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川东北X社区的个案研究
一 问题的提出
在工业化与市场化推动下，中国社会经历了一个高速度、大规模、多样性与复杂化并存的城镇化过程。“转型社区”作为城镇化的重要空间载体，其生活世界的流变不仅是空间转型的过程与结果，更突出地表现为以空间为载体的社区生活纽带的松散与秩序的重构。
在社区转型研究中，国家与社会的分析视角成为学术界的主流叙事话语，①但这一理论常常预设了“国家”和“社会”两个范畴的存在，每一个范畴都具有内部的统一性以及外在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诸如“强国家弱社会”、②“小政府大社会”③的分析路径，在理解社区转型规范上有着较强的解释力，但遮蔽了社区演变的多重面向，难以全面地解释社区、集体、家庭、邻里间互动的复杂关系。一些学者将空间视为国家与村庄互动的背景，但忽视了空间本身对于行动者的制约性作用，以及国家与农民之间的互动关系对于空间生产的能动性影响。鉴于此，从“空间—生活世界”的视角重新审视转型中的“村改居”社区的生活流变，就要求对社区的空间转向应聚焦于对社区空间本身生产的关注，因为“空间弥漫着社会关系；它不仅被社会关系支持，也生产社会关系和被社会关系所生产”，④它是“一种充斥着各种意识形态的产物”。⑤“村改居”社区处在农村与城市中间地带的特定区位，具有可高度辨识的空间结构和空间特质，空间的生产更是一个随着国家的发展战略不断调整和变迁的“场域”。同时，生活世界又以自在的方式重构“村域空间”的内容。因而，在空间分析的基础上透视生活世界，更能够让我们真切地理解在中国的现代化历程中，人们的家庭、邻里、社区等日常生活关系的内涵与变动。
“村域空间”基于乡村地理空间和社会关系空间，它既强调横时态的空间关系构成，又突出纵时态的空间生命历程。从横时态看，主要由家庭空间、邻里空间、社区空间三个维度构成，每层空间都蕴含着不同却有交集的复杂社会关系；而从纵时态看，“村域空间”指从人类聚居而生的村落到历经时代变迁发展至今的“村改居”空间。“村域空间”是一个总体性的动态概念，充分呈现乡村社会的空间性与历史性特征。
笔者于2013～2014年在X社区进行了为期100多天的“蹲点”调查。X社区位于四川省东北部，是嘉陵江中游西岸的NC市SQ区HF街道内的一个“村改居”社区。X社区经历了从村落向社区的空间变迁，先后荣获“全国创建学习型家庭示范社区”、“四川省平安家庭创建示范社区”等20多项殊荣，是一个转型成功的“村改社”典范社区。通过深度访谈法与参与观察法，试图回答在1980年以后乡村社会改革过程中，“村域空间”与生活世界是如何相互形塑的。
二 空间解构与生活世界的权力—市场化(1980-1997)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中国乡村社会变革的重要分水岭。1949年到1979年这一时期，为实现社会主义赶超战略，政治权力通过公社体制自上而下地规范着乡村社会的行动边界与资源分配，乡村生活世界呈现泛政治化特征，城乡二元分割体制的确立更使得集体化时期的“村域空间”基本处于封闭状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改革开放是对集体化时期政治主导空间的“祛魅”化，促使“村域空间”生产逻辑发生了重大变化，村落空间生产的主体性逐步凸显。
(一)家庭空间回归与生活世界的半指标化
1982年底，X村完成了分田到户，人均分得了0.25多亩土地。家庭空间从村庄共同体中获得了独立与回归，重新恢复小农家庭的结构和功能。重新获得土地的村民积极性极大提高，村民认为，“肚子饿怕了，所以刚分到田地后，大家都是铆足劲在自家地里干活，做了几年以后，粮食够了，大家才不心慌了”。农户们在“自由活动空间”⑥中除了从事传统农业外，80年代中后期，村民们开始涉足市场空间发展家庭经济，如栽培经济作物、发展养殖业，在外打工或经商。因生产空间的扩展，农民家庭收入结构开始多元化。
但是，农户在承包生产空间中还“承包”了对国家和地方的一系列“责任”。在“缴粮缴款”责任中，小农家庭对种粮交税的工作是十分配合的。但各地不一的“三提五统”的缴纳成为农民与基层政权之间最大的利益冲突。这一“新的契约制下的家庭义务”不仅增加了刚恢复生产功能的农村家庭的经济负担，更直接加剧了小农家庭与基层政权之间的矛盾。
