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对川西平原L村的调研
一、问题的提出
闲话是发生于村落熟人社会之中，以村庄中的人和事为谈论对象的一种社会交往方式。闲话涉及农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构成农民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理解农民生活的重要切入点。
国内外关于闲话的研究都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这对于后续的研究者有很大启发。国外关于闲话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比较有代表性有格拉克曼（Max·Gluckman），他在以往人类学家田野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闲话是群体边界的标记……闲话和流言的知识库，成为强力纽带起着维持群体成员间的团结的作用”[1]；潘恩对格拉克曼的研究进行了反驳，认为闲话是在既定的社会网络中个人之间的非正式交换；[2]此外，还有部分学者对闲话的过程展开了更为细腻的研究，如Eder和Enke运用结构主义的视角来研究青少年群体的闲话产生过程；[3]佛斯特（Foster）主要从社会网络视角，发现闲话行为与其言说主体所植根的社会网络结构存在相关性。[4]
相比而言，国内学界对于闲话的研究较少，且并不系统，大多散见于与之相关的研究之中。郭于华、孙立平通过对农村土改时期农民“诉苦”语言表达的研究，指出“诉苦”是一种特殊形态的闲话，是农民国家观念形成的中介机制。[5]显然，他们的研究认为农民的日常语言中（包括闲话）具有“政治化”的特征。然而，吴毅通过对川东肖村的村庄日常生活进行考察后发现，在农村的日常生活中闲话出现了“去政治化”的趋势。[6]仝志辉、贺雪峰则是将闲话作为一种权力的表达形式，认为处于村庄权力结构底层的普通民众能够通过制造闲话言论的方式参与村庄政治生活，并在其中发挥一定的作用。[7]国内学者真正明确提出以闲话为研究对象的较少，比较有代表性的有薛亚利，她将村庄里的闲话本身作为研究对象，力图通过闲话现象来探究闲话对村庄人们的意义、闲话在其生活世界里履行的功能、闲话所包含和运作的权力等问题；[8]王会以河南汝南县岗村的田野调研为基础，通过对村庄闲话本身的衰落、闲话内容的变化和闲话功能异化三个方面考察村庄闲话的变迁，发现村庄闲话的道德评判功能不仅降低且逐渐走向异化；[9]桂华则以村庄闲话为着眼点，在考察村庄闲话的含义与其变化的基础上，从形式与性质上探讨村庄社会交往的变化，认为村庄社会交往中公共性弱化与私人性增强。[10]
通过以上文献梳理可以看出，国外学者较多关注的是闲话这种日常互动形式的社会网络结构和群体动力学特征，而国内学者们主要关注的是闲话的功能和闲话的变迁。但是，闲话的传播机制尚未引起研究者的足够重视。如果说，闲话具有公共性，那么以村庄私人生活为土壤的闲话如何具有公共性？这个问题可以进一步操作化为：熟人社会里的闲话究竟是如何传播的？闲话所指涉的私人生活内容是如何进入村庄公共生活、又是如何反馈到当事人那里？闲话对当事人何以发生作用？笔者在川西平原L村的调研发现，当地人很喜欢串门、摆龙门阵，而关于“东家长西家短”的闲话则成为村民最热衷的聊天话题，也成为他们打发空闲时间的重要方式。闲话之所以为闲话，在于其内容无关于村庄公共利益和公共事务，而是村庄成员的生活小事和家庭琐事，因而闲话所指涉的对象或事件一般与闲话的谈论者并无直接的利益关联。但是，川西平原闲话并不“闲”，闲话并不是无聊的漫谈，而是村落熟人社会对于村庄中的某件事或某个人的集体评判，且这种来自他人的评判能对当事人产生舆论压力，从而促进村庄秩序的维系和再生产。本文的目的在于，从这些看似散漫无章、细碎零散的交往方式中，揭示熟人社会中闲话发生和传播的机制，进而理解村庄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之间的联接方式。在熟人社会中，闲话的性质和意义需要在其运行机制中来理解。闲话的传播不仅是单纯的信息传递过程，而且是一个多主体参与的、可累积的扩大化和公共化过程，由此闲话获得了公共性。这是闲话具有集体评判能力的基础，也进一步影响了闲话塑造熟人社会秩序的方式。
