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霍布斯式想象与俄罗斯外交的功能性失调
莫斯科的世界观，首先体现在，它认为这个世界是互不相容且常常充满敌意的，在这里,强者更强而落后就要挨打。其次，是对于硬实力的永恒信念。第三，国际体系由主要大国主宰。俄罗斯所期待的世界是一个多极的世界，俄罗斯在其中作为一个权力中心。俄罗斯认为多极世界很有前景，特别是金融危机以来西方的衰落和非西方世界的兴起。但现实世界充满了各种不同的挑战，与俄罗斯想象的世界并不一致。当下的国际环境充满了混乱，是一个失序的世界。在这样一个世界中，较之于美国和欧洲大国，俄罗斯更加脆弱。但俄罗斯仍然在想象中的多极(多中心)世界格局中，勾画其当代政治的图景。
没有共同权力的地方就没有法律;没有法律就无所谓公正或不公正。暴力与欺诈是战争中的两个主要美德。
托马斯·霍布斯，1651
很少有国家像俄罗斯这样更需要有效地融入国际社会。俄罗斯的邻国为数众多，其中包括中国——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力量。俄罗斯是全球能源和自然资源的主要供应国，这(一身份)对俄罗斯的繁荣稳定仍至关重要。俄罗斯作为一个大国的自我认定，也基于其影响他国和外部环境的能力。与此同时，很少有国家像俄罗斯这样兼具反省自我与怀疑“他者”的传统。列宁曾形容俄国十月革命是一个“被包围的城堡”，这个词汇实际上也反映了俄国自我封闭的本性。当彼得大帝推开俄罗斯“通向西方世界之窗”的时候，他做的正是废除俄国数世纪的孤立与蒙蔽。
现实需要与传统本能之间的张力，到了21世纪仍在影响着俄罗斯。克里姆林宫说俄罗斯需要适应一个转型中的世界，一个日益全球化和相互依赖的世界。然而，在面对后现代的挑战时，俄罗斯本能的反应，是退回到对内采取保守的政治与社会价值观，对外奉行传统的大国外交。
对于莫斯科而言，问题不在于要不要对外交往，而是该如何进行对外交往。政治文化、利益和环境等各种因素，使得俄罗斯更容易形成一种防御性的心态。但普京的选择远超出了合理的范围。这是基于他自己对当前国际政治的认知，以及对俄罗斯作为地区性乃至全球性大国身份的评估。在俄罗斯，国内的背景、长期的结构性影响，与不确定的外部事件和“战略冲击”(strategic shocks)，同时并存。
在过去十年里，普京试图将俄罗斯传统的世界观与基于利益的对外关系路径加以整合。为此，他秉持由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提出的“全球多极秩序”的观点。这是俄罗斯期待的世界。它有许多未知和风险，但也有战略机遇。在这样一个世界中，俄罗斯能繁荣发展——当然，前提是，如果俄罗斯能够重现其在历史上的成功时期所采取的外交政策手腕。对于普京团队的精英而言，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使俄政权更有理由巩固国内的权力和权威。因此，俄罗斯内外政策的选择，不是“适应或停滞”，而是“维持与巩固”。
然而，克里姆林宫想要按其所愿塑造世界是一回事，有效应对每天事与愿违、针锋相对的现实则是另一回事。真实的世界不稳定、充满了变数，且难以预料，并不是一个静态的结构，更遑论“秩序”。现实世界充满了各种不同的挑战，与俄罗斯当权者想象的世界并不一致。要义在于，只有那些勇于适应变化的国家，才会繁荣发展。对于俄罗斯而言，这意味着要抛弃“理所应得”的历史观，并根据实际的成就，来对自身的国际地位加以再确定。
一、莫斯科眼中的世界
需要说明的是，并没有一个“单一的俄罗斯世界观”。在一个多元、受教育水平高且允许辩论的社会，存在着多种多样的世界观，正如对于“国家利益”存在着不同的理解一样。考虑到本研究的客体是普京外交政策，这里说的俄罗斯世界观，指的是俄罗斯统治精英的假设、观点和抱负等。虽然如前所述，精英们也并非铁板一块，但其中仍然存在着许多共性和延续性，它们一起构成了一种可识别的世界观。下文分三个部分展开。
第一部分关注战略文化。多年以前，国际关系理论家杰克·施耐德(Jack Snyder)将战略文化定义为，“这是态度和信念的集合体，它引导和约束着对战略问题的思考，影响着战略议题的形成，设定着讨论战略问题的词汇和概念参数。”本文所说的战略文化，是指克里姆林宫对于所谓“世界的运行方式”的看法——世界的本质、惯性及国际行为的框架。这里强调的并非是正式规定，而是那些不成文但心照不宣的游戏规则：竞争与合作并存的世界;硬实力的至关重要;大国的中心地位;地缘政治的恒久重要。
第二部分更直接地侧重于俄罗斯精英对于国际体系的理解，即，主张一个后西方的多极秩序或多中心体系。莫斯科的这种世界观，在某种程度上是老一辈列宁主义者问题的重新包装，“谁将战胜谁?”或者用今天的话语说，“谁会兴盛，谁会衰落”。莫斯科精英的感受和认识是：西方在衰落，世界其他地区在崛起，以及国际权力向东方转移。如果说战略文化塑造了俄罗斯对外政策的哲学基础，那么对国际体系的认识和解读，则影响着具体的行动和政策回应。
最后，任何有关“莫斯科眼中的世界”的讨论，最终都会归结为俄罗斯当前和未来几十年内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问题。克里姆林宫仍然将俄罗斯视作世界强国和地区霸主。俄罗斯在何种程度上能将这种自我定位与“正常国家”和“国际社会”的目标整合起来?普京和俄罗斯其他高层精英，对于俄罗斯能真正成为后西方世界秩序的赢家之一，乐观程度如何?亦或他们外在的自信，是在掩饰日益增长的不安，尤其是面对中国的崛起?他们对于俄罗斯的机遇与局限有哪些预测和判断?
