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公决，或者全民公投，是民主政体为解决在某些重要的政治和经济问题上的国内意见分歧甚至是对立的一个直接民主的工具。当一个民主国家内部对某一重大问题存在严重分歧，而政府和议会无法就该问题达成大多数意见，或者是人民和政府以及议会的意见相左时，人民和政府都可以提请全民公投，通过全体公民直接投票的方式来决定国家在该问题上将采取的政策。
在一个联系不那么密切的世界，一个国家在一个问题上的全民公决的结果对世界的影响可能是微乎其微的，特别是该国家并不是非常重要的国家的时候。但是，在如今的联系日益密切的全球化时代，无论全球化的未来趋势如何，一些重要的国家就在一个问题上的全民公决的结果对世界的影响则可能是巨大的，甚至是深远的。
让我们简略比较一下欧洲过去一年里进行的两次全民公决的结果和影响。
2015.7.5日，希腊就是否接受德国（欧州央行）和IMF主导的经济拯救计划进行全民公决。投票的结果是：61%的希腊投票人选择了拒绝经济拯救计划。尽管这样的结果也不是国际社会希望看到的结果，但因为希腊的经济实在太小（其国民总产值不到欧洲的2%），因此市场尽管也感到失望，公投结果后的第二天，全球金融市场下跌了不到1%。
相比之下，作为“欧洲项目”的重要支柱之一，英国的脱欧结果之后，世界金融业遭受重创。据CNBC估计，在英国全民公决之后的一天里，全球金融市场一片血腥，总损失超过2万亿美元，超过2008年9月金融危机时的单日损失（约1.9万亿美元）成为历史上最大的单日损失。更为重要的是，无论脱欧最终是否成为事实，英国脱欧公决的结果都已经在欧洲的未来和英国本身的未来蒙上了巨大的阴影，且其影响远远超出了欧洲本身。至少，英国全民公投的结果无益于已经是步履蹒跚的全球经济的复苏。
在这样的世界里，我们也许必须要问一个新的问题，即，国际社会是否应该阻止，甚至否决某些国家对某些具有潜在巨大世界影响问题进行全民公决的权力？换句话说，国际社会是否应该首先对某些国家就某些问题进行全民公决进行审核，并且在联合国进行投票表决，以决定是否允许某些国家进行某些全民公决。
首先，由于信息不对称以及政客们操控民意，全民公投的结果并不一定是公民的冷静选择。比如，就希腊来说，希腊全民公投所拒绝的拯救计划要远远好于希腊最终接受的拯救计划。事实上，仅仅一周之后，即2015年7月13日，希腊的新政府就不得不接受一个更为严苛的计划，包含了更多的养老金削减以及增税改革。同样，英国公投之后，似乎许多英国人也有些后悔，出现了第二次公投的请愿，尽管这样的可能性很低。
相比之下，国际社会作为一个相对的“旁观者”，可能判断更加冷静。这一点也从无论是希腊公投和英国公投，国际社会都是站在最终公投结果的对立面可以体现出来。
第二，很多时候，进行全民公投的动议都是源于国内政治。因此，全民公投成了政客们自己无力解决内部纷争时，希望通过民意来达到解决纷争的目的，甚至是推卸责任的一个手段。民主的基本精神当然是保证一个政府听民众的。但一个民主政体之所以不是无政府状态也同样要求经过民主选举上台的领导人“领导”人民。而如果经过民主选举上台的领导人放弃领导人民，那么民主政体也是无法运转的。
由此，国际社会也许应该考虑首先对某些国家就某些具有重大国际影响的问题是否应该进行全民公决进行审核，并且在联合国进行投票表决以决定是否允许某些国家进行某些全民公决。在一个已经高度全球化的时代，这也许是迈向“全球民主”的必要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