二、闲话传播的社会基础
闲话是在熟人社会中发生的，它指涉的内容也是熟人社会中的人和事。因而，闲话的产生与传播有赖于熟人社会的存在。在川西平原，村民小组是一个完全和基本的熟人社会单元。小组成员之间在日常的生产、生活中互动频繁，因而小组内部是一个密切的人际交往单位。小组对于当地农民而言具有重要意义，它是当地农民除了核心家庭之外最为重要的认同单位。川西人喜欢“耍”，喜欢摆龙门阵，房前屋后、竹林边、路边、小商店等地方，都可以成为摆龙门阵的地方。中老年妇女是摆龙门阵的主力军，而男性和年轻人即使没有亲自参加摆龙门阵，他们对于熟人社会内部发生的事也不会陌生，因为中老年妇女回家之后会讲给他们听。正是由于当地人对于社会交往的强烈需求，使得小组对农民而言并不是一个空壳，而是触手可得的、具体实在的，以小组为基本单位的社会交往因而具有丰富的内容。在小组这个熟人社会之中，个体及其家庭的私人生活与村庄公共生活之间的嵌入程度很深，有关私人生活的信息很快就能成为村民闲话的主题。因此，闲话的运行也植根于特定的村庄社会基础。
第一，村庄主体的完整性。本文所考察的L村属于城市近郊村庄，离成都市和崇州市都不远，村民大多选择就近务工，白天在外工作，晚上回村居住，全家进城或全家外出的情况在当地非常少。因而，村庄生活在当地是很完整的，正如很多村民所言，“我们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这里”，相互之间自然非常熟悉。并且，小组在当地是一个基本的人情单位，也是一个基本的互助单位。主体的在场为闲话的传播和运行奠定了基础条件。
第二，村庄社会的低度分化。从经济角度而言，当地村民之间经济分化不大，村庄内部没有形成严重的社会分层。因而，公共生活对于所有人而言都是没有门槛的，每个人都可以自由进入与退出。村民之间的平等交往，也意味着任何人都可以成为闲话的对象，同时，任何人也可以成为参与闲话传播的主体。
第三，村庄生活的社交取向。从社会交往层面而言，当地农民对于公共生活有强烈的需求，并且他们对于公共生活的需求是多样化的、立体的，这与其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高度相关。当地农民的生活态度是悠闲的、是比较务实的，他们对于社会交往有着天然的需求，而在相互交往、相互闲聊之中，有关私人生活的信息成为了人们交流的焦点。正如L村一位30多岁的妇女所言，“我没事时，就喜欢拿点（手工）活到别人家去，各人做各人的活，摆摆龙门阵，听她们吹牛（即聊天）。一个人（在家）做不起劲，一个人不好耍，自己一个人做事都要打瞌睡”。农民对于社交的需求，为闲话的传播创造了契机和动力。而社交形式的多样性也决定了闲话传播形式的灵活性。
第四，村庄结构的均衡性。从社会结构层面而言，村庄建立在核心家庭结构之上，且当地的核心家庭结构具有主体性和独立性，在核心家庭与村庄之间没有诸如门子、户族、宗族等扭曲私人生活正当性的结构。因而，核心家庭不用卷入到由复杂家庭结构所带来的复杂关系之中，也不会受到复杂家庭结构的笼罩或阻碍，这就形成了村庄内部核心家庭之间的均衡性社会关系。核心家庭是一个典型的私人生活单位，因而，建立在均衡的核心家庭结构上的私人生活也获得了主体性，同时，由于缺少了其他结构的选择性过滤和屏蔽，家庭私人生活中的事件也更容易进入村庄之中。
因而，熟人社会是闲话传播的社会基础，同时，川西平原的熟人社会实际上是建立在相对均衡的村庄关系这一基础上，村庄内部并无超越核心家庭之上的结构，因而不同于在南方宗族性村庄。农民对公共性的需求，主要是基于“生活本位”的考虑，川西人好“耍”，因此，对公共生活的需求产生于个体的生活逻辑，“耍”因而构成了农民说闲话，参与村庄社会生活的核心动力。
三、闲话的传播过程与运行机制
闲话的意义在于它能够使私人生活中的信息在熟人社会中以公开或隐蔽的方式传播开来，从而形成村庄中“公开的秘密”。所谓闲话，在农民看来，从内容上看，往往是生活中的琐事和小事，难以登上大雅之堂。也因此，闲话的呈现方式并不具有公开性和仪式性，但这丝毫无损于其公共性。目前，随着乡土社会的转型，村庄结构日趋扁平化，闲话事实上也很难再以一种绝对公开的方式在熟人社会内部传播，而是代之以一种相对隐蔽的方式进行。