除了“催粮催款”外，计划生育也是造成国家与家庭关系紧张的行政事务。由于鼓励生育的引导和避孕技术的缺乏，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初期中国人口出现井喷式的增长。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计划生育国策的强制推行下，生育不再以家庭事务形式出现，国家绝对性地主导生育空间的生产。国家不仅设置了生育的年龄、数量等指标要求，地方政府更强行规定人们必须晚婚晚育，不到25岁不给办结婚证。X村的年轻男女基本都是27、28岁才得以结婚。对于“超生游击队”，由村干部和乡镇干部组成的“计划生育突击队”采用软硬兼施的方式抓到医院刮宫或引产。对违规生育者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外，国家和村庄也对独生子女家庭给予了一定的物质性奖励。20世纪80、90年代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以及独生子女奖励政策极大地抑制了非理性的生育冲动。X村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到现在，除了2001年有一例超生外，基本没有超生的。
20世纪70年代末期，国家对农村经济政策的一系列调整，客观上促使了家庭单位的回归和家庭功能的恢复。但同时，国家又推行了税收和计划生育政策，实现了国家权力对乡村生育空间的全面控制以及对生产空间的“半控制状态”。
(二)邻里空间交往与生活世界的理性化
分田到户后，除了家庭获得回归，邻里交往也逐渐理性化。90年代中后期，外出打工的家庭到农忙时，会直接花钱雇人。X村还出现了职业帮工组织，农忙时在本村或外村帮人栽秧。村民在债务方面也表现出一定的功利化意识。传统借贷通常发生在亲戚之间，这种基于熟人关系信任的借贷常常以口头承诺或家族担保人的形式而存在。到了80年代，出借人开始采用书面的形式来证明借贷关系以便日后追讨。
生活水平的提高也改变着农民的消费结构。在X村的红白喜事上，前来吃酒席的人也开始送现金，现金的多少也是按照关系的亲疏远近规定的。在90年代中后期，人情往来不只限定在村庄里，还开始向更大的空间扩展。村民向村干部、乡干部请客送礼，村干部向乡干部请客送礼已成为人们办事、发展社会资本的一种“潜规则”。而从事建筑行业或经商的少数经济精英，更习惯在X村以外寻找更大更广的社会交往网络。在经济理性化的驱使下，利益改变了村民传统的思维方式，人们逐渐习惯把市场逻辑运用到社会交往中。
(三)村社空间重建与乡村生活的弱组织化
20世纪80年代初，国家政权正式撤出乡村社会，成立乡镇政权，个别乡村创新的“村民自治”自上而下地推广到全国，村委会成为新时期承接国家行政权力与村庄社会之间的重要桥梁。税费时代的乡村社会，村干部被赋予了新的行政职能。村干部的主要工作除了收农业税费和执行计划生育外，仍要在生产上依照上级指示引导农户，比如科学插秧、水利灌溉等。
民主选举是村民自治的基本内容。X村干部选举开始于1987年。但小农家庭对于民主生活并不重视，到召开大会投票环节，村干部只有每天晚上提着袋子挨家挨户去填选票，整个选举过程缺乏透明性和监督性。20世纪90年代后，开始以村民大会的方式投票选举。村两委会提前告知选民们来参加选举并发误工费，虽然选民积极性得以提高，实际上并没有改变村庄政治游戏规则。村民们一语道破：“选举哪可能民主嘛，村干部候选人都是上级安排好了的，这就是走过场。”村干部候选人由上届村干部提名，但提名的候选人与上届村干部之间多数存在利益关系。村委会选举虽然经历了非正规化到正规化，但仍主要是一种形式化的选举。村民们表现出的政治冷漠，以及后期在误工费的利益驱使下的政治参与，表明经济理性成为小农是否参与村民自治的主要考量。曹锦清指出单家独户的小农对自身利益的透视很少超出村落边界，他们关注的重心在家庭庭院之内，因而阻碍了乡村自治民主的发展。⑦
