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的海上安全风险主要集中在涉华海洋争端、大国海上战略竞争和非传统安全挑战三大问题，2015年，它们存在不同程度的发酵或激化，对“一带一路”构成了严峻的挑战和潜在风险，不过也都还在可控的范围。
“一带一路”的海上安全风险主要集中在涉华海洋争端、大国海上战略竞争和非传统安全挑战三大问题，2015年，它们存在不同程度的发酵或激化，对“一带一路”构成了严峻的挑战和潜在风险，不过也都还在可控的范围。
为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实施，中国应在坚定维权的同时管控好海洋争端，在推进海洋强国的过程中维持与美印等大国关系的总体问题，在维护自己利益的同时，积极为相关地区的和平稳定做出更大贡献。
2015年，世界海上安全形势大致沿两条主线展开。一方面，亚太大国间的军事博弈和斗争继续强化，安全困境更为突出，美国甚至开始动用军事手段直接干预南海问题；另一方面，由于西亚北非局势的持续动荡，阿拉伯海、地中海乃至印度洋西北岸已陷入严峻的非传统安全危机之中。
总的来看，“一带一路”特别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下简称“海丝路”）的东西两翼即起点和终点面临的安全风险都显著升高。
当然，对于中国而言，这些安全挑战和威胁尚在可控的范围内，它们的发展走向也还有较强的可塑性。为化解或缓和世界海上安全形势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负面影响，中国需要有更主动、更积极、更开放的战略设计和政策实践。
1.中国面临的海上安全形势
毫无疑问的是，世界海上安全的重心依然在欧亚大陆的沿岸及其近海区域，与中国有关的海上安全问题主要集中在涉华海洋争端、大国海上战略竞争和非传统安全挑战三个层面。
涉华海洋争端
黄海形势趋稳趋缓。中朝、中韩间的渔业纠纷和摩擦持续降温，韩国依然在频繁抓捕中国涉嫌“非法捕捞”的渔船，但渔业冲突事件大幅减少，两国媒体对该议题的报道及炒作已明显降温。
随着中韩两国关系渐入佳境，海洋争议及摩擦的重要性已迅速下降。2015年1月29日中韩海上划界谈判的首次预备会议在上海举行，两国的海域划界谈判正式启动。
钓鱼岛及东海局势保持消极稳定。2014年11月7日，中日两国达成四点原则共识，中日总体关系随之有所缓和。中国海警和日本海上保安厅的执法船依旧在钓鱼岛领海进行共存巡航，但双方都未派军事力量进入这一海域，两国也都无官方和民间人士上岛开展主权宣示活动。
两国军事力量在各自防空识别区内针对另一方的管控频率仍然很高，根据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的数据，2015年上半年，为应对中国飞机，航空自卫队战斗机紧急升空207次，基本与2014年同期持平，不过双方较好地保持了安全距离。
一个明显的证据就是，中日两国媒体上均未再出现两国飞机“异常接近”或“雷达照射”等激烈事件的报道。不过，这种稳定是基于两国都不愿意发生冲突的无奈之举。
南海形势则继续延续2014年的紧张，2015年最大的特点是中美在南海的矛盾急剧增大。以往南海问题的摩擦与冲突主要发生在中国与越南、菲律宾等争端国之间，而围绕中国南沙岛礁扩建工程，美国在南海的政策正变得更加激进。
美国已撇下在南海问题上“不选边、不站队”的“虚伪中立的外衣”，从幕后走向前台，直接向中国发难，开始频繁向中国“大秀肌肉”，并酝酿强硬反制措施，10月27日，美国海军“拉森”号导弹驱逐舰闯入中国南沙渚碧礁等岛礁的12海里内，美国国防部还宣称以后要每季度执行两次这样的航行自由宣示行动。
这与美国此前泛泛的口头呼吁、外交施压和军事威慑等柔性方式明显不同。随着美国执意要在南海问题上当“主角”，中美两强间的斗法渐成南海诸多矛盾中的焦点。
比较而言，中国与南海问题相关方及东盟的关系则有喜有忧。自2009年以来，2015年是中越少有的未在南海爆发严重对峙和摩擦事件的一年。