事实上，熟人社会中的“公”与“私”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的领域分野，而是具有相互转化和相互渗透的特性。严格来讲，村庄中并不存在绝对的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公私转化不仅表现为“差序格局”中相对主义的公私逻辑，而且表现在私人生活公共化的可能性和公共生活介入私人生活的正当性。在某种意义上讲，闲话正是村庄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之间发生关联的重要方式。从闲话的运作机制来看，它的意义就在于促进私人生活的流动。熟人社会结构是相对静态和封闭的，但熟人社会的秩序和活力则在于其内部持续存在的日常生活之流。闲话的言说，既更新了地方性知识的库存系统，也为每个人的社会性交往提供了渠道和载体。转入“后台”[11]的闲话，在熟人社会内部又是如何传播、如何发挥其作用的？在本节中，笔者将分别论述熟人社会中闲话传播的四个阶段：信息的进入——信息的发酵——信息的反馈——信息的接收。
1、信息的进入：闲话的公共化
川西平原的农民喜欢摆龙门阵，喜欢串门，而人们聊天的内容不外乎就是家长里短的琐事，或者是与村民生活相关的其他信息。当地村民的私人生活与村庄公共生活之间的嵌入度很深，有关个体及其家庭的私人生活的内容和信息能够进入村庄公共生活的视野。然而，个体及其家庭的私人生活并不是完全向村庄社会敞开，私人生活在一些方面会保持相对的独立性，导致私人生活公共化的程度和村庄公共生活对于私人生活的影响都具有一定的限度。事实上，私人生活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家庭生活，二是个体“私生活”。前者以家庭为单位，主要涉及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而后者以个体为本位，主要指个体的感情生活。对于川西平原的农民而言，有关家庭生活的几乎所有内容都能进入到村庄公共生活的视野之中，成为村民之间闲话的重要主题，例如婆媳矛盾、夫妻矛盾、兄弟矛盾等，村民之间都会相互评论。而有关个体“私生活”的内容，如谁家的丈夫在外面有小三、或是谁家的妻子有外遇，虽然并非村庄中的秘密，但在村民看来则是属于个人的隐私，具有一定的私密性，这些内容一般不会成为村民闲话的主题。
私人生活的公共化有其独特的方式。私人生活内容最初的进入并不是以一种完全公开的方式，即它并不是在众目睽睽之下的信息公开呈现，而是通过村庄公共生活中的积极分子（笔者注：当地人称之为“谄尖的人”）以个体对个体、或者个体对亲密小群体的方式在村庄公共生活中逐渐扩散和传播。一般而言，中老年妇女是村庄公共生活中的活跃分子，她们在村庄公共生活中占据着主导地位，是生产闲话和传播闲话的主力军，小组及村庄内部的信息一般都是通过她们得以快速传播的。人们讲闲话的目的，主要是满足闲暇消遣的需求，但随着闲话的传播和积累，闲话的效应显然不仅仅在于闲暇消遣。
2、信息的发酵：闲话的戏剧化
私人生活的信息进入村庄公共生活之后，会经历一个由熟人社会内部大部分成员共同参与的发酵过程。这是闲话对信息的戏剧化过程。私人生活在通过闲话的方式进入村庄公共生活之后，他人的言说和讨论自然就具有了“道德审判”的色彩。在熟人社会中，由于基本的伦理和规范的存在，他人的言说不可能是一种纯粹中立、无关痛痒的话语表达，而必然添加自己的立场、观点和情绪。由于闲话信息并不是在一个公开的场合被公布，而是在多个“圈子”中逐渐传播，村民之间通过闲话、摆龙门阵的方式，在相互的讨论过程中形成了对某个人或某件事的看法，并且传递和影响了熟人社会内部其他人对特定人、事的看法。伴随着闲话在“圈子”之间的流动，原初的信息随着闲话参与主体的叠加，而具有了扩大化效应。它表现为：首先，村庄中受众群体范围的进一步扩大；其次，闲话所承载的评价力度和情绪浓度也发生递增；再次，闲话在传输过程中调用了村规民约等地方性规范，从而进一步赋予和确立了闲话言说的合法性。由此，闲话导致了信息的发酵。在闲话信息发酵的过程中，熟人社会内部原有的公共价值规范被激活和强化，或者形成了新的被大家所认同的价值规范，从而在熟人社会内部形成社会舆论。其行为符合大家公认的价值规范的村民将受到褒扬，而其行为违背大家公认的价值规范的村民将面临巨大的舆论压力。
