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时代，国家改革进一步深化，创新创业成为潮流，社会竞争日趋激烈，无论是各级党政机构、企业还是个人，都迫切需要一种助力进取、指导创业、引领发展的思想文化，这种文化就是战略文化。
“战略”一词来源于战争，是指导战争全局的方略。但其基本思想早已超越特定的行业和领域，进入哲学层面。比如，有一个发生在古希腊城邦的故事：当时雅典的将军是由公民选举产生的，有位身经百战的军官竞选失败，而获胜的竟是一位毫无作战经验的成功商人，军官很生气，就向颇有名望的苏格拉底申诉，苏格拉底沉思片刻后的回答却是：“一个在私人事业上非常成功的人也许最具有能赢得战争的领导素质。”①这位先哲的话正是说明，尽管经商和统兵打仗是不同的职业，但所需要的思想境界、思维方式、性情修养是相通的，不管形成于哪个领域，都可应用于其他领域。这些相通的东西，反映在行为主体身上就是战略素养。良好的战略素养不是凭空产生的，它离不开战略文化的滋养。战略文化则是在人们在长期战略实践中形成的哲学思想和文化积淀，人们常说的某人懂不懂“战略”，实际上就是说他有没有受过战略文化的熏陶。对于战略文化的内涵，可从以下方面理解：
战略文化是弘扬“高效进取”的竞争文化。从实践上看，战略是一种在竞争的环境中，为实现理想和目标，着眼全局，统筹运用力量和手段，谋求成效最大化的行动指导艺术。也就是说，战略是竞争的产物，反过来指导竞争。本文所说的竞争是广义的，包括人们所面临的一切竞争形态，存在于各个领域、各个层面，是社会生活的常态。一般来说，越是目标远大、积极进取，面临的竞争压力就会越大。有竞争，就要追求以尽可能小的代价获得尽可能大的收益，以便取得和保持竞争优势。比如在战争中，这种追求的极致是“不战而屈人之兵”②；在商业领域，企业经营追求的根本目标是“销售额最大化，费用最小化”③。通俗地说，就是追求尽可能地少碰壁、少走弯路，缩短成功时间，降低奋斗成本，实现“又好又快”发展。这是任何战略追求的根本目标。
中华民族5000年的文明史，就是积极进取、自强不息的历史。战略在军事领域成熟得最早，战略文化遗产最为丰富。早在商灭夏、周灭商的战争中，就有通过运用战略把损失降到最低的自觉追求。春秋时期商业领域也出现了“旱则资舟、水则资车”④的记载，包含的正是“着眼未来、不争而争”的竞争战略思想。《庄子·养生主》中的《庖丁解牛》则是一个较早的文艺版“战略模型”，描绘了庖丁从“目无全牛”到“游刃有余”，以致解牛十九年“刀刃若新发”的高超技艺，其实就是一个判断形势、把握规律、规划路径、抓住要点的战略筹划和实施过程。古往今来，承载这种竞争文化的经史典籍、文艺作品浩如烟海，已成为中华文化最闪光、最具生命力的部分。
战略文化是造就“雄才大略”的智慧文化。战略实践的过程，是一个审时度势、把握规律、全面筹划、制定对策、指挥控制、评估反馈的过程，是一个出“大思路”并付诸实施的过程。其中的根本，就是着眼“全局”。毛泽东指出：“战略问题是研究战争全局的规律的东西。”⑤如果把“战争”二字去掉，放在任何领域都同样适用。按照他的解释，全局既包括各个方面的关系，也包括各个阶段的关系；同时，全局又是相对的，每个层级都有要面对的全局，本级之上的“全局”，就是通常所说的“大局”。不管身处哪个层级，都需要观照“大局”、把握全局。所处的层次越高，情况越复杂，把握大局、全局的难度就越高。总之，全局性是战略的根本特性，是全部战略指导艺术的“容器”，巩固根基、蓄势待机、避实就虚、选择盟友等重大战略原理的应用，都要在掌控全局的基础上进行。不能统揽全局，就无法从更高的层次上把握规律、掌握主动，当然也就不会有高明的战略。统揽全局则需要有宽阔的视野、长远的眼光、精妙的运筹，需要“大智慧”。战略文化就是涵养大智慧的文化。
中华民族是一个崇尚大智慧的民族，产生过无数靠正确的战略白手起家、以弱胜强的成功案例，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战略文化。比如，堪称战略谋划经典、广为传诵的诸葛亮《隆中对》，有“未出茅庐已知三分天下”之说，表现的就是着眼全局、审时度势的大智慧。反映解放战争战略决战的电影《大决战》，生动地再现了辽沈战役“关门打狗”，淮海战役中“吃一个、夹一个、看一个”，平津战役布局阶段“围而不打”“隔而不围”等统揽全局的神来之笔。历史上的战略大家姜尚、张良、刘基等，都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艺术形象，一直倍受推崇。总之，我国反映大智慧的战略文化资源十分丰富，充分展现了中华民族“尚智”的审美取向。