尽管乡村在市场化改革初期发展困难重重，但是，国家政治话语在“村域空间”的衰弱与权力的逐步抽离，以及市场的发育为基层社会活力的释放创造了条件。X村人在这一纷繁急速的世界中，急于寻找新的出路以重塑家庭和村庄的生机。一些目标明确和勇于抓住时机的农村家庭，在“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的”口号指引下，勇敢地跃入了商品经济的大潮。农村社会正孕育着转型的力量。
三 空间分化与生活世界的多元化(1997-2004)
20世纪90年代末，NC市的城市规划方案具备改变X村命运的可能。NC原城区面积不大，1993年区划调整后，SQ城区改造旧城和扩建新城同时并进，新城区不断向郊区拓展。1997年，市政府将X村1500多亩土地圈入规划方案中，等待较大的单位入驻。时任村支部书记具备较高文化水平而且已经投身商海，他抓住城市化的机遇，通过关系运作，成功将XH师大引入X村。以征地为契机推动的城市化进程中，“村域空间”正经历着一系列深刻而复杂的转型。空间征用促使了家庭空间、邻里空间和社区空间不同层面的变革。
(一)家庭空间裂变与生活世界的碎片化
空间征用对小农家庭的影响是巨大的，主要表现为征地补偿款少和长效机制缺乏。在调查征地赔偿款满意度时，调查对象中5.3％的农民表示土地补偿标准“一般”，36.7％的对征地补偿款表示“不太满意”，高达58％的表示“很不满意”。而且，失地农民的长效社会保障机制是十分缺乏的。首先，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衔接缓慢。NC市1999年实施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2005年实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征地后，村民户口相继转为城市户口，但直到2005年2月份才开始实施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其次，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障制度迟缓。20世纪90年代，农村福利制度严重短缺。再次，失地农民的医疗保障体制欠缺。尽管自2008年后，《NC市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实施细则》做了相关规定，但是，在征地到2009年这八九年间，并没有针对失地农民的医疗保险制度。
传统生产空间的丧失以及长效社会保障机制的缺乏使得新生的家庭困难重重，住房安置所引发的分家也对代际关系有着重大影响。代际关系本身就是在既有的居住空间中生产的，分家及其定格的居住空间格局形塑了代际关系的性质。⑧因还房而导致的分家，是农民分家习俗上的一次重大变化。传统的分家一般不包括真正法律意义的分割房产。分家后，更多是分灶吃饭而已，一家人还是住在父母修建的平房或楼房里。而征地后，还房为单元楼，从50多平方米到120多平方米不等。家庭在选择还房时，不仅会考虑家庭的人口数和居住便利，还要对产权、未来要征的遗产税，以及房屋是否出租等做出选择。这使得年轻一代子女拥有了对房屋安置的话语权，父母也会出于对未来生活以及对子女的公平做出理性选择。X村一队队长按照还房安置政策，可分到2套或3套房，但家里人多，他补了钱要了5套，为避免以后子女矛盾、办遗产税和变更产权的麻烦，提前把4套房子过户在各子女名下，剩下1套房留下养老。对于多子女家庭，与传统的多次分家引发的家庭裂变和家庭矛盾的增多不同，一次性提前分家，明确了父母家与子女家之间的边界，可以有效避免大家庭矛盾的积累，也为代际关系的民主化创造了条件。对于独生子女家庭，多数失地农民家庭仍协商居住在一起，老年人可以帮在外工作的子女带孩子，多余的房子则出租以收取租金作为失地后的一大经济收入。相反，也有因还房分配不当加剧代际之间矛盾的情况。征地后，子女将老人的居住面积过户在自己产权下，老人失去了居住空间，不得不对子女委曲求全，甚至处于不孝子女的高压控制之下。对还房处置最大化的价值考量，使得家庭权力结构开始由父辈向年轻一代下移，加速了父权的衰落和个体权利的崛起。
(二)邻里空间分异与生活世界的区隔化