L村1组的前任小组长，是个女性，今年40岁左右。2015年，组长的婆婆去世，她与婆婆关系不好，因而在婆婆丧礼期间没在家里帮忙，而是故意跑出去玩了几天，村民们都在背后对该组长议论纷纷，村民认为，“她（在家）可以不做事情，但她不应该跑……她婆婆死了她都不管，以后群众有什么困难找她她肯定更不会管”。因此，经过村民的议论，本来属于家庭内部的事情被不断放大，婆媳关系被引申和上升到了干群关系的层面，不仅对当事人形成压力，而且部分村民到村支书那里反映情况，要求重新选小组长。后来村书记在开小组长会议时委婉地批评了该组长，书记说，“有些人不自觉，自己妈（婆婆）死了，还跑出去几天，啥都不管，太不像话了”，该组长自己也觉得没有脸面，因而没过几天就主动辞职。
由此可见，当某个事件或信息一旦走出私人生活的领域，便会在熟人社会内部迅速扩散和传播。在信息发酵过程中，村民之间会对某一事件发表自己的看法，这些看法汇聚起来就成为一种集体评判力，并能够使当事人感受到集体的压力。
3、信息的反馈：闲话的隐秘化
熟人社会中的闲话能对当事人产生影响的前提是，闲话能够被传播和反馈到被说者那里去。闲话经历了发生、发酵之后，实际上逐渐具有了自我传输和自我扩散的动力，但是，如果没有合适的路径，这些信息可能在传输的途中便消散了，闲话的公共性也就难以实现。信息反馈是熟人社会闲话传播机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如果没有反馈这一过程，闲话的传播过程就不完整，闲话也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而闲话信息的反馈往往是通过一种比较隐蔽的方式，通过更为亲密的个体关系来实现的。正如川西平原的农民所言，“一个生产队（即小组），没有你围完的人，也没有你围不到的人”，也即，在小组这个熟人社会之中，个体总会有几个关系要好的亲人或朋友，通过这些“交往性自己人”[12]，发酵之后的信息将传达到相关个体那里。
实际上，在小组这个熟人社会内部，因为血缘、地缘、业缘、趣缘等关系，成员之间也有亲疏远近之分，因而小组虽然对外是一个统一体，但在其内部还是有多个小群体的存在。而熟人社会中闲话信息的有效反馈正是依赖于小组内部的多个小群体。川西平原小组内部的小群体具有如下两个特征：其一，对于相关主体而言，他（她）所在的小群体之间是并存的关系，每个小群体之间是相对平等的，没有主次之分；其二，个体往往可以根据自身需要同时加入多个小群体之中，且这多个小群体对个体而言都是并列、平等的关系。川西平原小组内部的这一特征与其他结构性较强的村庄存在显著差异。在结构性较强的村庄，如宗族性村庄或小亲族村庄，由于先赋性血缘关系的影响，在宗族或者小亲族内部，具有很强的结构性，需要遵循“内外有别”的行为逻辑，作为个体一般难以突破这种结构的限制。虽然个体也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有机会建构自己的关系圈，进入到村庄内部其余的小群体之中，但由村庄社会结构所带来的先赋性群体（主要指血缘群体）往往在个体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个体后天建构的交往群体是受限于先赋性群体的，也即：个体所在的各个群体之间是不平等的关系，因而个体不能在每个群体中采用同样的交往逻辑，也不能将在每个群体中所听到、了解到的信息自由、完全地传播到另一群体。例如，由于先赋性血缘结构的影响，个体很难会将在自己宗族这个结构中听到的闲话信息传播到后天建构的交往圈之中，自己人不同于外人，宗族内部本身就有相互保护的需求。因此，在结构性较强的村庄，熟人社会中的闲话信息传播不能做到十分通畅。而在川西平原，个体在小组内部的多个小群体之中可以自由参与，也可以相对自由地将所了解的闲话信息进行传播。
4、信息的接收：闲话的治理化
