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进程中崛起的大国都是革命的产物，主要有两种模式。一种以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为代表，革命后社会结构稳定，经济持续发展，英国和美国相继成为世界头号强国，因而这一模式被称为“成功革命”；一种以法国大革命为代表，以革命的广度、烈度和持续性著称，在世界范围内影响极大，但革命后的经济表现不如前者。
虽然美国和英国同为“成功革命”国家，在历史、文化及发展道路等方面有很大的亲缘性，但美国现代化进程的主要特点和经验独具特色。美国是新兴资产阶级在一个理想的地理环境中自主建立的新国家，没有历史负担，资源禀赋既不同于原宗主国英国，也和大部分发达国家迥异，导致美国现代化进程和人力资源作用都具有鲜明的“美国例外”特点。
一、美国大国崛起的主要阶段和人力资源的作用
作为英国殖民地的时期，美国已经有很好的经济基础。在独立战争前夕，美国经济总值是英国的1/3，虽然弱于英、法和亚洲的中国、印度，但也相当于当时发达的低地国家荷兰和比利时的经济规模之和。独立战争以来的两百多年里，美国从阿巴拉契亚山脉以东狭长的13个州，最终崛起为一个世界性大国，主要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独立战争后至19世纪末），美国用了1个世纪左右的时间，通过两场战争实现国家独立和内部整合，经济年均增速接近4%，快于任何一个欧洲国家，经济规模从1774年到1909年增长了175倍，20世纪初跃居世界第一，但国际地位仍逊色于英、法等老牌强国。
这一阶段美国人力资源总体紧张，长期采取主动吸引人口的政策。从殖民地时期开始，人力资源稀缺和劳动力价格显著高于欧洲国家是美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约束条件，解决方式主要依靠移民的机械增长和本国居民的自然增长。在移民方面，美国对外积极吸引欧洲移民、对内鼓励边疆开拓，一部分南方州还曾经实行奴隶制，多措并举地吸纳人口。但受当时交通成本影响，直到第二次工业革命使跨洋交通成本大幅度降低，欧洲移民才开始大规模流向美国。移民初期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南北战争前美国工业化开始加速，工资增长率的差异吸引劳动力转向工业，从而带动了工业化和城镇化。在人口自然增长方面，虽然早在19世纪美国就完成了高生育率、高死亡率向低生育率、低死亡率的转变，但由于第一、二代移民生育率高，而且相对较高的工资水平也有激励作用，再加上大家庭和早婚现象普遍存在，使得美国人口自然增长一直保持了较高的速度。经过两方面努力，同期美国人口从1790年的450万人增长到1910年的近9200万人。
第二阶段（19世纪末至二战结束），美国用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通过两次深刻调整实现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并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最终实现大国崛起，取代了英国的世界头号强国地位。一战爆发时，美国经济规模已经相当于主要参战国英国、法国和德国的总和；二战结束后，美国经济规模占到了西方国家的60%以上。
这一阶段是美国经济发展方式和人力资源相关政策的深度调整时期，结束了传统的自由放任市场经济模式。第一次深刻调整发生在一战前后，随着19世纪的粗放增长方式走到了极限，美国开始限制大公司的寡头垄断，并对移民政策进行调整。19世纪末出现的企业大规模兼并重组和寡头垄断是美国经济粗放增长的最高峰，随着1890年《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及后续法案的实施，特别是在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任内开展了大规模反垄断并提出了“公平交易”法则，美国经济在联邦政府越来越强的干预中开始调整增长方式，鼓励和保护中小企业发展并支持创新。与此同时，美国也在一战结束时相应调整了移民政策，从过去适应粗放增长的大规模移民转变为严格控制移民数量。一战前后是美国大规模移民的最高峰，一战前的14年年均新增移民100万人，移民主要从事低技术职业。一战结束后，从事低端劳动的移民大规模失业及潜在的社会革命风险，成为美国1921年出台法案严格限制移民数量的导火索，而更深刻的原因是传统的粗放增长方式已经难以为继，大萧条来临后移民高峰期基本结束。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人口红利期的结束迫使企业不断提升有形资本存量、完善内部劳动力市场、发挥知识技术作用，从而提升了整体经济效率。围绕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美国及时调整了教育政策，一战前后各州相继通过了法案，全面实施义务教育，中等教育的普及为大规模工业流水线生产提供了必要的人力资源储备。
