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百余名诺贝尔奖得主向知名环保组织“绿色和平”发文要求他们立即停止反对生物工程改良作物、尤其是黄金大米的行动，并且呼吁各国政府反对绿色和平组织与此相关的一切举动。昨日，《知识分子》采集多方观点对此事进行了详细而全面的剖析，引发读者激烈讨论。其实，每次有关“转基因”的报道都会引发观点两级分化非常明显的“论战”，双方似乎难以心平气和地沟通。《知识分子》特独家对话贾鹤鹏，探讨“转基因”问题是如何撕裂中国社会的。
贾鹤鹏曾任中科院《科学新闻》杂志总编辑，英国科学与发展网络（SciDev.Net）中国区域负责人，《科学》、《自然》杂志撰稿人，与合作学者发表了多篇有关“中国转基因传播和公众认知”的论文。
“为了维护科学的尊严”
《知识分子》：触发这次百余位诺奖得主集体发声反对绿色和平组织反转的背景是什么？
贾鹤鹏：100多名诺奖获得者签名支持转基因的发起人之一的理查德·罗伯茨在2014年12月哈瓦那生物学大会上的演讲，是签名活动之肇始。发声反对绿色和平组织反转的诺奖得主人数仍在增多，这次事件的发生有宏观的大背景，也不排除具体事件的影响。前者主要是近年来各国政府在以绿色和平等比较极端的环保组织的推动下，对农业生物技术的政策日益保守。公众对转基因的抵制也没有因为各国科学家的科普工作、各国科学院的权威评估报告而有所好转。在一定意义上，以绿色和平为代表的比较激进的环保组织反对的不仅仅是转基因，而是以科学为标志的现代社会，或者学术一点讲即现代性。
具体的事件则是转基因金稻（即“黄金大米”）这一被称为科学界有史以来最大的慈善事业迟迟不能走向产业化，不能实现其造福弱势人群的承诺。金稻的承诺越不能被兑现，人们对农业生物技术的预期支持也会越弱。因为迄今为止大部分产业化的农业生物技术，如抗虫、抗除草剂是不能直接让公众享受收益的。
《知识分子》：黄金大米为何在这次公开檄文中被突出强调？
贾鹤鹏：黄金大米或金稻项目确实是有史以来第一个得到了科学界、企业界、公益机构和各国政府空前一致合作与推动的农业生物技术。在盖茨基金会崛起成为替企业出钱调动公私合营机制来促进科学目标（如开发艾滋病疫苗、疟疾疫苗）之前，金稻项目几乎是唯一的公司放弃专利、科学家无偿研发、政府大力支持的技术造福发展中国家的典范。
黄金大米从有了相关技术到现在，已经拖了太长太长时间。其公益性由于无法兑现承诺而在减弱，反过来其作为转基因技术而具有的争议属性在增加。2012年中国衡阳因不符合审批流程、有科研伦理瑕疵的“黄金大米营养实验”被绿和曝光和揭批事件，标志着黄金大米越来越被联系到争议性的转基因身上。黄金大米是转基因不错，但过去由于其公益性，人们往往并不把它作为一个靶子。
金稻项目如果半途而废，绝不仅仅是影响人们对转基因的接受，更主要的是影响到“科学可以通过现代化手段和广泛的协作来造福人类”这一庄严的承诺。
《知识分子》：如何看待世界顶尖科学家的这一集体行动，并且通过建立网站和召开新闻发布会，高调地通过媒体发表对一个NGO的檄文？
贾鹤鹏：顶尖科学家通过集体行动来推动政策议程，应该说并不罕见。就在近几天，31个最知名的美国科学机构，包括世界最大的科学家组织美国化学会，还联名上书共和党控制的国会，维护气候变化科学结论。2009年，18个美国科学机构有过一次类似的行动，那一次尤其显眼，因为国会两院全面被拒绝相信气候变化科学结论的共和党控制，而且奥巴马政府刚刚签署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议。
