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对美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欧美同盟一向被美国视为必须稳固的“战略后方”，阻止欧亚联合也是美国主流地缘政治的核心思想。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大外交》一书中提到，“就地缘政治而言，美国是欧亚大陆海岸外的一座岛屿而已；欧亚大陆的资源与人口都远远超过美国。不论冷战存在与否，单个大国主宰欧亚大陆两大范围之一（欧洲或亚洲），都会对美国构成战略意义上的危险”。稳定的盟友关系不仅仅意味着稳固的后方，也意味着增强底气，巩固美国在全球事务当中的主导地位。
盟友关系不再坚固？
欧洲和美国有着共同的价值观。二战后，在传统盟友关系的战略框架下，欧洲一直扮演着美国的“追随者”角色，在诸多国际事务中紧跟美国的主张。然而进入21世纪以来，欧美在国际事务中的分歧似乎越来越多。例如，欧盟率先表态支持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进行内部改革，在成员国之间合理分配份额、投票权，以增加该机构的权威性和有效性。再如，欧洲国家先后响应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积极支持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美欧“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谈判进行至第13轮，双方“各怀鬼胎”，进展并不顺利。还有，美国干预叙利亚、利比亚问题后，拒绝大规模接纳难民，却让欧盟直接承受压力，深深刺伤了欧洲的心。欧美之间的分歧广泛存在于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也体现在伊朗核、巴以冲突等国际热点和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方面，以及制裁俄罗斯的尺度和期限问题上。
种种迹象表明，欧美盟友关系已无法全面框定欧洲的对外行为。欧洲的对外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与美国相疏离的“实用主义”转型，这的确会对欧美关系产生一定影响。其实，这并非新现象，只是在面对捉襟见肘的内外忧患之际，欧洲做出独立与理性选择愈加增多，使之更为明显。同时，也表明欧洲不甘落后，开始试图在部分国际事务上追求更多的独立性，甚至在事关欧洲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上主动出手，谋求自身的话语权与相关权益。
欧洲之困源于内部
让欧洲捉襟见肘的最主要困境有两个，一个是经济，一个是人口和外来移民，这两方面的问题主要还是源自欧洲内部机制体制建设存在的弊端，在外部因素的冲击下变得更加复杂难解，将使欧洲在今后的发展道路上变得更加内顾、内向。
第一，经济困境将欧洲的一体化设想拖入困境。内有欧债危机笼罩，恢复低于预期；外有全球经济疲软，增长动力不足。欧盟委员会今年5月发布的经济展望报告，将2016年欧元区的经济增长预期调低至1.6%，低于原预期的1.7%。就内部因素来看，2016年第一个季度欧元区综合采购经理指数（PMI）表现欠佳，较之上季度下降了0.7，其中制造业PMI下滑最为显著。虽然生产指数超出预期，复苏希望仍然与暗淡前景相伴相生，未来形势很难在一时间拨云见日。与此同时，消费者信心指数下滑。“内忧”使欧洲对“外困”更加脆弱和敏感，高度依赖贸易的欧洲经济受困于全球疲软，其主要贸易伙伴经济增长纷纷放缓，无法为欧洲经济增长注入充足活力。加之在过去几十年，贸易对全球经济的增长贡献不断下滑，亟需寻找新的增长动力。
第二，大批难民涌入亟需安置，给欧洲政治经济形势雪上加霜。美国背弃安置难民的承诺，导致大量难民涌入欧洲，最终酿成欧洲难民危机。欧洲国家自身经济复苏压力本来就很大，安顿压力巨大，欧洲各国人民生活所必须的基础设施和基本福利保障等资源也受到冲击。即便是在经济状况较好的德国也对安置20万难民的硬性指标表示压力很大。另一方面，恐怖分子伪造难民身份的可能性，欧洲国家难逃安全隐患。如此背景之下，极右翼势力活跃，煽动针对难民的仇恨情绪，也大大增加了社会治安成本。真正的安顿需要使之尽快融入欧洲社会，教育、培训和就业的融入之路并非一时就可奏效。今日欧洲可谓内忧外患，寻求难民问题的解决之道仍是漫漫长路。