第二次深刻调整发生在大萧条后期。罗斯福实施新政后，联邦政府的干预方向从被动的反垄断转变为主动的经济管制，对经济的干预能力全面加强。在强有力的政府管制下，美国重建了金融体系，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并在二战期间通过国债市场成功地将储蓄流量转化为战争资金。新政建立的管理体制一直影响到20世纪70年代初，是同期美国连续进行三次战争的保障。在人力资源方面，高端劳动力对经济发展和创新的作用日益凸显。两次世界大战特别是二战前后，美国国内的和平环境大量吸引了欧洲各国的理工、社会科学等领域专家，使著名的曼哈顿计划得以实施，为美国的霸权地位奠定了重要基础。
第三阶段（二战结束至今），美国的世界大国地位经过了冷战期间美苏争霸的考验，达到了历史最高峰，但也面临新的问题和挑战。
这一阶段美国进行了两次重要调整。第一次是二战后通过马歇尔计划成功化解了国内的产能过剩危机和大规模失业风险，避免了断崖式经济下滑。第二次调整是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到80年代初期，对外陷入越南战争、对内经济滞胀的状况迫使美国进行重大调整：一方面，废除布雷顿森林体系，同时借助美元的霸权地位，以主权债务扩张的形式增强政府财力和调控潜力；另一方面，二战后一度强化的新政管理体制被打破，在交通、能源、电信、金融服务等方面放松管制、鼓励竞争，同时政府加强市场调控和监管。为了鼓励投资，还对私人资本采取结构性减税。第二次调整与“里根-撒切尔革命”是一脉相承的，核心是以金融政策取代财税政策，降低私营经济负担，主张用“做大蛋糕”来解决“切蛋糕”的问题，在世界范围内影响极大。
同期美国人力资源状况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二战后美国高等教育高速发展，特别是“婴儿潮”一代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大幅提高，为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的信息革命提供了重要的劳动力储备。随着全球化带来的生产要素高速流动，美国移民政策也适时调整，通过提供留学机会、鼓励投资或技术移民等方式在全球范围内吸引高端劳动力，同时适度补充低端劳动力，减轻了低端劳动力缺失对经济的冲击，在发达国家中保持了合理的人口结构。经过这一调整，美国移民来源发生两个深刻变化：合法移民来源国主要是墨西哥、中国、韩国、印度、菲律宾、越南等国，从事专业技术性工作的比例显著超过普通劳动；非法移民主要来自拉美，大部分缺乏技能。
随着信息化、管理精细化的深入发展，信息产业、健康服务业等新兴产业从业者受教育程度更高则单位劳动时间产出越高，而且对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越来越突出，这是近半个世纪美国教育精英化倾向日益突出的重要原因。但是，由于大众教育水平的相对差距被拉大，20―29岁人口中接受高中教育的比例在20世纪70年代达到80%左右的峰值后停滞不前甚至略有下降，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已经从20世纪中叶世界第一的位置持续下滑到十位左右，对制造业生产效率提升造成了很大的阻碍。这既是财富和收入分配差距的产物，反过来又加大和固化了差距和社会阶层结构，是金融危机爆发的重要成因。
二、美国人力资源发展的特点
（一）人力资源发展和经济发展匹配程度较好