战略文化是涵养“大将风度”的修养文化。战略是驾驭全局的，它对行为主体有着特定的要求。其一，需要有超越自身利益的价值追求，就是要心系服务对象、集体、公众、国家，有悲天悯人的情怀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不具备这种境界，就不会有全局的视野和长远的眼光，不会产生凝心聚众的强大感召力，也不会使自己长期保持旺盛的激情。它既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成就个人事业的前提条件。《老子》所说“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一些卓有成就的企业家强调企业经营要有“大义名份”，就是这个道理。其二，需要有良好的性情修养。这是由战略实践中形势的多变性和“全局”的复杂性决定的，是战略思维能力得以充分发挥的重要保障。孙子认为：“将军之事，静以幽，正以治”⑥，就是说战略的行为主体要时时处处都能够沉稳持重、坚定勇毅，以保证冷静理性的观察思考。心浮气躁、狂妄自大、感情用事等不良性情是战略决策的天敌。这两个方面的修养与统揽全局的思维方式一样，是成就事业必备的战略素养。
中华民族是个注重战略修养的民族，历代士人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自己的人生目标，留下无数的宝贵精神遗产，体现这种战略修养的文艺作品更是不胜枚举。比如，京剧《将相和》生动地表现了战国时期赵国上卿蔺相如、上将廉颇以国家利益为重、不计个人荣辱，和衷共济、共扶社稷的大局观和人格魅力，影响力经久不衰。在性情的修炼方面，文艺作品更是塑造了很多沉稳持重、处变不惊、坚毅果决的“将帅”形象，极具艺术感染力。“昆阳之战”中的刘秀、“肥水之战”中的谢安等，就是这方面的代表，并通过多种艺术形式展现出来。受其熏陶，“大将风度”也早已成为人们的审美取向和自觉追求。
总之，战略文化是弘扬“高效进取”的竞争文化、造就“雄才大略”的智慧文化、涵养“大将风度”的修养文化，这是战略文化的基本内涵，也是它的基本功效，同时构成了战略审美的基本标准。
文艺最能感风气之先。汉赋、唐诗、宋词等，都反映了时代精神和气象。当今中国正处在一个大变革的时代，30多年改革开放的成就激发着人们对美好未来新的憧憬。国家在追求“两年一百年”战略目标，企业在追求做强做大、基业长青，个人在追求实现自我、贡献社会。与这种大时代大气象相对应，国民应有放眼全球、纵横古今的大气度，有积极进取、昂扬向上的精神，具备大视野、大智慧、大情怀。这是民族伟大复兴应有的风貌。这就需要当代文艺有所作为，多推出弘扬战略文化的大手笔、大作品，来培植、陶冶人们的性情和修养，引领审美取向，不负时代重托。
当今又是一个竞争无所不在的时代。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后，竞争普遍存在、日趋激烈、越发残酷，考验着每个竞争参与者独立判断决策、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因此，“战略”概念已被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就拿商业领域来说，改革开放初期的“蓝海”“处女地”已越来越少，只有以卓越的战略头脑、良好的战略素养科学决策、有效驾驭局势，才能实现高效发展、赢得竞争。著名企业家柳传志曾呼吁：“中国的企业要向巨头们学习战略管理，没有战略，明天就吃不到饭；战略不合理，也许明天就饿死。”⑦可以说，提升战略素养，提高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已成为广大公众的现实需求，成为时代的亟需。更进一步说，弘扬战略文化，已成为从整体上提升全民族思维层次和国际竞争力、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亟需。