空间分化导致邻里出现“越轨”等失范现象。征地后，“村域空间”呈现商品化的属性。失地农民在顶楼“种房”出租，既有效避免了漏水的空间风险，又实现了一定程度的“资本积累”。这一乱搭乱建的行为尽管造成公共空间的萎缩，但利益驱使造就居民争相模仿。除了向高空争夺空间，部分失地农民在社区空间中仍然按照原来的农村习惯生活，在人行道的绿化带下，有人种上了大葱豆子；在还房小区的空地上，有人搭建起鸡笼猪圈；在居民楼的过道里，有人放着扁担、锄头、粪桶等农具；在社区公园里，有人种上了蔬菜。这种对公共道路的空间侵占不仅加剧了邻里之间的矛盾，也引发征地单位XH师大和NC一中师生的怨言，以及媒体的指责和领导的批示。此外，消费主义也全面抢占了消费人群庞大的社区街头、商铺甚至人行道。小商小贩以及商铺经营者占道经营成为社区中最难管理的“牛皮膏药”。城市和农村、传统和现代、公利和私利同时错位地叠加在转型的“村改社区”空间中。
空间是政治的，空间政治在社会构造方面的重要后果是社会阶层的空间分化，空间的等级化、分层与隔离往往成为现代社会阶层分化的一个手段。⑨阶层分化在“农转社”地域空间上体现在原住民和新住民的社会隔离。征地单位XH师大周围设有围墙和铁栏杆，一期和二期共设三个出口，均设有门卫。门禁系统成为单位人和社区人确认身份和地位的符号，它有效地隔离了师生与社区居民之间的互动。单位人和失地农民平时缺乏沟通和交流，甚至社区干部去师大家属楼做入户调查也常遭到职工的质疑。此外，社区居委会与单位之间在师生户籍办理等业务上也缺乏明确的配合。在单位人眼中，他们只属于学校而不属于社区，而在社区眼中，单位比社区高一级。“新住民”师大人和“原住民”失地农民尽管在同一空间象征结构秩序中重叠，但社区利益共享机制的不完善，使得双方的交往机制难以达成，最终形成了共存于同一地域空间却没有社区交往的格局。
征地拆迁工作的相继完成，村委书记带领村集体平稳地实现了村庄改制。2004年，X由行政村转型为城市社区，2000余名村民成为城市居民。然而，城郊结合部的特殊样态，XH师大庞大人口的迁入，使得新建成的X社区治理面临“矛盾多、问题大、管理难、集体和群众底子薄、素质低、技能少、就业难”等诸多难题。不仅本村的群众工作不好做，对于在社区就业的外来居民尤其是三峡移民的管理也不易。征地不仅仅导致了原有“村域空间”内部的社会分化，也使得“村域空间”与外部社会空间发生激烈的碰撞，形成了一种以多元主体、资源流动为主导的社区空间格局，缺乏集体经济支撑的基层自治组织的权威性显然是难以短时间取得的。
有关村集体资产纠纷成为在中国“村改居”过程中的普遍性问题。在村庄改制过程中，土地流入市场进行租赁或协议转让的实质是权力与资本的联袂，而改制初期集体运作缺乏有效监督，社区在改制过程中或多或少存在村集体资产被非法出让或被承包过程中资产流失，村级财务不公开等问题，在经历了一系列外力冲击下的“村域空间”遭遇转型的困境和失序，也有新生的机遇和条件。
四 空间重构与生活世界的社村化(2005～2015)
对于空间分化与社区生活公共性的缺失，失地农民家庭、邻里和社区正以新的方式构建“以人为本”的社会空间。
(一)家庭空间新生与生活世界的现实伦理
随着失地、拆迁、安置和城市居民身份及相关福利的获得，传统乡村家庭也发生了相应的转型。X村失地农民2000多人，98％的符合政策的失地农民都自愿购买了医疗保险，90％以上的“4050”人员参与社保投保。老年人由于拥有社保与医疗保险，已经不再需要依靠年轻一代养老。他们对晚年生活感到满意。以往依靠父母分家后的家产维持生活与发展的模式也告终结，年轻人可以在更广阔的市场上谋求发展。正是因为传统共同体的权力与义务模式弱化，使得家庭单位中的个体在日常生活中拥有了更多选择权。父辈被重新赋予了在家庭权力格局中的主导地位。但与传统独断性的父权不同的是，新时期的父权正努力和晚辈们建立起比较平等、理性化的亲情关系。
更为重要的是，中西部地方经济的发展以及社区建设为失地农民工回流创造了条件，这又促成了家庭照料和就业之间的平衡。空间的转变与消费人口的增加意味着商机与就业机会的涌现，举家外出打工的流动家庭或青壮年外出打工从而导致的留守家庭已经在X社区越来越少了。“离土不离家”已经成为失地农民的就业新趋势。失地农民开始逐渐回归到家庭，更加重视家庭和睦、子女成长，以此重新建构现代意义的整全的家。
(二)邻里空间再造与生活世界的内生性