美国人力资源发展既是经济发展方式从规模扩张到质量提升转变的产物，也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推动力。第一，美国经济发展走的是从规模扩张到质量提升的道路，建国后的第一个百年里，在资本、土地相对充足而人力资源稀缺的国情下，低技术移民和居民的高生育率将粗放式增长的规模优势发挥到极致；建国后的第二个百年里，通过产业、教育等政策配合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后，并借助资本深化，劳动力在生产要素组合中逐渐取得了优势地位，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推动方式成为主流。美国工业化起步的19世纪下半期，全要素增长率（TFP）年均增长速度为0.37%，而且主要原因是每工时有形资本的加速增长。从19世纪末到出现滞胀前的1969年，美国TFP年均增长速度达到1.45%。
第二，美国农业、工业、服务业的发展循序渐进，是经济发展和人力资源发展得以平稳推进的前提。美国建国至今农业一直发达，从一开始就“两条腿”走路，农业和工业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不仅满足了工业原料供应并占领世界市场，同时也避免了其他发达国家工业化初期常见的粮食危机。进入20世纪后，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壮大并不以制造业过度衰落为代价。产业有序升级带动人力资源有序升级并在产业间转移，是美国经济相对于很多发达国家的独特优势。
（二）长期保持的大众教育传统为经济平稳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
美国是新教立国的国家，欧洲大陆的新教独立派在美国东北部垦殖后形成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最终发展成为全国统一的市场经济模式，其价值观也深刻融入到美国立国传统和教育体系之中，形成了美国特有的大众教育传统。新教主张人人平等，必须由个人自主决定自身事务，为了使个人有能力作出自主决定，就必须通过适度的教育获得必要的知识和能力，因而美国建国以来形成了个人接受适度但非过高程度教育的传统，最终形成了大众教育为主、精英教育为辅的格局。此外，美国新教徒事业成功后捐资办学的传统非常悠久，建国后联邦政府和州政府通常在公地中划出一部分作为教育公地，预算上也优先保障教育投入。美国是最早实现义务教育的国家之一，二战后又成为受高等教育比例最高的国家之一，成为美国经济平稳发展的重要支撑。
（三）人力资源的组织管理和科技创新引导也是提升劳动生产率的重要影响因素
一是企业管理受到很大重视。随经济发展方式转变，20世纪初以来，以标准化、流程化为特点的生产线带动了美国产业升级，不仅对劳动力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也对大型工商企业的组织管理提出了新的挑战。泰勒制、霍桑试验等带动了美国管理学兴起并迅速成为显学，二战时期大军工生产又在国家层面加强了组织管理水平，而且质量管理等先进理念还传播到日本，成为日本制造的核心理念，改革后又由日本传入我国。冷战结束前后，美国的信息化和管理精细化还对全球企业管理水平的提升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二是鼓励创新。美国1790年和1793年法律建立的专利制度是世界上第一个现代专利制度，完全不同于英国王室许可的特权垄断专利制度，主要特点是专利申请按照科学的标准且收费不高，申请走的是不受人为影响的常规行政程序，而且专利权属于第一个或真正的发明者。如前所述的反垄断法，和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鼓励科技创新的拜-杜法案及股权稀释、期权激励、高科技产业证券市场等资本市场创新，都有效地鼓励了技术创新。此外，二战以来，美国联邦政府还主导了一系列需要大量资金投入、正外部性强的大型科研项目，形成了由联邦财政资金稳定支持（竞争性经费占比非常低）的国家实验室体系，有力地推动了共性技术、前沿技术的传播。
（四）社会安全网的建设对人力资源发展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美国传统上崇尚自由市场经济，社会安全网是在大萧条时期被逼出来的产物。罗斯福新政时期，美国对保护劳工权利空前重视，制定了最低工资和最高工时的规定；还制定了《联邦紧急救济法》并成立联邦紧急救济署，主要采取“以工代赈”的方式，对工人、佃农、贫困移民等进行广泛救济。与此同时，通过《社会保险法》《全国劳工关系法》《公用事业法》《公平劳动法》《税收法》等法律，美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系统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的国家，工会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支持。经过不断调整，新政时期建立的社会安全网运转至今，不仅推动了美国人力资源发展，还起到了维护社会稳定的“安全阀”作用。