二、新霍布斯式的想象
一位十七世纪英国政治哲学家的世界观，却真正摸着了大多数普京外交政策的精髓，这确实是一个讽刺。托马斯·霍布斯对于国际政治的极端现实主义的诠释，反映的是他所处时代的动荡不安。他先后经历了英国内战和查尔斯一世国王被推翻，并远观三十年战争将欧洲大陆彻底摧毁。他所谓的“自然状态”或曰无政府世界，似乎与二十一世纪初高度全球化和制度化的国际环境完全不同。
然而，即便如今的全球化背景与十七世纪的欧洲在本质上天差地别，俄罗斯的决策者仍然立足于霍布斯的思考所基于的一些假设。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认为这个世界是互不相容且常常充满敌意的。在这里，强者更强而落后就要挨打。有关相互依赖和“双赢”方案的所有讨论，都被分为胜者和输家两大阵营。与此观点一致，俄罗斯人几乎不相信美国和中国可以同时在新的国际体系中繁荣发展。
更近些，莫斯科在2008年8月打败格鲁吉亚后士气高昂，不仅是因为格鲁吉亚总统米哈伊尔·萨卡什维利的气焰被打了下去，更是因为俄罗斯享受到对于美国极为罕见的巨大胜利，轮到美国尝尝被当众羞辱的滋味了。俄罗斯甚至在面对双输结局时，依然采用这种“零和”思维。在全球金融危机最严峻的时刻，俄罗斯对于美国经济遇到的困难仍然幸灾乐祸，即便危机已经蔓延到了自身。
莫斯科思考中第二个明显的霍布斯式准则，是对于硬实力的永恒信念。虽然在核时代发动大规模战争愈发不可思议，但军事力量仍然是俄罗斯评判大国(державность)时的重中之重。面对人口持续缩减的状况却依然热衷于保持大规模常备军;保有大规模核武器兵工厂并强调“战略平等”;传统武器和核武器的军费大幅度增长——所有这些，都反映了一种被权力的古典式理解影响颇深的安全文化。在普京和许多其他政治精英的眼中，军事力量是受到世界关注和尊重的根本保证。
相反, 克里姆林宫对于软实力的使用更像是“软胁迫”。这体现在与邻国关系中对其弱点(如腐败)的利用;体现在对精英内部商业关系网络的培育;也体现在对莫斯科持友好态度政党的资助;还体现在通过大众媒体进行宣传。这些手段更接近前苏联时期所采取的“积极行动”(активные мероприятия)，而非西方自由主义所主张的“通过范例来影响”(influence through example)。他们从现实主义信条中得到的最重要的启示是，真正的权力来自于对政治、经济和战略资产的冷酷使用(ruthless deployment)。普京对于乌克兰冲突的处理证明了这一思路。[page]
莫斯科世界观的第三个特征是，国际体系由主要大国主宰。虽然相比于十七世纪的欧洲，如今的多边机制发挥了大得多的作用(多边机制在十七世纪的欧洲几乎尚未出现)，莫斯科仍用主权国家的视角来看待当今国际政治，即，国际政治主要由主权国家间的关系来定义——有时是合作的，但常常是竞争的。在克里姆林宫语境下的“主权(国家)”，是指那些真正能够独立自主进行选择的少数国家——美国，中国和俄罗斯，加上在特定领域有重要影响力的其他国家，比如主要的欧洲国家(德国和法国)、印度和巴西。
小国和多边组织被俄罗斯视为大国外交的客体或工具，而并非是能提出合理议程(proper agendas)的重要行为者(serious actors)。当莫斯科说“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时候，他们是从非常狭义的角度来理解的——即权力由前霸主美国向一组世界强国转移，或者是俄罗斯位列其中的“大国协调”。虽然小国有时也会参与国际决策，但这被视为偶然和非自然的。这种精英主义的态度，也是普京及其前任叶利钦永远不明白欧盟制度文化和政治文化的主要原因。这也解释了为何莫斯科不相信2008年萨卡什维利进攻南奥塞梯，并没有美国事先的首肯。小国出于自主意愿进行如此疯狂冒险的观点，仍是不可思议的。
俄罗斯秉持的世界观是，这个世界是由大国主导的，并且是无情的;这与西方自由主义者宣称的地缘政治是不合时宜的主张，几乎是背道而驰的。对莫斯科而言，自苏联解体以来，美国的行为已经表明了旧式的军力投射(部署)仍然被频繁使用，即便它披上规范(normative)的外衣。俄罗斯的决策者一贯指责华盛顿利用“促进稳定”、民主和人权等口号，来掩饰另有图谋的地缘政治和商业目的。理由是，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利用俄罗斯的弱势，通过北约东扩来主导欧洲—大西洋地区的安全空间。在过去的十年里，美国又在俄罗斯邻国和中东资助了诸多草根运动。俄罗斯的政治精英们相信，美国——无论是民主党上台还是共和党执政——仍将在一切可能的地方、采用一切可行的手段，扩张其影响力。
上述观点都不意味着俄罗斯无法与其他国家合作。他们可以合作、必须合作，也的确在合作。但这种互动的有效性最终取决于国家的强弱。强国可以增进并捍卫自己的利益;弱国则不能。历代领导人——从彼得大帝到斯大林再到普京——的结论是，为了繁荣俄罗斯必须立足于自己的利益和能力，而不能将希望寄托于他国的善意、虚弱的国际机制，或是共同准则和共同价值观这些模糊的概念。
三、多极秩序