但是，像这次如此多的顶尖科学家联名抨击一个非政府组织或者以绿和为代表的一批环保组织，就很少见了。科学界做出如此高调的举动，一方面说明绿和作为草根环保机构，其在转基因议题上影响实在很大。另一方面，转基因、进化论和气候变化等争议议题上所体现出的公众对主流科学结论的质疑或忽略，已经越来越严重。如此多诺奖获得者，包括与农业生物技术甚至一般意义上的生物技术完全不相干的那么多诺奖获奖科学家站出来，最大的动力是维护科学的尊严。
“科学家需要及时发出声音”
《知识分子》：绿色和平组织是一个什么机构？为何在转基因问题上成为诺奖公开炮轰的对象？
贾鹤鹏：绿色和平是世界最有影响的环保组织之一。但与其他机构最大的不同是绿和的草根性。绿和不接受任何机构、基金会捐款，都是一家一户的募捐。因而其行动注定需要制造影响。另一方面，绿和又与很多草根组织不同，它非常有组织能力，世界各地绿和并没有形式上的隶属关系，但彼此却可以很好的合作。应该说，正如这次发言的诺奖科学家所指出的，绿和在很多事业上与科学家有合作和共识，比如反对捕鲸、应对气候变化等，而且这些合作对于这些事业有很大的帮助。
但同时也要看到，绿和并不是因为要与科学家合作而支持气候变化科学结论的。绿和在气候变化上的立场其实与转基因上是一致的，就是反对人类对自然的干涉。那些认为绿和逻辑不一致的说法，包括这次发言的诺奖科学家，是没有充分理解绿和。也就是说，绿和的逻辑一致性不在于科学证据，而在于维护自然不被人干涉或最小化人类干涉。而科学家的一致性是科学证据的一致性。同时相信气候变化与相信转基因有益的科学家是因为同时相信科学界的主流科学结论。
《知识分子》：如何评价诺奖得主公开信中对反对转基因的强烈指责：反转即是反人类？
贾鹤鹏：如果仔细看看公开信，诺奖得主们字里行间的措辞是很谨慎的。他们的重点放在绿和对黄金大米的阻碍，而明确的谴责，尤其是上升到犯罪或反人类这样严重的指控时，都是在黄金大米这一语境中的。这固然是由于黄金大米具有的特殊地位，也是因为诺奖获奖科学家们不愿意让自己看起来像“转基因卫道士”。不论是维护黄金大米，还是呼吁绿和尊重科学，他们的主旨或者是推进黄金大米的具体项目，或者是维护科学权威。前面我们说过，这两个方面无论哪一个，都到了非常关键的时刻，需要采取行动。
《知识分子》：此次事件的双方都想通过媒体影响公众。如何看待媒体在争议类科学事件中的角色？通过媒体可以达到与公众沟通的初始愿景吗？
贾鹤鹏：媒体在科学争议中的作用非常多元和复杂，并非是简单的有用或无用，首先它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媒体首先使这个事件具有了完全的公共性。不论媒体形态如何改变，是纸媒、网络、电视，还是社交媒体，媒体作为公共性传播平台这一基本属性不会变。
在承认此前提的基础上，我们很难说媒体作为公器，是否一定能达到与公众沟通的初始愿景了。很多科学传播研究表明，争议的科学事件往往伴随着媒体报道的大量增加，争议变得更加激烈。另一方面，在美国各州开始广泛进行转基因标识公投前，美国公众对转基因的较高支持率实际与媒体对争议问题的淡化和专业化处理有关（就是由科学记者而不是由时政记者来报道转基因争议）。即便转基因标识的公投非常热闹，美国主流媒体对此报道也一直不多。所以单纯希望媒体能增进沟通效果恐怕不一定。
但是，媒体又绝对不能“放弃”。我们几乎可以说，所有公共科学争议（用这个词来区分科学界内部的争议）都是因为媒体报道而变成公共争议的。即便争议增强，科学家也有义务参与进来，增加媒体上科学主流的声音，虽然这并不能确保争议的发展方向。
还有一点，研究也表明，在转基因争议中，科学家一方和反转一方在媒体信息发布上是不对等的。经常是各种转基因“安全事件”初起，媒体充斥了反转一方的声音，等到科学家一方找到恰当的证据可以回应了，媒体已经没有兴趣了。这也表明，科学家一方需要及时发出自己的声音。