在熟人社会之中，闲话的效力，表现在它能对当事人产生舆论压力，被说者会在意别人的评价，并且会尽力调适自己的不当行为，以符合熟人社会内部大多数人所认同的公共规范或公共价值。有关个体的评价在熟人社会中能够很快地被传播到相关主体那里去。 当个体听到别人对自己不好的评价时，一方面心里可能会很不高兴，这是人之常情；而另一方面，个体也会对自己的行为进行适当调适。事实上，当地人之所以愿意调整自己行为当中与熟人社会内部公认的价值规范不相一致的部分，是因为他们很在乎别人对自己的评价，这与两个因素相关：
第一，熟人社会内部在长期交往过程中形成了一些大家公认的规范或价值，即形成了一套熟人社会内部的评价机制。如果个体的行为与之相违背，那么在熟人社会中就会遭受巨大的舆论压力，并且在村庄社会交往中会被逐渐边缘化。一般而言，熟人社会内部形成的公共规范或价值是指向个体生活的，是以生活为主要目标的。例如，在当地农民看来，一个人如果连家庭关系都处不好，那么在村庄社会中也肯定不懂为人处事之道，这样的人在村庄社会交往中是不受欢迎的。
L村一位中年妇女讲到，平常没事时大家都喜欢到晒坝里摆龙门阵，每家每户的事情都逃不过闲谈者的眼睛。“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要是家里闹得不好，怕别人评价不好，你自己都看不起自己，出门别人都要（在背后）说。家家户户都和和乐乐的，你一家天天吵，好看吗？人家都处的下去，你咋就处不下去？自己听到（别人说自己家里的闲话）了，心里还是不舒服。就觉得自己为人处世不咋样，别人对你评价不高。人怕出名猪怕壮，（自己家庭关系不好）别人宣扬出去了，走到哪里别人都要说，别人都在背后指指点点，个人都有个人的脸面。别人就会觉得，‘你这个人，你家庭关系都处不好，外面就更处不好’”。
因此，那些家庭关系处理不好的村民，如果从他人口中得知别人对自己以及家庭不好的评价，就有可能转化为自觉的行为，从而调适原有的行为，“别人都在背后说我们，我们自己还是要注意一下”。
第二，川西平原的农民有强烈的社会交往需求，参与社会交往和村庄公共生活已经成为当地人的一种本体性需求，因而，在当地的语境之中，在熟人社会中被边缘化对农民而言是很重的惩罚。正如当地农民所言，“（在小组或村庄中）被孤立了，在农村就没有活头了，别人看到你就走了，大家都不理你”。正是基于此，当地农民会尽量调适自己的行为，以符合小组或村庄公认的价值规范，从而使自己在村庄公共生活中不被孤立与边缘化。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在小组这个熟人社会之中，形成了一套完整的闲话传播机制，有关私人生活的闲话信息通过“信息进入——信息发酵——信息反馈——信息接收”这一过程，在私人生活与村庄公共生活之间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即私人生活信息能够进入村庄公共生活的视野，能够被村民讨论，并且在此过程中激活、强化或重新形成熟人社会内部公认的价值规范，从而对相关个体产生舆论压力，促使其对自己的行为进行适当调适。因而，一方面，熟人社会的闲话传播机制以小组公共性为基础；但另一方面，正是在完整的闲话传播过程之中，熟人社会的公共性得以不断维系和发展。
四、闲话的特征与功能
如上所述，熟人社会中闲话的传播过程具有其内在的规律，在不同的阶段，呈现不同的运作机制。从信息的进入到最后信息的接收，整个过程实际上呈现了熟人社会中闲话的发生学机制。由此可透视闲话作为一种话语实践的特征，进而理解闲话的功能和意义。
1.闲话的特征
第一，闲话内容的嵌入性。熟人社会中的闲话与村庄中的人和事具有高度相关性，无论是描述性质的谈话，还是带有议论性质的谈话，基本都是涉及“东家长西家短”的事情，也即闲话内容是指向熟人社会中的第三者。因而，闲话的内容嵌入在熟人社会之中，并可以较为自由的进入人们日常生活的话语之中。
第二，闲话主体的模糊性。从信息传递和闲话发生的过程来看，它是在一个个交错重叠的亲密关系圈子中运行的，在这种流动性的信息传递过程中，闲话传播的主体具有模糊性，因而闲话的溯源几乎是不可能的。
第三，闲话场景的生活化。在川西平原，闲话首先是当地农民的一种生活方式，是打发闲暇时间的重要途径，它不是一种刻意为之，也不是一种公开陈述，在这种看似“耍”的自然而然的场景中，闲话可以实现自如的运作，且具有合法性。在谈话场合上，闲话一般发生在村庄中的公共场所或半公共场所，如竹林边、公路边、小店里、院子里等。熟人社会中的闲话正是在这些公开场合中、在相对亲密的小圈子中逐渐扩散和传播的。