美国社会安全网的建设，关键在于筹资。大萧条爆发前，美国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在10%左右；大萧条爆发后，通过全面提升所得税的税率和征收（包括公司税、股息税、个人所得税、遗产税等，个人所得税的最高税率从63%提高到79%，还在联邦房地产遗产税之外开征遗产税），这一比例迅速提升到20%以上。20世纪70年代以来，这一比例一直维持在接近40%的水平。
三、对中国的启示
（一）正确认识大国崛起的道路选择
大国崛起的核心是生产要素组合及相关制度安排的比较优势，一个国家的资源禀赋和治理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自身发展道路。美国的发展道路就是一个范例，美国建国以来土地和资本相对充足，一方面，北美土地供给充足，联邦政府通过战争和购买土地等手段大幅度增加国土面积，又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增加了土地价值，而且以联邦公地的形式形成了大量土地储备；另一方面，为了解决独立战争时期的联邦债务以及各州债务，美国建国以来就形成了比较发达的现代资本市场，这是现代化进程中少有的，从一开始美国就同时拥有土地、劳动力和资本市场。在19世纪劳动力稀缺的背景下，美国仅仅通过外延式增长就实现了经济规模世界第一，充分体现了美国发展道路的合理性和世界性大国特有的规模优势。20世纪上半期完成多次深刻调整后，美国内涵式增长同样也在很短时间内实现了规模优势。
除了有形资本投入和技术创新，经济规模优势也是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重要影响因素，这是大国崛起特别是世界性大国崛起的独特优势，在“面”上能够达到极致。保持经济规模稳定和持续合理扩张是贯穿美国两百多年经济史的一条主线，这同样适用于有相似国情的中国。从我国的国情出发，经济规模扩张在中西部还有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在区域发展和产业选择上还应考虑传统的外延式增长方式中有哪些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所必需的，设置渐进式的增长方式转换通道，人力资源战略的重点仍应放在更好利用人口数量优势。在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一部分地区如长三角、珠三角等，应作为经济增长方式转换的带动者，侧重发挥经济发展方式的多样性和人口质量的红利。事实上，基于人口基数和教育规模，我国人口质量的红利在很大程度也来自于数量优势。
总之，在我国的和平崛起过程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是我国应该选择哪些国家作为借鉴对象，也就是和谁对标的问题。我们认为，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国情差别极大，经济社会发展道路迥异，绝不能简单照搬。例如，德国制造、日本制造闻名世界，近年来我国地方政府也在普遍借鉴其产业升级经验，但如果我国大部分省、区、市都发展到相似程度，很可能会遭遇到空前的贸易壁垒，世界市场再大，也很难同时有几十个德国制造、日本制造并存，而且从很多地方自身条件看也很难实现。世界性大国的优势在于规模效应和发展方式的多样性，完全不同于一般发达国家将某种经济发展方式的质量和效率提升到极致的道路，这是我国发展道路选择中有必要坚持的正确认识。
（二）关键时期要及时进行深刻调整
经济发展转换期及重大战争是大国崛起道路中不可避免要面对的历史考验。美国大国崛起道路的关键期，都依靠及时的深刻调整得以化解，这是美国能够长期保持世界大国地位的关键。我国目前经济发展方式转换和国际环境状况，与美国20世纪上半期深刻调整发展方式时所面对的情况有相似的一面，是和平崛起道路上必然会面对的历史考验，就看有没有魄力、能力和执行力来及时进行深刻调整。我国已经从改革初期的土地、劳动力充足而资本相对稀缺的状况，转变为土地开发强度很高、劳动力跨越“刘易斯拐点”而资本相对充足，这就要求我国加快建立统一、规范、高效的现代市场经济制度，提升有形资本存量，加大知识、技术创新的引导作用。从相反的一面看，和美国当时的情况相比，我国政府的角色和作用有很大不同，既需要做减法，改变过去政府直接和高度干预市场的传统方式，破除妨碍市场经济发挥自我调节作用的体制机制阻碍；同时也需要做加法，通过加强宏观调控和市场监管能力建设，切实维护好市场经济制度的良性运行，而且也要在与人力资本开发和保护相关的公共服务提供方面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都是当前明显的短板。