相信谣言的心理学机制
《知识分子》：你的研究中有没有关注科学传播的话语方式与实际沟通效果之间的关系？为什么普通公众倾向于相信危言耸听的谣言而非科学严谨的专业表述？对于争议话题中动辄站队而非依靠自己的理性去质证事实、探寻答案的人，有什么好的办法做针对性的传播或者说说服吗？
贾鹤鹏：我本人近两年在这方面做了一些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争议性词汇的选用对人们科技态度的影响。比如同样的内容，如果表述成“农业生物技术”，就比表述成“转基因”更容易被公众接受。但我更多的工作是总结和介绍整个领域的研究，这方面是中国科学传播一个格外的弱项。我们做了这么多年传播，或者官方做了这么多年科普，一直没有尝试在科学传播或科普举措与公众科学态度（或反科学态度）之间建立相关性。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也是西方科学传播研究的主流方向之一。
此处篇幅有限，难以系统介绍，大致可以认为，沟通效果决定于几大方面的因素：信息内容；信息给定和表达方式；互相竞争的信息的相对强度；受众的注意力；社会心理影响因素，如是否信任科学家，情感，价值观等；还有一个是受众个体性特点，如知识程度、性别等。
这样看起来，科学传播的话语方式与实际沟通的效果之间当然是有关系的，但不是唯一的线性关系。科学传播的话语方式还受到很多其他因素影响。最有效果的科学传播话语方式应该就是，它能调动起更多的影响因素，比如既增进知识、又言简意赅，能吸引人们的注意力、发言者又是像诺奖获得者这样得到受众信任的等等。但即便如此，科学传播的效果仍然受到很多不可控因素的影响。比如受众与科学传播话题的利益相关性越弱，越难以提起兴趣。
为什么普通公众倾向于相信危言耸听的谣言而非科学严谨的专业表述？我觉得首先，公众没有义务去听取严谨的科学表述，即便是100%正确的内容，公众都可以选择不听。其次，影响受众接受一个信息的一大因素是，会否对其给予注意力。我们人类在长期进化中，发展出健忘的“好习惯”——就是迅速忘却或不去关注那些与自己生活没有直接关系、对自己没有直接威胁的信息。这是人类为了合理利用注意力资源求得生存的天性。
第二个进化出来的心理机制是负面倾向性，即人们更容易关注坏事、关注负面。因为这才能让人们尽可能避免危险。很多研究表明，同样内容，如果用负面语法结构表述，其得到的注意力就更多，但得到的认可或支持就越少。
所以，为什么危言耸听的谣言会吸引人？因为对于危言耸听的事情，人们会分配注意力，而且觉得自己受威胁了，所以愿意投入认知资源。当然，这里面也与长期培养的理性思维有关系。一个高度理性的人看一眼“危言耸听的谣言”的标题就知道是假的，所以就不会去关注。但不能指望大多数普通人具有这方面的素质。
动辄站队与分配注意力资源有关，同时更受到另一路心理学理论的影响，motivated reasoning，通常被翻译成动机性推理，就是人们只有被激发起来，才会对特定的事务分配注意力，进行推理。大量的研究表明，相比于知识，情感、价值等因素更能起到这种激发（motivation）作用。越是敏感性的话题，越是人们本来就容易站队的话题，在现实中就更容易激发人们走向极端化。在诺奖获得者公开信发表后，我所在的多个微信群已经对此争得不可开交。这也是因为转基因在中国实在成为一个太敏感、太标志性的词汇，让人迅速调动起注意力资源。
至于说有什么说服办法，我觉得短期很难。就像我上面说的，一方面，科学传播的效果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转基因这个话题太容易起到激发作用，已经不是一个很容易让人坐下来理性讨论的议题了。但我想强调两点，一个是人们不接受转基因，并不表明就拒绝科学。另一点是，生物技术的发展在转基因上遭遇了挫折并不意味着这一技术就绕不过这个坎了。技术是进步的，技术也是要适应社会土壤的。