面对南海急速变迁的力量对比，越南着力开展平衡外交，越共总书记阮富仲先后访问中国、美国，高规格接待美国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
越南既向美国示好，利用美国的支持抵消中国在南海日渐增长的力量优势，同时，又避免与中国交恶，不希望南海问题过于影响两国的政治经济关系。
在南沙岛礁建设问题上，越南相对低调，婉拒美国的“三不”冻结倡议，抓紧时间进行自占岛礁的扩建，在批评中国方面则保持着克制，不愿意当对抗中国的“出头鸟”。越南高规格隆重接待习近平主席的国事访问，也表明越南不希望因海上分歧与矛盾站到中国的对立面。
菲律宾依然是南海各类炒作事件的始作俑者和最积极分子。只是，由于力量的悬殊，菲律宾的主要动作都集中在法理斗争和舆论渲染层面。
7月7日-7月13日，由菲律宾单方面提起的所谓“南海仲裁案”开始在海牙常设仲裁法院仲裁庭举行听证会，菲律宾派出了60人组成的超规模代表团，并大肆造势，扬言“要让中国退出南海”。
仲裁庭于10月29日针对该案做出了有管辖权的裁决，该案将继续开庭审理，预计菲律宾今后在法理方面的动作将更加夸张。
为获得国际支持，菲律宾大打悲情牌，不仅在东盟内部上蹿下跳，寻求同情者和支持者，还在香格里拉对话、东盟外长会议、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议、东亚峰会甚至联合国大会等多边场合不遗余力地炒作南海问题。
中国提出的“双轨”思路得到了东盟大部分国家的认可，“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正加速进行，中国与东盟还同意尽早设立“中国－东盟海上搜救热线平台”和“中国－东盟应对紧急事态外交高官热线平台”。
但是，东盟内部在南海问题上的共同立场趋向负面，2015年的东盟外长会议《联合公报》罕见地就南海扩岛行为表示关切，认为“有关行为在南中国海地区削弱了信任，增加了紧张，破坏和平、安全与稳定”，声称将采取“预防性措施”，轮值主席国马来西亚还呼吁东盟国家组建联合维和部队巡逻南海。
暂时来看，东盟政治安全等共同体的建设压力，以及美国和部分争端方的搅局，对中国在南海的增信释疑工作构成了较强的干扰和牵制。
大国海洋战略竞争与海上“安全困境”
印太地区日益成为世界政治的中心，大中小国家在海上群体性崛起。无论整个印太地区，还是东亚、南亚等次区域，都遍布着各式各样的“安全困境”。
其中，崛起国与主导国、崛起国与崛起国、地区大国与中等强国间的安全防范是常态。该地区综合及专门的安全机制如东南亚国家联盟、南亚区域合作联盟、东亚峰会、东盟地区论坛等基本难有实质性的作用，相反，美日同盟等传统对抗性的安排还在继续强化。出于不同的原因，中国与美日印的海上竞争和相互防范都有了新的发展。
除加大介入东海、南海争端之外，美国对中国海洋整体行为的认识，以及采取的举措也越来越负面。
2015年3月，美国发布新版海上力量战略，大肆渲染中国正在构建的“反介入”或“区域拒止”威胁，并针锋相对提出了打造“全域进入”能力和强化前沿存在的对策。
美国国防部于8月21日罕见发布《亚太海上安全战略》报告，呼吁各方停止在南海填海造岛，同时重申钓鱼岛适用《美日安保条约》，并强调通过威慑“敦促各方遵循国际法和国际准则”。
报告还透露，未来几年，美军将继续加大在亚太地区的兵力部署，包括向亚太派出“里根”号航母，增派1艘“美国”级两栖攻击舰、3艘DDG－1000型驱逐舰、2艘“弗吉尼亚”级潜艇，还将派遣多架F－22及F－35战斗机、B－2及B－52战略轰炸机、“鱼鹰”运输机等空中作战力量，完成向日本加派带有“宙斯盾”系统的驱逐舰和在新加坡部署4艘濒海战斗舰的任务。
美国在南海问题上强化对中国发难并非偶然，实际上美国已将中国当成最大的海上对手，认为中国正在谋求挑战美国在西太平洋的海上秩序，因而对中国在南海、东海甚至印度洋的一切动作都报以质疑和杯葛的态度。
日本的防务制度和安全政策发生了巨变。一是日美同盟的再定义，2015年4月日美两国签订新的《防卫合作指针》，日美同盟在合作的深度及广度方面都得到了质的跃升。