在克里姆林宫的眼中，国际体系是多极的。这是一个常见的误解，是一个容易被扭曲的概念，对于“多极”有着多种不同的解读。有趣的是，第一个公开使用这个概念的俄罗斯人，是叶利钦时代的自由派外交部长——安德烈·科济列夫(Andrei Kozyrev)，他常被嘲笑为西方代理人。科济列夫是从合作的角度来看待多极化的世界的——不同国家团结合作来管理后冷战秩序。然而，如今主流的俄罗斯诠释，是由继科济列夫之后担任外长的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提出的。他的观点与前者相似，都认为世界由不同极之间的互动来主导。但就精神内核而言，二者相距甚远。正如普里马科夫自己观察到的，一个多极化世界秩序背后的逻辑，是去“平衡”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过于自负的影响力。这是一个由地缘政治驱动的概念，而权力均衡是中心原则。虽然它并不排除与美国进行合作，但其主线是，通过“其他国家的共识”(consensus of the rest)——即国际体系中的其他“极”——来实现一种软遏制。
此外，还有其他两个值得注意的方面：对于莫斯科而言，多极化与其说是要建立一个新秩序，不如说是希望复兴旧的秩序。俄罗斯语境下的多极世界，是类似于1815年维也纳会议中形成的欧洲协调。时过境迁，但背后的原则是相同的，即，由大国来决定国际政治的安排和规则，同时，至关重要的是，大国也要加以遵守。不允许任何一个大国威胁现状或是打破均势，拥有不成比例的实力——比如19世纪拿破仑时代的法国、今天的美国以及未来的中国。小国明白他们的位置，尊重大国的利益，并据此来设计其国家政策。大国间不彼此干涉内政。而安全——至少是大国的安全——是集体的(collective)和不能分割的(indivisible)。
多极世界也是规范的世界。在普京看来，多极化的文明理念，与西方的道德普世主义不同。俄罗斯认同萨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它表明存在着不同文明的“极点”，正如世界权力也有多个中心。在面对西方自由价值观施加的压力时，俄罗斯往往会特别强调文化和道德的相对主义与多样性，以及国家主权不可侵犯。由此，在2013年的俄罗斯外交政策构想中，将“文明层面的……全球竞争”与“日益强调文明身份认同”并置。在推动“文明间对话”的过程中，莫斯科明确地向西方表示，“我们的价值观和你们的一样好”——的确不同，但绝不次于你们。
问题在于，俄罗斯精英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相信其关于多极化的豪言壮语?或者，这些话不过是掩饰而已?答案是，俄罗斯的确赞同多极秩序的原则，也认为具有可行性，并利用高言大志来加速多极化格局的出现。俄罗斯的盘算是，如果有足够多的大国宣称世界是多极的，那么这个多极格局就会更快到来——这是俄罗斯通过影响认知，进而造成既定事实的一个典型例子。金砖国家进程的发展在此扮演了关键角色。尽管金砖组织成员国各不相同，但这个组织就是莫斯科想要的“多极世界秩序”的具体体现。
判断俄罗斯对于多极化的承诺是否认真，也取决于如何定义“多极化”。克里姆林宫并没有天真地将“多极化”等同于“均等化”(equipolar)，它仍然承认美国是世界头号强国。莫斯科对于多极化的理解非常微妙。他们承认存在着多个权力中心，这些权力中心并不平等但各自独立，并能在各自的势力范围(或者用一个稍微含蓄一点的说法——利益范围)内施加巨大的影响力。当美国继续领导西方世界时，中国正在崛起为亚太地区强国(并将最终会成为世界强国)，南美洲由巴西主导，南亚是印度的天下。而俄罗斯，由于其在欧亚地区持久的影响力，也证明了它是一个真正独立的、世界权力的中心之一。
多极化这个术语，近来逐步有了“多中心”(polycentrism)的意味。2013年的外交政策构想提及，由于“地缘政治格局的深层次变迁”，引起了“国际关系朝多中心体系发展”。尚不清楚到底是什么影响了表达上的调整，对此有很多不同的解释。一种解释是“多极秩序”是一个已经多少有些陈腐的提法了(早在1997年就被提出)，而且从那时起这个说法就常常与残酷的战略竞争相联系。“多中心主义”听起来更新潮，而且更容易涵盖上文提到的文明维度。但是，名称变化的重要性不应被夸大。正如中国原有的“和平崛起”的概念，与后来提出的“和平发展”并无实质不同，俄罗斯提出的多极化和多中心主义间的区别，也仅仅是名称上的。而且，普京仍然在讲多极世界，将其视为目标，也认为是现实。
世界权力向东方转移。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克里姆林宫对于新的多极化秩序的前景更加自信。它指出了两个紧密相关的现象：西方的衰落和非西方的崛起。这二者一起被认定为世界权力正在转向东方的标志。在2013年版的俄罗斯外交政策构想中，这种观点被总结为：“西方主导世界经济和政治的能力正在衰减，全球权力和发展潜能，如今更为分散，并且正在转向东方，主要是亚太区域。”权力转移是多维度的，包含政治、经济、军事和规范影响。