但目前，这种普及还远远不足。在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之前，无论是几十年的计划经济，还是几千年的小农经济，对提升战略素养、普及战略文化的需求都是很“窄众”的。那时一说战略，就是军国大事，即便当前还有很多人认为战略只是国家、大公司高层的事，中层以下只是执行，小企业不需要战略。“战略学”这个学科也只有在国家安全、军事领域高级教学和科研机构才有，并且局限于军事领域；普通高校只有工商管理等少数专业才有战略管理课程，并且多数是照搬西方的一些概念和原理，和实际需求尚有较大差距。在这种对战略认知不足、教育普及度不高的情况下，面对生存与发展的激烈竞争，就出现了一些人把损人利己当哲学，把权术、阴谋当法宝，成为“厚黑学”“阴谋论”等低级庸俗思想文化的信奉者和实践者；还有一些人因把握大势大局能力不足而陷入迷茫、导致失败。有资料显示，近年能生存5年以上的企业只占到总数的7%左右。这迫切需要战略文化的深厚滋养，也使通过文艺作品普及战略文化的意义和作用更为凸显。
一个时期以来，相关文艺领域推出过一些反映战略文化的作品，如电影《英雄》《大决战》，电视剧《汉武大帝》《长征》《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纪录片《孙子兵法》《大国崛起》，新编京剧《康熙大帝》等，都是富含战略思想的优秀作品。但总体上看，这类作品数量还严重偏少，特别是反映当今经济建设、企业发展、市场竞争、职业规划等方面的战略题材作品更是严重不足，并且存在一些不利于弘扬战略文化的倾向。其一是“小情调”多于“大情怀”。不少作品局限在“小时代”，沉迷于小生活、小情调，陶醉于一己悲欢。比如电影《中国合伙人》，它取材于一个有着丰富战略文化内涵的创业故事，但影片总体上看仍不过是一部青春剧，对时代背景、创业思路、创业者素养都缺少相应的表达，格调和思想冲击力都不够到位。其二是宣扬“阴谋”多于“大略”。一些文艺作品片面迎合一些人在竞争压力下急于求成的心理，热衷于表现宫廷斗争、阴谋诡计，渲染手段的阴损、人格的阴暗；有的甚至片面取材、歪曲历史。比如，李世民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战略家、军事家，在建立唐朝的过程中，他多次以实际行动表现出“本兴大义，奋不顾身以救苍生”⑧的情怀和每临大敌决战决胜的才略，应该说这与后来的励精图治是一脉相承的。但不少人却热衷于宣扬“玄武门之变”这种封建社会最阴暗的一面，相关的电视剧不只一部，还有专门的纪录片，有的专家甚至将李世民继位后开创“贞观之治”解释为“玄武门之变”的精神救赎，让人哭笑不得。这只能滋长一些人的阴暗心理，鼓励不正当竞争，与战略文化的本质内涵、时代的战略需求格格不入。
总之，弘扬战略文化是时代赋予文艺的重任，需要广大文艺工作者增强战略观念，努力用高质量的创作和评论营造良好的战略文化氛围，塑造良好的时代精神和风貌。
反映战略文化历来是文艺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受广大公众的青睐。弘扬战略文化，文艺依然大有可为。这是由战略的属性和文艺的特点决定的。
战略实践本身的“艺术性”为文艺创作提供了丰富的题材。战略文化来自于战略实践的长期积淀，而战略实践本身就是艺术性很强的实践活动。考虑战略问题最根本的原则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而实际情况是千差万别、千变万化的，这就注定制定和实施战略没有固定的方法供选择，没有固定的经验供照搬，没有固定的标准供衡量，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才是它的灵魂。用孙子的话说，这叫“战胜不复”⑨，就是成功的战略不会重复。战略实践的这种艺术性，往往本身就表现出很强的“戏剧性”，会伴随大开大合、大起大落、大喜大悲，往往不需加工就十分动人。中华民族几千年的风云激荡，可谓威武雄壮、活剧连台，为战略艺术创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的优质素材。比如战国时期的“合纵连横”、韩信为刘邦谋划一统天下的“汉中对策”，中国革命战争时期的“四渡赤水”、“挺进中原”等，都是极具艺术性的战略经典，产生很多优秀文艺作品。当今时代也是如此，就拿商界来说，柳传志“贸—工—技”创业路线的选择、马云带领“十八罗汉”的强力攻关、任正非以研发为突破口的背水一战等，背后都有一连串感人的故事。总之，文艺创作取材于战略实践十分便利，通过文艺形式弘扬战略文化前景无限。
