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美国退役陆军中将、前驻阿富汗大使艾江山（Karl Eikenberry）因为自身经历“太政策”、“太军方”，而被美国西北大学师生反对出任该校全球事务研究院院长，认为其不具备足够的学术领导力。后来，艾将军倒是知难而退。
有网友评论说，这是美国“左派”学者对军方“司空见惯的轻蔑”。其实，在美国，有政策经验的智库学者与大学教授往往就是两个世界的人。除了艾江山，据说美国总统国家安全委员会某高级官员退职后，也因为没有发表过“同行评议”的学术期刊论文，而难以在大学谋职。
“做智库”和“做学问”本就不是一码事，实在没必要逼着所有学者都去做“智库学者”，龙虫并雕，一样精彩。不过，如果你真的想做智库学者，千万别纠结，你必须要有“政策的感觉”。
一、智库应该研究什么？
近年，国家高端智库建设等工作为推动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事业带来重要机遇，既有智库谋划转型，新兴智库应运而生，前景值得期待。然而，也出现一些“穿新鞋走老路”等需要重视的情况。《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等文件能否真正转化为促使智库升级转型的实际举措，智库建设的良好愿景能否成为现实，也是值得深思的。
显然，智库建设不应搞“大水漫灌”式的强刺激，不能“撒胡椒面”，钱要花在刀刃上。应借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思维，以构建智库规范、提升智库能力、重塑智库生态为着力点，切实解决一些长期困扰我国智库建设的难题。
国家亟需和特色突出，是理解当前新型智库建设目标的两大关键词。
就国际问题和外交而言，中国面临大量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政策难题，对全球事务和大国外交的进取心有余，但对外部世界的了解依然有限，对国际事务复杂性的把握依然有限，施展大国外交的能力和技巧依然有限。从观念、手段和人才等方面看，中国施展全球性大国外交的“战略储备”相对不足，必要的战略研究和谋划仍有滞后。
甚而，对于政策“需求”本身也缺乏研究，政府机构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应对短期政策难题，对到底要应对哪些中期、长期性的政策挑战研判不足。可以说，智库建设在需求侧和供给侧都存在一定问题，而供给侧是主要矛盾之所在。
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智库建设本身也需要“战略”，需要找准制约瓶颈、扭住关键环节。区别于其他研究机构，智库最重要的属性是“政策”。智库需要承担与政策相关的研究课题，培养和输出政策分析人才，并且注重发挥政策影响力。
对一个智库政策影响力的认可，也是对其学术影响力、社会影响力和国际影响力的肯定。
二、智库学者得有“政策感觉”
智库的政策影响力不是海市蜃楼，它要靠一大批有实力、有经验、有闯劲儿的智库学者作为支撑。一个优秀的智库学者则需要具备较好的“政策感觉”，这正是智库建设的关键环节和着力点。
“政策感觉”并不是抽象的。作为智库学者，首先要能提出有政策意涵的好问题，能够通过分析公开讲话等材料辨识出决策者和政策制定部门的困扰所在，进而将自己的研究议题进一步聚焦。研究中国外交政策的智库学者，确实需要读透政策文件、读懂文件中“言所未言”的能力。
其次要能理解政策制定和执行环节的复杂性，能考虑到相关政策部门所受的限制，进而提出“管用的”对策或对策思路，而不是仅仅做出政策批评，或是提供大而无当的政策建议，比如“增强战略定力”、“加强战略沟通”之类。
再次要具有较强的政策沟通能力，善于和影响政策的“利益攸关方”打交道，在政策对内传播、对外传播方面有较好的分寸感，能够让对方听懂和接受相关的政策性阐述。
美国智库学者常就此刻意训练，设想自己只有3-5分钟时间向美国总统做简报，逼着自己把复杂的政策问题和“有料的”政策建议在最短的时间内讲清楚。
三、一个智库学者是如何炼成的
从理论上讲，智库学者要想拥有较好的“政策感觉”，有赖于“旋转门”的真正建立。
以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主要推手之一、前助理国务卿库尔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为例，他早年曾获“马歇尔奖学金”赴牛津大学攻读国际关系博士学位，毕业后进入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从博士后研究人员做到了副教授，并出版多部涉及核裁军、反恐及亚太问题的政策性研究著作，后以海军情报官员身份进入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任职，在克林顿执政时期被任命为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
小布什上台后，政治上倾向民主党的坎贝尔选择“躲进小楼成一统”，先后在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对外关系委员会、布鲁金斯学会等美国顶尖智库从事研究工作。
2007年，坎贝尔与米歇尔·弗卢努瓦（Michelle Flournoy）共同创立“新美国安全中心”，这一机构后来居上，目前已成为华盛顿最具政策影响力的智库之一。
2008年，该中心发布报告鼓吹美国“重返亚太”，为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提供了蓝图。2009年6月，坎贝尔正式进入奥巴马政府任职。而米歇尔·弗卢努瓦后来也入仕途，担任国防部负责政策的副部长。
中国能有“旋转门”吗？
毫无疑问，中国不应也无法完全复制美国智库人才的培养机制。然而，就提升智库学者的“政策感觉”而言，诸如坎贝尔之类的例子以及美国智库的经验仍可以带来若干启示。
第一，需要在智库界和政策界之间搭建起实质性、机制性、双向性交流协作平台，为智库人才“政策感觉”的获取积极创造条件。当然，政府官员并不必然具有较好的“政策感觉”，像坎贝尔那种通达外交和军事事务、可与智库学界无障碍对话的官员也属少数。
第二，“政策感觉”的培养重在“能力建设”，而“能力建设”需要更加具体化，可以将其分解为智库学者需具备的若干“核心能力模块”，包括政策分析能力、政策网络构建能力、政策传播能力等基本内容。比如，不少美国智库非常重视“政策网络”的经营和扩展，借此发挥各方面人才资源的集聚效应，使自身政策影响力最大化。有关部门对智库能力建设的投入和评估也需要更具针对性。
第三，“政策感觉”的培养，需要智库自身在“凝练特色”上下功夫。在竞争激烈的智库圈，有特色才有吸引力，有特色才有未来。
“新美国安全中心”的特色就是将外交和防务问题研究深度结合，不断丰富对“国家安全”内涵的理解，紧抓影响美国“国家安全”的前沿性问题。
智库学者应与政府部门、企业和相关机构深入沟通，整理出有实际意义的“问题清单”，使研究议程的设定更加有的放矢，确保研究产品和服务“适销对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