西方的衰落。在谈及西方衰落时，俄罗斯政治精英主要指的是美国全球领导力在下降。虽然从二战以来尤其是金融危机后，欧洲的衰落更加剧烈，但美国的宿命才是俄罗斯决策者最关心的。虽然在文化上和经济上莫斯科常常向欧洲看齐，但俄罗斯的战略和安全聚焦点——与新霍布斯式的国际体系观一致——则长期放在世界头号超级大国身上。
俄罗斯人眼中的美国是一个犹斗的困兽：外部挑战增多，内部政治体制失灵，经济高负债等。俄罗斯人相信美国正在失去领导的能力和意愿，由其主导的西方联盟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后也日益脆弱。俄罗斯人还觉察到，美国在面对中国崛起时正在丧失自信并处于前所未有的焦虑之中。
同时，美国也不甘示弱。华盛顿通过“重返亚洲”或“亚太再平衡”，抵消中国在亚太地区日益增加的影响力;并强化与日本、韩国和许多东南亚国家的同盟关系;加强与印度的战略关系等。莫斯科预计，由于美国竭力维持其世界领袖地位，中美对抗会日趋紧张。但是，很少有俄罗斯人认为美国会在这场较量中彻底失败;俄罗斯人认为，即便美国不再是唯一的超级大国，也仍将是一个超级大国。
俄罗斯对于欧洲的态度更为轻蔑。全球的经济低迷、特别是欧元区危机，印证了其看法：即，作为一个政治力量整体的欧盟已经筋疲力尽，过度的自由主义令其举步维艰，无法有效地回应国际环境的挑战。更具体地说，俄罗斯有这样一种感觉，即欧盟的欧洲计划陷入了深层次危机——弥漫在许多欧洲国家的反布鲁塞尔情绪的高涨也印证了这个观点。对于欧洲的未来，莫斯科相信，这个欧洲会越来越被德国、法国之类的主要国家所主导，内部充满着不断加宽的分裂：在东、西欧之间，在运行良好的“北部”(德国与北欧国家)与失灵的“南部”(希腊、西班牙、葡萄牙)欧洲之间，以及在大国和小国之间。
在俄罗斯看来，欧洲的失败削弱了“西方”这一概念。全球金融危机不仅伤害到了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金融机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和民主资本主义，而且还动摇了西方道德权威的根基。自二战以来，西方价值与普世价值当道的情形已经难以为继。主权制度和世界政治中的再国家化(renationalization)重新出现。由西方自由主义秩序生发出的超国家概念，诸如“保护的责任”(R2P)和人权的普世性，其合法性和可行性都大打折扣。
非西方的崛起。正如西方的衰落主要被理解为美国的衰落，俄罗斯对于东方崛起的概念也主要聚焦于中国。对于莫斯科而言，其他任何国家都不如中国这样如此清晰地展示了国际体系的变革。这不仅预示着全球领导力量的更替(这仍需数十年的时间)，更意味着一种非常不同的看待世界和管理世界的方式，这个世界是基于多个权力中心的。
克里姆林宫认为，中国的崛起有助于使全球权力重心，从欧洲—大西洋转移到亚太。在构建一个更为均等化的国际机制(非西方国家在其中可以发挥更大作用)的过程中，北京的角色至关重要。中国的崛起也导致了安全环境更加复杂和艰巨。这与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及其他国家对此的战略回应有关。最后，随着西方主导的普世价值观逐渐受到其他发展模式的挑战，中国还是全球规范变革的先锋，
对莫斯科而言，非西方国家的崛起，还不仅仅是简单的国际关系中的客观趋势。其背后的实质是，主权国家理念与西方政治、经济和规范霸权之间的较量。非西方大国非常希望联合起来制定国际体系的规则——尤其是在美国和欧洲无力将其全球治理理念强加于其他国家的时候。
在普京的新霍布斯式愿景中，非西方世界的崛起与西方的衰落是相互影响的。令人惊讶的是，前苏联领导人惯用的零和思维，在经过二十多年的全球化后，依然没有减弱。只不过是当日的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分野，如今变成了克里姆林宫眼中的威权主义传统与民主自由主义之间的竞争。俄罗斯与西方在政治上的交往、经济上的互相依赖以及人员往来，都比冷战时期频繁得难以统计，但是竞争性的基因还是一如既往地强大。的确，在国际关系“日益复杂和难以预料”的大背景下，全球化有着多重效果。如今，竞争牵涉众多的行为体，在众多的领域内以多样的形式展开。
四、有机遇的世界
在过去二十年里，在西方和俄罗斯有很多关于俄罗斯从超级大国和帝国蜕变为“正常”(normal)民族国家的讨论。然而，困难在于如何界定“正常”。在欧洲，“正常”意味着政治上的多元主义、运转良好的国家机构、强有力的法治、平衡的经济、充满活力的公民社会以及自由的媒体。但俄罗斯对“正常”的理解则有所不同。俄罗斯所言的“正常”有些类似西方语境下的“常态”，如较高的生活水准。俄罗斯对“正常”的如此定义，是基于一种基本假设：即，俄罗斯的自然条件令其注定是一个大国;并且，只有在这个基础上(俄罗斯是一个大国)，俄罗斯(及其人民)才能繁荣发展。这种态度并不奇怪。回顾俄罗斯的历史，自彼得大帝以来，只有在很少的时段内，俄罗斯不是一个大国;在20世纪，这种情况只出现在1917年十月革命至1930年代斯大林大规模工业化之间。即便是在艰难的1990年代，俄罗斯仍然视自己为大国。
(一)全球行为体和地区领导者