文艺对人们战略素养的提升有潜移默化的独特功效。制定和实施战略需要行为主体有很高的战略素养。这种素养的提升仅靠理论学习是不够的，还必须经过“实战训练”。这种训练既可以是对自身实践经验的总结提升，也可以是对他人实践过程的观摩、剖析和感悟，经过日积月累、潜移默化，最终把战略思想根植于自己的头脑，内化为自身的修为，转化为驾驭全局、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这是战略大家成长的必由之路。这种战略素养提升的路径，恰恰与文艺作品形象感人、触动心灵，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功效相契合。比如，毛泽东到陕北之前没有专门读过《孙子兵法》等战略著作，但在之前的革命战争中已经表现出卓越的战略才能，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受传统战略文化典藉的熏陶，包括《三国演义》《水浒传》等文学作品。他曾用《水浒传》中“林教头通过主动退让打败洪教头”的例子来说明“战略退却”的作用⑩，很多都是信手拈来。在现代传播条件下，文艺形式多样、大众性强、到达率高，更便于战略文化的普及和人们战略素养的提升。
弘扬战略文化便于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兼顾。中国人民几千年来形成的价值追求和审美风范，以及当前创新创业、应对竞争的现实需求，决定了弘扬战略文化的文艺作品更能打动受众的情感，引起他们的共鸣，在获得巨大社会效益的同时，获得相应的经济效益，促进本类作品市场良性发展。事实也证明，弘扬战略文化的优秀作品，都有不错的市场表现。比如，2002年12月上映的电影《英雄》，讲述了四位侠客图谋刺杀秦王赢政的故事。它用艺术化的手法告诉人们在当时什么叫大势——结束分裂、四海一统，什么叫大局——天下和平、百姓安居乐业。结局是主人公为了“天下”而放弃杀死秦王，而自己则慷慨赴死，让人为之动容，无形中加深了人们对“大势”“大局”“大义”“大勇”等战略内涵的理解。这部作品获得多个国内外奖项，内地票房达2.5亿元人民币，是首部票房过亿的国产电影；在北美外语片市场上，则以近6000万美金的票房超越众多法语、德语、西班牙语影片，高居票房排行榜第三位⑪。这样的成绩除了演员阵容、表现手法的因素外，与作品深刻的战略内涵是分不开的。近年推出的有关电视剧如《大秦帝国·裂变》《毛泽东》等，都有不错的市场表现。
总之，文艺对弘扬战略文化有着独特的优势，只要深入把握二者的特点，将其有机结合，就会从更高的层面上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收到从战略上引导思想、陶冶性情、丰富知识、启迪智慧、引领审美等功效。
文艺弘扬战略文化，关键要有深刻反映战略思维、战略修养的作品。这要求文艺创作和评论勇立时代潮头、强化责任担当，以宽阔的视野、发展的眼光，把握战略文艺创作规律，用优秀的作品满足时代的需求。
心系大时代，确立高格调。考虑战略问题的最高境界是“顺天应人”，即顺应历史发展潮流和人民群众的期盼。这是弘扬战略文化的内在要求，也是作品具有时代感和历史穿透力的基础。当今时代，改革开放30多年的探索实践已把一个封闭落后的贫困中国发展成为举世瞩目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一批当初只有几个人的创业公司已成长为全国知名企业甚至跨国公司，不少人生起点很低的人士已成长为各个领域的领军人物。这其中蕴含着多少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都需要从战略层面去思考总结、进行艺术化表达，以便引领更多的人找到科学的创业发展之路。在国家深化改革以及经济全球化、科技“迭代创新”等新形势下，不少人会遇到如何寻找方向、把握机会、开阔思路，如何理性地对待成败等现实问题，文艺也应发挥积极的作用。所以，文艺创作者应自觉站在时代前沿，多从社会转型、历史变革的高度观察人们的实践活动，多以战略的视角思考人们的得失成败，并将揭示战略的规律性与艺术表现的生动性结合起来，向人们传递责任意识、大局意识和远见卓识，传递大智慧和正能量。这是成就卓越的必由之路，也是诸多传世之作的“遗传密码”。对于评论来说，应多进行战略思想与智慧的解读，引领人们提升鉴赏品位和层次，防止过多地看重权谋阴谋，忽视大略和修养。