二是安倍内阁强行通过新安保法案，利用“重要影响事态”、“存立危机事态”和“灰色地带事态”三个核心概念全面颠覆了原有的安保体制，在制度上彻底摆脱了和平宪法和国会在动武问题上的牵制和掣肘。
日本安全战略和防务政策的剧变很大程度上正是针对中国的海上崛起，“中国威胁”已成为日本制订各类安保政策的最重要背景，据日本杂志《周刊现代》披露，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6月初召开的媒体“恳亲会”上曾直言，“新安保法案就是以中国为对手的”。
日美联合遏制力的提升和日本军事正常化不仅加大了中国在钓鱼岛及东海方向的战略压力，也直接推高了中日两国擦枪走火的风险。
中印关系近年来总体稳定，发展态势积极，但印度对中国在安全上的猜忌较为严重，中印间并无直接的海洋利益冲突，然而双方在海洋战略上的相互猜忌与防范却是实实在在的。
中印两国作为世界海洋政治格局中的后起之秀，正同时进行海上崛起，两国的海洋动作不可避免地成为世界的关注重点，“龙象之争”更是格外吸引眼球。
当两国的势力开始影响印太地区海权时，两国的海军版图出现交叉，中国进入印度洋，印度进入西太平洋，使得长期围绕着中印竞争的相互包围论再次复苏。
有关中国加强在印度洋活动是为了包围印度的报道和分析充斥着印度媒体，而有关印度可能威胁中国海上交通线并伺机介入南海问题的报道在中国也不鲜见。
莫迪执政以来，积极加强与中国的政治经济联系特别是经贸合作，在南海及印度洋事务方面指责中国的调门有所克制，但强化了海上的制衡行动。
莫迪政府注重发展与南海周边国家的战略关系及防务合作，积极展开装备合作、联合演习及油气勘探等，以谋求实际利益；印度对中国在印度洋的动作也极为敏感，3月莫迪对塞舌尔、毛里求斯和斯里兰卡的访问明显就有对冲中国影响的考虑。
非传统安全威胁
冷战结束后，大国间的海上对抗趋于缓和，相反，两极结构下受压制的极端民族主义、原教旨宗教流派和地区权力竞争愈演愈烈，海盗、毒品走私、武器扩散、非法捕捞、自然灾害等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成为海上安全的最紧迫挑战。
而美国等西方国家前些年在西亚北非地区的武力干预使得该地区原有的政治生态平衡被打破，进一步刺激了该地区的族群冲突和暴力恐怖主义。
然而，国际安全公共产品的供给又严重不足。美国继续在大中东地区进行战略收缩，对“伊斯兰国”问题采取有限遏制的政策，无意对叙利亚、伊拉克及利比亚的局势承担过多责任。
对于世界海洋秩序的维护，美国兵力也日渐捉襟见肘，以远洋力量为主的美国舰队结构愈来愈不能适应近海层出不穷的各类安全问题。为此，美国在2015版的《21世纪海上力量合作战略》中不得不大力强调国际合作的重要性，并倡议建立“全球海军”联盟，以应对这些非传统挑战。
在此背景下，全球海域安全形势有新的发展。海盗活动目前正在减少，但在西非一带，特别是几内亚湾、印度洋和太平洋海域，海盗活动仍然是一个忧患。
亚丁湾及阿拉伯海由于也门内战形势继续恶化，“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乘机在此发展势力，暴恐袭击层出不穷。
2015年，最突出的莫过于地中海周边安全形势的进一步恶化。西亚北非的动荡局势愈演愈烈，“伊斯兰国”恐怖主义问题及叙利亚内战仍如火如荼，暂时看不到平静的希望，而这种动荡局面已经在地中海沿海乃至整个欧洲地区引发了“二战”结束以来的最严重难民危机，叙利亚、埃及、利比亚、阿富汗、伊拉克等国数以万计的难民蜂拥前往欧洲。
据不完全统计，2015年仅从地中海地区进入欧洲的难民就已超40万人。为此，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9月22日在布鲁塞尔举行紧急会议，强制要求成员国按配额安置12万外来难民。
难民问题也严重波及海上安全，根据联合国难民署的统计，截至8月底，2015年已有超过2600名移徙人员在跨越地中海前往欧洲的偷渡途中死亡，使地中海成为移徙者寻求更好生活的“最致命的路径”。