在这种观念下，克里姆林宫很难想象用世界主要大国之外的任何词汇来形容俄罗斯。当然他们也同意，今天大国的含义在许多重要方面已经不同于过去，俄罗斯也不是要成为苏联式的大国。在普京总统任期伊始，他认为俄罗斯是一个“现代强国”。在后冷战世界中，仅有广阔的领土、数以千计的核武器或是超大规模的常备军，仍然是不够的，虽然这些因素仍然很关键。一个现代强国也需要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科技进步。现代强国还需要能灵活地施展不同形式的影响。
在这方面，普京并不觉得显示俄罗斯作为地缘政治大国的形象，与根据国际体系的新要求、重新打造俄罗斯影响力之间，有任何矛盾——在这个国际体系中，经济和其他非军事影响力形式正变得越来越重要。莫斯科经常鼓吹一些常用的王牌，比如领土规模、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地位(P5 membership)以及能够在任何自认为需要的地方动用武力。俄罗斯同时还突出自己作为能源和其他战略资源主要供应国的重要地位，及其仍相当庞大的智力资本。
克里姆林宫思考中另一个不变的想法，是坚持俄罗斯应该被视为一个永远的强国。这种想法几乎毫不顾及其国内和国际家当究竟有多少。在过去的300年里，俄罗斯的战略文化表现出一种强烈的理所应当感。这种态度在俄罗斯政治谱系中一直在延伸。正是自由主义的科济列夫宣称，“俄罗斯注定是一个强国”。这种使命感表现为，需要他人的“尊重”，即作为世界精英之一的国家所应该得到的尊重。在制度层面上，这种认知反映在俄罗斯在各种排他性“俱乐部”中的会员资格——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金砖国家、中东四方(美国、欧盟、俄罗斯和联合国)、朝核六方会谈，以及之前的八国集团。但尊重往往是一种心理状态而非可以量化的事物。它可用西方对于俄罗斯在前苏联空间“特殊”利益的接受度、俄罗斯在国际决策中的特权地位，以及俄罗斯不受外部“干涉”地处理国内事务的权利等指标来衡量。
一个国家是不是全球行为体，首先要看该国能否主导其邻国，即列昂·阿伦所说的，是不是“区域超级大国”。乌克兰危机显示，俄罗斯作为地区超级大国的这种感觉依然强烈——考虑到在不到二十五年前俄罗斯的邻国们或直接或没有要求“例外”干预的特权，但它依然将自己视为西起乌克兰、东至中亚国家这一区域的领导者。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区域领导地位对于俄罗斯作为全球大国之一的地位而言，至关重要。正如美国带领西方、中国在亚洲“领头”，俄罗斯的信誉则取决于在它的那部分区域里拥有主导权。
(二)独立而又独特的俄罗斯
对普京而言，俄罗斯作为强国的地位是基于“独立自主”之上的。这个说法有许多内涵。它可以表示依靠自己，减少对西方政府和组织的依赖，从而使他们难以对莫斯科施加重要影响力。它也可以表示不结盟以及对集团政治的拒斥。它已经与“全方位”(multi-vectored)的外交政策紧密相连了，寻求基于“地理平衡”的对外关系，不偏东也不偏西。
虽然从根本上讲，独立的含义是维护国家主权，并反对那些试图否定或限制国家主权的力量。但“独立”这个目标，已经变成普京政权持续地追求国内与国际合法性的同义词。类似于普京代表了国家，因此政权利益与俄罗斯的国家利益之间变得难以辨别。根据这个逻辑，外部对于普京政策的批评，特别是对诸如法治、民主化、人权等国内事务的批评，就被视为对于俄罗斯主权的侵犯。[page]
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里，俄罗斯作为世界权力中一个独立自主的中心的身份，对于克里姆林宫而言比任何时候都更重要。它可以服务于防卫性的目的——在国内限制自由主义的影响力，并在叙利亚等国际冲突中抵抗西方的干预。俄罗斯方面还宣扬自身作为独立自主的国际行为体的“独特”作用。后苏联的俄罗斯没有进入欧洲、欧洲—大西洋共同体，也没有参与到亚太地区的一体化进程，有很多原因。但其中最重要的是，它根本不想被一体化，而更倾向于合作和联合。因为真正的一体化包含对独立的限制、对主权让渡的要求，也会消融国家的“特殊性”(специфика)。这对于小国和弱国还说得通，但对于有着强国传统的俄罗斯来说，则极难接受。俄罗斯政治精英的态度是，如果俄罗斯无法领导(或共同领导)，那么它绝不会服从领导。
(三)不可或缺的国家
从叶卡捷琳娜二世(1762-1796)的统治开始，俄罗斯的领导者们就一直强调俄罗斯在欧洲以及世界事务中不可或缺的角色。在18世纪中叶，俄罗斯介入了七年战争，以支持奥地利对抗普鲁士的扩张。在拿破仑战争期间，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胜利，扭转了历史进程并拯救欧洲免受独裁专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对于打败希特勒至关重要。不可或缺性的主线，也延伸到俄罗斯作为文明屏障和物理屏障，保护欧洲免受东方野蛮的游牧部落入侵的神秘主义见解中。