转基因问题如何撕裂社会？
《知识分子》：中国社会当前在转基因话题上基本无法有效沟通，这种撕裂社会的现象是怎么发生的，背后是什么机制在起作用？重建对话与沟通的社会信任是否还有可能？
贾鹤鹏：对，中国社会当前在转基因话题上基本无法有效沟通，转基因争议现在已经成为了一种撕裂社会的现象。这是我的研究重点探讨的问题。转基因议题具备了导致社会剧烈争议的几乎所有条件，走到今天这一步不是偶然的，经历了很长过渡，最终使得转基因议题成为了多方诉求集中爆发的点。要理解这一点，需要分成两个方面来分析。第一个方面是转基因如何满足各种持久的社会争议的要素（这个不局限在中国）；第二点是它如何成为了中国社会最显性的科技争议。
首先，转基因争议的出现当然与其是一种对自然的显著改造有关。但转基因绝不是唯一对自然进行改造的技术。飞机、移动通讯等等技术都不是自然发展出来的。但偏巧，转基因又涉及到食物和农业。前者足以牵动所有人的神经，后者则极为容易被理想化，中外历史上都不乏大量理想化农业生活的案例。但还有一点，就是转基因技术又不是一个人们作为用户不得不用的技术。我担心坐飞机掉下来，但不得不坐。可作为消费者，人们可能并不关心农民应对杂草有多难（我自己种菜，知道这一点的困难）。另外，转基因技术出现的时机正好赶上人们开始普遍反思现代科技的时候，正好赶上反战一代成长为社会中坚，正赶上西方进入后工业时代后，环保被作为一种基本价值得到普及，被作为一种几乎等同于吃饱穿暖的基本需求。而转基因技术并不是直接解决吃饱穿暖需求的，而是“吃得更好，穿得更暖，还要成本更低”，而这些，在将环保作为基本价值的人眼里，完全是附加的，可有可无的。
第二，转基因为什么成为中国社会最显性的争议呢？我觉得这与社会性因素和公众的心理性因素都分不开。从社会性因素上讲，国际转基因争端提供了机遇，但主导转基因的农业部作为弱势部委无法主导舆论，在中国，反转人士反复把转基因与政府是否值得信任联系到一起，导致其受到普遍质疑。从心理因素上讲，决定公众科技态度的最核心几个因素（变量）——信任、风险感、价值认同等——都在成为积极影响公众态度的肇因。注意力因素和筛选判断信息的框架，都在影响着公众对已经成为热点争议的转基因议题的接纳或拒斥。而且，转基因争端越是发展，越是和其他的社会议题纠缠到一起。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重建对话与沟通的社会信任是否还有可能？我觉得有可能，但很难。我刚才已经讲过转基因议题极端敏感化后导致极端态度的心理机制。如果我们把这些心理机制与当代中国社会的现状相结合，就会发现它们对社会裂痕起到了扩大器的作用。大多数人本来对科技议题并不感兴趣，也不关注其中的是是非非。但因为转基因议题的高度敏感性，加上人们关注负面、关注值得注意对象的自我保护本能，就使得在公共语境中，人们容易对其关注并发表意见。而动机性推理的心理趋势，则容易让人们坚持自己先入为主认定的思路。所以对话并不容易。
但我仍然觉得有可能，对此谨慎乐观。因为不管有多少人觉得转基因不安全，中国转基因大豆油的消费量基本上从来没有下降。这实际上说明，人们的行为并不一定由显性的态度支配。转基因大豆油的竞争优势摆在那里，最终中国大多数人仍然会考虑经济问题。
第二点在于如果中国政府真的采取强力措施推动转基因，这未尝不是消除社会纷争的手段。我在其他地方说过，最终转基因是否产业化，是一个政治决定。但一旦形成了国家的政治决定，往什么方向影响普通人对转基因的看法仍然是非常重要的。