（三）劳动力的质量和结构同等重要
当前我国各级政府和相关职能部门普遍重视劳动力质量的提升，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职业教育地位相对较低且教学内容没有贴近市场需求，职业等级序列的发展通道还很不健全。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相对来说是清楚的，而且从国际经验看，劳动力供给状况转为相对稀缺后，在工资快速增长的激励下，劳动力质量提升的步伐会加快。
劳动力结构的问题当前受重视还不足，但这一问题如处理不当，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巨大。改革至今，我国劳动力队伍主要由规模空前、接受中等教育且劳动纪律较好的中低端劳动力构成，这是构成我国比较优势的根本和核心。随着人口生育率快速下降，我国中低端劳动力特别是低端劳动力匮乏的状况越来越严重，制造业、建筑业首先缺的是普工，生活服务业首先缺的也是保姆、服务员，这必然带动生产和生活成本快速上升，直接影响到整体经济的竞争力。从发达国家的普遍经验看，低端劳动力充足是工业化、城镇化初期特有的现象，不可能长期持续，20世纪五六十年代欧洲大量引入北非、中东移民正是因为低端劳动力匮乏。美国之所以仍有大量非法移民长期持续涌入，虽然在政治上引起很大争议，但美国经济对低端劳动力的客观需要是支撑非法移民潮的根本原因，而且这对美国人口结构优化也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
我国当前劳动力结构失衡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存量部分结构失衡，低端劳动力从过剩快速转向匮乏；二是增量部分结构同样失衡，高等教育过度扩张和职业教育发展滞后出现的大学生和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实质上是严重的结构错配，没有很好实现与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的适宜教育；三是我国农业基础相对来说较为薄弱，受人口结构转变冲击影响更大，农业劳动力高龄化、女性化趋势日趋显著，农业工人缺口也正在快速拉大，这也是必须引起重视的问题。
（四）加强社会安全网建设刻不容缓
从国际看，经济增速换挡期也是潜在矛盾集中爆发的风险期，主要发达国家都通过加强社会安全网建设来化解矛盾，并为后期增长进行人力资源储备，美国罗斯福新政时期和20世纪60年代的实践正是如此。我国社会安全网建设起步较晚，最初作为20世纪90年代国企改革的配套改革推出，缺乏顶层设计，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较为突出，主要保障制度分区域、分人群设计，公平性和效率都很不足。
近年来，社会上对公共品提供、社会安全网建设的意见很多，很多人认为是在“养懒汉”，既“养不起”也“不必养”，中国不必重蹈发达国家覆辙。不可否认，发达国家确实出现了这样的问题，但也要看到，主要原因是在全球化进程中生产要素特别是金融资本高速流动的背景下，原有的一整套经济、政治、社会制度安排被打破，新的又没有建起来，是特殊时期的特殊产物，而且发达国家仍然在努力坚持社会安全网建设，特别是在崇尚自由市场经济的美国，奥巴马医改反而在加大这方面投入。这是发达国家特别是老牌资本主义强国一百年多年反复“试错”得出的真知灼见，不存在“养不养得起”的问题。我国可以借鉴东亚发达国家和地区参考意义更强的发展型福利国家制度，重点抓住医疗、教育和对无劳动能力者的救助，切实保护和发展人力资本，为经济发展方式转换的平稳过渡和后续发展奠定重要基础。
注：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兴衰的人力资本研究”课题组
报告执笔人：喻东，课题负责人：隆国强，协调人：贡森，课题组成员：林家彬、李国强、王辉、刘理晖、宣晓伟、喻东、包雅钧、宋佾珈、张冰子、单大圣、李昂、田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