这幅图景几乎完整地延续着。今天，在克里姆林宫眼中，一个复苏的俄罗斯，凭借其规模、历史和潜力，都是世界事务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参与者。这种自信表现为多种形式。首先，它体现在这样一种信念中，即没有俄罗斯就无真正的安全可言。这不仅适用于邻国，更是普遍适用的。2013年9月，在俄罗斯成功介入叙利亚化武危机之后，普京宣称，纵观历史，俄罗斯的参与总是对维护持久和平至关重要——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如此，1945年的雅尔塔会议亦如此。相反，俄罗斯的缺席是1919年凡尔赛和会失败，以及后来导致二战爆发的主要原因。最近，普京表示，西方在乌克兰问题上排斥俄罗斯参与的企图，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乌克兰的不稳定。
不可或缺性的假设，加深了莫斯科对于战略核均势等概念的强烈迷恋。战略核均势的首要考虑——即被摧毁的恐惧——倒在其次，更重要的是出于保持其对国际秩序影响力的考虑。俄罗斯的核力量是其与美国相当(且优于中国)的一个领域，对许多人而言，这仍是俄罗斯持续保持全球大国地位的最有力保障。
在这里，区分一下被承认的需要和承担具体责任的意愿，是非常重要的。克里姆林宫非常清楚地知道，俄罗斯并不是与美国(或苏联)同等级别的全球大国，也清楚卷入与俄罗斯利益无关的纷争，对自身而言很难有什么好处。俄罗斯寻求的是，在任何自己选择的议题中，其他方面承认俄罗斯的“利益权”及不可或缺性。因此，对于俄罗斯而言，成为“中东四方”一员本身，要比它试图影响和平进程更为重要。朝核六方会谈、20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APEC)和其他论坛，都是如此。最终，“不可或缺性”的价值，并非来自于期待达成的结果——事实上，这是一份重担——而是来自于其他国家都接受俄罗斯是重要的、而且是伟大的这一无可争辩的事实。
(四)地缘政治的平衡者和文明之间的桥梁
普京的精英，把俄罗斯视为国际秩序中关键的地缘政治均衡力量，认为俄罗斯是东方与西方之间的天然平衡者，更具体地说，是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平衡者。这个自命的角色，来自于俄罗斯处于欧亚心脏地带的位置，来自于莫斯科、北京和华盛顿之间战略大三角的历史。虽然类似的平衡随着冷战的终结而变得过时，但20世纪90年代与美国关系的恶化，使俄罗斯重新把自己定位于一个全球平衡者。叶利钦向中国领导人频献殷勤，并呼吁建立一个“面向21世纪的新的多极格局”，以反对美国的“单极”。
虽然中俄关系的发展有很多内在因素，但地缘政治平衡始终是普京外交政策思考的核心。俄罗斯地缘政治平衡思想，已经从抽象的哲学层面，进展到了更为具体的实务层面。“世界权力转向东方”就是一个推动力。举例来说，这就反映在俄国和中国协调一致，反对推翻阿萨德。这种平衡，既针对那些被认为有损俄罗斯国家利益的具体行动，就广泛的意义而言，更是意在通过反抗美国权力来提升俄罗斯的国际地位。这基于一种零和思维的假设，即，对于华盛顿不利的事情，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有利于莫斯科。
俄罗斯对于平衡者身份的自我认知，并不仅限于宏大的思考，而是具体体现在各个地理层面。在东亚， 俄罗斯明显地想把自己作为平衡美国的力量，也时不时地作为北京和东京之间的平衡者。在整个亚洲层面，这清晰地体现在莫斯科—北京—新德里的三边框架中。在全球层面，体现为金砖国家。
在一个竞争性不那么强的方向上，俄罗斯作为连接欧亚桥梁的古老思想，在中国倡导的“新丝绸之路”的大背景下复苏。这是一种软平衡，重点在于，俄罗斯在此的主要动力并非是遏制他国，而是凭借其地理位置、历史遗产及其与欧洲、中亚和中国的紧密联系，试图在推动“文明间对话”的过程中扮演核心角色。这似乎是一种地缘政治平衡，但俄罗斯实际上是藉此把自身定位于“不可或缺的大国”的地位。
(五)“孤独的大国”
拥有多重认同有着明显的优势：独立自主的强烈感受，在许多地区性和全球性事务中的合法利益，以及自由的行动。但也有消极的一面，其中之一就是俄罗斯难以形成一个统一的自我认同，这意味着它很难安心地融入欧洲或亚洲。在俄罗斯，中国文化研究的领军人物维克多·拉林曾经提到一种“东—西困境”：在这种情境下，虽然有着需要融入亚洲的意识，但往往受到亲欧情绪的制约。其他观察者也提出，俄罗斯内部在认同问题上，存在着“相互冲突”，认为俄罗斯是一个“被撕裂的”国家。
俄罗斯在内部认同上存在的问题，使得这个国家一直希望被他者所接受。普京长期将俄罗斯形容为欧洲文明，但很多欧洲人却将俄罗斯视为局外人，最多只是欧洲大陆的一个边缘存在。在地理上，俄罗斯属于亚洲的一部分，但亚洲人不认为俄罗斯具有亚洲性，无论是在文化上、政治上，还是在经济意义上。而俄罗斯致力于成为亚欧桥梁的雄心壮志，也很少被人认真对待。