联合国安理会10月9日已经授权欧盟国家的海军可以在地中海监视、逮捕和处理可疑的“人蛇”船只。查理周刊事件和巴黎11•3暴恐袭击沉重地表明，西亚北非的长期动荡局势已经开始直接波及西欧国家的国内安全和政治稳定；而难民危机则可能动摇中东及整个欧洲的安全与发展，将加重族群冲突、经济危机和暴恐袭击，难民问题目前还在快速发酵之中，未来究竟有多大影响尚难以度量。
2.“一带一路”的海上安全风险有多大
上述三大安全挑战都可以称为“引而未发”，他们对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直接影响并不明显或尚未显现，但其发展趋势不容乐观。
海洋争端激化给“一带一路”投下阴影
东南亚地区是中国周边外交的重中之重，是“海丝路”出境之后的第一站；而南海问题是长期影响中国与东盟国家安全互信改善的最大制约因素，其形势的发展将对“海丝路”的建设产生重大影响。因而，不少人甚至断言，南海问题的发展走向是“海丝路”能否成功的关键。
就目前情况来看，南海问题对“海丝路”的影响还不是很大。实际上，包括菲律宾在内的东南亚大多数国家都对华奉行两面政策：既要搭中国经济发展的“便车”，加强与中国的经济合作、政治沟通和文化交流；又要强化在南海问题上与中国的斗争及在安全上对中国的防范。
虽然，越南等国因安全问题在经济上加大了对日本及美国的倚仗，然而到目前为止，南海争端方尚不希望南海问题制约与中国的经济合作，南海问题在实际中也没有对合作项目产生重大影响。可是，如果南海问题持续发酵，甚至进而“破局”，那么“一带一路”倡议就很可能因此遭遇重大挫折。
而且，设若南海问题长期保持目前这样的紧张激烈态势，即使不发生武装冲突，其间接影响也不容忽视。
首先，南海问题的持续高热会毒化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合作氛围。毕竟“一带一路”倡议绝非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合作，而是政治经济及文化的互联互通，包括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流通和民心相通，它对政治安全互信的要求相对较高。
其次，在一些敏感基础设施的合作方面，若中国与部分东南亚国家因南海问题而相互敌对，对方必然不敢与中国进行深度合作，这就会影响中国在该地区的整体合作构想。
东海形势的消极和平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日本“搅局”南海，推动东海、台海、南海问题联动，日本新安保法案的出台，给日本武力介入台海及南海问题制造了国内法理基础。
因此，中国必须考虑的是，虽然东海方向与“一带一路”关系不大，但当钓鱼岛及东海划界争端失控，日本必定会加大在南海等方向的介入力度，从而直接阻碍、牵制“一带一路”的展开。
海上安全困境制约“一带一路”的实施
海上安全困境对“一带一路”的牵制主要是战略和政治上的，在大国间维持总体和平的前提下，“一带一路”遭遇直接战争阻止的风险很低。
在“新丝路区域中，也没有大规模的海上军事力量集结，没有激烈的海上军事对峙，更没有严重的海上安全冲突，爆发海上战争的危险性甚微，相对和平稳定的海洋形势，且可望长期保持”。
中国“一带一路”倡议高举“互联互通”及合作共赢的旗帜，广受丝路沿线各国的欢迎。对于这种以经济为主的国际合作倡议，美、印、日等大国很难直接表示反对，但在安全困境流行、战略互信缺失的背景下，他们必然会采取一些措施进行抵制。
这些国家在战略及外交上的动作会破坏“一带一路”倡议推行的安全环境，影响相关合作的深度及广度；另外，他们对应开展的竞争性经济安排也会对“一带一路”的合作构成直接挑战。
美国与中国的这种战略竞争和对抗，给中国的周边外交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美国在亚太强大同盟体系的存在本身会持续性地对中国形成战略和军事安全上的压力，使中国进一步崛起和发展的安全环境难以获得根本性的改善。