第四，闲话传播的自发性。闲话是自发形成的，每个讲述者虽然都试图将闲话内容封闭在自己的亲密圈子内部，作为相互之间的谈资，但闲话借助“交往性自己人”这一结构，却可以轻松地从一个圈子进入到另一个圈子，并不断的积累社会网络资源，从而使闲话得以进一步传播。因此，闲话传播并没有组织的介入或引导，而是在熟人社会中自发的运行。
2.闲话的功能
看似无关紧要的闲话，对于熟人社会秩序的维系具有重要意义。事实上，在川西平原，闲话并不闲，闲话对于个体、家庭及其生活的社区都具有积极的功能。闲话的积极功能主要体现在对熟人社会中个体行为的规范，这种规范功能主要源于闲话背后所隐藏的公共性。实际上，闲话并不完全是村民之间无聊的闲谈，闲话的运行激活了熟人社会所公认的价值规范，这些公共价值规范对于农民日常生活的各方面都有相应的约束和限制，告知人们在熟人社会中应该如何行事才会得到大家的认同，从而使得熟人社会的秩序能够得以维系。而那些违背公共价值规范的行为在熟人社会中显然是不受欢迎的。
第一，对村庄社会交往原则的规范。在当地人看来，在人际交往中要遵循两个原则，一是“礼尚往来”，二是“平等交往”。“礼尚往来”是指在熟人社会中要懂得人情来往的准则，比如在走人情或者帮工上都要“有来有往”，否则村民就会在背后说闲话，认为这个人不懂为人处事之道，进而大家都不愿意与之交往。L村15组的组长CYJ讲述了一件他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情，CYJ和21组的FJ平常关系不错，在FJ女儿出嫁时，CYJ主动去送了200元的礼金。然而，等到CYJ儿子结婚时，FJ却并没有按当地规矩前来还礼。这件事情在这两个小组很快就被传开了，村民都在背后议论纷纷，指责FJ“不会为人处世”。CYJ和FJ之间的关系自此之后也变得很微妙，且相互之间再也没有人情往来，CYJ说，“我和他见面还是打招呼，但我心里不舒服，不是说心疼这200元钱，主要是觉得你这人为人处世不行，我就不和你来往了”。而“平等交往”主要指当地人认为在村庄社会交往中，相互之间是平等的关系，因而村民们不能容忍那些试图显示自己“与众不同”的人及其行为。那些刻意想要显示自己在经济上的能力或者政治上的权力的村民，在熟人社会中是不受欢迎的，村民都会尽量减少与之的交往。当地村民认为，“走在一堆，不应该谈钱，你有钱是你家的”，若是有人因为比其他人有钱而看不起别人，或者在村庄里过于张扬，“别人就不理你，对你评价也不高”。因而，熟人社会中的闲话会对个体的行为进行规范，使之尽量符合村庄社会中的交往之道。
第二，对家庭关系的影响。家庭是农民参与的最小的互动单位，家庭关系处理不好也会遭致村民的闲话。村庄公共性之中关于家庭关系的表达是家庭和睦、尊老爱幼等，因此，如果某家出现不赡养老人或者家庭成员之间的其他矛盾纠纷，其余村民也会在背后议论纷纷，使得当事人感受到强烈的舆论压力。并且，当地村民认为，如果一个人连家庭关系都处理不好，那么在村庄社会交往中也肯定不懂如何与人相处，这样的人在村庄里也是不受欢迎的。因而，人们会尽力将家庭关系处理好，减少各种家庭矛盾，以免自己成为村民闲话的对象和在村庄社会交往中被排斥。
第三，在村庄治理方面，闲话具有边缘钉子户的功能。在川西平原调研发现，故意阻碍村组公共利益的“钉子户”在当地极少出现，在涉及村组公共利益的事情上，大部分村民都是“随大流”的心态，因此小组或村庄的公共事务很容易达成。这是因为，在当地村民看来，如果一个人在涉及村组公共利益的事情上都要占便宜或搭便车，或者是故意为难，那么在与人相处时也肯定会斤斤计较，这样的人在村组内部都是不受欢迎的。例如，如果要在小组内部修一条路，大部分人都同意，只有极少数人不同意，那么大家都会对你有意见，“全生产队的人都会孤立你”。并且，村民会认为，“在对大家都有利的事情上他都要挡着，那么在私人交往上，他更可能斤斤计较，这样的人是交不得的，大家也不愿意和这样的人交往”。而由于社会交往在当地农民生活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因此，村民会尽力调适自己的行为，以使自己不被边缘化。因而，在川西平原，闲话具有边缘钉子户的功能，使得钉子户在村组之中没有生存空间。
