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越来越多的人在医院出生，也在医院死去；人们信赖医学，更相信病有所医是一种基本权利。这么理所当然，以至于常常让人忘了，现代医学才不过百多年历史，政府涉入医疗服务更是很晚近的事。
现代医学曾经高歌猛进，攻克了许多急性传染病和营养不良症，无数次挡住死神在人群中收割的镰刀。但人们平均寿命增加后，仍然受着各种慢性病和疑难杂症的困扰，医生不是神，有时治得了病，有时救不了命——和主要靠运气和安慰剂的古代，本质没多大不同。
说到底，治病救命从来不是医疗惟一的作用，安抚慰藉病人，做好护理服务，尽量减轻病痛……也该是医院和医生的责任。我们的医改，走向更公平、更好的医疗，不能忘记本源。但现在的公立医院，占着垄断地位；职称级别、编制身份，把医生牢牢卡进一张细网里，改变服务模式的空间哪儿找、动力又何在？
从游牧社会到农业社会再到工业社会，人类生活、居住方式不断改变，疾病谱和医学模式也随之改变。这些变化在时间和空间上构建了整个医学史。回顾千年医学史，我们可以发现，对人的关注，对缓解病痛、慰藉心灵、重归健康的诉求，是贯穿医学发展的主旨。而以史为鉴，反观当今医改，亦将有所启发。
为了便于分析，我们把1850年看作是现代医学与传统医学的分水岭。1850年之前的医学更像是一门开放的技艺。哲学家、术士、内外科医生都有所介入，其中尤以宗教治疗为最。1850年之后，现代医学的诞生带来了颠覆性的革命，科学的进步赋予了现代医学有别于传统医学的理论优势。
一 现代医学之前的医生与医院
在游牧社会和渔猎社会时期，疾病被认为是神对人的惩罚，是超自然力的作用。在当时医学认识有很大局限的情况下，心理安慰加上可能具有一定作用的草药成为主要治疗方式，这也是盛行一时的“巫医一体”的来源。尽管以现代医学的观点来看，这些疗法几乎等同于骗局，然而，作为传承几千年的疾病疗法，“巫医一体”确实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健康和疾病的理解。
进入农业社会时期，人群密集度大大增加，传染性疾病也更易发生，如急性传染病（鼠疫、白喉、百日咳、肺结核）和寄生虫病（血吸虫、疟疾）。除此以外，由于食物种类单一、产量不稳定，营养不良性疾病（败血症、脚气、红斑病）也夺去了很多生命。在宗教所鼓吹的“疾病天罚论”之外，医学也开始独立发展解释疾病起因和意义的理论，如古希腊和罗马时代由希波克拉底开创、盖仑继承发展的“机体论”等传统医学理论。这些早期的医学家否认超自然致病论，把研究的重点放在称之为“体液”的物质上，认为体液的平衡是有机体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一旦失衡，就会引发疾病。
尽管古希腊和罗马时期的医学对疾病有了初步的认识，但直到中世纪结束，医学的作用仍非常有限，“偶尔是治愈、常常是安慰”，当时的医生和医院有以下几个特征：
一是宗教场所代替医院行使职能。在古希腊时期尚无医院出现，病人可能在医师家里或者在阿斯克勒庇斯（古希腊治愈之神）的神殿里得到治疗。至罗马帝国时期，出现了专门给奴隶和士兵缓解病痛、为流浪者提供居所的设施。即使有所谓的“医院”，其实也是为穷人提供护理和安慰性质的服务的修道院和教堂。得益于基督教的胜利，在正规宗教秩序的统治下，整个中世纪有上千所旨在照顾生病僧侣和穷人的修道院以虔诚捐赠的方式建立了起来。
同时，公元450年的中东地区，几乎所有教会的法律都规定：任何一种教会组织都必须为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住所并予以照顾。大多数“医院”规模都很小，服务的群体也一般是患病的老人、穷人和流浪者，这些“医院”大多也只能为他们提供食宿和解决温饱问题。
二是医生的地位相对低下，尤其是外科医生。许多世纪以来，外科在传统医学界的地位一直低于内科：人们认为只有内科医生才是医生，拥有学问；而外科被称为“理发匠的技艺”，甚至被贬为手工技巧而非科学。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医生地位低下，但在中世纪结束时医学教育开始向专业化方向发展。大学医学教育最早出现在9世纪左右意大利的萨勒诺医学校（Salerno），在1100-1300年间，大学医学教育的兴办达到了高峰期——当时的医学系是大学普遍仅有的三个系（神学系、法学系和医学系）之一。
二 现代医学的突破与新困境
