。颁布“大保险法”，对工人进行全面的社会保护，并就解决疾病（1883年）、事故（1884年）和养老（1889年）等工人福利问题进行专项立法。主要有以下特点：一是强制性社会保险，以国家为主体通过强制性立法手段对国民收入进行分配和再分配；二是由社会法人组织而非私人机构管理；三是保险基金主要由参保人和有关单位提供；四是保险金额按照地区和收入状况而定。1911年，德国将这些法律综合成为单一的德意志帝国法典，形成世界第一套完整的社会保险体系，成为欧洲各国学习和效仿的对象。
四、启示
19世纪中后期，德国文化教育和科技造就的人力资本优势，与国家发展需求高度匹配，不仅有力地促进了工业和经济，同时极大地增强了军事实力和综合国力。保罗·肯尼迪在评价普鲁士取得王朝战争胜利时指出，这是“军事制度的胜利”“但支持这一切的后盾，则是这样的一个民族：它拥有水平高得多的初等教育和技术教育，它的大学和科学设施无与伦比，它的化学实验室和研究机构首屈一指”。可以说，德国人力资本的优势，不仅在三次王朝战争，而且在德国19世纪崛起的全过程中，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引领、创造和推动作用。
从德国的经验看，人力资本对国家崛起具有根本性影响。总的逻辑是，国家崛起需要强大的综合国力和良好的社会秩序。综合国力主要源于经济创造，经济创造的潜力在于人口和资源的数量和质量，经济创造的活力源于有效的市场机制和政府行为对创新人才和创新活动的鼓励。而创新人才和创新活动的涌现，需要大量的高素质国民和优良的国民精神。国民素质和国民精神的培育则源于长期的教育、文化、培训、健康及医疗投入。同时，良好的社会秩序源于社会阶层优化和合理流动，流动的前提是机会公平、有效激励以及完善的社会保障，也就是促进人尽其才、安居乐业的体制机制。当一个国家人力资本积累到相当程度，形成较大优势，在实施恰当的国家战略甚至仅是看似偶然的历史机遇下，人力资本活力得到充分释放，带动社会创造潜能和国家经济潜能的释放，往往就此打开国家崛起之路。
注：本报告执笔人：刘理晖，课题负责人：隆国强，协调人：贡森，课题组成员：林家彬、李国强、王辉、刘理晖、宣晓伟、喻东、包雅钧、宋佾珈、张冰子、单大圣、李昂、田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