美国的亚太同盟体系加剧了中国与一些周边国家之间安全关系与经济关系的不同步性，使中国“以经促政”的政策效果受到很大局限。
自美国2009年重返亚太以来，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就频遭挫折，政治安全关系甚至出现倒退。中国与东南亚国家间的关系有其自身的发展逻辑，中国在该地区遇到的困境不能完全归咎于美国，但美国确实是最大的外部干扰因素。
随着“一带一路”广泛深入推进，美国还很可能将牵制中国的联合阵线扩展到印度洋地区，这些年美国拉拢印度很大程度上即与应对中国的崛起有关。
美国炒作“印太”概念，固然是因为西太平洋地区和印度洋地区的联系日渐强化，但很大程度也是为了更好地制衡中国。
不过，由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影响力已大不如从前，而且，“一带一路”沿线大部分国家的投资环境也不为美国资本青睐，美国在经济上并没有太可行的反制措施。
由于阿富汗的局势，美国的“新丝绸之路”计划暂时还看不到顺利实施的可能性；美国着力推动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虽于2015年10月5日达成基本协议，但下一步还需要各国立法机构的批准，暂时不会对“海丝路”形成太大的制约。
对于“一带一路”，美国主要采取的是外交上抵制，安全上防范，军事上威慑的综合战略，即所谓“经济上不足，用安全来补”。未来，美国必然会继续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这将恶化“海丝路”的安全环境，并破坏合作氛围。
相比美国，印度更有能力在印度洋地区给“一带一路”特别是“海丝路”制造麻烦。印度天然是南亚大国，印度次大陆向印度洋有很大的突出部，无论是在地缘、宗教、文化，还是经济联系上，印度对北印度洋各国都有非常强的影响力甚至是支配能力。
对于中国提出的“海丝路”倡议，印度很难淡定，更不用说明确支持。基于经济和安全的不同视角，印度国内对“一带一路”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认为“一带一路”给印度的经济发展带来了机遇，另一方面则对“一带一路”的战略意义高度警惕，认为中国会凭此侵蚀印度的后院。
在5月的中印《联合声明》中，印度只愿意表态参与具体的项目或计划，而不愿意回应“一带一路”倡议。
在行动上，印度响应“中印孟缅经济走廊”构想，参与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愿意搭“一带一路”的便车；但与此同时，印度已经计划进行反制，试图以“季风计划”和“香料之路计划”为名推动跨印度洋区域的经济政治安排，以抵制“一带一路”可能对其产生的负面影响，2015年印度在斯里兰卡、马尔代夫等地就明显有与中国暗地较劲的意图。
需要指出的是，并非只有中国、美国及印度在欧亚大陆或亚太地区有自己的战略设计及安排，日本、韩国等发达经济体也着力向这些地区转移产能、拓展市场，强化经济影响力。特别是，由于中日总体的战略竞争态势，日本针对中国的经济竞争带有很强的政治色彩。
毫不夸张地讲，日本已开始在东南亚地区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进行阻击，几乎所有中国有意参与的重大项目，日本都力图插上一脚，双方在泰国、印尼的高铁项目上的激烈竞争就是一个缩影。
鉴于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长期经营，及其在此地区的强大政治经济影响，日本在经济层面对“一带一路”构成的挑战绝不容忽视。
非传统安全问题正在形成直接挑战
从日本海到马六甲海峡，再到波斯湾的广袤环形海域及其沿岸地区，是一个热点危机密布、多元力量牵制并存的次安全区域。
其中，中美间的矛盾增加了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困难，而中印间的战略猜疑和印巴间的潜在对抗加大了中国经营北印度洋地区的难度。