着眼战略实践的规律性，把握创作、评论的整体性。从行为主体战略素养上说，思想境界、思维能力、性情修养三位一体，共同决定事业成败乃至人生结局；从战略实践上看，诸多相关因素和环节彼此关联，任何谋划的周全与疏漏都会反映到结果上。也就是说，文艺作品要想从战略的高度深入反映一个人、一件事的成败得失，需要深入理解战略的全局性和原理原则，有很强的整体把握能力。司马迁就是这方面的高手，一部《史记》尽管总体上看惜墨如金，但对一些有助于读者全面理解人物、事件的细节却从来不吝笔墨。比如《李斯列传》，对李斯早年闲适的生活、“两只老鼠”的启发、入仕辅政的经历、参与“沙丘政变”的心理纠结、被处死之前的感慨等情节都不厌其详，让人们认识到是他追求个人富贵的思想境界限制了自己的眼界，以致在始皇帝驾崩后放弃了自己的历史责任和挫败阴谋的良机，最终酿成人生悲剧。如果只是像某些影视作品只表现“沙丘政变”与日后被害，让人觉得他是一时糊涂，并为其悲剧结局感到可惜。相比之下，显然前者更具思想震撼力。再比如，韩信是西汉开国“三杰”之一，是一位战必胜、攻必取、独当一面的杰出军事统帅和战略家，但有的电视剧却将他塑造得毫无厚重感可言，这就是创作缺乏完整性的表现。当然，这也给评论者留下更多解读、评析的空间。同时，文艺评论还应发挥好解读功能，对作品反映的战略思想进行哲学化延展，引导观众由“看热闹”变成“看门道”，联系自身需要举一反三，达到启迪智慧的目的。
把握价值取向，引领战略审美。战略实践强调在审时度势、把握规律的基础上，进行通盘筹划、科学决策、有效管控，反映的是统揽全局、高瞻远瞩、深谋远虑的大胸怀、大智慧、大手笔，表现为“阳谋”而不是“阴谋”、“理性”而不是“感性”、“大气度”而不是“小格调”。这是战略实践的规律，也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战略审美也有它独特的标准。它美在自强自立、大仁大义、大智大勇、将帅之风。从局部看是对的，从战略上看可能是错的；用世俗眼光看是重情的，用战略标准看可能是无情的；用武侠审美看是仗义的，用战略眼光看可能是鲁莽的。但在现实中，不少作品把小聪明当大智慧，把鲁莽当勇敢，把“耍酷”当气度。比如，某些影视剧片面地、不加批判地表现“指挥员”因某一至亲、至友牺牲，就不顾实际、不顾大局，冲冠一怒、铤而走险，结果付出重大的无谓牺牲，而有些评论还将其说成是“有情有义”。这实际上是把“私情”当成“大义”，把意气用事当成将帅之风，是不符合战略审美标准的，不利于人们战略素养的提升。无论是创作者还是评论者，都必须清醒地认识这一点。
总而言之，当代文艺弘扬战略文化是时代赋予的历史重任，需要创作者、评论者、相关管理者共同努力，特别是在战略知识储备、战略素养的提升上，更需要先行一步。
注释
①钮先钟：《西方战略思想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0页。
②《孙子兵法·谋攻篇》，参见《武经七书注译》，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第13页。
③［日］稻盛和夫：《创造高收益》，喻海翔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0年，第10页。
④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908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75页。
⑥《孙子兵法·九地篇》，参见《武经七书注译》第52页。
⑦元轶：《柳传志谈管理》，深圳出版发行集团、海天出版社，2009年，第41页。
⑧司马光：《资治通鉴》上，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1675页。
⑨《孙子兵法·虚实篇》，参见《武经七书注译》，第29页。
⑩《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03页。
11参见尹鸿：《张艺谋：三十年归去来兮》，《人民日报》，2014年06月0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