到了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时期，科学革命在给机械科学、物理学和化学带来巨大成功的同时，也拓宽了医学的发展道路。自19世纪以来，源自德国的实验室医学取得重大进展，提出并验证了病原说（germ theory），基础医学有了颠覆性的突破。路易斯·巴斯德证明传染病由微生物引起；约瑟夫·李斯特发明了灭菌法；罗伯特·科赫成功分离出炭疽杆菌……这意味着，如果找到一种“魔弹”，只杀死病原体，不伤害机体本身，就能治愈疾病。随后几十年中，寻找“魔弹”成了医学研究的重点，而如今的“靶向治疗”，也与此一脉相承。
临床医学和药学的突破同样影响深远。诊断技术大大发展，温度计、听诊器、成像技术等得到使用，诊断方式开始规范化；麻醉学和消毒学的发展促进了外科手术的突破；维生素的发现治愈了营养不良症；抗生素救治了成千上万的生命……这一切的发生，使得人类战胜了许多原本致命的可怕疾病。
与此同时，医学的声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医生更是获得了英雄般的地位。到20世纪70年代，随着预防接种的普及，人类甚至在全球范围内消灭了天花这种流传了上千年的可怕疾病，医学的地位也随之达到顶点。 崇高的声望之下，不管是医院还是医生都获得了巨大的职业权力、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医疗在社会生活中覆盖范围愈加广泛，社会生活被“医学化”。比如，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衰老是个病理过程，而出生、死亡也越来越规律地被医院化了——出生证明和死亡证明，必须由医院开具。医疗也成为了一种社会福利，人们要求社会对疾病负责，医疗开支迅速上升。
然而，随着医学技术的发展，对它的批评与质疑也日益增加。在现代医学战胜了大部分急性传染性疾病、寄生虫病、营养不良性疾病之后，慢性疾病和内源性疾病凸显出来，成为更大的致死原因——人类的疾病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依靠科学发现病原、消灭一种种疾病的高歌猛进缓了下来，人们投入大量的医学经费，进展却十分有限。
同时，以技术为核心的科学医学依靠的是对疾病的无差别认识，医生针对“标准化”的症状，而不是对病人本身的了解——这与“辨病先辩证，同病不同治”传统医学截然相反。另一方面，由于巫医和宗教治疗早已成为历史的尘埃，其中对人类心灵的关怀也被一并忽视了。尽管战胜疾病的科学进展放缓，现代医学对病人的人文关怀、安慰和护理服务却几乎为零，而且在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的保护下，陷入了僵化，拒绝改变。
这种现实的矛盾导致了人们对现代医学的巨大失望感，对科学医学的怀疑日益增加，纷纷尝试包括传统医学在内的替代疗法；而老年人群对购买保健品的热衷则从侧面反映了患者对人文关怀和医疗安慰（慰籍服务）的渴望和需求。
三 未来走向何方
回顾医学史，我们不难发现，不管在哪个时代，患者对慰藉和关怀的需求始终存在；同时，医学发展有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在今天看来是天方夜谭的新医疗技术，在未来就可能是物美价廉的“灵丹妙药”。来自医学史长时段分析的经验，对我们当前医改有何启发？主讲人认为：
一、应当放开竞争。允许社会进行多方面的探索，包括发展各种替代医学和传统医学，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治疗需要。
二、让医学走下神坛。医疗的本质是服务，应当提供安慰性服务和护理性服务，特别是面对无法治愈的疾病；转变服务模式，实现由治疗为主转向以健康为核心的服务谱系。
三、打破对医生职业权力的过度保护，职业权力不能政治化。当前我国医疗体系以公立医院为主导，实际上是一种官医体制，是一种政治化的结果。一旦职业权力披上行政的外衣、打上政治的符号，医疗服务的提供难免带有僵化的计划色彩，无法及时应对患者需求的变化。
四、等级化的医疗服务体系要转向“扁平化”。“分级诊疗”的含义应该是分工、分层协作而不应是给医疗机构分等级。在现代社会扁平化、网络化的情况下，等级化的分级诊疗无异于缘木求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