而中、美、印三方力量对比及相互关系的变化，客观上为印太地区的区域强国、中小国家等其他行为体提供了更宽松的外交安全空间，他们的参与使得该地区各方的纵横捭阖更为激烈复杂，这导致一些地区热点问题很难得到有效解决。
安全治理的失序或破碎化是印太地区多极化带来的另一大负面效应。“海丝路”的西线处于国际上公认的“不稳定动荡弧形地带”，特别是也门、叙利亚、伊拉克、利比亚、索马里、阿富汗等国的政府已无力维护国家稳定，滋生了各式各样的恐怖主义、极端势力和跨国犯罪集团。
如果美国继续在西亚北非地区进行战略收缩，采取推卸责任的政策，国际社会不能及时采取有力措施和方案提升该地区的治理水平，海盗、国际恐怖主义、地区极端势力还可能会扩散到整个“海丝路”沿线。
新凸显的难民问题更是给“一带一路”向西推进增添了变数。若西亚北非局势迟迟得不到缓解，蜂拥而至的难民将严重危及东欧、南欧甚至西欧国家的政治社会稳定，拖累其经济发展，并可能导致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扩散。
在难民问题上，欧洲国家间、国内各类势力间的立场已经发生严重分化，欧洲各国因难民问题可能引发新的摩擦，而欧洲一些右翼力量还可能利用难民问题造成的混乱和社会不满，改变部分国家的国内政治格局。
3.对策与出路
要维护世界海上安全，为“一带一路”的发展提供必要的安全环境，中国需要在管控海洋争端、缓解大国间的安全困境及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三大方面做出卓越的努力。
管控海洋争端
近年来，东海、南海海洋争端的爆发有其一定的必然性，其最重要的背景是相关各国都在加强海洋强国的建设，各国显然都没有做好进行实质性妥协让步的准备，局势的缓和甚至是解决尚难有明确的时间表。
对此，我们需要有清醒的认识。中国推行“一带一路”的做法确实有缓和海洋争端及“维稳”的战略需求，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就必须因此牺牲“维权”。
虽然部分国内外媒体经常炒作“东海或南海必有一战”、“南海局势已到达临界点”等话题，战争的乌云似乎已经密布，但包括中美在内的各国都未有立即解决这些争端的军事计划。特别是在中国“控局”能力显著的情况下，东海、南海争端走向冲突和战争的可能性并不大。
不过，各国都在积极未雨绸缪、准备打仗，擦枪走火的可能性正在增大。所幸的是，各方都已看到这种危险性，一些危机管控措施已逐渐建立起来。
9月18日，中美就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机制新增“军事危机通报”附件以及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新增“空中相遇”附件完成正式签署，中美危机管控机制建设成效显著；中国与东盟“南海行为准则”的谈判也进展顺利，双方启动建立各类热线也拓展了紧急情况下的沟通渠道；中日双方在钓鱼岛等附近海域已经形成一定的现场默契，两国也正在就海上危机预防机制进行接触与谈判以形成一些明确的规则。
另外，中国与美国、印尼等国还在南海海域进行了多次《海上意外相遇规则》的演练，这提升了各国海上力量的专业性，有利于防止不必要海上危机的出现。
中国的海洋维权的步伐不可能为“一带一路”而发生改变，中国依然要坚定进行海洋维权行动。只是，为了降低海洋争端对“一带一路”的负面效果，中国可以在维权的节奏及方式方法方面加强改进。
一方面，在进行新的主动维权动作时，宜强化统筹及部门协调，充分考虑到外界的反应，并做好各类沟通及宣传预案，降低维权引发的国际负面反弹；另一方面，应继续推动“双轨”思路的落实，将争端问题与非争端问题分开，在争端问题上，应继续坚守底线，强力反制非争端方的干涉，在非争端问题上，可以更进一步，除与东盟国家展开磋商外，不妨也欢迎包括美印在内的区域外力量与中国就南海航行自由、救灾救援等议题进行沟通与磋商。
维持与美印等大国关系的总体稳定
大国关系方面，中美战略竞争的烈度和广度、中印战略互信的构建发展是最为重要的两大变数。