通过以上论述可以看出，闲话的规范功能体现在若干方面。若是村民违反了熟人社会所公认的价值规范，违反了小组的公共性，那么就会遭受其他村民背地里的闲话，并且在村庄社会交往中会受到边缘与排斥，而这对于对社会交往有强烈需求的川西农民而言无疑是很重的惩罚。对于当地农民来说，一旦遭受到孤立，没人愿意和他“耍”了，那是相当难受的事情。由于川西平原的农民对于社会交往有强烈的需求，熟人社会内部的公共性对之就有一定的约束力。因此，闲话对于川西平原的农民而言是一种非正式的社会控制手段，它能对村民的不当行为进行潜在的规范，从而使得熟人社会的秩序不断维系和发展。
五、结语
闲话不仅是一种即时性的言说实践，而是应当放置在熟人社会的整体场景中来理解，如此，闲话以特定人物和事件为焦点，通过流动和隐秘的关系网络，它以一种自然而然的方式渗透至村庄的各个角落，并激活了村庄中的地方性规范，因而具有了价值生产的功能。在熟悉而又亲密的熟人社会中，私人生活中的事件必然通过闲话而溢出到村庄公共生活之中。当前，熟人社会虽然正在发生着快速的转变和变迁，熟人社会结构也日益扁平化，但是，相对于结构变化的剧烈性而言，生活层面的变迁则呈现出一定的滞后性。因此，熟人社会的结构层面的公共性的瓦解，并不意味着村庄社会公共性的缺失。事实上，一旦切入到对于闲话产生和闲话传播的具体过程之中，就会发现，公共性也可以建立在私人生活的基础上，由此形成一种隐秘的公共性。实际上，在熟人社会内部，闲话之所以具有社会效力，能够对人们的行为进行规训，就在于隐秘的村庄公共性的存在。在当前村庄长老权威瓦解的情况下，人与人之间竞相奉行“不得罪人”的逻辑，不再有人愿意当红脸，当面批评别人已越发变得不可能。在此基础上，闲话所承载的公共性也越发显得重要和富有意义。与对当事人公开的批评有所不同，闲话是潜伏在村落社会后台规训村庄秩序的力量。
注释：
[1]Gluck man，M. Gossip and Scandal [J]. Current Anthropology，1963(4)．
[2]Paine，R. What is gossip about? Alternate hypothesis [J]. Man，New Series, 1976(2)．
[3]Eder, Donna；Enke, Janet Lynne. The Structure of Gossip: Opportunities and Constraints on Collective Expression Among Adolescents [J]. American Sociology Review, 1991(4).
[4]Eric K. Foster. Researching gossip with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Ph. D. The Temple University, 2003.
[5]郭于华、孙立平.诉苦：农民国家观念形成的中介机制[J].中国学术,2004(4).
[6]吴毅.去政治化的村庄生活：对川东肖村的观察,中国农村研究网（http://www.ccrs.org.cn）.
[7]仝志辉、贺雪峰.村庄权力结构的三层分析——兼论选举后村级权力的合法性[J].中国社会科学,2002(1).
[8]薛亚利.村庄里的闲话：意义、功能和权力[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
[9]王会.闲话的变迁及其功能异化：一个理解村庄社会性质的维度[J].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11(1).
[10]桂华.论村庄社会交往的变化：从闲话谈起[J].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10(5).
[11]欧文·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M].冯钢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12]王德福.做人之道——熟人社会里的自我实现[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