邻里关系再造重塑社区的公共性。针对邻里空间中存在的诸如征地拆迁、还房、流动来往人员多等问题，社区通过一系列管控帮教多元化管理，成功调处了各类纠纷。黄宗智认为，中国的调解制度，包括延续至今的非正式民间调解传统和毛泽东时代的半正式社区干部调解以及正式法庭调解传统，乃是比较独特而又成效相对较高的制度。⑩“五级矛盾调处机制”是X社区独特的成效较高的调解制度，“五级”包括：单元、楼栋、居民小组、党小组长，然后到社区居委会，如果居民有问题，可以层层反映和解决。在基层社会矛盾突出和正式资源相对匮乏的情况下，通过基层社会的自我调解一直以来是保持基层社会秩序的社会理念。
失地老年人群体是最易自我认同模糊的一群人，如何实现老年群体的快速转型成为重建“村改社”空间秩序的重要一环。X村征地后，成立了老年协会。X老年协会的会员准入机制有以下要求：年龄要求，女同志55岁以上，男同志60岁以上才能入会；户籍要求，只能是X社区的失地老年人；必须每年交20元会费。入会后，可享受社区对老年人的福利供给以及集体活动。在福利发放上，以每年重阳节老年慰问金为主，慰问金以年龄分为四个档次，分别为100元、150元、200元、300元。以福利发放、开会学习以及娱乐活动为主要内容的老年协会在快速转型中调动了失地老人的集体性、重塑了孝道和老年权威，助推了失地老年人的城市文明适应性。
社区生活世界重塑的关键在于就业与服务。就业空间的重塑主要依靠资源配置和政社联动。耕地被征用后，解决失地农民身份转型后的生存问题就成为社区最迫切的目标之一。由于征地时间仓促，加之失地农民低水平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这就没能为他们新旧生产方式的平稳过渡留有足够的就业时间和空间。在社区两委的努力下，2005年不到半年，220个临时门面、总面积达5000平方米的“失地农民创业就业一条街”建成投入使用。社区空间生产快速转向商铺型物业。就业一条街的门面优先租给X社区失地农民。200多名失地农民以1000元到3000元不等的租金从社区租赁到门面，分别从事餐饮、服装、化妆品、文化音像等商业活动。外地商户也可租门面，失地农民可以去打工，帮着看铺、看店。就业空间的生产过程实际是“村改社”社区“公共性”和“伦理性”的重要体现。
服务空间的建立主要依靠社区权力为纽带，将市场利益与服务空间相结合，以此保证多元化功能在社区有限空间的实现。2010年，社区投入400余万元修建了3600平方米的社区综合服务大楼，将多余的门面以市场招标的方式招租，获得年租金80多万元。除了综合服务大楼的商铺收益外，社区其他集体闲置土地也被出租出去，由承租者修建成各种大排档。尽管在社区发展的初级阶段，资本侵蚀到象征着社区生活世界的服务空间里，但政府通过行政指导和资源提供纠正了空间中所凸显的工具意识，并且资本最终的用途是继续满足村庄转型到社区后仍需提供的福利供给和社区建设。社区综合服务楼见证了一个空壳村转型成川东北明星社区的成长历程和自下而上自发性秩序的形成。
五 结论
本文聚焦于川东北X“村改居”社区的转型实践，以空间—生活世界为分析视角，深入阐释了1980年以来X“村改居”社区的空间再生产与生活世界相互形构的过程。基于对“村改居”社区的经验研究，空间与生活世界呈现相互辩证的关系。空间决定生活世界，生活世界又对空间具有能动的改造作用。空间是生活世界的前提、手段和结果。有什么样的空间就存在什么样的生活世界。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空间结构和空间动力也发生演变，进而对生活世界的性质和内容产生根本性的影响。
为实现社会主义赶超战略，政治权力通过公社体制自上而下的方式规范着村域空间的行动边界与资源分配，乡村生活世界呈现泛政治化特征。随着市场化改革与城乡壁垒的松动，家庭重新成为生产和生活的单位，生活世界的自主性逐渐凸显，但同时，以科层制体系自上而下推行的税收和计划生育政策实现了国家权力对生活世界的“半控制状态”；市场唤醒了人们的利益需求，邻里交往出现“准理性化”；缺乏集体经济的支撑，村落空间的行政权威难以树立，集体凝聚力逐渐消退。从村落向社区空间转型中，意味着空间对于生活世界的重构，空间的征用导致了家庭空间裂变与生活世界的碎片化；空间分化导致邻里空间分异和生活世界的区隔化；转型空间的复杂化和多元化，村集体资产纠纷、忙着挣钱的村干部使得社区空间缺乏公共性，生活世界呈现无根化。对于空间分化与社区生活的无序，家庭空间建立起比较平等的代际关系以及现代意义的整全的家。邻里空间再造也重塑了社区的公共性。社区在就业空间、制度空间、服务空间和治安空间方面生产出积极的权威性资源和配置性资源，整合了社区共同体意识，维护了社区生活世界的稳定。