对于中国而言，若想“一带一路”倡议得以基本顺利地推行，首先就必须与美国建立“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在相互尊重与合作共赢难以短期实现的情况下，也应相互确保“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至少也需要将中美战略竞争的范围控制在西太平洋。
若中美战略博弈演变成全球范围内的对抗，“一带一路”的定位和实施方法就应做大的调整；中国还需要控制与美国对抗的强度，若两国长期在西太平洋保持高强度对抗或是爆发大规模冲突，必然会影响到东南亚、南亚及南太平洋国家在“海丝路”问题上的战略选择。
其次，中国必须争取印度对“一带一路”的理解。印度是南亚天生的大国或主导力量，在地缘、宗教、文化、经济等方面有着先天的优势，如果印度反对中国进入印度洋，中国将在该地区举步维艰；印度还是能对西太平洋局势发挥一定影响的大国，中国在东南亚的布局也难以忽视印度的存在。
具体而言，中国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中，一是要加强对自己长远目标特别是安全目标的阐释，寻求与美国及印度建立起码的战略透明和相互安全保证；二是充分保持开放性特征，不仅要与沿线各国合作，还应与沿线以外的国家合作，主动拉美国、印度入伙，与其加深利益捆绑，合作推进相关计划或项目；三是要坚持政府引导、市场主导，“一带一路”尤其是“海丝路”的建设很可能长期伴随着低战略互信、高安全风险和强政治阻力，要想成功，就必须超越目前“政治挂帅、一揽子协议、大项目大工程”的经营模式，淡化战略色彩，凸显开放性和包容性，坚持市场和民间先行。
积极维护相关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维护新丝路和平与稳定的重点是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而不是解决传统安全问题……战争并不是对新丝路安全最直接、最主要的威胁，且海上安全问题主要不在大洋上。
除自然灾害外，几乎所有诸如海盗、恐怖主义、集团犯罪、海上混乱等非传统安全问题都集中在近海近岸区域，而且这些问题的根源也主要不是来自海上，而是与沿岸地区的动荡局势及国家落后的治理能力密切相关。
例如，亚丁湾的海盗即是由索马里国内的无政府状态直接导致的。
因此，维护近海及近岸地区的稳定是缓解海盗、恐怖主义和集团犯罪等海上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最根本途径，一旦“一带一路”全面展开，中国的安全边界必然也随之扩展到欧亚大陆的大部分沿海地区。对于西亚北非、南亚的地区局势，中国再难置身事外。
当前最紧迫的课题无疑是应对西亚北非的局势。目前，西亚北非局势已经是一个“乱摊子”，各类矛盾错综复杂，没有力量具备能力和意愿独自承担该地区和平稳定的重担。
美国、欧盟、俄罗斯，以及伊朗、土耳其等区域强国都有各自的计划和路线图，各方矛盾分歧较大，协调困难，导致“伊斯兰国”越反越恐，地区局势是愈介入愈混乱。
鉴于该地区局势对“一带一路”的重要性，中国应采取更为积极的措施参与到国际社会的各种努力之中。作为地缘利益相对超脱的一方，中国是个理想的协调者。
中国应加强与美俄欧等各方就打击“伊斯兰国”和应对地区局势问题的沟通与磋商，尝试在联合国安理会的框架下通过推动相关决议以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若有必要，中国还可提供部分军事力量以强化国际社会应对局面的能力。
此外，对于该地区的难民，中国需要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支持与援助，向该地区人民展示中国的仁义和负责任态度，这也是“一带一路”民心相通的题中应有之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