“部分属于”与“部分外在”现象的内在紧张，仍然影响着俄罗斯的自我认知和对外交往。有时候，俄罗斯的举动像一个“孤独的大国”——一方面，充满了例外主义和正义所带来的力量感;另一方面，又十分焦虑他人不会给予俄罗斯应得的尊重。这在整个后冷战时代始终是俄国与西方关系的主调。虽然2012年的APEC峰会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举办，但这恰恰反映了俄罗斯对于自己在亚太地区前景所感到的不安。虽然俄罗斯精英拒绝接受任何表明俄罗斯被孤立的建议，但仍然心照不宣地意识到，俄罗斯必须比绝大多数国家更加努力来维持自己在国际秩序中的地位。在这一方面，俄罗斯与另一个备受瞩目的“外人”——土耳其，有相似之处：土耳其在欧洲和中东都是积极的参与者，但很难得到任何一方的完全接受。
(六)崛起的俄罗斯
通常认为，比起自己想要什么，莫斯科更清楚自己不想要什么。莫斯科反对被霸权国家主导的单极世界;不喜欢西方主导的道德干涉主义;对美欧对后苏联空间的侵蚀充满敌意。事实上，这些目标都表明，克里姆林宫非常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它致力于营造一个支持普京体系的合法性与稳定性的外部环境;它努力保障国际社会对于俄罗斯在后苏联空间中利益的“尊重”——如果不是支持，也至少是默许;它致力于推动俄罗斯成为世界领导大国之一，并同时保持外交政策的独立性和战略上的灵活性。
在莫斯科看来，当前的国际趋势增加了它实现上述目标的可能性。俄罗斯有一个信念，即，俄罗斯会与中国、印度和其他非西方国家一道，在西方衰落后留下的真空地带中有所获益。长远看来，俄罗斯日益增加的影响力使其能重新商谈与美欧交往的规则。这当然存在着风险。其中之一就是中国会成为潜在的新霸主。鉴于东西伯利亚和俄罗斯远东地区资源丰富但人口稀少的脆弱性，这日益令人担忧。另一种危险，是中美统治世界秩序的出现，这会将俄罗斯降低为二等国家。习近平对美国提出“新型大国关系”的构想一旦实现，将大大加强这种恐惧。
但克里姆林宫眼下似乎想暂时打消这些不愉快的思考。虽然在与中国的经济关系中，俄罗斯方面处于劣势，但是这些顾虑被以下因素所抵消：美国对中国崛起所流露出明显的尴尬，中俄合作的现状令人满意，以及相信中国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还需要俄罗斯——作为重要自然资源的供应国和友善邻国。的确，中俄对于草根民主、美国“单边主义”，以及西方规范影响的共同反对立场，使得两国有望保持长期的战略友好，甚至会向更高水平的合作发展。至于中美共治，这是多余的担心。主流观点认为，美国和中国注定会走向日益竞争的道路，这恰好增加了俄罗斯发挥地缘政治平衡者作用的机会。
持续发酵的乌克兰危机，似乎正在挑战这种乐观主义。这场危机不仅令普京政权与西方渐行渐远，更使得俄罗斯史无前例地依靠北京。然而，几乎没有证据显示克里姆林宫的信心有所降低。相反，他们相信危机再次印证了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这些判断有：美国全球领导力的虚弱、欧洲的衰落、非西方世界崛起、 以及俄罗斯有能力照顾好自己等等。虽然俄罗斯要维持其作为世界领导国家的地位，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但这被视为既是可行的又是必需的。此外，成功取决于持之以恒——不能因为畏惧西方或是受西方诱惑而改变自己，而必须要始终如一地坚持自己的传统和力量。
五、世界失序(Return of the New World Disorder)
普京的外交行为，在地区和全球层面，都遇到了日益增加的压力。由几个大国主导的新的多极化秩序(多中心体系)还远未成型，当下的国际环境则充满了混乱——换句话说，这是一个失序(disorder)的世界。这种紊乱的主要特征是权力内涵的变化，国际政治领导权的更替，大国联手安排国际事务能力的降低，国际政治中参与主体的多元化以及随之而来的碎片化。当前的世界充满了变动，这需要政策决策者们具有非常不同的思路——不能一味地固守和遏制，而要有创造性和适应能力。
(一)解析世界失序
二十多年前，美国的政治学家肯·乔维特(Ken Jowiitt)写道，随着共产主义的崩溃，世界进入了一个不可预期的时代，这将是“一个再次失序的世界”。乔维特反驳了弗朗西斯·福山以胜利者姿态所作出的宣称：随着西方民主自由主义的最终胜利，历史正“走向终结”。相反，乔维特认为，世界从具有相当确定性和清晰边界的“约书亚时代”(Joshua period)，走向一种“创世纪环境”(Genesis environment)——“日益陌生、复杂且危险：在这种状态中，现有的边界会遭到破坏和改变”。
今天，虽然全球形势在很多方面都与乔维特形容的那个世界有所差异，但他的一些见解仍然切中时弊。在政治上，世界正变得越来越混乱，而非更加有序;传统安全威胁让位于无数新的挑战;权威更难树立;在国际舞台上，活跃的参与者正在成倍地增加，他们带着各自的特殊利益——偶尔相同，但大多数不同;约束国际行为的准则和规范也在相对化。这个全球化的世界，也是一个越来越分裂的世界。[page]