欧盟正努力进行完善自身体制机制的改革，并竭力推进外交的多元化，避免在国际事务中被边缘化。就欧洲本身来说，参与全球多边治理的能力有限，在不少领域的多边场合连连受挫，最明显的例子有难以推动世界贸易组织（WTO）多哈回合谈判和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等。欧洲仍将高度关注传统盟友关系，积极参与美国主导的“再全球化”进程。未来欧洲的对外政策，将一进步夯实务实的外交理念，求同存异，寻找新伙伴，新机遇。
第一，不局限于传统联盟关系，努力寻找合作伙伴、拓宽合作领域。新兴国家近年发展较快并积极参与全球事务，刷新了欧洲对外部世界的认知。在经济领域内，欧洲与新兴经济体是合作为主、竞争相伴的关系。在暗淡的全球经济形势下，欧洲为了务实、有效地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正以越来越开放的心态看待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以包容的态度寻求合作伙伴。当然，在此过程中，一些欧洲人仍会固守长期形成的西方式傲慢，在诸如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之类的问题上难以完全解放思想。
第二，欧洲认为TTIP必须谈，但签不签、何时签、怎么签仍需要细细权衡。TTIP从本质上看是引领全球贸易规则的重塑，搭建新型的跨大西洋自贸区，一旦达成将覆盖全球40%的经济产出，囊括50%的全球贸易往来，分别给欧美带来1190亿和950亿欧元的产值，欧洲很清楚其长远潜力。但在目前困境下，欧盟做事谨小慎微，成员国各有算盘，有的担心本国农业受冲击，有的担心能源市场被打乱，有的担心健康和环保标准难维持，有的害怕在欧洲大陆传统权力优势遭动摇。欧美逐渐认识到很难在既定时间内按预期路线图完成谈判。
第三，欧美具有比较一致的规范认同，欧盟将继续配合美国主打人权与“良政”等欧洲标准，两者仍将统一立场，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对别国事务指手画脚，但具体诉求与表现形式会有差异。例如，欧美国家都指责中国对非洲援助仅仅遵循市场原则，忽略其他因素，不利于当地所谓“良政”。但美国这样做，心里想的是战略平衡；欧洲想的是维系在非洲的存在与影响力。在这样的心态差异下，欧美在人权、“良政”等问题上不会放弃充当发展中世界“教师”的“使命感”和冲动，但欧洲也不会全盘对美亦步亦趋，而是有斟酌地选择与参与。
第四，欧洲在与新兴国家拓展多方位合作关系的同时，会继续借助传统平台夯实欧美同盟关系，并在两者之间寻求平衡，谋求欧盟利益的最大化。欧洲仍将重视北约（NATO）和七国集团（G7）框架内的对话和协调，共同商讨全球经济、政治和安全核心议题的对策，以此作为影响全球治理议程的主渠道。此外，尽管受限于预算紧张，美国在欧洲驻军规模将会有所消减，但由于乌克兰危机的发展和中东事态的紧张，这一进程已在放慢。
美国将大西洋联盟视为其“领导”现行国际秩序的重要依托，视欧洲为该秩序的坚强后盾。美国之所以苦劝英国继续“留守”欧盟，正是出于对英国一旦脱欧可能给美英、英欧乃至欧美关系带来冲击的担忧。延续传统地缘政治的思考，美国认为维系全球伙伴关系网络的根基仍在欧洲，仍高度依赖欧美联盟的稳固。欧盟的务实和美国的重视，全球力量均衡的博弈，加之其他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欧美同盟关系将维持相对稳定，并在全球层面持续发挥作用，但美国无法阻挡欧盟开拓伙伴关系网络的积极性，而且，随着欧洲外交独立性与务实性的增强，在部分领域内与美分歧和矛盾将会继续增多，但这些分歧并非核心战略层面的，更多的是一些事务性的异议，例如欧盟考虑可能取消美国、加拿大公民免签待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