生活世界对空间具有能动性的反作用。生活世界是由空间所决定的，然而，生活世界并非对空间持消极无为的态度，相反，它是在历史时间和社会空间中不断自我生成和再生产的文化产物。村落向社区转型中，原有的村庄空间在面对市场要素流动中，要求更为有利的资源配置，原有的土地空间转化为社区，但这并非是一个简单的空间改造，而是原有村落系统各个要素的再整合过程。刚转为社区的时候，群众的生活还无法完全适应，生活保障、还房分配等问题反映了家庭空间的理性化和商品化，邻里之间在争夺公共空间中，彼此关系也逐步恶化和隔离，社区的公共空间并没有体现公共的性质，反而形成了新的违规空间和都市农村。日常生活的种种脱轨要求对空间加以改造，重新规范居民的行动逻辑。由此可以看出，生活世界的内源性特质会促使人类改造过时的、不适应生活的空间结构和关系。当空间和生活世界彼此不相适应时，这时就需要对空间和生活世界进行相应的整合，否则容易导致社会冲突、矛盾和无序，最终阻碍空间和生活世界意义的生成，阻碍人的自主性的提升。
总之，只有在社会空间与生活世界的交互关系的阐释中，才能将二者的实质相互映照出来，从而有助于拓展社区转型的研究视域。
注释：
①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和社会变迁》，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1年；朱健刚：《城市街区的权力变迁：强国家与强社会模式——对一个街区权力结构的分析》，《战略与管理》1997年第4期；桂勇：《邻里政治：城市基层的权力操作策略与国家—社会的粘连模式》，《社会》2007年第6期。
②“强国家弱社会”说详见王汉生、吴莹：《基层社会中“看得见”与“看不见”的国家——发生在一个商品房社区中的几个“故事”》，《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1期。
③“小政府大社会”说详见夏建中：《中国公民社会的先声——以业主委员会为例》，《文史哲》2003年第3期；王铭铭：《小地方与大社会——中国社会的社区观察》，《社会学研究》1997年第1期。
④列斐伏尔：《空间：社会产物与实用价值》，包亚明主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48页。
⑤列斐伏尔：《空间：社会产物与实用价值》，包亚明主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第62页。
⑥孙立平：《“自由流动资源”与“自由活动空间”——论改革过程中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探索》1993年第2期。
⑦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75页。
⑧范成杰、龚继红：《空间重组与农村代际关系变迁——基于华北李村农民“上楼”的分析》，《青年研究》2015年第2期。
⑨景天魁、何健、邓万春、顾金土：《时空社会学：理论与方法》，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29页。
⑩黄宗智：《过去和现在：中国民事法律实践的探索》，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年。
项目来源：中国浦东干部学院2014年招标课题“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保障机制研究”(E101—9—14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