需要提醒的是，“失序”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是一个相对“和平”的概念。这个用语，不同于被过度使用的一些词汇，诸如“秩序”和“国际社会”等。我们说失序，并不是鼓吹世界将回到原初状态的混乱，或是大规模的冲突。事实上，虽然俄罗斯与西方关系急剧恶化，但当前的阶段，仍是现代历史上(1500年以来)最为和平的时期之一。
乔维特也通过一些略有创意的夸张修辞，来论证其“创世纪”的类比 ——后共产主义世界并非全是“空虚和混沌”的。同样，当代的国际社会也并非完全没有规章可寻，仍然存在着规则、结构和进步。大多数国家在大多数时候，都依据规范良好运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CLOS)确定的有关航行自由的众多规则，就是一个例子。国家行为体的流氓行为比较罕见，甚至大多数非国家行为体也遵守“文明的”行为。(恐怖组织和网络犯罪 是例外，他们只占全部的非国家行为体中很小的比例。)莫斯科合并克里米亚(annexation)令西方国家如此震惊和惊慌，主要原因在于，这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背离。
然而，虽然大型战争相对减少，但世界却变得更加混乱和棘手，国际关系行为也日益富有挑战性。与过去更加静态的体系相比——十七、十八世纪的威斯特伐利亚秩序，十九世纪的欧洲协调，二十世纪的冷战两极格局，以及冷战后西方主导的秩序——当下，似乎少有共识。现存的秩序和“正确标准”正在瓦解。新的世界失序就其本质而言，是持续变动且抗拒协同的。其主旋律就是矛盾——或者说是多重矛盾：重新伸张的威斯特伐利亚式的主权概念，对抗着全球治理的超国家理念;主要大国的相对衰落，伴随着多边机制的日渐式微;前所未有的相互依赖和相互联系，但也迎来了民族主义、保护主义和自我意识的复苏。
(二)俄罗斯与世界失序
莫斯科的主流叙事——也存在于世界上其他许多地区——认为，当今处于主导地位的西方国家，将随着国际秩序的转型而衰落和受害。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虽然美国和欧洲面临巨大的挑战，但在面对世界失序的负面影响时，俄罗斯更加脆弱。在考察新的世界失序的几个维度及其对俄罗斯的影响之前，需要先回答为何俄罗斯更加脆弱的问题。
首先，当今的国际环境向莫斯科的决策者们提出了一系列意料之外的挑战。自彼得大帝(1682—1725)将俄罗斯带入欧洲以来的三个多世纪，俄国的决策者们很大程度上是在一个可预测的框架中行事。从18世纪到一战爆发，沙皇俄国是欧洲大国体系中不可分割的成员。在冷战期间，苏联在两极世界中代表了一半的国家。在后冷战时代的大多数时间里，俄罗斯的外交政策依托于一套现成的参照系，美国在其中处于主导地位。而今天，国际体系的形势从未如此不明朗，决策也前所未有地更加复杂。
其次，俄罗斯政权对内、对外施加影响的资源与能力很有限：高度依赖能源和大宗商品的出口，这令其在面对较大的冲击时更为脆弱，比如美国的(如今是全球的)页岩气革命以及能源价格的大幅度波动等。2014年末卢布的大幅度贬值、创纪录规模的资金外逃以及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都是外部因素作用的直接后果。其中最为严重的莫过于全球石油价格的下跌，以及西方严格限制对于俄罗斯企业的信用贷款。
第三，普京对国内国际的不确定性因素的回应，不是直面大规模现代化的需要，而是选择了回归传统。在国内事务中，这意味着采取沙皇尼古拉一世停滞时期的保守主义。在国际事务中，则强调复兴旧式的大国外交(大国协调)、地缘政治均势以及势力范围。克里姆林宫不想调整自身以适应外部环境，相反，认为他国负有适应俄罗斯的义务。
第四，在制度与政治层面上，俄罗斯要比绝大多数西方国家更为脆弱。虽然俄罗斯民众有过忍受苦难的历史，然而，近年来他们的期望(以及不耐烦)在大幅度提升——对于这一点，俄罗斯当局再清楚不过。普京对2011—2012年反抗的严肃处理，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对此问题的焦虑。这引发了一个问题：俄罗斯的精英和民众，对于国际体系变迁造成的重大影响，适应的程度如何?这些影响即便不是在今天发生，那么在更长的一个时段里，是一定会出现的。
第五，普京治下的俄罗斯比任何一个西方国家都更为孤立。也许它比大多数国家都更加“独立”，但它几乎没有任何区域性或是国际性的制度支持。即便在欧亚联盟这个最为乐观的案例中，俄罗斯也不能指望在遇到麻烦时得到前苏联共和国的大力支持。虽然俄罗斯与中国有着越来越多的合作，但是基于具体利益而非共识。而利益是易变的。
上述几点并不意味着俄罗斯马上就要崩溃或是注定会衰落。重点在于表明，俄罗斯犯错——或是不走运——的余地，比大多数国家要小。为了繁荣发展，俄罗斯需要尽可能走正确的道路且几乎不能犯错。正如评论家谢尔盖·卡拉加诺夫在2011年所写的：“希望在全社会和统治阶层醒悟并开始采取明智的政策以复兴民族和国家之前，好运气会保佑这个国家……但我们俄罗斯人清楚地知道，我们不会永远走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